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后能收回旅大，收不回外蒙古？
新中国成立后，收回旅大（大连和旅顺）和未能收回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是两个截然不同、历史背景迥异的事件。它们背后涉及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国自身的实力以及外蒙古自身的选择，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收回旅大：历史的延续与主权的回归
旅顺和大连，这两颗“镶嵌在北方海岸线上的明珠”，在中国近代史上承载了太多屈辱与抗争。旅顺曾是俄国在远东的太平洋舰队基地，大连则成为日本在东北的重要港口。在国民政府时期，这两个地方的主权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彻底解决。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朝鲜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民族自信。此时，收回旅大，主要是在以下几个关键节点上实现的：
1.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修订与影响： 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时，中国在雅尔塔会议的背景下，被迫同意苏联在旅顺和大连的特殊权益。条约规定，在战争结束后，旅顺的军港应由苏联管辖，大连的港口则由中苏共同管理，苏联享有优先权。这在客观上造成了旅大地区主权的分割。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与之前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在1950年2月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虽然条约延续了关于旅大权益的规定，但中苏双方明确表示，一旦对日和约缔结，苏方将撤兵，旅大主权将全部归还中国。这个承诺为日后收回旅大奠定了基础。
2. 朝鲜战争的契机： 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旅大地区成为了抗美援朝的重要战略基地。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与苏军在战术和战略上有了更紧密的联系。在战争期间，苏联虽然在旅大拥有权益，但实际上中国在行政和军事管理上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更重要的是，志愿军入朝作战后，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显著增强，与苏联的战略合作也更加紧密。
3. 和平解决与主权回归的实现： 1952年，随着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的签署，国际形势趋于缓和。1954年10月，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与赫鲁晓夫举行了会谈。在这次会谈中，苏联明确表示同意将旅顺口的海军基地和在中国境内的一切属于苏联的权利，无条件地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1955年5月25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旅顺口海军基地协定》，苏联军队全部撤离旅顺，并将旅顺的全部主权和资产无偿移交给中国。大连也随之完全回归中国的直接管辖。
这次收回，并非通过武力或强制手段，而是在友好协商和 Treaty 的框架下实现的。它象征着中国人民摆脱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控制，重新掌握了自己领土的完整主权。这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国际关系中拥有了更大的自主权和谈判筹码，能够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
未能收回外蒙古：历史的现实与独立的抉择
外蒙古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外蒙古早在1921年就获得了事实上的独立，并在1945年通过了公民投票，正式确认其独立地位。而新中国成立时，外蒙古已经是一个拥有自己国家机构、外交关系和国际承认的国家。
1. 历史渊源与国民政府的承认： 辛亥革命后，外蒙古在俄国势力的扶持下，宣布脱离中国独立。尽管中国历届政府（包括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都未完全承认外蒙古的独立，但国民政府在1945年由于对苏联的援助需求（例如，苏联帮助中国对日作战），被迫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承认了“外蒙古人民的独立”。这一承认，是基于当时特定的国际政治环境和国民政府的战略考量。
2. 新中国成立后对蒙古的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面临的是一个既成事实的国际关系格局。外蒙古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已经与苏联建立了牢固的联盟关系，并且在国际社会上获得了广泛承认。
毛泽东在1949年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谈到关于外蒙古独立的问题，他表示“外蒙古的独立，是中国人民和蒙古人民自己的事情，应该由他们自己决定。”这句话的含义复杂，既有对历史事实的认知，也包含了一种在复杂国际关系下的审慎态度。
更直接的是，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政府就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承认了其独立地位。这一举动是基于对既成事实的承认，也是为了稳定边疆，避免引发与苏联的直接冲突，同时也是为了争取苏联的支持，为新中国的建设赢得一个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
3. 国际政治的现实与苏联的强大影响力：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国家实力相对薄弱。在与苏联这一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领袖打交道时，中国需要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和战略耐心。外蒙古与苏联在地缘政治上紧密相连，并且在意识形态上属于同一阵营。在这种情况下，强行要求收回外蒙古，不仅在国际上会面临巨大的阻力（尤其是来自苏联的阻力），还可能引发与苏联关系的恶化，这对于刚刚诞生的新中国而言，是不利的。中国需要苏联在经济、军事和政治上的支持来巩固新生政权，对抗来自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压力。
4. 蒙古自身的意愿和国家认同： 更为关键的是，外蒙古在独立几十年后，已经形成了独立的国家认同和民族意识。在经历了与中国的长期分离后，蒙古人民也希望维护自己的国家独立和主权。即便中国想要收回，也面临着来自蒙古人民自身的强大阻力。
因此，新中国政府在1949年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并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建交，是基于对国际政治现实的深刻认识、国家实力的考量以及与苏联关系的战略定位。这是一种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为了国家整体利益而做出的理性选择。虽然从民族情感上，很多中国人会感到遗憾，但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收回外蒙古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并且可能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
总结来说：
收回旅大是国家实力增强、国际地位提升，并在友好协商框架下，在原本就存在主权争议的情况下，通过兑现条约承诺实现的国家主权回归。
未能收回外蒙古是基于既定的国际承认、国家实力的限制、地缘政治的现实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自身独立的国家认同。新中国在承认既成事实的基础上，选择了与蒙古建立友好关系，将精力集中在建设国家和维护核心利益上。
这两个事件的对比，清晰地展现了新中国在复杂国际环境中，如何以务实和审慎的态度，在不同的历史节点上，维护和争取国家利益的。旅大的回归是主权的完整，而外蒙古的独立则是对当时国际政治现实的接受和对新中国早期战略选择的体现。
收回旅大：历史的延续与主权的回归
旅顺和大连，这两颗“镶嵌在北方海岸线上的明珠”，在中国近代史上承载了太多屈辱与抗争。旅顺曾是俄国在远东的太平洋舰队基地，大连则成为日本在东北的重要港口。在国民政府时期，这两个地方的主权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彻底解决。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朝鲜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民族自信。此时，收回旅大，主要是在以下几个关键节点上实现的：
1.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修订与影响： 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时，中国在雅尔塔会议的背景下，被迫同意苏联在旅顺和大连的特殊权益。条约规定，在战争结束后，旅顺的军港应由苏联管辖，大连的港口则由中苏共同管理，苏联享有优先权。这在客观上造成了旅大地区主权的分割。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与之前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在1950年2月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虽然条约延续了关于旅大权益的规定，但中苏双方明确表示，一旦对日和约缔结，苏方将撤兵，旅大主权将全部归还中国。这个承诺为日后收回旅大奠定了基础。
2. 朝鲜战争的契机： 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旅大地区成为了抗美援朝的重要战略基地。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与苏军在战术和战略上有了更紧密的联系。在战争期间，苏联虽然在旅大拥有权益，但实际上中国在行政和军事管理上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更重要的是，志愿军入朝作战后，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显著增强，与苏联的战略合作也更加紧密。
3. 和平解决与主权回归的实现： 1952年，随着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的签署，国际形势趋于缓和。1954年10月，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与赫鲁晓夫举行了会谈。在这次会谈中，苏联明确表示同意将旅顺口的海军基地和在中国境内的一切属于苏联的权利，无条件地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1955年5月25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旅顺口海军基地协定》，苏联军队全部撤离旅顺，并将旅顺的全部主权和资产无偿移交给中国。大连也随之完全回归中国的直接管辖。
这次收回，并非通过武力或强制手段，而是在友好协商和 Treaty 的框架下实现的。它象征着中国人民摆脱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控制，重新掌握了自己领土的完整主权。这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国际关系中拥有了更大的自主权和谈判筹码，能够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
未能收回外蒙古：历史的现实与独立的抉择
外蒙古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外蒙古早在1921年就获得了事实上的独立，并在1945年通过了公民投票，正式确认其独立地位。而新中国成立时，外蒙古已经是一个拥有自己国家机构、外交关系和国际承认的国家。
1. 历史渊源与国民政府的承认： 辛亥革命后，外蒙古在俄国势力的扶持下，宣布脱离中国独立。尽管中国历届政府（包括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都未完全承认外蒙古的独立，但国民政府在1945年由于对苏联的援助需求（例如，苏联帮助中国对日作战），被迫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承认了“外蒙古人民的独立”。这一承认，是基于当时特定的国际政治环境和国民政府的战略考量。
2. 新中国成立后对蒙古的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面临的是一个既成事实的国际关系格局。外蒙古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已经与苏联建立了牢固的联盟关系，并且在国际社会上获得了广泛承认。
毛泽东在1949年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谈到关于外蒙古独立的问题，他表示“外蒙古的独立，是中国人民和蒙古人民自己的事情，应该由他们自己决定。”这句话的含义复杂，既有对历史事实的认知，也包含了一种在复杂国际关系下的审慎态度。
更直接的是，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政府就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承认了其独立地位。这一举动是基于对既成事实的承认，也是为了稳定边疆，避免引发与苏联的直接冲突，同时也是为了争取苏联的支持，为新中国的建设赢得一个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
3. 国际政治的现实与苏联的强大影响力：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国家实力相对薄弱。在与苏联这一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领袖打交道时，中国需要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和战略耐心。外蒙古与苏联在地缘政治上紧密相连，并且在意识形态上属于同一阵营。在这种情况下，强行要求收回外蒙古，不仅在国际上会面临巨大的阻力（尤其是来自苏联的阻力），还可能引发与苏联关系的恶化，这对于刚刚诞生的新中国而言，是不利的。中国需要苏联在经济、军事和政治上的支持来巩固新生政权，对抗来自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压力。
4. 蒙古自身的意愿和国家认同： 更为关键的是，外蒙古在独立几十年后，已经形成了独立的国家认同和民族意识。在经历了与中国的长期分离后，蒙古人民也希望维护自己的国家独立和主权。即便中国想要收回，也面临着来自蒙古人民自身的强大阻力。
因此，新中国政府在1949年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并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建交，是基于对国际政治现实的深刻认识、国家实力的考量以及与苏联关系的战略定位。这是一种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为了国家整体利益而做出的理性选择。虽然从民族情感上，很多中国人会感到遗憾，但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收回外蒙古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并且可能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
总结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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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收回外蒙古是基于既定的国际承认、国家实力的限制、地缘政治的现实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自身独立的国家认同。新中国在承认既成事实的基础上，选择了与蒙古建立友好关系，将精力集中在建设国家和维护核心利益上。
这两个事件的对比，清晰地展现了新中国在复杂国际环境中，如何以务实和审慎的态度，在不同的历史节点上，维护和争取国家利益的。旅大的回归是主权的完整，而外蒙古的独立则是对当时国际政治现实的接受和对新中国早期战略选择的体现。
网友意见
旅顺对沙俄或者苏联的战略意义要比蒙古重要多了，要不然不会日俄双方争了半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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