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腓特烈三世如果不短命,德国能否扭转一二战都战败的命运?

回答
腓特烈三世如果能活得更长,德国的历史走向,特别是能否扭转两次世界大战战败的命运,这是一个极具吸引力但又极其复杂的历史假设。要深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将当时的时代背景、腓特烈三世个人的特质和理念,以及他继位后可能采取的政策进行细致的梳理。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腓特烈三世的短暂一生和他的历史定位。

腓特烈三世:一位充满希望但早逝的皇帝

腓特烈三世(德语:Friedrich III.),普鲁士国王兼德意志帝国皇帝,他为人熟知的是他短暂的在位时间——仅仅九十九天。这位皇帝,在年轻时就以其自由主义思想和亲英倾向而闻名。他曾作为年轻的军官在普鲁士的对外战争中表现英勇,赢得了“弗里德里希皇帝”(Kaiser Friedrich)的美誉。他的妻子是维多利亚公主,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女,这层婚姻关系进一步加强了他与英国的联系。

他的父亲,伟大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为德国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建立了一个以普鲁士为核心、以其个人政治手腕为支撑的强大帝国。然而,俾斯麦的统治风格也充满了集权和威权,并建立了一套复杂的联盟体系来维持欧洲的均势。俾斯麦的政治遗产既是德国强盛的基石,也埋下了日后冲突的种子。

如果时光倒流:腓特烈三世长寿的可能性及其影响

我们假设,命运并没有在他登基后不久就以喉癌夺去他的生命。假设他能健康地统治德国,那么他对历史的进程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自由主义思潮的春天? 腓特烈三世明确表达了对自由主义改革的渴望。他曾与俾斯麦在政治改革、社会政策和对外关系上存在分歧。如果他能够掌权,很可能会推动一系列改革,例如:
限制俾斯麦的权力: 俾斯麦在德国政治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他通过“现实政治”(Realpolitik)成功地统一了德国,但他的执政风格也导致了内部的政治斗争和外部的孤立感。腓特烈三世可能会尝试削弱俾斯麦的权力,或者至少会限制其对帝国政治方向的绝对控制。
加强议会作用: 尽管俾斯麦建立的帝国体制有一定的议会存在,但其权力受到很大限制。腓特烈三世更倾向于西方的议会民主制,他可能会推动扩大议会的权力,增加公民的政治参与度,这或许能缓和德国国内日益增长的社会矛盾。
更开放的社会政策: 他对自由主义的支持也意味着他可能更倾向于改善工人阶级的待遇,并可能在社会福利方面有所作为,以此来缓解社会主义的吸引力。

外交政策的转向? 这是影响两次世界大战结果的关键因素。
改善与英国的关系: 腓特烈三世与英国王室的紧密联系,以及他对英国自由制度的认同,使得他很可能寻求与英国建立更稳固的盟友关系,而非俾斯麦后期那种猜忌和竞争并存的关系。俾斯麦的“陆权均势”政策虽然成功地维持了欧洲和平一段时间,但他对法国的孤立以及对英国海军扩张的戒备,都为后来的矛盾埋下了伏笔。
缓和与法国的对立: 俾斯麦成功统一德国后,对法国采取了强硬的孤立政策,并不断加强德国的军事力量。腓特烈三世如果能与英国建立良好关系,或许会采取更温和的外交手段来处理与法国的矛盾,避免法国因为被孤立而走向极端。
调整对俄关系: 俾斯麦的联盟体系包含了与俄国的互助条约,但这种关系在他失势后逐渐瓦解。如果腓特烈三世主导外交,他可能会在维持与俄国关系的同时,更加谨慎地处理可能引发俄国不满的地区冲突。

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命运的可能影响:

如果腓特烈三世的统治延续,并成功地将德国引向更自由、更亲英的外交道路,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否会爆发,或者至少以何种形式爆发,都可能发生改变。

避免“围棋”式的战略困境: 德国地理位置的“围棋”困境,即东西两线都面临潜在的敌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战略决策的巨大束缚。俾斯麦通过精妙的外交联盟试图弥补这一点。但他的继任者在缺乏其高超技巧的情况下,加上与英国关系的恶化,使得德国在面对俄奥冲突时,更容易陷入“两线作战”的危险。腓特烈三世如果能与英国结盟,那么德国在与俄奥的冲突中至少可以获得来自英国的某种程度的支持或制衡,从而避免完全孤立。
萨拉热窝事件的影响: 萨拉热窝事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即使事件发生,如果德国的外交环境更为有利,或者其内部政治更为稳定,也可能避免将一场区域冲突升级为世界大战。腓特烈三世对和平的渴望和与英法的缓和态度,或许能让他更好地处理这场危机,而不是像后来的威廉二世那样,在缺乏足够支持的情况下冒然宣战。
海军竞赛的缓和: 威廉二世的时代,德国大力发展海军,试图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这是导致英德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腓特烈三世可能不会如此热衷于与英国进行海军竞赛,而是将资源更多地用于国内发展和更务实的外交。

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命运的可能影响:

即使第一次世界大战仍然以某种形式发生并以战败告终,腓特烈三世的长期统治也可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凡尔赛条约的性质: 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格局发生改变,那么战后的凡尔赛条约也可能不同。一个由更自由、更温和的德国领导者签署的和平协议,可能不会像历史上的凡尔赛条约那样严苛,从而减少战后德国的复仇情绪。
魏玛共和国的稳定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经历了魏玛共和国的动荡时期,经济危机、政治分裂和社会不满为纳粹党的崛起提供了土壤。如果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能够拥有一个更稳定、更具自由主义传统的政治遗产,也许能够避免魏玛共和国走向极端。
纳粹主义的出现可能性: 纳粹党及其领袖希特勒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的耻辱感、经济的萧条以及社会的分裂。如果德国在战前和战后的发展轨迹有所不同,特别是如果其国内自由主义传统得以延续,那么纳粹主义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生存空间。

然而,我们也不能过于乐观。

俾斯麦的遗产依然强大: 俾斯麦在德国建立的以普鲁士军国主义为内核的社会政治结构,以及德国人民对强大的民族国家的认同感,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改变。即使腓特烈三世有心改革,也可能面临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和保守势力的阻碍。
欧洲的结构性矛盾: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民族主义的兴起、殖民地的争夺、军备竞赛以及大国之间的猜忌,这些结构性矛盾客观存在。即使德国的外交政策有所调整,其他大国之间的冲突也可能以其他方式爆发。
个人局限性: 即使腓特烈三世是一位开明的君主,他毕竟也是一个人,他的决策也会受到个人能力、信息获取以及时代局限性的影响。

总结来说,

如果腓特烈三世没有短命,德国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扭转两次世界大战战败的命运。他个人的自由主义倾向和亲英立场,能够引导德国走向更加缓和、更具建设性的外交道路,从而可能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或者至少减轻其破坏性。即使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一个拥有更稳定政治根基和更少复仇情绪的德国,也可能不会重蹈魏玛共和国的覆辙,从而降低纳粹主义上台的可能性,也就可能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

然而,历史的走向是极其复杂的。我们不能排除其他因素仍然会导致冲突的发生,或者即使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德国仍然可能因为内部的政治和社会力量而走向与其他命运相似的道路。但可以肯定的是,腓特烈三世的早逝,无疑是德国和欧洲历史的一大遗憾,也让历史的可能性之门在最关键的时刻关闭了一扇。他是一位充满潜力的改革者,他的缺席让那个时代的德国错失了一次自我疗愈和与世界和平共处的重要机会。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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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新出的《俾斯麦:一个普鲁士人和他的世纪》里作者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

book.douban.com/subject

这本书的观点其实并不新颖,而且作者虽然百般解释,迂回曲折,但最后还是承认自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最后说他并不认为民族国家只是各民族的必经之路,换而言之就是说他认为民族国家依然是各民族的最终归宿。从这个角度上说这本2016年还是2017才出德文版的书,也算是德国普遍右转的一种表现了。

但是作者在非常小心的表达自己的观点之前,非常耐心的以一种文献综述般的态度仔细的讨论,当然也是在民族主义者的角度上反驳了关于俾斯麦和他的时代的种种主张、种种理想,还有种种假设。这对于我国读者来说反而是一个看到原来外国人也有这种“脑洞”的一个机会。

比如题主所提出的这个如果腓特烈三世皇帝不在1888年死掉,而是长期执政会不会改变德国的命运的问题,作者就做了非常认真的讨论,他最后的观点是不会。在这个问题上我刚好也认为不会。理由大体上是以下几点。

首先腓特烈三世很可能会推动进一步的立宪改革,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德国会进一步的民主化。事实上德国的民主化从帝国与邦国的关系的角度可以分成两个层面,一个是德意志帝国自身的,一个是占帝国三分之二的领土和人民的普鲁士王国的。而从政治体制上也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是限制君主权力,第二个是扩大选举权把君主让渡的权力交给人民。

从这个两个角度上我们来看德意志帝国的民主化可以分成四个部分。首先是德意志帝国本身,其实德意志帝国无论是限制君主权力还是把权力让渡给民众作的都是不错的。帝国议会是普选产生的,而按照帝国宪法,皇帝只是一个虚衔。作为联邦主席的皇帝没有权力向联邦会议和帝国议会递交法案,也没有权力否决帝国议会和联邦会议通过的法令。所以帝国是完全的虚君立宪。帝国宰相因为没有“宪法漏洞”的空子可钻,而且因为帝国议会成功的夺去了法案修改权,实际上也没有太多的办法驾驭帝国议会。

但就像我说的在帝国之下还存在着一个普鲁士王国。这个王国是好无疑问的二元制立宪。普鲁士国王独霸外交权,就意味着作为普鲁士国王的皇帝掌握着联邦会议里普鲁士的那十七票。这十七票通过国王-皇帝的授权也掌握在帝国宰相-普鲁士首相手里。这才是为什么我国历史著作普遍把德意志帝国看作是二元制君主立宪的原因。

而且普鲁士议会是三级选举制的,根据纳税数额全体选民被分成三个选举人团,各选举出三分之一的议员。这就让最赋予的那一小部分人和中产产阶级还有下层阶级各占据了三分之一的发言权。但事实上考虑到1870年以后普鲁士的容克地主其实是不断衰退,而资产阶级是不断上升的阶层,三级选举制真正优待的反而更多的是资产阶级。所以从1848年革命结束以来,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者就渐渐放弃了之前激进的民主化要求,转而默许了王室对1849年钦赐宪法的修改。默许了普鲁士从普选制到三级选举制的改变。

所以如果把德意志帝国和普鲁士王国都实现虚君和普选视为100%的民主,那么1888年威廉一世死的时候,德意志帝国那部分已经完成了50%,但普鲁士则既没有实现虚君也没有实现普选。而自由派肯定要争取虚君改革,但并不一定会支持普选。因为到1888年德意志的阶级矛盾已经很尖锐了,因为帝国议会是普选的,所以没有任何机制可以阻止下层阶级通过选举把自己的党选进帝国议会。再过几年社民党就会成为帝国议会的第一大党。但普鲁士议会就可以,因为三级选举制,普鲁士的上层阶级和城市中上层阶级掌握着议会三分之二的议席。这种制度被捍卫到1918年帝国灭亡就足以说明普鲁士的上层阶级有多喜欢它。

所以假设1888年以后腓特烈三世皇帝推动普鲁士的宪政改革,让渡了自己手中的权力,但自由派绝不会允许他同时修改三级选举制。相反因为普鲁士在联邦会议的十七票从此掌握在自由派手里,为了对抗社民党。普鲁士在德意志发挥的影响还有可能会走向一个衰退甚至是退潮的过程。成功掌握普鲁士权威的自由派可能会为了摆脱社民党而淡化德意志帝国,延续他们曾经反对过的俾斯麦的让帝国变成空壳的政策。那就不会有什么帝国海军而只有普鲁士海军了。

然后我们再说说海军问题。说到海军我们必须注意到一点那就是威廉二世之所以大办海军,他的个人爱好和他对伯尼舅舅的恨与嫉妒只是一个方面。讨好自由主义者争取他们的支持同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理由。事实上容克贵族要海军干什么呢?他们很多连游泳都不会。当海军军官需要学习很多知识,风里来雨里去,还没有什么好的路子捞外快,为什么要造这玩意?德国粮食到1890年代就已经需要进口了,容克地主的粮食还愁卖么?

海军还能带来殖民地,可殖民地能干什么?产粮食?容克好不容易用关税把俄国粮食挡在国门之外。结果你们在非洲开出一片殖民地种麦子?还是帝国商品不能收惩罚性关税?还让不让容克活了?

所以其实真正想要海军的是资产阶级和自由党,威廉二世只是把他们的需求从巡洋舰掰成无畏舰而已。所以如果腓特烈三世长期执政普鲁士自由派肯定会更早的开始发展海军。作为一个红果果的容克地主,俾斯麦执政期间德国海军几户毫无发展。1890年俾斯麦被踢下台之后海军才开始发展。换而言之英德矛盾会更早激化。

而且英德矛盾有两点第一是殖民地基础上的海军问题,第二是自由贸易问题。德意志帝国的贸易保护政策是英德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

而普鲁士自由主义者会不会放弃俾斯麦的贸易保护呢?我们必须考虑到1873年股市崩盘之后德国资产阶级在自由贸易里暴露出来的无力状态和他们对国家贸易保护的呼吁。换而言之如果腓特烈执政,自由主义者有了更大的发言权,他们不但不会放弃还会加强对他们来说最有力的对工业的贸易保护。

当然我们也得承认英国最亲德的政治家约瑟夫张伯伦刚好是因为德国的贸易保护而亲德的。但我们也必须考虑到张伯伦在亲德的同时呼吁的是帝国关税同盟。也就是效法德国进行贸易保护,当英国自由贸易而德国贸易保护的时候,德国并不仇恨英国,可假如英国也采取了贸易保护,那德国和英国的关系怎么可能维持呢?

腓特烈上台最大的可能是在虚君立宪的同时放弃对容克的依赖政策,不再强调陆军的绝对优势地位。但事实上普鲁士王权如果放弃了对容克的依赖和对陆军的依赖还能不能维持下去呢?腓特烈可能不会发病,但会不会被宣布为神经病呢?就不会被自杀呢?他可有一个公开宣称热爱威廉一世和俾斯麦的王太子啊。

腓特烈三世的另一个有建设性的影响是放弃对俄国农产品的保护关税,这可以拉近德俄关系。而且完全符合自由派的利益。但即使我们不考虑这么做必然导致的容克地主的仇恨,因为宫廷政变的风险我们已经说了。

我们只说单纯的开放市场能不能拉进德俄关系,甚至把俄国拉出法俄协约呢?我觉得依然不能。俄国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和德国有相同的任务要作,那就是工业化。也就是说它们都迫切的需要输入资本完成本国工业化。在这方面德国固然比俄国起步早成果高,但德国自身的工业发展在贸易保护的庇护下发展的非常顺利并没有出现法国那种停滞甚至迫切的寻求资本输出的状况。

所以无论德意志帝国如何的刻意拉拢俄国,甚至放弃对俄国农产品的高关税,德意志帝国依然不是俄国最适合的盟友,因为两个国家都在工业化,贸易上迟早会发生矛盾,同时两个国家的权力都掌握在少数处境日益恶劣的地主阶级手中,也就是说虽然从总体看,俄国粮食是工业化的德国的天然输入地,但因为触犯了容克地主的利益,所以后发的农业国俄国和已经初步完成工业化的德国在1900年前后不但没有办法形成贸易上的互补关系,容克更视俄国地主为竞争者。

反过来再看法国法国从第二帝国晚期工业发展已经限于停滞,而且整个社会里有一个庞大的食利者阶层,他们为了安全所以不愿意投资于成长中的领域,而更愿意投资给稳妥的国债和外债。所以资本流出的法国就成了正在迫切的寻求资本的俄国的天然盟友。这种经济上的互补关系是德意志帝国怎么也无法超越的。

德法矛盾是1870年战争造成的,即使1888年腓特烈三世继位转而支持自由派执政也不可能解决德法矛盾。既然政治上德法矛盾无法解决,经济上德国又无法取代法国对俄国资本输出的角色。那么法俄同盟实际上也就无可避免。而自由派执政无论是为了抑制陆军,还是为了扩大殖民地都会提早建设德国的海军,那么英德矛盾也就无可避免。

结合这几点来看就可以清楚的看出腓特烈三世皇帝政治上不会推进德意志整体的民主化,外交上无法避免英德矛盾,经济上无法取代法国对俄国输血的地位。所以德意志帝国依然无法避免被法、俄、英三国夹击的局面。唯一能改变的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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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没什么用。

腓特烈三世在1870年年底关于德意志帝国宪法的大讨论结束之后 曾很兴奋地去找他的几个亲信讨论,结果这几个亲信都反应冷淡,王太子碰了一鼻子灰。后来这些人里之一的古斯塔夫·弗莱格塔在腓特烈三世过世后透露说他“从来不赞成这位大人物的幻想”。

腓特烈三世的亲英态度和自由主义倾向不能过度夸大。正如我上面举的例子所说的,腓特烈三世周围的亲信里鲜有能赞同他政治观点的。用维多利亚太子妃的话来说就是“周围的人都对你嗤之以鼻,且觉得你是疯子”。在1870年之后普鲁士的自由派已经全面倒向了俾斯麦。到了晚年腓特烈对自己的政治倾向和政治前途愈发悲观和怀疑,甚至早早就有了提前逊位让儿子威廉接班的打算。

这样的人在继位以后能对德国的政治和外交施加多大的影响是很可疑的。况且一时的政治取向和背景并不能完全决定未来的执政风格。威廉二世在18岁之前一直都受着资产阶级式的教育,在此之前甚至都没有遵从霍亨索伦的传统进入军队(虽然理论上威廉的名字登记在第一近卫步兵团的名册上,这也算是一种妥协),最后威廉二世不是也成了大众文化中德国军国主义和专制主义的集大成者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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