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从处理国政上说，明宪宗到底昏君还是明君？

看了看 @首里天加那志 大佬让人是非自有分晓的回答，鄙人想就他举出的事例做一番探讨

我会尽量不去伤害首里天加那志（名字太长，这里就叫首阳大君）的幼小心灵，如果您感觉被冒犯了，我也没有什么办法

首阳大君同志说到到了钦天监正康永韶的事迹由此引出了明朝皇帝“吃人”的本质，不得不说角度切入的一如既往的好，这是他引用的史料：

丙辰，太监覃昌传奉圣旨:升太常寺少卿康永韶为礼部右侍郎,仍掌钦天监事。
永韶凡有占候,曲为隐蔽,甚者以灾为祥。近尝进言:“今春星变,当有大灾,赖陕西等处民多饥死,足应此变。此诚国家无疆之福,无他虑矣!”
上方忧天戒,闻永韶言悦之,而吏部又有援之者,故有是命 。
——《明宪宗实录》卷二百六十四，成化二十一年四月丙辰条

史料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其解读就让人十分的不对味了：

陕西发生天灾，不知道多少百姓困饿而死的时候，康永韶却借此向明宪宗进言，说今年春天星象不利，本来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惨事。幸亏现在陕西饿死了不少人，足够用来挡煞了。这真是国家的无尽福分啊，皇上您没啥好担心的了。
明宪宗之前正忧虑天象之事，听到康永韶这么说，龙颜大悦，饿死掉一些百姓就能为国家挡了灾，太合算了!
于是满心欢喜的成化皇帝将康永韶升级为礼部右侍郎，掌管钦天监如旧。
皇帝都如此表态了，我想彼时陕西的官员恐怕不但不会用心赈灾，还会继续放把火吧。毕竟死的人越多，能为国家为皇帝挡的灾就越多啊。

乍一看其解读没有什么问题，不由感叹：“明朝皇帝真不是东西啊！”

可是我一翻《明实录》，事情立马变得不对了，就在之前那段记载的前面还有一段话

监生虎臣奏：“陕西比岁饥荒至人相食，盖因官司贪纵残暴不恤民艰。赋役不均，赈济无法，剥下奉上，私便身图。藩宪失于觉察，巡抚溺于因循，台省不以告朝廷，未之闻隐忍蒙蔽以至于此迩蒙。圣恩特遣大臣祭告山川，又因星变求言宽免粮差，军民不胜幸甚。缘民饥已极，就使收成猝难成立，虽太仓内帑其积屡输，然人多输少，所及有限，况河南山西亦然，臣恐逃移死亡者日众，万一变生不测，粮刍无备何以支持？臣请于浙江等处暨南直隶丰收府县或设法劝分或官仓预借或支官银籴买或令官吏僧道人等纳粟多方区画得粮数百万石，敕遣大臣二员督运赴河南偃师县孙家湾量拨被灾地方供给赈济。仍遣大臣三员考察吏治如有赈济侵克者编籍化外，比及三年丰收之后定立三等赋役文册，一里之中赀产富余者为上户，家道充足者为中户，衣食不给者为下户......所谓数百万石者亦难猝办惟上中下三等赋役实为便民此虽丰年举行其诸司官员贪纵残暴巧取民财及赈济乖缪侵克银米者旌别劝惩诚不可废第今方在赈给若欲遽行亦为有碍宜通行陕西山西河南赈济巡抚等官推访贤否明示劝戒其有奸懒不恤民患乃复忍为侵欺者不拘官职大小即与执问倍追赃物以供赈济，仍拟谪配以警将来议，上从之

为防止你说我断章取义，我贴的史料有点多；又为防止你看不明白，我就再解释一下

大概意思是：“陕西饥荒了，皇上赈济了，官员太贪了，粮食不够了，三年之后丰收大户多征小户少征，再加强监管力度！”

然后皇帝说：“就这么办吧”

紧接着便是“陕西都指挥佥事陈文坐求索所部财物问拟徒罪调行都司带俸差操”

然后就是丙辰钦天监正康永韶给成化说：“今春星变,当有大灾,赖陕西等处民多饥死,足应此变。此诚国家无疆之福,无他虑矣!”

我给首阳大君翻译一下，这里的意思应该是：“今年春天星象不利，预示着将有大的灾祸，依靠（z反正我翻译这个”赖“字怎么都翻译不出”幸好“这个意思）陕西等处的饥荒（您翻译“饿死多少人”是什么鬼？），足以应证此次的星变。这真是国家的无尽福分啊，（因为）不用担心再有灾祸发生了。明宪宗之前正忧虑天象之事，听到康永韶这么说，非常高兴。“

好，首先，“饿死掉一些百姓就能为国家挡了灾，太合算了!”这种神论你是怎么得出来的我很疑惑，怎么想都是“之前遭了灾，之后不用再遭灾了”这种安慰皇帝的话，这么就被你解读成了“死多少人都跟我无所谓，只要给我挡灾就行”这种毫无逻辑可言的意思。怎么想都不至于这样得出这样的结论吧。

其次，“皇帝都如此表态了，我想彼时陕西的官员恐怕不但不会用心赈灾，还会继续放把火吧。毕竟死的人越多，能为国家为皇帝挡的灾就越多啊。”我想明朝上下官员都是您这样的脑回路，怕是在煤山上吊死的就是这位“宪宗”了吧。关键的关键是，朝廷官员连皇帝发的赈灾诏书都不信，非要去猜皇帝和钦天监官员的对话有什么深意，这实在有点反智了吧。

鲁迅先生说的没错，历史满满写着“吃人”，可是您为了强行论证这个“吃人”而大肆脑补历史是否是对鲁迅先生的一种拙劣的模仿。

这句话才是满满写的吃人：“盖因官司贪纵残暴不恤民艰。赋役不均，赈济无法，剥下奉上，私便身图。藩宪失于觉察，巡抚溺于因循，台省不以告朝廷，未之闻隐忍蒙蔽以至于此”

这才是需要我们痛斥的东西，不管这个锅是皇帝的还是官僚的。

当最后的遮羞布被揭开，底下的真相是多么的不堪入目。短短一句话背后是多么堪忧的思想水平。

由政务得失上说，明宪宗作为皇帝的确是可称作明君,虽然和所有君主一样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总体而言,朱见濡是一位出色而有为的皇帝。

朱见濡在位期间,处理前朝大大小小的危机，对弊政加以䃼救,在階级、民族矛盾日益加深,外患猖獗而边防不振的局面下作出了适当的应对,使大明王朝安穏地度过了15世纪后半期,因此可称明君。

之前已有高赞答主指出了宪宗即位时国內民变,民众流亡的情況,因此我不再作更多陈述,在此我先陈述一下朱见濡的应对措施。

朱见濡初即帝位后便与诸大臣商谈,接收他们的意见,随后颁布诏令,革除㢣政,大赦天下。大赦诏令长达三千五百字,涉及到各个方面,现摘录其重要项目如下:

1.两广、湖广、四川、江西、浙江、福建、云南、贵州等处起义频生,民多为盗寇,多因官司采买物件、守令不得其人,以致饥寒交迫、身不由己,故为盗贼。诏书到日,悉免其罪,听复旧业,户下拖欠税粮全数免去,并免杂泛差役三年以解民困。

2.天顺六年十二月以前军民人等所欠各项税款,悉于免除,天顺七年受灾税粮悉予免。改元时,税粮免去三成。

3.各处内外官员人等今后不得进贡马匹、花木、鸟兽、水陆品味及土物产以免加重生民负担。

4.各边军今后凡杀敌所获财物自行收用,不必入官,军官不得侵取,有阵亡病故者,朝廷出资支付棺木并送还本土下葬。

5.军民饥荒,有司不必申请,即行赈济,不力者罪。

6.各处民间纳粮田有水冲沙壅不堪耕者,上报所在官司勘实后,除免粮税。

7.天下军民近年以来,贫困已甚。各处一应造作,除修理城恒、仓库、运河等处,由各地方经中央批准者外,其馀各项造作,悉以停罢,以解军民之重困。各衙门非奉朝廷明文,一夫不许擅役,一文不许擅科,有违者重罪不饶。

8.给事中御史职当言路,今后凡朝廷政事得失,天下军民利病,均要直言不隐,文一武官员有暴奸邪者,务要指陈实迹纠劾,不言者罪。

9.以上诸条事项,诏书到日,有司即便奉行,有延缓者以违制论,巡按御史察究问罪。

10.天顺元年有因奸党充军者，放回原籍为民;其正犯典刑，家属充军者皆赦免。房屋、田地入官者给还住种。因连坐复职调卫者，仍还原卫。

11.医士、厨役，乐工人等老不堪应役、无丁替代者，悉放为民，有司另行签䃼。

12.凡问讯囚犯，今后须依大明侓科制,照例采用运砖、做工、纳米等项发落，不许深文妄引參语，濫及无辜。

13.在京在外军民骑操、孳牧、原养、寄养马匹、马驹，有倒死、走失、亏欠、被盗等项，悉予免追。

由以上诏令可见,朱见濡着重于减少百姓负担,救济生民及抚慰官军等,在政策方针上作出了合适的应对,減轻階级矛盾,重振军队,也为成化一朝的统治方针奠定格局方向。

而在朝堂之上,朱见濡即位后便平反冤狱,打击奸臣。原本,在朱祁镇复辟后,先是用夺门诸奸邪之言,杀于谦、王文,清除景泰班底,继而石享、曹吉详共倾除有贞,终于酿成曹石之变。后期又倚重奸吏锦衣卫指挥使逯呆、门达监控群臣,深恐自己权位不稳,造成官场人心浮动不安,人人自危。当时锦衣卫官校为英宗耳目动辄陷害告奸，大兴冤獄,当英宗一死，革除锦衣卫的告讦之风便成为了所有官员的一致要求。此时逯呆已死,门达便首当其冲。

天顺时期门达权势什大，以至"益布旗校于四方。告讦者日盛，中外重足立，帝益以为能。"

门达以己之权势大兴冤獄，迫害者甚众: “外戚都指挥孙绍宗及军士六十七人冒讨曹钦功，达发其事。绍宗被责让，余悉下狱。盗窃户部山西司库金，巡城御史徐茂劾郎中赵昌、主事王珪、徐源疏纵。达治其事，皆下狱谪官。达以囚多，狱舍少，不能容，请城西武邑库隙地增置之，报可。御史樊英、主事郑瑛犯赃罪。给事中赵忠等报不以实。达劾其徇私，亦下狱谪官。给事中程万里等五人直登闻鼓，有军士妻酝冤，会斋戒不为奏。达劾诸人蒙蔽，诏下达治。已，劾南京户部侍郎马谅，左都御史石璞，掌前府忻城伯赵荣，都督同知范雄、张斌老聩，皆罢去。裕州民奏知州秦永昌衣黄衣阅兵。帝怒，命达遣官核，籍其赀，戮永昌，榜示天下。并逮布政使侯臣、按察使吴中以下及先后巡按御史吴琬等四人下狱，臣等停俸，琬等谪县丞。御史李蕃按宣府，或告蕃擅挞军职，用军容迎送。御史杨琎按辽东，韩琪按山西，校尉言其妄作威福。皆下达治，蕃、琪并荷校死。陕西督储参政娄良，湖广参议李孟芳，陕西按察使钱博，福建佥事包瑛，陕西佥事李观，四川巡按田斌，云南巡按张祚，清军御史程万钟及刑部郎中冯维、孙琼，员外郎贝钿，给事中黄甄，皆为校尉所发下狱。瑛守官无玷，不胜愤，自缢死，其他多遣戍。湖广诸生马云罪黜，诈称锦衣镇抚，奉命葬亲，布政使孙毓等八人咸赙祭。事觉，法司请逮问，卒不罪云。达初欲行督责之术，其同列吕贵曰：“武臣不易犯，曹钦可鉴也。独文吏易裁耳。”达以为然，故文吏祸尤酷。”

门达更迫害有大恩于英宗的袁彬，而法司卻因门达权势甚大而不敢过问:“都指挥袁彬恃帝旧恩，不为达下。达深衔之，廉知彬妾父千户王钦诓人财，奏请下彬狱，论赎徒还职。有赵安者，初为锦衣力士役于彬，后谪戍铁岭卫，赦还，改府军前卫，有罪，下诏狱。达坐安改补府军由彬请托故，乃复捕彬，搒掠，诬彬受石亨、曹钦贿，用官木为私第，索内官督工者砖瓦，夺人子女为妾诸罪名。军匠杨埙不平，击登闻鼓为彬讼冤，语侵达，诏并下达治。当是时，达害大学士李贤宠，又数规己，尝谮于帝，言贤受陆瑜金，酬以尚书。帝疑之，不下诏者半载。至是，拷掠埙，教以引贤，埙即谬曰：“此李学士导我也。”达大喜，立奏闻，请法司会鞫埙午门外。帝遣中官裴当监视。达欲执贤并讯，当曰：“大臣不可辱。”乃止。及讯，埙曰：“吾小人，何由见李学士，此门锦衣教我。”达色沮不能言，彬亦历数达纳贿状，法司畏达不敢闻，坐彬绞输赎，埙斩。帝命彬赎毕调南京锦衣，而禁锢埙。”

对于门达的种种恶行，宪宗尚为太子时就目见耳闻，登基后便于天顺八年二月逮捕之。以都察院会同五府六部、通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官廷审，在审審后议斩。宪宗考虑到英宗的面子和新君即位应宽減天下罪过的传统改为流放广西充军谪守。

在审理门达的罪行的同时，宪宗亦顺势将英宗时期的锦衣卫众奸党一并问罪，锦衣卫指挥使张山、都指挥牛循、聂恿，千戶陈琏、百户李瑷、段祥、陈让、杨旬及门达之子门升、姪门清、婿杨观等人均被下狱，宪宗达拆毁门达私自在城西设置的锦衣卫狱。后又召回为人宽厚老成的袁彬掌锦衣卫事，袁彬一改前任率张权劳、罔财贿之风，任职日久而行事安静。

对于宪宗即位后谪奸任贤、革除告奸的一系列善政，文武大臣都是举朝称快，此举可谓是伸张正义，昭天理公道之于人心!

臣民见宪宗如此，自是受到鼓舞，于是纷纷向宪宗申诉平反，宪宗亦一一平反各项冤情。

天顺八年六月初一，监察御史白侃的一伤奏疏揭开了平反的序幕。奏疏提及掌道御史张鹏、周斌、御史杨瑄等人控告曹吉祥、石亨橫行不法，強夺民田等事，而曹吉祥石亨二人反而诬告张鹏等人是代宗时期权宦张永的从子，结党排陷为张永复仇。结果英宗不但不惩罪曹、石二人不法，反而下诸御史入狱，其冤屈不可谓不大。

宪宗见到白侃的奏疏后立刻批复道“鹏等既为权奸所陷，吏部其即复其官。”

其后几个月，监察御史赵敔又公开提出为于谦平反之事，宪宗对此大为感慨:“御史言是…… 朕在青宮，稔闻谦冤。盖谦实有安社稷之功，而滥受无辜之慘，比之同时骈首就戮者，其冤尤甚。所司其悉如御史言，亟行之。”于是立即为于谦平反，且特为于谦撰㝍祭文。其文曰:“卿以俊伟之器、经济之才，历事先朝，茂著劳绩，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恃，为权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

为于谦平反，是深得人心之举。当于谦被害之日，阴霾四合，天下冤之，而这一祭文也一时为天下人所传诵。人们被压抑多年的情绪，开始申张，迸发。

在平反于谦后，与于谦同时被害的众多忠义之臣如都督同知范广、俞士侻、王文等人也同时被平反。其馀在天顺年间蒙受冤屈的官员也大都恢复职位。

在一系列的平反，加之政局安穏，政治风气由天顺时的緊张渐变成宽和后，朱见濡在成化十一年十二月下了一道旨意，要求礼部商议为景泰皇帝复帝号并为其加谥，又令会所司重修朱祁玉陵寝。

而对于宪宗这一举措，以商辂为首的文武大臣群臣纷纷连名上表，极言景泰帝在位时的功绩，又将曹石等人伏诛称是英宗的醒悟，最后共拟谥号为恭仁康定景皇帝，

同月宪宗又在奉天门外举行景帝的加谥仪式，正式确立景帝的地位。

可以说，成化年间政局日渐安定，与宪宗平反冤案及为景泰皇帝加谥号这些深得人心的举措不无关係，难怪后世史书国榷对此事大加赞叹道“大哉宪皇追称景帝，所挽回元气多矣。”

在宪宗平反冤案的同时，天顺年间的流民及民变问题又进一步扩大化，而首当其沖的就是大藤峡、荆襄的用兵问题。

宪宗于天顺八年正月二十二日即位，二十九日便接到了广西都指挥使刑斌的奏章，报告梧州城被作乱的瑶人掠劫，城中大乱，财产物资也被瑶人抢劫一空后扬长而去。

而后在几个月內，广东广西地区又先后上报有流盗劫掠城县，杀害官吏人民。宪宗接报后下兵部议处对策，之后兵部尚书王竑上奏，说两广三司官进京贺万寿节，各官久在两广，熟知山川之险易，瑶人之虚实，可令其提出平灭动乱、安定地方之策，并各举骁勇智谋之将官。宪宗于是向兩广各官求策。两广官员都主张应以重兵压境捣破其据点。

宪宗于是在成化元年正月决定以十六万大军征伐瑶民动乱，宪宗拜中府都督同知赵辅为征夷将军总兵官，以右都督和勇为游击将军，左佥都御史韩雍提督军务主持征伐。

值得一提的是，韩雍作为提督军务也就是这次军事行动的实质司令在前一年才因为王伦一案而被贬，此时就又立即当此重任，这在当时产生了一些爭议，而对此宪宗则全力支持韩雍主持出征，还专门给韩雍传下敕谕:“阃外事一听雍节制，敇将士得自署置，监司而下不用命者，辄以军法论，朕不中制。”

而韩雍也没令宪宗失望，很快就做出了成绩。韩雍其人负气果敢，才略过人，就任后很快就制定好用兵方略，他指出“贼已蔓延数千里，而所至与战，是自敝也。当全师直捣大藤峡。南可援高、肇、雷、廉；东可应南、韶；西可取柳、庆；北可断阳峒诸路。首尾相应，攻其腹心。巢穴既倾，余迎刃解耳。舍此不图，而分兵四出，贼益奔突，郡邑益残，所谓救火而嘘之也。”

进而断言“先人有夺人之心，兹行也必胜，我夺之矣” 众将对此策都称善，于是便以其策进兵大藤峡。

韩雍统兵于九月二十九日进至广西全州，往桂林挺进。在行军途中，为了严明记律，保证将士用命，韩雍将未能令行禁止的指挥李英等四人斩首，使全军都不敢有任何拖沓，自是纪律森严。

之后，韩雍将全军十六万人分兵五路，先取修仁，再攻荔浦，生擒斩首近万，平定两县。另外，此两县位于大藤峽地区北部，是官军进击大藤峽的必经之地，这里的瑶军被剪除后，前往大藤峽的大门终于被打开了。

十月，韩雍统兵至浔州府，访问当地父老关于大藤峽的具体情況，父老都认为大藤峽是天险，昜守难攻，劝告要小心行事:“十月至浔州，延问父老，皆曰“峡，天险，不可攻，宜以计困。”但韩雍则认为如不速战速决则会引致师老财匮“雍曰“峡延广六百馀里，安能使困？兵分则力弱，师老则财匮，贼何时得平？吾计决矣。”

韩雍当即出发，长驱直入至大滕峡口。此时韩雍于道旁突然发现有几十人自称儒生、里老的土民跪伏在道旁，表示愿为响㝵。韩雍一见立刻命左右官兵将其捆起斩首。卫士果然发现了这些人身有利刃，经刑讯后供认是刺客，这些人全数被韩雍肢解，分挂林中。

其后,韩雍根据大藤峡的山川形势的特点,令广东总兵官欧信、参将孙骐、高瑞等人将六万八千人并分兵五路,由象州、武宣由北向南推进;都指挥白全、杨屿、张刚、王屺等帅九万二千人等人兵分八路、从桂平、平南向北推进,自己和赵辅、和勇在南缐督战。參将孙震等人兵分两路,乘船从黔江上、下游两头入峽。另遣指挥潘铎等人分守大藤峡诸山隧口,以防瑶军突围。

成化元年十二月初一,韩雍指挥官军水陆并进,至南山,瑤军首领侯大苟已立木栅于南山,滚木、垒石、镖枪、箭矢,倾泄而下。韩雍督兵持团牌登山死战,大破之。一日之內,官军又连破石门、林峒、沙田、古营等地,火烧其巢。

瑶军见大势已去,纷纷逃住橫石塘及九层楼等山头。官军亦穷追进击而至,此时瑤民已重立木栅,据高临下进行抵抗。韩雍一面整军正面佯攻,引诱瑶民投石发矢,一面令死士绕道攀山,抢占瑶民防地后方制高点,瑶民腹背受敌,大败。

至此,韩雍先后攻破瑶寨三百二十四座,斩首万级,俘侯大苟內一千九百馀人,而瑶兵被官军驱赶坠山死者不计其数,取得大捷。战后,韩雍到达大藤峡的那条"大藤"旁,让兵士递上利斧,亲自斩掉大藤,改峽名为断藤峡,以夺瑶人之气,后又勒石记功而还。

此后,韩雍上奏建议设置郡县并派遣各处巡检、千户所，均得到批准采纳。于是改断藤峡设武靖州，命岑铎为知州，属浔州府。此后大军班师论功，升任韩雍左副都御史，封赵辅为武靖伯，子孙世袭。虽然瑶人作乱的馀波一直到成化七年才完全消除，但在这一役中瑶人武装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大本营被捣破的瑶民已是无力再大规模作乱，可以有韩雍此次的出击无疑是极其成功的，后來明廷又在当地设两广都御史、巡抚，新设州县管治，安定下两广的局势。

在兩广用兵之际，宪宗另一方面同时也要在荆襄用兵，成化元年十月，兵科给事中袁恺上报湖广荆襄等处流民，自房县至南漳数百里间恣意抢掠，攻陷地方而深为民患。而当地总兵、御史、三司等官员无剿抚之策又坐视民患，宜各究治。但荆襄问题在天顺年间已有，数年间朝廷无所作为，今已为大患，要整治又谈何容昜?

早在天顺时期,就有一名叫杨英的锦衣卫千户上疏,说荆襄南阳一帶流民众多,內伏大奸大恶,如不早制,必有后患,建议"选良吏賑济,渐图所以散之,愿占籍者听,盗矿者宜绝外民以通。"而这项上报卻没有得到英宗的理会。

而在宪宗即位后先派出工部员外郎刘子钟到湖广布政司专职抚治荆襄流民，后又调河南布政使王恕往湖广抚治流民，但流民作乱之势始终难以平息。

朝廷在湖广地区抚治失败，而当地已有刘通、石龙等人挑旗称王，聚众数万人分为七屯，设国师、总兵、将军、国老、军师等名号，以梅溪寺为王府，实已成了一股气侯。朱见濡见此，实已非招抚可解決问题，在一轮廷议后便決定出兵剿灭当地叛乱。

成化元年十二月，宪宗拜抚宁伯朱永为靖虏将军、都督同知喜信、都督佥事鮑政为左、右參将，统率京营及山东班军一万五千人，以工部尚书白圭提督军务主持作战，会同湖广都御史王俭、抚治荆襄都御史王恕、湖广总兵李震等合兵佂伐荆襄流民。

与此同时,宪宗又给兵部尚书王复(之前的兵部尚书王竑已致仕)下了一道敇谕,要求兵部全面筹划对荆襄的战事,又以荆襄用兵,命吏部让湖广、河南、陕西三省朝觐考察后急速回任,又采纳户部郎中王育的建议,开输纳例以筹军饷。

至成化二年正月初六,朱永等人已到达襄阳西南的南漳县(湖北今县),进入了流民活动区。据当地居民提供的情报,造反称汉王的流民首领刘通等人的巢穴就在万山之中的豆沙河一帶。朱永留镇南漳,白圭和太监唐慎、总兵李震、都御史王恕由南漳向西推进到潭头坪,并下令命少监林贵奉、參将喜信、都指挥王信自襄阳府房县进兵浪口河;抚治都御史王恕、都指挥刘清自谷城进兵㓊庭庙。对在豆沙河口的刘通进行合围。刘通等见官军势大,便分兵两路,刘通等领兵向西北宊围,欲往陝西,苗龙等向东南突围,欲往远安,但两路均受官兵遭遇。三月二十三日,刘通等在房县南的雁坪与都指挥田广等部遭遇。官军在古路口追及流民军,刘通子刘聪及副将苗虎阵亡,刘通等被团团围困于后岩山并最终败亡。

白圭后來上书报告这场战事,使战场情境现于眼前:"二十四日,贼据险悬架辊木垒石,各执枪牌器械以抗我师。臣与李震、王俭等攻其右、喜信、王信等击其左,鲍政等冲其中,刘清等袭其后,四面夹攻。贼下木石如雨,臣等往来督战,士卒争奋,攀崖涉涧,蚁附而前,缘木扪萝,鱼贯而进,尽锐鏖战,呼声震山谷。贼遂大败,追而击之,破其巢穴、焚其庐舍。生擒贼首刘通等二千五百七十余人,斩首二千五百六十余级,获贼属子女一万一千六百余人,牛马驴骡一万一百八十有奇。

见濡得报后,降敇奖谕他调度有方,官军奋勇,但荆襄流民问题则尚未完全解決，直至数年后项忠第二次出剿荆襄方才平定动乱。而第二次出征的则是成化朝名臣，战功卓然的项忠。

成化六年下半年年间，宪宗又再收到关于荆襄动乱的消息，这次在荆襄地区帶头闹事的人的是自称太平王的李原，而归附在李原之下的流民已达几十几之众，这些人共分为一千一百屯，分別在竹山县与均州集结成势。这些流民四处作乱，据巡抚襄阳都御史杨 的题本称:“千万为群，树黄 ，劫狱囚，敌官军，非调诸路兵进讨，不能平灭”

只是前几年才平定过ㄧ次流民动乱，何故这一次又在荊襄发生动乱?原來是规模巨大的災情所致，整个成化五年冬至六年春期问各地都受了大災害，陕西平涼延庆等地累遭寇掠，家破人亡，转徙流离，困苦至极;两广盗攘尚存，疫疠大行;福建灾㫒迭见，淮南旱涝相交;南北兩直隶、河南、山东雨雪愆期，二麦槁死，而流入荆襄流民的流民卻达数十万人之巨。荆襄一帶在宋未元初经历大战乱，人家早已稀少，而当地自然环境经百馀年的复原，至成化时期已是自然资源丰富，大量良地实可开发耕种，而当地一帶的官府有司数量不足，对当地管控力弱，自是流民大量流入开发荆襄。而又有部份身強体壯的流民以荊襄为据地打家劫舍，造成动乱。

面对此等局面，地方官员卻又救振不力，災情未得善治，朱见濡只得连忙选派两京大臣分往各地考核政事，减免赋稅，黜罢不才官吏，又下令文武群臣修省过失。至于荊襄一帶，李原已树黄旗公然造反，明廷自然是兴兵剿灭。

成化六年十一月，宪宗命项忠总督河南、湖广、荊襄军务，会湖广总兵李震，对荆襄叛乱进行第二次征剿。

这一次项忠带了二十五万蒙、汉、苗兵分八路向屯驻在竹山县官渡一帶的李原部和钧州龙潭涧一帶的小王洪部合围清剿。成化七年七月，项忠就已向宪宗报捷，李原、小王洪已被官军捕获，部众溃散，官军先后斩首一千余级，俘二万八千人，经核查户籍姓合而遣散的流民达九十二万八千人之巨。后几个月中，项忠又遣散流民五十万人，追捕李原余党共二百八十六人，斩首六百人，充军者共计三万五千佘人，荆襄一地宣告平定。

在这一次平定荊襄动乱后，宪宗接纳了国子监祭酒周洪谟的流民图说，派下左副都御史原杰处理荊襄事务，而处理方法则可见于原杰的奏本。原杰先是对荊襄一带所有民众进行造冊登记。经统计，有民共十一万三千三百一十七户，四十三万八千八百四十四口。然后，原杰又将一万六千六百六十三戶欲返回原籍者送返原籍，其馀九万六千多户均就地入籍，占旷土为业，向政府提供徭役赋税。

明廷又就当地行政建设的缺陷，以原杰会同湖广、河南镇守总兵、巡抚都御史及都、布、按三司官员经实地视察后，拓广郧县县城，建立府治，定名郧阳府，下辖八县之地，其中有四县为新置县。同时，又在郧阳设湖广行都司，立郧阳卫，建立官军据点。明廷又依原杰推荐选择良吏充任知府知县。

明廷在当地的这一布置无疑是成功的，终明之世当地也没有再发生什么大动乱，而明廷又在这一地区每年增收一万四千四百石的粮税，对于荊襄的治理也成为明清两代安置流民的模式，这正是以成化时代所作出的突出贡献。

在处理国內动乱的同时，宪宗对于边患的问题也没有放在一边，而首要的事务则是处理建州入寇。早在天顺年间董山等人已不停入寇辽东，累年掠劫人口财物深为边患。成化二年九月，宪宗由辽东总兵郑宏的题本中得知建州入寇开原庆云堡以西深入汉地大肆抢掠。

宪宗在得知警信后以左都御史李秉总督辽东军务，酌行剿抚。而李秉刚就任后就在凤凰山击破建州部，将在占据当地的女真人全数驱逐。董山只得连忙派人入贡表示服罪。三个月后宪宗即命锦衣卫都指挥使武忠前往辽东处理董山归顺事务，并招抚其他女真部族。经武忠交涉事务后，董山接受招抚并亲自与其他头目前往北京朝贡。但董山这人卻不是什么安分之人，在跟明廷一番讨价还价不成后，便扬言要回去纠合女真各部抢掠边境，这时的董山气焰当头，卻没料到自己已是大禍临头。当时有位叫高冈的礼部主事献上了两条计策，建议令赵辅、李秉等人将回程的董山扣在路上，同时选京营精锐佂剿建州。而李秉则提出可以先拘留下董山，但将同行家属十馀人放回劝说建州部众，如归还所掠人物，不再掠边则放还董山;如不从则进兵出击。

经宪宗同意后，李秉赵辅等人将董山等二百一十六人拘留在广宁，放返家属劝说建州部众。但另一批留在驿馆內的首领得知有变后竟是各持刀剑杀出驿馆，这些首领被明军截住，当场发生战斗，其中二十六人被明军斩杀，宪宗得报后知道谈判一事已不可能，遂決意进兵出剿。

宪宗拜赵辅为靖虏将军，左都御史、辽东总督李秉參赞军务出讨伐建州女真，九月二十日，明军分左、右哨五道各万骑从抚顺关出塞至十月初四初五日抵达建州本部。其后赵辅连战连捷:“生擒二十七人，斩首五十六级，俘获男妇二十四人，夺回被虏男妇二百五十二人并获其牛马器械，烧其庐舍。” “袭至朗家等寨，连战十余合，贼败，生擒六人，斩首一百二十五级，俘获男妇五十四人，夺回被虏男妇二百四十七人，又获其牛马器械并烧毁贼舍。”

“是月三十日至次日，追至五岭等处与贼交锋，攻战二十余合，贼溃，生擒一十八人，斩首六十四级，俘获男妇二十八人，夺回被虏男妇二百一十八人，又获其牛马，搜出敕书朝先国帖文及番书器械等件，贼舍俱焚之。”

“与贼大战三十余合，官军奋勇夹攻斩首九十七级，生擒一十人，获贼属男妇二十六人，夺回被掳男妇一百三十七人，并获牛马器杖等物。次日至十月初七日，连日官军四散搜捕直至摩天岭、松林子等处，遇贼，斩首三十七级，生擒二人，获贼属妇女三人，夺回被掳男妇五十八人，烧毁贼寨房屋千余间。”

“与贼交锋，转战数十合生擒十有四人斩首一百三十八级俘获男妇十有一人夺回被掳男妇二百五十三人”

“并力攻战，杀败贼众，生擒十七人，斩首一百二十一级俘获男妇五人，获其牛马器仗无数，焚其巢寨。”

另外朝鲜国王李瑈也遣中枢府知事康纯率万人协助明军作战，擒二十余人，斩三百余人。

是役大捷，生擒、斩首千余人，建州卫指挥使李满住伏诛，董山被剮于京师。

其后，成化十五年十月，宪宗再讨不服明廷号令而扬言入寇的建州女真首领伏当加，拜抚宁侯朱永为靖虏将军，太监汪直监督军务，以巡抚辽东右副都御史陈钺参赞军务，又命朝鲜国王李娎出兵夹击建州女真。

十一月，明军再分五路出抚顺关，半月抵其境，建州部据险而守，但被官军四面夹攻，且又发轻骑焚其巢穴，女真人再次大败。是役明军擒斩六百九十五级，俘获四百八十六人，破四百五十余寨，明军再度大捷。

两役下來，明军擒斩千七百级又诛杀建州部首领，致使建州女真元气大伤，直至一个半世纪后的万历年间才回过气来，辽东边患终得平息。

另一方面，在征讨女真之间，宪宗还得再宿敌蒙古人的叛乱，这一次要征讨的是满俊之乱。

成化四年六月三十一日，陕西开城县蒙古人满俊作乱，这满俊是元朝时平涼万户巴丹的曾孙，巴丹及其部众于元亡后又被明廷安置在开城固原一帶并授以千戶，明朝官方对这些蒙古人称为“土达”。开城、固原一帶地方千里，水草丰茂，两宋时已是西夏重要据点。到了满俊这一代时，部众居于这塊游牧行猎之地已有数十年之久，时常在六盤山一帶劫行人、掠牛马，作恶多端。当时一名已致仕的都督张泰有牧场于六盤山，却被满俊连同一名叫张把腰的土达劫去牛羊上千，张泰把此事告到官府去，官府于是派人抓捕满俊。满俊得知消息后聚众抢劫苑马寺马匹逃至固原西北的石城，于石城相抗官军。

满俊又吸纳大量居住在边境的土达加入，成了规模，当地总兵吴琮、參将刘清得知后调兵征讨满俊。吴琮连日行军至石城，命令连夜抢攻。但当时明军未得体息，饥渴交加，极为疲惫，官军攻城不下，阵亡二百多人。

宪宗得报后派项忠总督军务，以都督同知刘玉为平虏副将军，调京营及延绥、宁夏、甘涼等地战兵一万三千人征剿满俊。

项忠于九月十九日统领军队分数路往石城挺进，接近后先在石城十至二十里处扎营，各置峰火号炮，相互接应，以围困封锁石城周边地帶。然后又断石城水源，烧野草，扼其要路，招其協从，准備攻势。

至十一月初，项忠先是攻下石城的西北三峰，西部四峰，又烧窝铺百余处，擒斩九十七级，又把大量叛党逼下山崖而使堕崖死者甚众，官军夺获枪炮弓箭牛马等，满俊被逼困守石城炮架山。

(明日，復會戰。賊佯敗，歛眾入城。伏羌伯毛忠麾其兵，進據木溝。翼日，忠督精銳四千先登，奪山北三峯，又奪山西四峯，與各路官軍會，進攻石城，擒斬甚眾。)

此时满俊一方气势已減，減员严重，但仍有二万余人，满俊仍有可能乘黄河冰冻选择方向突围。

恰恰在这段时间，有星孛于台斗，星象家说“占在秦分，于军不利”。钦天监还专门为此事上疏，说用兵天违天时。这种舆论给项忠的部队造成了心理压力，又加之当时天气寒冰，士卒墮指，其师已老。

只是在这时，项忠展示出其坚韧之处，他举例指出唐德宗时李晟讨伐朱泚，荧惑守岁，也有言不利于用兵，但李晟坚持进军，最终击败朱泚而收复长安，可见天道不违人意。然后项忠制定方略布置兵力，亲领精锐迫近石城东门列阵，并调庄浪、甘肃边军切断石城通住黄河的道路。

(會有星孛于台斗，中外洶洶。占者以為木在秦州，不利西師。忠聞之，曰：「賊虐害生靈，惡貫滔天。今仗皇威問罪，師直而壯。兵法曰：『禁祥去疑。』昔李晟討朱泚，熒惑守歲，卒以成功。今類此。」)

马文升所著的石城东征记记下了当时的情況:“其月，彗出西方。兵部及抚宁侯朱永、定襄伯郭登议以满四骁勇，恐其渡河与北虏连和，祸不止西陲，乃交章拟益兵赴援。项公与予谋兵应益与否？予曰：「若不益，万一贼不能平，益兵晚矣。第请令抚宁侯朱永率宣府、大同精兵五千顺边而来，贼平则止之，未平则并力剿之。」项公从以上请。且日督兵攻围，贼在山熟视不出战，官军至暮则回，项公忧之。予又谋于项公曰：「贼城中既无水，而刍粟亦渐乏，若绝其刍汲，则彼若釜中之鱼，当自毙矣。」项公从之。遂令官军尽焚左右近地之草，贼马死者殆尽。则又尽以死人马填塞城外水泉，候贼夜汲者设伏掩袭之，多被擒，益知彼中消息，正难于水。予曰：「此时贼穷蹙已甚，不足虑矣。」

　　石城南门与东山相近，时令都指挥孙玺领兵数百驻于上，以视贼之出入，迨兵将回，此兵先掣。贼据前山，矢石雨下，我军不能出。时都指挥鲁鉴统庄浪土兵千余人出为前锋，入为后殿，每被贼袭，至夜方回。予复言于项公曰：「孙玺军掣之太早故也，俟中军兵行远，山上兵方掣。」项公从之。自此贼不得上山，中军兵结阵而回，贼竟不敢袭。其后独延绥军与贼门相对，日被攻围，中伤者众，势不能支。予又言于项、刘诸公曰：「彼处当发兵邀击，攻其所必救，贼若上山攻我，我以此精兵冲其胁，贼必败。」众从予计。乃遣刘公子文同甘州达官指挥亦撒率土兵五百人候贼上山，兵即继进，以邀其后。贼信胡神，十月八日，神降日。若今日出战，胜则利，不胜事不利矣。至日，贼果出攻我山土兵，我兵依法捣之，遂斩首十数级，贼始惧。

　　会续调甘州都指挥刘晟兵三千至。十八日复会兵攻城，兵已上山，山势高峻，卒不能克。又日值景短，不久即晡，兵在山上者数千人，彼此皆惧，而贼尤甚。予方忧兵不能掣，而贼复恐我攻山，乃诈请降，欲总督、总兵官诣城下。项、刘二公皆单骑诣彼，久不回。贼披戴明盔甲者数百人环遶门外， 而轻骑往来示武。”

此时项忠刚好捕得一名土达名叫扬虎貍，这杨虎狸是满俊的亲信，项忠以不杀为条件換取到杨虎狸的效力。杨虎狸与项忠相约设伏于东山口处，杨虎狸引出满俊军，满俊被引出时，伏兵四出，满俊大败被生摛，之后很快使破了石城，明军得胜。

(有楊虎貍者，最驍悍，滿四所任倚。夜使虎貍出營遠汲，被擒。忠先揚言斬之，虎貍乞命。仍諭之順逆，許以不死，解所束金鈎賜遣之，令為內應。劉玉刮刀與誓，曰：「爾能生擒滿四，或殺之來，朝廷有賞格，必不爾負。」虎貍請自效，且曰：「賊兵精，當以計移其精騎于山上。誘四出東山口出戰，可擒也。」忠等厚撫慰遣之。明日，整兵至山下。東山口係延綏兵所守，忠等不欲泄，謂其將曰：「爾暫休，今日余代爾守。」乃令人登高覘之，見一人［乘］〈據《鴻猷錄》卷十一補。〉白馬出城，即滿四也。既而果有精兵駐山上，忠等始信虎貍約，乃伏兵東山口。滿四出，諸軍競前撲之，伏兵四起，滿四倉皇突陣墜馬，遂就擒。斬首七千餘級，俘獲二千餘。文升欲乘勝擣城，忠恐倉猝難拔，遂以滿四歸營。)

(賊度不能支，一夜潰走散去。因發兵分捕，復斬首數千級。滿四從子滿能者，最驍捷，逸去。詢其黨，知入青山洞。乃用火薰之出，亦就擒，並獲家屬百餘口。諸營搜山，又獲賊五百餘人，幼男婦女不下數千人，盡分給諸軍。惟宥楊虎貍家。文升謂忠曰：「石城之險，非盡毀前後所築墻垣，恐後有叛者，必據此為巢窟。」遂令萬人悉平之，立石紀平賊歲月于山。餘賊百餘人，走據彗箒山。會有報西戎入套，乃留精兵三千人伺勦餘賊，忠等還固原。時生擒千人，惟滿四、火敬等並各罪大者械送京師，餘八百人就軍中斬之。捷奏至，人始服彭時料敵明審，鎮靜得體云。初，忠日披堅于石城下，矢石如雨，略不退怯。文升勸其持重，忠曰：「奉命討賊，久無成功，死所甘心。」時論偉之。

五年正月，彗箒山賊首毛哈喇被獲，誅之。餘賊解散，忠等下令各歸農業不問。)

此次明廷平定石城后，项忠指出，固原延袭千里，水草丰茂，畜牧蕃多，內为“土达”所居，外为北虏出没之场，而守城惟一千戶所，军少势孤，是以满俊陆梁，捍御无策。所以宪宗依项忠建议，在固原州增立一卫，以加强军力，并在旧西安废城创立一所，以扼制沖要。

土达始终还是在明朝的眼皮子下，局面无论如何都是受到控制的，但真正有组织入寇的北虏们，却不好对付。

天顺年间，随着瓦刺部的衰退，相对的鞑靼部则日益强盛起來。当时一名叫阿罗出的鞑靼部落首领进入无人的河套地区，长驻不去。接着孛来、毛里孩诸部也相继进入河套地区。一时间，河套成了鞑靼诸部的越冬之地，成为了臭名远扬的“套虏”。

至成化初年，套虏已深为西北边患，年年內犯，当官军进剿时，北虏已退回套內，兵力刚散而又再集兵入寇，边民不得安生。

宪宗登基后几年，派出朱永等人往延绥地区分兵防守名处城堡。从成化六年五月到九月，先后在延绥的康家坌、双山堡、开荒川、平夷堡、波罗堡等地与阿罗出部交ˊ战，成功击退阿罗出部进犯。

宪宗其后又令吏部侍郎叶升、三边巡抚马文升、余子俊、徐廷璋及总督三边军务右都御史王越共议战守之事。

然而，初期王越等人数次出师不利，无功，使王越多受朝廷大臣弹劾，而宪宗则坚持以王越參赞军务。

(又明年，越以方西征，辭大同巡撫。詔聽之，加總督軍務，專辦西事。然是時寇數萬，而官軍堪戰者僅萬人，又分散防守，勢不敵。永、越乃條上戰、守二策。尚書白圭亦難之，請敕諸將守。其年，寇復連入懷遠諸堡，永、越禦卻之。圭復請大舉搜套。

明年遣侍郎葉盛至軍議。時永已召還，越以士卒衣裝盡壞，馬死過半，請且休兵，與盛偕還。而廷議以套不滅，三邊終無寧歲；先所調諸軍已逾八萬，將權不一，迄無成功。宜專遣大將調度。乃拜武靖侯趙輔為平虜將軍，敕陜西、寧夏、延綏三鎮兵皆受節制，越總督軍務。比至，寇方深入環慶、固原飽掠，軍竟無功。

越、輔以滿都魯、孛羅忽、癿加思蘭方強盛，勢未可破，乃奏言：「欲窮搜河套，非調精兵十五萬不可。今饋餉煩勞，公私困竭，重加科斂，內釁可虞。宜姑事退守，散遣士馬，量留精銳，就糧鄜、延，沿邊軍民悉令內徙。其寇所出沒之所，多置烽燧，鑿塹築墻，以為保障。」奏上，廷議不決。越等又奏：「寇知我軍大集，移營近河，潛謀北渡，殆不戰自屈。但山、陜荒旱，芻糧缺供，邊地早寒，凍餒相繼。以時度之，攻取實難，請從防守之策，臣等亦暫還朝。」於是部科諸臣劾越、輔欺謾。會輔有疾，召還，以寧晉伯劉聚代。)

直到成化九年，王越等人的努力终见有了成果。该年九月十二日，套虏满都魯、孛罗忽、癿加思兰率部西犯韦州，王越见得机会，決意乘其空巢而出，进兵捣其巢穴、灭其种类。根据情报，王越得知满都鲁汗及孛罗忽、癿加思兰留妻子老弱于红盐池，大举深入，直抵秦州、安定。王越则绕道率延绥总兵官许宁、游击将军周玉各将四千六百骑为左右哨，从榆林红儿山出境，昼夜兼行一百八十里，涉白盐滩。又行进一百五十里，探知鞑靼军老弱俱在红盐池，连营五十余里。王越用计将弱马分布阵后，以张声势，精壮骑兵布于阵前，许宁率左队，周玉率右队，张开两翼。又分一千余精骑埋伏于营侧。明军进至鞑靼部营地外二十里许，鞑靼集众来拒。明军伏兵忽起，前后夹击，击败对方，斩首三百五十五级，获驼马牛羊器械无数，并焚其帐篷、庐舍，然后撤军。满都鲁等回营后，见营帐被毁，举众大哭，率军追击明军。王越结阵缓行，又设伏将追军击败。

(狭西参赞军务左都御史王越袭破虏营于红盐池连营五十余里乃取弱马分布阵后以张形势选精骑令许宁为左哨奏云九月十二日满都鲁孛罗忽癿加思兰三酋自河套出分寇西路臣以为遣兵往追道远兵疲必难取胜宜率轻兵捣其巢穴乃与总兵官许宁游击将军周玉各率兵四千六百从榆林红山儿出境昼夜兼行百八十里夕营于白咸滩北又行一百五十里探知虏贼老弱俱在红咸池连营五十余里乃取弱马分布阵后以张形势精骑令许宁为左哨周玉为右哨又分兵千余伏于他所进距虏营二十余里虏集众来拒臣督诸将方战伏兵忽从后呼噪进击虏见腹背受敌遂惊溃擒斩共三百五十五获其驼马牛羊器械不可胜计烧其庐帐而还 )

经此一役，满都鲁等因丧失妻子畜产，自此不敢再居河套地区，率部远去，西陲从此数年安定，延绥巡抚余子俊得以全力修建连绵一千七百七十里的“橐驼城”。

“子俊先用军功进左副都御史。明年，又用红盐池捣巢功，进右都御史。寇以捣巢故远徙，不敢复居套。内地患稍息，子俊得一意兴役。东起清水营，西抵花马池，延袤千七百七十里，凿崖筑墙，掘堑其下，连比不绝。每二三里置敌台崖寨备巡警。又于崖寨空处筑短墙，横一斜二如箕状，以瞭敌避射。凡筑城堡十一，边墩十五，小墩七十八，崖寨八百十九，役军四万人，不三月而成。墙内之地悉分屯垦，岁得粮六万石有奇。”

其后，宪宗再从余子俊议，将延绥镇由绥德州迁往榆林，使防线向北推进二百里，增卫益兵，拓城置戌，配备攻守器具，榆林从此成为扼制蒙古南下的北方重镇，沿边军民得以耕牧。

(初，延绥镇治绥德州，属县米脂、吴堡悉在其外。寇以轻骑入掠，镇兵觉而追之，辄不及，往往得利去。自子俊徙镇榆林，增卫益兵，拓城置戍，攻守器毕具，遂为重镇，寇抄渐稀，军民得安耕牧焉。)

及其后，在王越、汪直、余子俊的攻守布置下，明军对来犯北虏的战爭形势日占上风，多次得胜，其中又以威宁海之战最为闻名，王越也因功而封威宁伯。

成化十六年正月，据延绥镇守太监张选报，鞑靼亦思马因将犯边。正月十六日，宪宗命朱永为平虏将军、总兵官，由汪直监军，王越提督军务，前往讨亦思马因。二月，明军出大同，王越说服汪直奏请朱永率大军从南路走，自己与汪直沿边境往榆林。后侦知鞑靼已西迁至威宁海，便于同月二十二日尽调京营及大同、宣府两镇精兵两万一千人出孤店关，昼伏夜行二十七日至猫儿庄。时天降大风雪，王越、汪直率精骑连夜奔袭至威宁海，至次日黎明时鞑靼犹未发觉，明军纵兵掩杀，获大胜。

巴图蒙克仅以身逃，其妻满都海于此时战死。此役，明军生擒幼男妇女一百七十余一人，斩首四百三十七级，获旗纛十二面，马、驼、牛、羊共六千余只，盔甲、弓箭、皮袄等一万余件。

(丙戌，监督军务、太监汪直，提督军务、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越奏威宁海子之捷，云：自二月二十二日，选调京营大同宣府官军二万一千出自孤店关，夜行昼伏二十七日至猫儿庄，分为数道，值大风雨雪，天地昏暗，急趣前进，黎明去威宁海子不数里，虏犹不觉，因纵兵掩杀，生擒幼男妇女一百七十一，斩级四百三十七，获旗纛十二、马一千八十五、驼三十一、牛一百七十六、羊五千一百，盔甲、弓箭、皮袄之类一万有奇。)

威宁海后明军又破敌于黑石崖:

“等墩入境剽掠，臣等分布官军截杀，追至黑石崖等处，生擒虏贼十人，斩首一百十三级，获马七百二十九匹，器械六千二百余件。上命降敕奖励之，升报捷锦衣卫指挥使汪钰为都指挥同知，指挥同知王时为都指挥佥事，正千户朱暟为指挥同知。……至是，又俘献下兵部，论功，直岁加食米三百石，永世袭公爵，越加升太子太傅，岁增禄米四百石，本色三百石、折色一百石，掌前军都督府事，总五军营兵，提督团营操练，仍荫其一子为锦衣卫，世袭百户。”

至成化十八年六月，亦思马因部侵入延绥、河西、清水营等处內劫掠时，王越、汪直调兵围攻，亦思马因部打算掉头北去，却正好被余子俊所修边墙堵住出路，被逼与明军交战，结果被打得大败，于是不再有敢轻易犯边入侵者，套患得以平息，陕西三镇得以安宁。

“壬寅，虏寇入延绥、河西、清水营等处，监督军务、太监汪直、总兵官、威宁伯王越调兵分御之，宣府游击将军、都指挥使刘宁败之于塔儿山，生擒四人，斩首百六级。参将、都指挥同知支玉、右副都御史何乔新等败之于天窊梁中觜，斩首七十七级。千户白道山等败之于木瓜园，斩首十五级。延绥总兵官、署都督同知许宁等败之于三里塔等处，生擒二人，斩首百一十九级。大同参将周玺、游击将军董昇、镇守太监陈政、巡抚、右佥都御史郭镗、总兵、都督朱鉴等败之于黑石崖等处，斩首三十级。…加直米岁二十四石，越岁禄五十石。……是役也，斩获最多，盖由尚书余子俊铲削边墙，虏入，为官军所逐，漫散而不得出路故也。然自是无敢复轻犯边者，延绥军民颇得息肩云。”

另外，虽已有高赞答主提出，但还是要赞一下宪宗时期的军事胜利得益于宪宗重视武備，罢免不才将官。

“亲阅骑射于西苑 上以武备懈弛乃御西苑命将官骑射敕谕总兵官抚宁侯朱永等曰朕亲阅公侯伯都督都指挥指挥坐营把总等官骑射于西苑其间中三矢者仅四人中二矢者二十三人中一矢者九十九人余皆全不能中间又有止发一二矢者甚至驰骤失节不能开弓发矢及堕弓于地者此皆尔等不严训练之过抑恐人才高下万有不齐其最下者虽加训终于无成使此辈总统部伍安能递教军士尔等其会议简别察其才力可向进者罢退随操以警将来既而永等会同请罢京营把总都指挥指挥李胜等四十六人 上人谕之曰此辈先皆尔等选补何不精若是自后有缺务宜精选以补之。 ”

“重阅骑射于西苑先是夏四月 上于西苑亲阅公侯伯都督坐营把总将官骑射时武臣有差遣在外及新授职不及试者乃再阅之把总指挥安通等九人以射不中及定襄伯郭嵩安乡伯张宁富阳伯李舆成安伯郭鐄以不任事俱罢之。”

而明代长城制度的建设则又是宪宗时期的一大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