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鉴学派的真正内在精髓是什么？
咱们不妨想象一下，传统的历史写作，就像是在一条时间线上，把一个个重要的“点”——皇帝登基、战争爆发、条约签订——用线串起来，勾勒出王朝的更迭，英雄的壮举。这种写法当然有它的价值，但年鉴学派不满足于此。他们觉得，历史的河流，不全是这些汹涌的浪头，更有那深埋河床下的暗流，以及浸润河岸的土壤，它们同样塑造着一切。
所以，年鉴学派的第一个精髓，可以称之为对“长时段”的关注。 这不是说他们不关心具体事件，而是说，他们认为，那些深刻地影响人类命运的，往往是那些缓慢变化、几乎难以察觉的力量。比如，气候的变化、农业技术的进步、人口的增殖或衰减、生产方式的演进，这些东西不是一年两年就能改变的，而是要经过几十年、几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显现出其巨大的力量。
想想看，一个国家的兴衰，难道仅仅是因为某个皇帝的英明或昏庸？更多时候，是土地贫瘠了，人口压力太大了，对外来的技术和思想闭塞了，这些潜移默化的改变，才是更根本的原因。年鉴学派的学者们，他们像考古学家一样，去挖掘这些深层的结构，去理解那些构成我们生活背景的，却往往被忽略的“背景”本身。
第二个精髓，是它对“整体性”的追求。 这里的“整体性”，不是把所有事物都混在一起，而是要看到不同领域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他们不愿将历史割裂成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这样孤立的板块。相反，他们要的是一种“全景式”的观察。
举个例子，在研究某个时期的经济状况时，年鉴学派不会只看粮价和税收，他们会去看看当时的社会习俗，人们的信仰，他们如何看待财富，甚至他们穿什么样的衣服，吃什么样的食物。因为这些看似“非经济”的因素，往往会深刻地影响经济的运行方式。同样，政治的决策也必然受到社会结构、人们的心理状态以及地理环境的影响。
这种整体性的视角，也意味着年鉴学派非常欢迎来自其他学科的工具和方法。他们大量借鉴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甚至心理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他们认为，历史研究不是一门封闭的学科，而是需要不断吸收其他知识养分才能丰富和深化的。
第三个精髓，或许是它对“生活”本身的好奇。 传统史学可能更关注精英人物和宏大叙事，而年鉴学派则把目光投向了普通人，投向了那些“沉默的大多数”的生活。他们关心的是，在那个遥远的时代，人们是如何劳作的？他们吃什么？穿什么？怎么结婚？怎么生病？他们是如何看待生与死？他们有什么样的情感？
这是一种“地方性历史”和“微观史”的转向。他们深入到乡村、城市，甚至一个家庭，去发掘那些日常生活的细节。因为在这些看似琐碎的细节里，隐藏着最真实的人类经验，也最能体现长时段的结构性力量对人们生活的影响。
当然，年鉴学派并非铁板一块，在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多次“转向”。从最初对地理环境和经济结构的强调（第一代），到后来对社会结构和长时段的关注（第二代），再到后来对心态、情感和文化的挖掘（第三代），以及对叙事和认知方式的反思（第四代），甚至更近期的对“全球史”和“跨国研究”的探索，它们都代表着对历史认识的深化和拓展。
但贯穿始终的，我认为就是那种对“历史的深度”的追求，对那些不易察觉、却又影响深远的力量的探寻，以及对人类经验的全面和细致的理解。 它要求我们放下对宏大叙事的迷恋，去倾听历史更低沉的呼吸，去感受它更绵延的脉动。这是一种更耐心、更谦逊、也更富于同情心的历史观。它提醒我们，我们所处的时代，也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片段，我们也在被各种我们可能尚未察觉的力量塑造着。理解了年鉴学派，或许我们也能以一种更广阔、更深刻的视角来审视我们自己的存在。
网友意见
非年鉴派粉丝强答。
当我们在使用“年鉴学派”这个名词时，首先，一个问题是：几代思想，方法各不相同的历史学家们能否称为一个统一学派？《封建社会》《16世纪的不信教问题》《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蒙塔尤》《书籍的秩序》这些著作之间难道存在一个延续的统一不变的内核吗？
按照丹尼尔·罗什所说：
“年鉴学派并不是什么真实存在的东西，而是80年代虚构出来的。围绕着那场杂志确实有一场运动，但那不是一个学派，人们并没有想要确定非常明确的目标；相反，它非常开放，尤其是对于各种社会科学非常开放。”
我们不能脱离支撑起历史知识生产的地点空谈历史学的实践。年鉴派前两代人强调的对经济史/社会史的强调，以及“历史学要作为社会科学的中心”的口号不仅仅体现在学科方法上，同样体现在出版、资金、地位等学术资本上。年鉴学派的历史书写首先是一个关于“学阀行径”的特定学术场域上的运作：实践围绕着法国大学，《年鉴》杂志（1929），高等实践研究院第六部（1946），历史研究中心（1949），人口史实验室（1972），以及法兰西高等研究院等学术机构所展开，教学岗位、职称、论文与专著数量的变化标志着新史学方法对旧史学的胜利。而在1966年，在“富歇改革”之中，历史学失去了在学科体制中的领导地位，只因为雇主认为数学与科学更值得更多关注，这一事件与“五月风暴”一起促成了年鉴杂志编委会的转型。
而前面几位答主所提及的一种观念上的“年鉴学派”则是值得商榷的：如果将前两代人的“整体性”“长时段”“科学化”看做年鉴学派的特色，那么例如《蒙塔尤》这样的“碎片化的”“叙事的”历史学该如何纳入这一传统？第三代人的学术成果可以称作是“断裂性的”，以至于来自左右翼的批评者们要以不同的方式发出相同的疑问：总体史的抱负哪里去了？一个80年代的历史系学生能从哪本历史著作中找到历史的“全景画”？
年鉴派的观点固然存在连续性，但他们的实践反映出了20世纪以来史学思想的巨大变化。我们不妨在更大的视域下看待围绕着年鉴杂志的全体历史学家们：他们的最大公约数是一种“新方法”与“开放性”，即与其他学科的对话。费弗尔的地理历史学与宗教研究明显受惠于法国的地理学与人类学传统；布洛赫对集体意识的关注则很大程度来自于涂尔干；布罗代尔对衣食住行与“周期”的关注反映出了向统计学与经济学靠拢的“科学化”趋势；而第三代以后的历史学家们大多同样曾经参与严格量化的热潮，但他们最终转向了语言学与人类学方向，他们的转变也是世界范围内“去科学化”“历史叙事的复兴”的一部分。既然接受了其他学科的方法，那么研究对象与史料范围的扩大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我们也不必将这些转变完全归功于年鉴学派，他们同样在历史学的浪潮之中。在费弗尔与布洛赫之前，弗朗索瓦·西米安已经为经济史打下了坚实的根基；马克思·韦伯与埃利亚斯同样关注一种“长时段”“整体性”的雏形；归功于计算机技术的进步，在布罗代尔的时代，计量史学在美国风行一时（布罗代尔要到80时代才被英语世界广泛引用）；说到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关注，对人类学方法的引用，我们同样不应该忘记来自布克哈特与赫伊津哈的“伟大的传统”，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对“自上而下的历史学”的强调，以及80年代英美历史学家们在新文化史方向上的突出贡献——而在年鉴学派内部，菲利普·阿利埃斯的著作却被长期忽视了，这一点上他们并不领先国外同行们多少。
至于某匿名回答就很可笑了：
.对于一般的历史爱好者来说，年鉴学派的著作（以及其他爱玩理论的学派的著作）简直是噩梦，越是重大的人物、事件，年鉴学派越是不提，越是你想了解的。，年鉴学派越是不写。基本都是宏观阐述，没有历史细节。所以聪明的历史写手都去http://archive.org下载19世纪的老书，史料足。不太聪明的人只能到维基百科找点历史细节。、
这就是只读了些布罗代尔就敢出来搞笑的，不用猜也知道是只知道翻藏起来吃灰的文字档案的旧政治史信徒了。究竟什么是细节？对国王神迹仪式的历史记录是不是细节？小山村里家家户户的生活是不是细节?关于儿童的图像与服装是不是细节？关于三色旗，马赛曲，贞德的历史记忆是不是细节？
但有些吊儿郎当混日子的所谓“学者”，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一提到经典作品，立刻就说：“过时了”。问题是，如果真是去看历史的话，哪有嫌历史陈旧的道理。资料陈旧不是什么坏事。观点也许会陈旧，但为什么非要看观点呢，我们明明是去看历史的。
史料范围的空前扩大必然会产生不同的历史书写结果，做个不恰当的比方，你拿着19世纪的考古成果去论证金字塔不是埃及人建起来的，是狡猾的西方人伪造的，这有什么意义呢？
彼得伯克在《法国史学革命》中指出，在今日看来年鉴“学派”或年鉴“范式”的提法似乎已经过时了，因为随着年鉴的发展，已经越来越难用一种统一的话语去评价这一群人了，从这个角度而言，更为合适的提法或许是“作为运动的年鉴”“作为网络的年鉴”，甚至是“作为家庭的年鉴”。什么是年鉴学派的内核呢？在我看来，是对于实证主义史学的不满足和与其他社会学科之间的交融。
在开始阐释年鉴的内核之前，我们首先要对一些经典的误解做出澄清，很多人对于年鉴的印象是“长时段”“计量”“注重社会史而排斥政治事件”以及更加形象的“历史是大海，而政治事件只是表面的浪花”的比喻，但是实际上，与其说这些是年鉴学派的特点，不如说是布罗代尔个人的特点，甚至于上述的某些特征用来评价布罗代尔都是不太合适的，比如对“计量史”的强调并非来自布罗代尔，而是拉布鲁斯，而布罗代尔也只是在《地中海》的第二版时才跟上了这一潮流，就像彼得伯克所指出的，年鉴学派，已经难以用统一的范式评价了。
破解这种“社会史神话”只需要关注作为年鉴创始人的布洛赫就好了，在他关于中世纪封建社会和乡村的研究之外，他的另一本著作《国王的触摸》（中译本名为《国王神迹》）关注了18世纪以前流行于英法两国的神圣仪式：国王的触摸可以治愈淋巴结核的皮肤病。通过对这一仪式的研究，布洛赫进一步探讨了中世纪以来的王权观念，布洛赫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涂尔干社会学的影响，尤其对“集体心态”十分关注，而在这种研究方式中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年鉴第三代“文化转向”的影子。
当然，从某种程度上另一位年鉴创始人费弗尔或许更值得关注，这并非是因为他的学术成就更高，而是因为他实际上成了布罗代尔“学术上的父亲”，他将自己著名的《16世纪的不信教问题》“饱含希望”地献给布罗代尔，但是他对布罗代尔更大的影响他对于地理的关注。布罗代尔曾就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向费弗尔征求意见，费弗尔回复他：“菲利普二世与地中海世界的选题不错，但是地中海世界与菲利普二世更好。”这直接决定了这本书的全新结构：长时段的地理问题被置于三个部分的开头。但是与费弗尔不同的是，虽然布罗代尔坚决否认自己持有地理决定论的观念，但是在他反复使用“人是地理环境的囚徒”这一比喻时，是否是个决定论者也只是个定义问题。
因此在这里简单对前两代的年鉴学派做一个总结，年鉴的初衷是对于当时实证主义政治事件史的不满足，费弗尔和布洛赫不约而同的想要创建一门新史学，以使得历史学真正成为一种科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采用多种史学方法：以问题导向而非叙事顺序作为写作主线；对不同国家、区域的比较性研究；与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的融合；对长时段的关注以及相应作为方法的计量史学。这些主张并非年鉴的独创，但是年鉴却是第一个将他们整合在一起的，而这些主张则被更为激进的布罗代尔传达给了全世界。
如果说前两代的年鉴仍然有清晰的脉络，那么从第三代开始年鉴开始变得更加多元化，然而不变的是年鉴的“家庭关系”，布罗代尔延续了费弗尔的家长风范，他称年轻同行们为“小皮埃尔”“小雷维尔”，而皮埃尔·肖努也深情的表示：“我深爱布罗代尔，就像深爱我的父亲。”然而彼得伯克也指出，与这种亲密关系同时存在的是一种奇怪“祖父法则”，即第三代年鉴人在深爱布罗代尔的同时，却又不约而同的想要摆脱父亲的约束，进而回归到了祖父的学术路径上来，由此产生了第三代的“文化转向”，即伏维尔所说“从地窖到顶楼”。
布罗代尔十分重视社会史以及与之相关的人口史、经济史侧面，这些方面也是计量史学得以施展的方面，这些构成了他长时段理论的基础，然而第三代年鉴人则转而关注一些相对冷门的文化现象，比如儿童、梦境、死亡、身体、妇女等等。年鉴学派的第三派掌门人勒高夫重点考察了中世纪的时间观念，而乔治杜比则关注了欧洲“礼物文化”的兴起，但是需要强调的是他们所关注的并非这些现象本身，他们书写的并非一本《法国礼物史》，而是礼物经济背后的集体心态和权力结构。最典型的是伏维尔的《巴洛克虔诚与非基督教化》，他通过对三万份遗嘱的研究，揭示了18世纪时葬礼风俗的去基督教化，并进而考察了这一转向如何从贵族传播到农民、从大城市传播到乡村。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第三代年鉴学人对父辈的挑战，从费弗尔和布洛赫到第三代的勒高夫和乔治杜比，年鉴学派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布罗代尔甚至对第四代年鉴人弗雷说过：“如果你有一个平庸的学生，那就让他去研究1789吧。”然而讽刺的是，不仅从第三代开始，年鉴学派开始出现大量研究法国近代的著作，弗雷更是被称为“法国大革命两百年学术王”，而更为直接的反动在于，对于近代历史的研究不可能离开叙事，于是作为年鉴学派最初反对对象的政治事件史，在年鉴学派内部复兴了——虽然这早已不是布罗代尔所反对的那种事件史。
然而反动并不意味着落后，第三代年鉴学人真正做到了将年鉴杂志发扬光大，伏维尔、莫娜奥祖夫将文化史转向带入了大革命的研究，从而推动法国近代史学研究的发展，作为掌门人的勒高夫长期担任电视节目“周一论史”的主持人，正是从第三代开始，年鉴学派走入了社会主流，他们从最初的反叛者成为了毫无争议的统治者。
对于今日的年鉴学派而言，“年鉴学派”这个词似乎已经失去了意义，这包括了内外两个原因，就内部而言，第四代年鉴人的学术趣旨已经更加无法概括，人类学、地理学、社会学、图像学，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领域都能看到年鉴学派的身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祖父法则”再次显现，部分第四代年鉴人甚至重新回归了布罗代尔的学术理路，从这个角度而言，年鉴学派之所以具有生命力，恰恰是因为他们之中并不存在一个作为“祖宗之法”的学术范式。而就外部而言，年鉴学派的主张已经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得到了认可，尤其是在第三代的新文化转向中，达恩顿、林亨特的研究思路与伏维尔、奥祖夫的研究并无二致，对于新史学的倡导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共识，费弗尔和布洛赫在创立年鉴时想要达成的目标如今已然实现。
最后，如何评价年鉴学派呢？或许威廉多伊尔对于法国大革命的评价同样适用于法国历史学的革命者：
“那个只知道容忍和接受的旧世界，再也不会人为地被重建起来了。”
刚刚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下另一个回答，然后决定把自己以前删掉的答案修改一下再发出来顺便指出一下另一个回答里的问题。
首先是题主的问题：由当时的高等研究院院长勒高夫主编，具有年鉴派对于自身总结性质的《新史学》这本论文集我觉得是最好的答案；另外彼得伯克的《法国史学革命》也不错。
然后我要指出另一个答案中的问题：
首先，年鉴派的历史学家们自始至终都很重视史料。雅克勒高夫，乔治杜比，勒华拉杜里，菲利普阿里埃斯（事实上，他的本职工作是个热带水果公司的职员，业余研究历史）难道不是答主所说的布罗代尔的徒子徒孙？你的意思是他们都不注重史料？那么《布汶的星期天》近百页的附录都是什么？《圣路易》文中详实的注释和后面近百页的附录都是什么？勒华拉杜里难道是脑补理论写出来的《蒙塔尤》？其次是“没有历史细节”，我也不清楚你所定以的历史细节是啥，请问《私人生活史》算吗？
至于关于学界的论述可以参考彭小瑜教授的论文《西方历史误读的东方背景：法律革命、宗教改革与修道生活》，至少比随意的扣学阀帽子要好得多
令人高兴的是，彭小瑜教授提议的外国语与世界史双学位培养已经逐渐在国内高校开始了。
而且，国内也一直有研究兰克等人的学术思想的文章，兰克的教皇史之前也有过节译，自己可以上知网搜索相关研究论文。
1. 研究整体的历史，反对由个别事件构成的历史，也就是反对历史主义，而且历史主义的关注点主要在政治史上。
2. 从文字档案的限制中解放出来，语言、符号、手镯都是历史研究的对象，而且历史需要吸收其他领域的成果，如经济学、地理学等。
3. 历史学家最重要的工作是提出问题
4. 历史学应当成为社会科学的中心
布罗代尔强调历史的连续性，事实上直到布罗代尔才提出了“长时段”这一概念。
按照费弗尔和布洛赫的理论，历史学家把注意力从独特性和不可言喻的事物引向研究限制和制约个人自觉选择的结构和事态，引向研究“社会的无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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