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德国统一战争时期的将领？类似血亲王腓特烈. 卡尔这类的？
要评价这一时期的将领，我们需要从几个关键维度来审视：
1. 战略眼光与大局观：
德国统一战争并非孤立的战役，而是涉及多个国家、多条战线的复杂斗争。优秀的将领不仅要精通战术，更要具备把握全局、制定长远战略的能力。他们需要理解政治目标如何转化为军事行动，并能够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战略部署。
腓特烈·卡尔亲王 在这方面表现出色。他被誉为“红色亲王”——既因为他指挥的部队常常身着红色军装，也暗示了他身上流淌的军事血脉和炽热的指挥热情。在普奥战争（1866年）中，他担任北路军司令，面临着奥地利及其盟友的强大阻力。他巧妙地避开了奥地利主力，通过一系列快速的运动和战术，在博克斯多夫（Sadowa，也被称为科尼格雷茨战役）决战前夕，成功地将北路军与东路军（由冯·克洛瓦茨指挥）联系起来，实现了战略上的合围。这种能够将多支部队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汇合的能力，正是高超战略眼光的体现。他没有被眼前的小规模冲突所牵绊，而是始终着眼于最终的胜利。
2. 战术执行与战场应变能力：
再宏大的战略也需要精湛的战术来支撑。将领们需要在战场上快速做出决策，应对瞬息万变的战况，并能有效指挥不同兵种协同作战。
腓特烈·卡尔亲王 以其果断和勇猛著称。在博克斯多夫战役中，尽管他率领的北路军在战役初期遭遇了一些困难和损失，但他并没有因此而退缩。相反，他展现了极强的决心和指挥能力，尽管未能亲自抵达主战场，但他的部队在侧翼的行动为东路军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后来的法普战争（18701871年）中，他更是表现出卓越的战术指挥才能。在梅斯围城战（Siege of Metz）中，他虽然并未正面攻坚，但通过高效的围困和切断补给线，迫使强大的法国巴赞元帅率领的部队投降，这是军事史上一次经典的围困战。在奥尔良战役（Battle of Orléans）中，他面对法军的顽强抵抗，依然能够调整部署，运用兵力优势取得胜利，尽管这场胜利并非决定性的，但显示了他不畏艰难、持续施压的能力。
3. 领导力与士兵士气：
将领的个人魅力和对士兵的影响力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一个能够鼓舞士气、赢得士兵信赖的将领，往往能在极端困难的时刻发挥出超乎寻常的力量。
腓特烈·卡尔亲王 在士兵中享有很高的声望。他的英勇无畏和对部下的关心，让他赢得了“红色亲王”的美誉。在战斗中，他经常出现在前线，与士兵们并肩作战，这种身体力行的领导方式极大地激发了士兵的士气。他的命令清晰而坚定，士兵们相信他的判断，愿意追随他去战斗。他并不总是追求“完美”的战术，有时甚至显得有些冒进，但这恰恰是那个时代普鲁士军队强调的“进攻精神”的体现，也是其个人勇猛风格的写照。
4. 适应性与学习能力：
战争是不断发展的，将领们也需要不断学习和适应新的战争模式和技术。
腓特烈·卡尔亲王 生活在工业革命的时代，新式武器和技术（如后膛步枪、铁路运输）对战争产生了深远影响。他能够很好地利用这些优势，例如在普奥战争中，普鲁士军队的针发式步枪和铁路调动能力就发挥了关键作用，而他作为将领，也需要理解和运用这些新工具。他对炮兵的运用也颇有心得，认识到其在支援步兵作战中的重要性。
局限性与批评：
当然，没有任何一位将领是完美的。对于腓特烈·卡尔亲王，也有一些批评的声音：
有时过于激进： 他的勇猛有时会被批评为鲁莽，尤其是在没有充分情报或支援的情况下。例如，在法普战争初期，他对法军的低估以及某些战役中的推进速度，也曾引起过一些争议。
战略协同的挑战： 尽管他本人是战略大师，但与其他战区指挥官的协同有时也存在困难，这可能是战争初期协调不足的普遍问题，但作为最高级别的将领，他也承担着部分责任。
政治敏感性： 作为王室成员，他的军事行动也可能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而有时他对政治局势的理解可能不如对战场战术那么深刻。
与其他将领的比较：
与莫尔特克（Helmuth von Moltke the Elder）等将领相比，莫尔特克更侧重于战略的规划和整体的战争机器运作，而腓特烈·卡尔亲王则更多地扮演了战场执行者和前线指挥官的角色，他的魅力和勇猛对鼓舞士气有着独特的作用。他更像是战场上的“战神”，而莫尔特克则是幕后的“战略家”。
总结：
总而言之，德国统一战争时期的将领们，尤其是像腓特烈·卡尔亲王这样的代表性人物，是那个时代普鲁士军事力量崛起的关键。他们以卓越的战略眼光、果敢的战术执行、强大的领导力以及对新技术的应用能力，在复杂的政治和军事环境中，成功地将普鲁士推向了德意志帝国建立的顶峰。腓特烈·卡尔亲王以其“红色亲王”的形象，成为了那个充满变革和战争的年代里，一位令人难忘的军事统帅，他的贡献和风格至今仍为军事史学界所津津乐道。他是一位将领，也是那个时代普鲁士精神的生动写照——一种融合了贵族气质、军事传统和时代进步的复杂而强大的力量。
网友意见
这是个相当冷门但利于科普的问题，毕竟很多同学对普丹-普法战争时期普军连战连胜有着“传统”印象，于是便理所当然认为普军将领个个都是人才，说话又好听，普粉德粉肯定都超喜欢的。。。。
好，老规矩先下结论，整体而言题主说的“统一战争”时期（1864-1871）的普（德）军将领的战术水平的确卓越，但战略指挥能力却被大大高估。
普军的高级将领最具代表性的无疑就是总参谋长毛奇，第三集团军司令腓特烈三世，第二集团军司令腓特烈.卡尔亲王，前第一集团军司令弗里德里希.斯坦因梅茨，战役集群司令梅克伦堡大公施维林和默兹集团军司令萨克森王储阿尔伯特。
对于毛奇的战略指挥能力我以前有吐槽，但他的误判可以通过他敏锐且果断的局部操作弥补，并不影响毛奇作为一位伟大的军事统帅在德意志甚至是世界军事史的地位，这里我们就不讨论毛奇，先拿卡尔和斯坦因梅茨来具体分析，这两位并非“不会打仗”，他们同样能在战场上敏锐地嗅到战机，针对性的排兵布阵，并果断地对敌军战线见缝插针。这里说到高估的地方还是在于战略眼光，如果你仔细阅读过统一战争期间几场战役中普鲁士将领的行动记录，你会发现这两位将军和他们对手的眼光相比其实是五十步笑百步。
相较于奥地利帝国和法兰西第二帝国将领的消极迂腐，普（德）军将领更多的是激进莽撞，普鲁士军队虽然强调指挥官根据战场局势审时度势并自主根据战场情况决定下一步行动，但这并不是什么万金油思想，对于普鲁士大部分将领而言所谓的“战略”问题不如眼面前击败敌人来得快，这一点在卡尔和斯坦因梅茨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
斯坦因梅茨从1866年普奥战争时期就以其“莽牛”作风在普军中闻名，而可怕的是他的这种作风在普军中并不稀奇。1870年8月5日，因萨尔布吕肯战役后毛奇对战略局势持保守态度（普法两军第一次交火，法军莱茵军团四个师与普军一个步兵团交火，交火后普军主动放弃阵地后撤），令第一，第二集团军后撤吸引法军继续进攻时，斯坦因梅茨便因为无法忍受法军在萨尔布吕肯耀武扬威要求毛奇允许他越过第二集团军的战线发起进攻，即使事后被毛奇怼回去他依旧自作主张下令进军，结果在斯皮谢亨（Battle of Spicheren）撞了个头破血流，当然他最恶劣的表现还是在格拉沃罗特（Battle of Gravelotte）违反毛奇原地待命作为预备队的命令，将两个半军（第7,8军及普军第一骑兵师）塞进芒斯峡谷间的狭窄小道发起猪突，而那里正好是法军火力最为密集的地区，三万多普军被迟滞在小道间动弹不得。若不是巴赞在整场战役期间处于宕机状态没发起像样的反扑，毛奇的战略预备队便会在斯坦因梅茨的糟蹋下全军覆没，格拉沃罗特战役后毛奇果断把这头莽牛解职，换上了埃德溫.冯.曼陀菲尔。
第一集团军结束包围梅斯的任务后便在曼陀菲尔的指挥下北上于1870年11月-1871年1月的战斗中打赢了亚眠战役，夺取了鲁昂，又火速南下成为压倒布尔巴基的东方军团的最后一根稻草。
相较于斯坦因梅茨，卡尔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同时也更具争议的指挥官，在克尼格雷茨战役前的7月1日，卡尔主动提前进军格罗斯.赫里茨-米洛威茨一线，带动了易北集团军的行动，这使得克尼格雷茨战役的爆发提前于腓特烈三世第二集团军的就位时间，两部的行动不一致使得毛奇的战略计划处于巨大危机，克尼格雷茨的胜利完全可以说是普军拥有当时最训练有素且意志顽强的步兵，得以在腓特烈第二集团军迂回前第一和易北集团军钳制住奥地利人主力，但同时也有研究者认为，正是卡尔的主动进攻使奥军主力卷入决战，促成了普军的最终胜利，这里赞同哪种说法就看各位喽。
普法战争期间卡尔更具争议的表现在于战争第二阶段，1870年11月底对卢瓦河军团的行动中，由于在格拉沃罗特战役后一直负责包围梅斯的任务，卡尔的第二集团军错过了色当大捷，围困巴黎和攻占奥尔良等重要战斗，10月底巴赞于梅斯投降后卡尔挥师北上，如一头见不得红布的莽牛一样直冲奥尔良而去（奥尔良于11月10日被法军第15军军长安东尼.钱齐收复），在11月20-28日，他的莽撞引来了友军和上级的极度不满，施维林公爵和第三集团军参谋长布卢门撒尔认为卡尔的行动无疑是匹夫行径，在毛奇出面劝阻也无用后，威廉一世只得亲自出面叫停卡尔的行动，才使得毛奇歼灭卢瓦河军团的计划步入正轨，到1871年1月20日这段时间，卡尔也因为冬季行军困难卢瓦河军团撤退速度过快和东方军团对其侧翼的威胁，在勒芒战役之前没能捞到较大的战果。
说完了“莽字在先”的斯坦因梅茨和卡尔，我们再来看看腓特烈三世，毫无疑问，腓特烈三世是德国统一战争期间最成功的集团军司令，在普奥战争时期在纳奇德-陶特瑙战役独立率部击败奥地利第6,10军，成为克尼格雷茨战役的胜负手；普法战争时期独立击败麦克马洪，随后和默兹集团军迅速北进色当，围歼沙龙军团生擒拿破仑三世，可谓功勋卓著。
我们不得不承认腓特烈三世军功卓著的原因存在毛奇出于其“王储”身份而特意安排，但他对很多局部战役的处理的确显得更加沉稳和人情味，他在维桑堡和沃尔特战役中展现的英勇和沉稳得到了普军上下的一致肯定，在战争进入第二阶段，当普军高层都被法军游击队和抵抗力量弄得怒火中烧，布卢门撒尔说出“让这帮丧家犬下地狱去，他们自找的”这样的话时，腓特烈三世依旧保持着理智，认为应当以德国和德军的国际形象为先，严格约束部队不对法国平民犯下暴行（当然这并不影响隔壁卡尔和施维林在11月连烧了瓦里塞，奥尔塞勒和阿布力在内的5-6座法国村镇）
当然，我们还是得提到另一点，腓特烈三世的沉稳决定了他的性格不像卡尔和斯坦因梅茨那样极富攻击性，也决定了他是一个秉行普鲁士指挥风格的将领，他很明智的将具体战斗事宜安排都交给了第三集团军参谋长冯.布卢门撒尔来解决，自己则经常亲临一线鼓舞士气，只做一些决定性决策，反之卡尔的第二集团军参谋长冯.斯蒂勒只有在毛奇授予其便宜之权后才能与自己的搭档卡尔一较高下（决策争论）
斯蒂勒和布鲁门撒尔是典型的普鲁士参谋军官，后者尤甚，布卢门撒尔才华横溢却尖酸刻薄（此人对毛奇和卡尔都敢毫不留情的发出指责和不满，前文中批判卡尔为莽夫一语正出自布鲁门撒尔之口），其建议和策略数次挽救了普军摇摆不定的战略决策，在总参谋长毛奇陷入宕机时，他敏锐地判断出沙龙军团已经前出色当，建议毛奇立即展开行动。斯蒂勒和布卢门撒尔经常与毛奇交换战略意见，对卢瓦河军团主力位置的预判和围堵毛奇也采纳了布的建议（虽然他误判了，这里以后大家可看巴瑞的两卷本普法战争了解）可以说在毛奇作为统帅指挥普军时，布卢门撒尔和斯蒂勒则要扮演他的参谋长。
最后两位，施维林公爵和阿尔伯特王储，也属于秉行普鲁士-德意志指挥风格的将领，他们更愿意将自己的军队事务交给参谋料理，自己只处理重要决策，这使得他们打起仗来风格并不激进（没有传奇色彩），但却非常稳健，阿尔伯特在格拉沃罗特战役的迂回和在色当前发动的奇袭使得他成为了色当大捷的关键角色，而施维林则是战争第二阶段埋葬卢瓦河军团的头号功臣，在卢瓦尼战役（拉巴泰尔-普普里-吕莫）中他构筑的防线让奥雷勒和钱齐只能撞个头破血流。总体而言，普军高级将领的战略指挥能力普遍都不算很强，但可以通过他们自己的参谋长和总参谋部来弥补，所以无伤大雅。
说完这几个集团军司令，简单讲讲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军长，首先是第3军军长康斯坦丁.冯.埃文斯莱本。
他在马斯拉图尔战役娴熟的操作战斗群化的步兵，并以布雷多骑兵旅“历史最后一次精彩的骑兵冲锋”钳制住了巴赞的四个军，为毛奇和卡尔的战略进程作出了远超其一个军长体量的贡献，堪称普鲁士-德意志军事艺术教科书般的完美展现，在随后的战斗中（协助普第10军阻击法第20军和18军的博纳拉洛朗德战役和勒芒战役）他也扮演了关键角色，这使他稳坐德国统一战争期间最牛军长榜的头把交椅。
略逊色于埃文斯雷本的还有前文所述的曼陀菲尔（虽说曼陀菲尔后来已经执掌第一集团军，但他大部分时候还是在指挥1-3个军进行战斗）第5军军长基辛巴赫（来自第三集团军），第8军军长戈本（和曼陀菲尔同属第一集团军），第14军军长维德尔（来自巴登公国，主要对付布尔巴基）这几位，这些无一例外都是在极富攻击欲望的同时战术操作过硬的军长代表性人物。
而军长中的泛泛无为之辈其实也有，例如第7军军长札斯托，是一个毫无主见的墙头草，一个不擅长军队事务和战术操作的南郭，但由于普军整体战略大优和部队素质过硬的光芒过于耀眼，即使是有这样的污点也并无伤大雅。真正的反面教材当属普鲁士禁卫军军长奥古斯特.冯.维滕贝格，前文提到斯坦因梅茨的莽牛行为在普军中并不少见，维滕贝格便是又一位莽牛病患者，他是格拉沃罗特战役禁卫军悲剧的罪魁祸首，为了独自夺取击败当面法军（康罗伯特第4军）的荣燿，维滕贝格不等正在进行侧翼迂回的萨克森第12军便独自对法第4军驻守的圣普里瓦发起了纵队冲锋，结果让普鲁士禁卫军蒙受了8000多人的损失。
大致看下来，统一战争时期普军将领的这些个优点和缺点还会继续遗传给下一代，毕竟文中所写的这些个将军们的这些个问题，在一战，甚至是二战都不少见，这应该就是普鲁士-德意志军事艺术遗风的最佳写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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