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战前德国不为奥匈帝国背书而是同俄国伙同肢解奥匈帝国会怎样？

这是一个极具颠覆性的假设，如果一战前德国不为奥匈帝国背书，反而与俄国联手肢解奥匈帝国，历史的走向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以下将从多个角度详细阐述可能出现的后果：

一、联盟格局的剧变与欧洲政治版图的重塑

三国同盟（德、奥、意）的瓦解：这是最直接和最核心的改变。德国抛弃奥匈帝国，意味着三国同盟的基石彻底动摇。意大利的立场将变得更加模糊，它一直以来就对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扩张心存警惕，甚至有领土野心。在德国转向俄国的情况下，意大利很可能会寻找新的盟友，甚至可能与法国、英国形成新的合作。
德俄联盟的形成：这将是欧洲地缘政治中最令人震惊的转变。此前，德意志帝国和沙皇俄国虽然在某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基本保持着一种脆弱的平衡。如果两国联手肢解奥匈帝国，这背后必然伴随着一系列重大的战略协议和利益交换。
德国的战略考量：德国可能认为奥匈帝国是一个包袱而非助力，其内部民族矛盾严重，难以有效支撑德国的扩张野心。与俄国联手，德国可以获得俄国在东方战场上的支持，避免两线作战的困境。同时，德国可能将重心转向欧洲西部，集中力量对抗法国和英国，或者利用俄国的力量来平衡英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
俄国的战略考量：俄国一直将自己视为斯拉夫民族的保护者，对奥匈帝国境内的斯拉夫民族（如塞尔维亚人、捷克人、波兰人）抱有同情和支持。肢解奥匈帝国符合俄国的民族主义和扩张主义目标。与德国联手，俄国可以获得德国在军事和经济上的支持，甚至可能在波兰问题上与德国达成某种默契（尽管这充满风险）。
新的欧洲秩序：奥匈帝国的消失将留下巨大的权力真空。
巴尔干地区的重新划分：塞尔维亚将极大地扩张其领土，可能吞并奥匈帝国内部的部分斯拉夫地区，成为巴尔干地区的主导力量。
东欧的民族国家涌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匈牙利、奥地利等民族，在没有奥匈帝国这个统一体的情况下，将更有机会独立建国。然而，这些新国家的边界划分将极其复杂，可能引发新的冲突。德国和俄国在这片区域的势力范围划分也将是争夺的焦点。
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命运：失去帝国，奥地利和匈牙利可能沦为次等国家，甚至被周围更强大的邻国瓜分或吞并。
英法协约的变化：面对德俄联盟的崛起，英法协约的压力会倍增。他们可能会加强合作，甚至试图拉拢其他国家来对抗新的欧洲力量平衡。意大利的立场将变得至关重要。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可能走向（或被避免）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不确定性：如果德俄联手肢解奥匈帝国，那么直接导致一战爆发的导火索——萨拉热窝事件——的性质和影响将完全改变。
奥匈帝国若仍存在：如果德国仍然选择支持奥匈帝国，但奥匈帝国在与塞尔维亚的冲突中，因为没有德国的明确军事支持而采取了更谨慎的态度，或者俄国能够迅速调动力量威胁德国，那么德国可能也会更加谨慎，避免全面战争。
奥匈帝国若已被肢解：如果奥匈帝国已经因为德俄的合作而解体，那么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之间的矛盾已经以另一种方式解决。但可能因为德俄在分割奥匈帝国领土时产生新的矛盾，或者其他欧洲大国对德俄联盟的崛起感到担忧，新的冲突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其形式和参与者将完全不同。
新的战争形式：即使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可能爆发新的冲突。这种冲突的焦点可能集中在：
德俄在东欧和巴尔干的利益划分。
英法对德俄联盟的遏制。
新生的民族国家之间的边界冲突。
战争的性质改变：如果战争爆发，它将更可能是德俄联盟与英法（及可能加入的国家）之间的对抗，而不是之前我们所知的同盟国与协约国的对抗。战争的规模、持续时间和结果都将难以预测。

三、对德国、俄国及内部民族政策的影响

德国的国内影响：
皇权和军国主义的挑战：德国在奥匈帝国问题上的政策转变，可能会引起国内保守派和民族主义者的强烈不满。这可能挑战皇权的权威，甚至可能引发国内的政治动荡。
经济和社会发展：德国可能将更多的资源和注意力投入到与俄国的合作以及在欧洲的战略扩张中。这可能加速德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但也可能因为与俄国的结盟而面临与英法贸易和殖民地扩张的限制。
对“日耳曼民族”观念的冲击：德国的行动将与其之前鼓吹的“日耳曼民族团结”的口号相悖，这可能对其国内的民族主义思想产生复杂的影响。
俄国的国内影响：
沙皇统治的巩固或动摇：如果肢解奥匈帝国并从中获得巨大利益，沙皇政府的威望可能会因此提升，有助于巩固其统治。然而，如果与德国的合作过程中俄国被德国边缘化，或者内部的民族主义情绪因为领土的重新划分而加剧，也可能加速革命的到来。
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俄国在肢解奥匈帝国中扮演的角色，将极大地激发其国内斯拉夫民族主义的情绪。这可能为日后苏联的民族政策埋下伏笔。
社会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与德国的合作可能为俄国带来技术和资金上的支持，促进其工业化进程，但这种依赖也可能使其在经济上受制于德国。
民族政策和民族主义的演变：
新的民族国家与边界纠纷：奥匈帝国消失后，新生的民族国家在边界划分上可能会产生严重的纠纷，而德国和俄国很可能利用这些纠纷来扩大自身的影响力。
少数民族问题：在新的国家格局中，各国的少数民族问题将更加突出，这可能成为新的不稳定因素。例如，德国在瓜分波兰时，与俄国在波兰问题上的合作将是关键，这可能导致波兰民族的进一步分裂和反抗。

四、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

殖民地的重新划分：如果欧洲主要大国的力量对比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殖民地的争夺和重新划分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德国可能会试图在非洲或亚洲获得新的殖民地，以补偿其在欧洲的战略调整。
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如果欧洲爆发新的冲突，美国可能会再次陷入孤立主义的泥沼。然而，如果冲突规模过大，美国也可能被迫介入，其介入的时间和方式将与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有所不同。
全球经济格局的重塑：欧洲大陆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平衡的改变，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全球贸易和经济格局。

总结来说，如果一战前德国不为奥匈帝国背书而是同俄国伙同肢解奥匈帝国，那么：

欧洲的联盟体系将完全颠覆，德俄联盟成为新的欧洲核心力量。
第一次世界大战很可能不会以我们所知的形式爆发，但新的、可能更具破坏性的冲突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东欧和巴尔干地区将经历剧烈的政治版图重塑，新生的民族国家将面临复杂的边界和民族问题。
德国和俄国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地位都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可能加速各自国内的政治变革进程。

这是一个充满了不确定性和连锁反应的假设。历史的走向是由无数因素交织而成的，这种根本性的假设改变了所有已知的起点，因此任何具体的预测都只能是基于推测。但可以肯定的是，欧洲乃至世界将走向一条与我们所熟知的历史截然不同的道路。

网友意见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第二部分脑洞太大，不如干脆忽略，我们单纯的看看如果德国没有为奥匈背书会怎么样，这样一来问题就非常简单了。

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事件发生的时候，奥匈帝国的决策层是什么样的呢？帝国有两个议会和两个内阁，这两个内阁各自对自己的议会负责，同时还有一个由两个议会选举出来的共同委员，然后三个共同部和共同大臣，也就是外交大臣、财政大臣和战争大臣，对这个共同委员会负责。但是因为维也纳的议会已经被解散，此时的奥地利首相卡尔-史格德是一个依靠皇帝非常法统治的无议会总理，共同委员会自然也就不存在了，所以起替代作用的是一个由皇帝、皇储、几个特定的大公、三个共同大臣还有两个首相组成的国务会议。

那么6月28日皇储弗兰茨-费迪南大公已经在萨拉热窝遇刺了。剩下的人就是皇帝、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伯爵、共同财政大臣比林斯基，他作为共同财政大臣还兼管作为帝国直辖特别领地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战争大臣克罗巴廷将军、奥地利首相史格德、匈牙利首相蒂萨-伊斯特万伯爵。

在这个决策集团里，皇帝已经84岁了，从1906年以后他就已经渐渐淡出核心决策层了，仅仅通过给皇储制造麻烦来维持自己的存在感，现在皇储突然没了，他虽然并不太痛苦，但是非常震惊，这位皇帝的漫长人生里目睹了太多亲人的死，所以他此事对处理事件并没有明确的态度。

贝希托尔德伯爵作为外交大臣兼任国务会议的主席，这也是为什么他有时候被叫做帝国宰相的原因，他实际上是亲俄派，是奥匈帝国内部主张对俄国亲善的一派，他的恩师艾伦塔尔伯爵也是，当艾伦塔尔作驻彼得堡大使的时候他是艾伦塔尔的部下，艾伦塔尔升任外交大臣的时候他升任驻彼得堡大使，艾伦塔尔死后他又升任外交大臣，皇储之所以支持他们俩，是因为他们亲俄，但是因为艾伦塔尔推动的吞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策，却让皇储、艾伦塔尔和贝希托尔德三个人成了俄国人眼中的仇敌。而且这位伯爵的立场被他的懒散冲淡了，他这个人对外交大臣的地位的爱和对外交大臣的事务的厌恶基本相当，他因为喜欢地位和制服所以希望保住自己的位置，但是又不愿意像艾伦塔尔那样积极的去采取行动。所以他很多时候表现出来的是一个高级公务员的作风而不是一个政治家的作风。他是在28号和妻子逛街的时候接到皇储遇刺的消息的，当时他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他的概念主要取决于其他人。

那么在场的人又怎么看呢？首先是财政大臣或者说共同财政大臣，因为奥匈各有自己的财政大臣，比林斯基是一个制度上就无足轻重的人，这个职位的主要职责就是借外债，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更多的事情可干。但比林斯基伯爵这时候最积极的主张开战，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他已经把刺杀归咎于塞尔维亚，并认定刺杀是“战争行为”了。原因也很简单，这样一来行政当局对皇储保护不力的问题就可以减轻了嘛。

此时的战争大臣克罗巴廷将军是一个老人，当奥芬贝格将军为皇储承担U计划的责任而辞去战争大臣的职位的时候，奥匈帝国军内高级将领没有一个愿意出来接任，因为人人都知道奥芬贝格是皇储的人，而且皇帝已经80岁了，谁这个时候站出来继任无疑是自毁前程，只有克罗巴廷原因，因为他已经老了，当一任战争大臣退休也不是什么坏事。这个人是主张对塞尔维亚宣战的，原因很简单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虽然是帝国直辖的，当地行政长官由共同财政大臣兼任。但皇储终究是去出席临时军事演习的，皇储对塞拉热窝的访问，安全也由军队负责。皇储遇刺战争部责无旁贷。只有把刺杀确定为塞尔维亚的战争行为才能洗清军队的责任。所以他热烈的支持比林斯基伯爵。

如前所述奥地利首相卡尔-史格德是一个缺乏影响力的首相，因为他的政策依靠的是皇帝的背书而不是议会的多数票，维也纳的议会已经被解散，奥地利的内阁是一个无议会的依靠皇帝非常法执政的内阁。所以虽然他支持开战但事实上影响力并不大。

那么维也纳的决策核心里真正有力量的人是谁呢？说到底就是两个人而这两个人刚好代表着天枰的两端，他们两个人角力的结果决定了维也纳政策的走向，或者说这两个人一起决定了维也纳政策的走向。

这两个人里主战的那个人就是总参谋长康拉德将军，6月的这次特别军事演习里他一直陪在皇储身边，一直到6月28日刺杀当天才分开，他10点30分上了去克罗地亚的火车11点30分皇储就遇刺了。他是在在下午列车到达阿格拉姆或者叫萨格勒布的时候才从被赶到火车上找他的雷门将军那里知道了皇储遇刺的消息。

康拉德将军无疑是主张宣战的人，因为他主张对塞尔维亚发动一场“预防性的战争”已经很久了，但是都遭到了皇帝和皇储的反对。而且随着事件的推移康拉德将军的地位已经越来越岌岌可危。康拉德将军有理想，有才能，但他的才能和他的理想不太相称，而他的私生活和道德水平与他的理想更不相称。而这个问题在把道德看作是用人的决定性标准之一的皇储费迪南大公主导军队的情况下危害就愈发明显。

首先康拉德将军自己和一位有夫之妇的恋爱已经让他的个人形象在虔诚的皇储眼里变得非常令人厌恶了，但这还不算完，他儿子卷入扬德里奇间谍案就让他的形象进一步边遭。但这还不算完，1913年的雷德尔丑闻案里，皇储和皇帝都希望严查到底，但是康拉德将军却给了雷德尔一把手枪让他自己自杀了事。皇帝对此深恶痛觉，皇储则对康拉德个人完全绝望。到1913年秋天康拉德的命运已经注定了，但是秋季演习上皇储支持的人没有取得出色表现，于是皇储增加了1914年的特别军事演习，在这次演习上皇储心目中的总参谋长人选，和前总参谋长贝克大将心目中的继任人选“贝克的皇储”波蒂奥雷克将军，一个亲自参加演习另一个作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驻军长官都将增加自己的影响，为取代康拉德铺平道路。但是皇储的死给已经到了倒台边缘的康拉德机会。他迫切的想要发动一场战争来稳固自己的处境。改善自己的形象，即使不能成为英雄也可以把潜在的竞争对手踢到战场上去冒险。但问题在于6月27日刺杀当天和第二天他都在回维也纳的路上。

另一个也在赶往维也纳的人是匈牙利首相蒂萨，蒂萨一贯不喜欢皇储，因为皇储要推动三元化改革，吞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也是三元化改革的一部分，而康拉德发动对塞尔维亚战争无疑还将进一步扩大帝国在巴尔干的领土，为三元化改革进一步创造条件。而且此时还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刺杀和塞尔维亚有关。而且蒂萨自己在三月份刚刚提出一项改变巴尔干现状的政策主张，也就是蒂萨自己所谓的“长手外交”。这项政策主张通过德奥的密切合作，加强在巴尔干的影响，把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都纳入中欧盟国阵营，从而抵消俄国在巴尔干的影响，重塑巴尔干的外交格局。关于这项政策备忘录在6月24日刚刚有了一个初步的文本。蒂萨肯定不能坐视萨拉热窝事件搅乱自己的外交政策。

而且蒂萨比康拉德的位置占优势，所以6月29日刺杀次日，蒂萨就在巴德伊舍尔拜会了皇帝，皇帝此时还没有把刺杀和塞尔维亚联系在一起，所以皇帝对蒂萨说刺杀案不会影响帝国的外交政策。但是29日晚上蒂萨赶到维也纳的时候，摇摆不定的贝希托尔德伯爵已经被首都的主战派影响了。主张对塞尔维亚采取武力。于是当天蒂萨就向巴德伊舍尔发了一封电报抗议皇帝的大臣正在利用萨拉热窝刺杀案改变帝国的外交政策。

有意思的是29日去找贝希托尔德伯爵的人不只蒂萨一个，蒂萨走后终于赶到维也纳的康拉德将军也去见了外交大臣，康拉德了解贝希托尔德的风格，所以他明确提出7月1日就对塞尔维亚宣战，同时动员。而贝希托尔德对康拉德将军却完全没有提他之前对蒂萨说的对塞尔维亚开战的主张，相反他不同意康拉德的要求，提出外交解决的方案，比如要求塞尔维亚政府妥协，解散反奥组织、撤换警察局长等等，而且要求总参谋长在与皇帝交流以前不要发出任何军事命令。

也就是说到6月29日贝希托尔德实际上还在摇摆不定，他个人并不反对武力解决，但是他没有下定决心，所以他在反战的蒂萨面前张牙舞爪，却在张牙舞爪的康拉德将军将军面前保持镇定。但是内心深处贝希托尔德是倾向于武力解决的，因为也在这一天他对德国驻维也纳大使契尔什基表示了武力解决塞尔维亚问题的倾向。于是引起了这位德国大使的惊慌。这位德国大使在第二天给柏林发了一封电报表示奥匈帝国可能会谋求与塞尔维亚进行总清算，认为柏林必须以非常严肃有利的方式警告维也纳不要采取草率的行动。从这封电报里我们可以看出德国大使是反对奥匈对塞尔维亚宣战的。

6月30日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回到维也纳，此时的皇帝和前一天的蒂萨差不多，都是刚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贝希托尔德伯爵到美泉宫拜会他的时候，才第一次透露出宣战的可能性，但是皇帝显然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主张所以强调在没有证据也没有取得蒂萨的同意以前不能采取行动。也就在这一天威廉皇帝批示了德国大使契尔什基的电报，并且强调“让契尔什基停止干蠢事”奥匈帝国“必须与塞尔维亚清算，而且马上动手”。这是此后契尔什基态度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进入刺杀之后的第三天，蒂萨依然反对开战，他在拜会皇帝的时候强调没有证据证明刺杀事件与塞尔维亚有关，而且希望皇帝能够利用大公的葬礼争取德国对奥匈帝国的和平政策，也就是他的长手外交的支持。而同一天贝希托尔德伯爵也在康拉德将军面前拿蒂萨给自己当挡箭牌，他说首先蒂萨反对宣战，其次蒂萨反对宣战的原因一旦对塞尔维亚作战，俄国就会干预，而德国会对奥匈帝国见死不救。同时还把蒂萨的长手外交的备忘录拿给康拉德看，表示外交部正在准备一个和德国一起争取罗马尼亚的备忘录。康拉德对应该征求德国的意见的问题表示赞同。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到七月一日，康拉德和蒂萨两个人的矛盾已经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第一是否有证据证明刺杀与塞尔维亚有关，康拉德认为有证据，蒂萨认为没有，贝希托尔德和皇帝都不置可否，这一点不是德国能够决定的，第二德国是否会站在奥匈帝国一边，康拉德把它理解为在战争里站在奥匈帝国一边，蒂萨理解为在巴尔干新政策上站在奥匈帝国一边，贝希托尔德已经倒向了康拉德一边，也把德国的支持理解为战争状态下德国是否站在奥匈帝国一边，这就取决于德国了。

而德国的第一发言人无疑是驻维也纳大使契尔什基，而经过德皇的训斥之后契尔什基的态度和6月29日有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7月2日发生了一件事，那就是德国外交部宣布因为威廉皇帝的腰部疼痛所以无法参加7月3日举行的费迪南大公的葬礼。而契尔什基也就在这一天先访问了奥匈帝国外交部而后入宫拜会了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在外交部契尔什基要求奥匈帝国必须有力的打击塞尔维亚，而且必须目的明确计划清晰，要大胆而且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向柏林证明维也纳不会再退缩。这就大大的鼓舞了至今为止还在敷衍搪塞不断试探的贝希托尔德。对皇帝同样产生了影响，因为在这一天会见契尔什基之后皇帝召见贝希托尔德，表示皇帝并不反对惩戒塞尔维亚，但是因为蒂萨反对所以应该再观察一下。

被皇帝召见之后的贝希托尔德并不能找到行刺与塞尔维亚之间关系的问题，但是他希望解决德国的立场这个问题。契尔什基的话已经暗示了德国的态度，并且要求奥匈帝国目的明确计划清晰，于是整个7月3日贝希托尔德都在忙于准备一份递交给德皇威廉的文件，这份文件由三部分组成，首相是蒂萨伯爵的长手外交备忘录、第二部分是对备忘录本身的一个分析和提要，在这个提要里贝希托尔德指出因为萨拉热窝发生的行刺事件的决定性印象，这个备忘录里的策略实际上已经无法实施。然后他又起草了第三部分也就是一封以弗兰茨-约瑟夫皇帝的名义起草的至德皇的书信。这封信宣布萨拉热窝事件是有组织的犯罪，源头在贝尔格莱德，如果这样的犯罪行动不受惩罚，将威胁到所有国家的君主制度。为了消除对君主制的威胁，必须把塞尔维亚在巴尔干的政治影响消灭掉。

从文件的内容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到7月2日也就是刺杀之后第四天，除康拉德和蒂萨这针锋相对的两人之外，贝希托尔德已经越来越严重的倒向康拉德，皇帝也开始倒向康拉德，其中蒂萨自己在7月1日回了布达佩斯是一个重要原因，而契尔什基的积极态度显然也起了重大影响。

贝希托尔德伯爵7月3日起草的文件，由他的幕僚长奥约斯伯爵在7月4日送往柏林，7月5日奥匈帝国驻柏林大使左斯京尼格伯爵按照前一天的预约，在波茨坦新宫和威廉二世皇帝一起吃午饭的时候递交给了威廉二世皇帝。而威廉皇帝对这份文件的回答就是著名的“空头支票”。这张空头支票在维也纳的影响可以从这一天里的另一个事件当中得到印证。也就是这一天的下午，康拉德将军终于到美泉宫拜会了皇帝，要求对塞尔维亚宣战，而皇帝问康拉德将军，如果所有国家都反对我们该怎么办？康拉德反问皇帝“德国会不会站在我们一边？”皇帝回答一份帝国的照会正在送往柏林，康拉德追问“如果德国站在我们一边，能对塞尔维亚宣战么？”皇帝说“可以！”

也在这一天，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总督波蒂奥雷克将军依据刺客的供词提出了第一份明确的证据，证明三名主要刺客是在贝尔格莱德由塞尔维亚的坦科斯维奇少校训练的。于是德国的支持和确凿的证据两个问题都在7月5日解决了。7月6日德意志帝国宰相贝特曼-霍尔维格召见了奥匈帝国大使左斯京尼格，支持了皇帝前一天的态度，鼓励奥匈帝国立刻对塞尔维亚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于是对贝希托尔德伯爵来说万事俱备了。

7月7日下午三点的国务会议上，贝希托尔德、比林斯基、克罗巴廷、康拉德将军、奥地利总理卡尔史格德都支持宣战，蒂萨也放弃了坚决反对宣战的立场，仅仅强调必须采取外交威胁，只有塞尔维亚拒绝才能递交最后通牒，进行动员，而且即使宣战也不能瓜分塞尔维亚。蒂萨迫于德国的支持和刺客的供词在原则上承认了宣战的可能性，只在技术上加以限制。为此他向皇帝递交了一份关于塞尔维亚问题的备忘录，指出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么必须让世人看到我们是合法自卫。要求皇帝在宣战以前必须发出最后通牒，否则罗马尼亚、俄国甚至意大利都可能反对奥匈帝国，那将导致一场四面受敌的战争。而这种限制在7月9日被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和贝希托尔德伯爵一起克服了，皇帝和贝希托尔德伯一起研究了蒂萨的备忘录，然后决定向塞尔维亚递交最后通牒，当皇帝要求贝希托尔德伯爵的准备最后通牒的时候，他说“已经没有回头路了！”虽然才只是7月9日但奥匈帝国已经走到了战争的边缘。

基于这个决策过程，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发现，德国实际上起了决定性的因素，如果德皇不给贝希托尔德的文件背书，不给奥匈帝国开出无条件支持奥匈帝国的塞尔维亚政策得空头支票，那么即使刺客招供了蒂萨依然还有足够坚定的论据，那就是俄国人要反对我们怎么办，而康拉德刚好在这个问题上毫无办法，他说服皇帝靠的是德国人的空头支票。如果没有德国的支持，皇帝也不会倒向康拉德，甚至贝希托尔德都有可能放弃康拉德的宣战政策，因为贝希托尔德在这几天里采取的手段，都是事务性的，尽可能谁也不得罪。是德国人的支持让贝希托尔德逐渐坚决起来的。而如果德国的因素消失了，那么蒂萨就会占上风，然后懒散的贝希托尔德可能倒向蒂萨，皇帝也可能被动接受他们的态度，也就是向塞尔维亚抗议，要求列强干预，把萨拉热窝事件的证据递交各国，要求召开国际会议等等，但绝不会采取武力。因为奥匈帝国的力量远无法和俄国相提并论。具体到这个问题上就是只要德国不给奥匈帝国背书，那么一战是否依然会爆发不能判断，但是肯定不会因为萨拉热窝事件爆发。

@高林讲了奥匈侧的决策思路。那么俄国在七月危机里到底想要什么呢？

尼古拉二世在日俄战争的惨败后名望扫地，帝俄的实际决策产生在大臣会议的小圈子中。具体到七月危机时，主要包括外长萨佐诺夫，总参谋长亚努什克维奇，陆军大臣苏霍姆林斯基，可能还包括农业大臣克里沃舍因。

首先，帝俄决策层对被塞尔维亚当枪使一点兴趣都没有，帝俄很清楚地认识到一个侵略成性的塞尔维亚是不符合俄国利益的。奥匈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1913年10月警告塞尔维亚必须撤出阿尔巴尼亚时，帝俄外长萨佐诺夫秘密照会奥匈表示支持。直至七月危机，萨佐诺夫一直试图游说各国恢复奥斯曼对阿尔巴尼亚的控制，阻止塞尔维亚获得亚得里亚海的出海口。

帝俄决策层没有动机为塞尔维亚火中取栗，但这并不意味着俄国没有动机发动世界大战。俄国发动世界大战的动机也很清楚，就是海峡问题。

在1878年柏林会议规定的海峡制度下，俄国军舰不能在任何情况，哪怕是和平时期通过两海峡。这意味着俄国购买的无畏级战舰也无法部署到黑海，黑海舰队的升级只能依靠黑海船坞本地造舰。相反奥斯曼海军提出了庞大的购舰计划，并在海军现代化的道路上快速迈进。1914年8月奥斯曼从英国订购的两艘无畏级预计交付，加上另外谣传的从美洲国家购买的3艘无畏级，奥斯曼的无畏级战舰最多可能增加5艘，还没算上从意大利买的三艘小型现代化战舰。而俄国黑海舰队一艘无畏级也没有，黑海舰队的第一艘无畏级——玛利亚女皇号要等到1915年底才能下水。俄国已经预见，很长一段时间内俄国黑海舰队将被奥斯曼超越。俄国将丧失夺取君士坦丁堡的窗口期，乃至彻底丧失黑海的制海权。

我们现在很清楚，在1913年底的利曼事件时，帝俄外长和军方就想过发动世界大战，彻底解决海峡问题。利曼·冯·桑德斯是奥斯曼的德国军事顾问，奥斯曼准备把他提至君士坦丁堡第一集团军的总司令，遭至俄国和法国的强烈反对。俄国认为德国军事顾问和奥斯曼的海军现代化是对俄国的严重威胁，这可以从俄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吉尔斯给在1913年11月27日向国内发的紧急电报看出：

土耳其舰队将可以对我们发动决定性的一击，这不仅对于黑海舰队是毁灭性，对我们在近东的整个战略位置也是毁灭性。我们数个世纪以来用无数牺牲和俄国人鲜血创造出来海峡权利，就会面临毁灭性的威胁！

为了迅速扭转局面，萨佐诺夫在1914年1月6日给尼古拉二世提交了一个备忘录，第一次提出挑起世界大战这个想法。萨佐诺夫建议三国协约直接军事占领奥斯曼，这也意味着对德动武。同月，对德开战的议题正式提交到大臣会议。支持开战的包括外长萨佐诺夫，时任总参谋长日林斯基，陆军大臣苏霍姆林斯基，海军大臣格里戈里耶维奇。主和派主要是大臣会议主席科科夫佐夫，科科夫佐夫问军方俄国真想对德开战，能打的赢吗？苏霍姆林斯基答复“俄军已经完全准备好对德作战，更别提奥地利”而且还有协约国盟友。科科夫佐夫又问英法支不支持，萨佐诺夫答复“法国外长德尔卡塞已经向我保证只要俄国希望开战，法国就支持”，并预计英国会在法俄遭受任何挫败后下场支持法俄。但是科科夫佐夫认为英国的参战保证不够明确，最终大臣会议作出决议，继续同德国就利曼任命谈判，仅在确保英法支持的前提下才对德开战。

最终，利曼放弃了在君士坦丁堡的司令职务，转而担任土耳其陆军的总督察，危机以这种方式得以妥协解决。但在圣彼得堡的报纸上又是一次外交失利。

如果这帮人在1914年1月就想着为了一个人事任命挑起全欧战争。很难想象仅仅半年之后，他们会选择对奥绥靖。何况在7月危机时，海峡问题已经更加迫在眉睫：英国的两艘无畏舰即将向奥斯曼交付。

另一个问题是法国在其中发挥了多大作用。一战史研究中有一个关键的档案断层，就是关于法国总统普恩加莱在七月危机期间，7月20日至7月23日对帝俄的高访和与沙皇的峰会情况，包括法国总统和沙皇的直接对话。时任法国防长亚历山大·米勒兰问过普恩加莱“你到底跟俄国人说了什么？”，他后来回忆到“普恩加莱从来没直接回答过这个问题。”

事实上整个七月危机期间，法国的驻俄外交系统表现得很不寻常。萨拉热窝事件后，法国驻俄大使莫里斯·巴列奥略第一次向国内汇报的帝俄外长的反馈，是7月6日。此时费迪南的头七都过了。显然法国大使不可能一个礼拜都不与俄国沟通，那么在存档之外的活动就很可疑了。

考虑到普恩加莱是个出名的对德复仇主义者，而巴列奥略和普恩加莱私交很好。我们迄今为止不知道，普恩加莱是不是在萨拉热窝事件后就已经蓄谋对德开战，并指示巴列奥略怂恿帝俄激化局势。巴列奥略在日记里明确记载了普恩加莱告诉他“萨佐诺夫必须要强硬……我们得支持他”，但是这种支持有没有到煽动开战的地步不得而知。

由于帝俄侧关于俄法峰会的存档在十月革命前销毁了，而法国外交部的存档流于形式。现在一般是通过侧面材料比如巴列奥略的日记，推测法国总统7月高访期间的两国决策。7月13-17日，奥匈的三封外交电报被俄国破译，从事后法俄两国的反应来看，帝俄和法国在峰会时已经讨论过奥匈给塞尔维亚发最后通牒的情形。法国总理维维尼亚指示驻维也纳大使“考虑所有途径，避免奥匈提出有损于塞尔维亚主权和独立的赔偿的索赔主张。”俄国甚至可能猜到最后通牒会在法国总统在7月23日晚离开圣彼得堡的时候发出。

7月24日早上10点，萨佐诺夫收到了奥匈的最后通牒，在11点会见了总参谋长亚努什克维奇。萨佐诺夫让总参谋长安排军队进入战争预备，并指示总参谋部起草一份部分动员令，以便下午大臣会议后签发。

期间，财长彼得·巴克来问会不会开战，萨佐诺夫不在办公室。外长的幕僚长回答他“萨佐诺夫认为战争已经无法避免了。”

总参谋长亚努什克维奇最初告诉萨佐诺夫，部分动员是可行的，但总参谋长刚上任5个月，业务不熟。没过多久军事动员部主任多布热罗斯基告诉总参谋长，部分动员是不可行的，对同盟国动员（动员计划19号）没有变通方案，不可能仅仅对奥匈动员。即便仅在敖德萨和基辅动员，也无可避免地使用华沙铁路中转，必然会惊动德国。

7月24下午三点，大臣会议召开讨论奥匈的最后通牒。外长表示，放弃塞尔维亚将导致帝俄在巴尔干威望的垮台，农业大臣克里沃舍因附议。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保证陆军和海军已经准备好了。最后会议最终作出下列几点决议，并在7月25日上午11点被沙皇签发：

外交协商延迟对塞尔维亚最后通牒的最后期限；
指示塞尔维亚克制；
帝俄进入“战争预备期状态”；
陆军大臣立即加速囤积战争物资；
财政大臣采取措施，回收留在敌国的资金；
向奥匈发出严厉警告。

7月25日晚，敖德萨、喀山、基辅、莫斯科四个军区接到命令，一旦奥匈军队进入塞尔维亚就自动进入全面动员状态。7月26日凌晨1点，华沙军区进入军管状态。凌晨3点，帝俄总参谋部指令所有俄罗斯欧洲军区（包括华沙军区和维尔纽斯军区）都进入“战争预备期状态”。7月27日，总参谋部指令高加索、鄂木斯克、伊尔库茨克、突厥斯坦军区也进入“战争预备期状态”。

“战争预备期状态”是1913年3月2日沙皇签发的《战争预备期状态条例》里规定的，在外交局势升级到冲突爆发之间，帝俄在国内进行军事准备以便占据军事优势的制度。这个制度是1912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时，奥匈和帝俄在加利西亚对峙后帝俄搞出来的。当然帝俄提前动员是有理由的，根据一战前俄军总参谋部的最后一次推演，俄军的完成动员时间要晚德国13天，晚奥匈10天。然而这在德奥看来就是秘密动员，

在军事动员部主任多布热罗斯基看来，进入“战争准备期”就是部分动员了。按他的说法“战争已经确定了，之后帝俄和德国政府之间来来往往的电报不过是演戏”。

7月28日，萨佐诺夫口头通知军方正式部分动员。7月29日晚上7:00，外长、总参谋长和陆军大臣在外交部开了个会，决定下达总动员令。同时，总参谋长向第比利斯下令，做好奥斯曼对俄开战的准备。沙皇在晚上9点批准了总动员令，但一个小时之后反悔要求改为部分动员。沙皇的反悔导致了俄国在7月30日的一系列混乱。

尼古拉二世主观上确实想要和平，他在7月30日凌晨1:20给德皇发了电报，但是仅仅起到反作用。德国情报部门已经把俄国部分动员的情报汇报给皇帝。威廉二世的反应是“俄国早我们一个礼拜……沙皇早就背着我们偷偷动员了，我们也必须动员。”

7月30日，尼古拉二世最终颁布总动员令。

表面上，俄国总动员导致局势升级似乎是因为总参谋长亚努什克维奇能力不行，误判了部分动员的阵仗，误导了萨佐诺夫。而萨佐诺夫是文官，不了解部分动员在外观上就是秘密总动员。然而真的是这样吗？

实际上萨佐诺夫是很清楚俄国仅仅部分动员，就会引爆世界大战的。部分动员方案在1912年11月23日，沙皇召开的紧急内阁会议上已经讨论过（但这个会议亚努什克维奇没有参加），科科夫佐夫明确表示“仅仅是部分动员，也会导致奥匈总动员，从而导致全欧战争……无论我们自己限制动员仅是动员，对手也会认为我们准备开战。”这个会议上萨佐诺夫支持科科夫佐夫，理由是“俄国在这么关键的动员事项上，不能不事先咨询法国。”

那为什么萨佐诺夫一年后在部分动员问题上这么激进？大概率就是俄国事先咨询法国了。

德国（或者威廉二世）的设想中，支持奥匈最多打一场小规模的惩戒战争。然而对于俄国来说，要打就打世界大战，开进君士坦丁堡。

如果德国不支持奥匈，奥匈可能根本不会发最后通牒。而一旦奥匈发了最后通牒，俄军开始秘密动员，再抛弃奥匈已经是不可能了，毕竟俄军到柏林的距离比去维也纳近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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