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低、学术要求高……部分高校师资博士后陷困境》一文反映了怎样的现状？
简单来说，就是那些原本被寄予厚望、承载着高校科研与教学希望的“准教师”，却在现实中遭遇了“夹心层”的尴尬。他们身处学术生涯的关键阶段，却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这不仅仅是个人层面的困扰，更是对高校人才队伍建设和科研可持续发展的潜在威胁。
我们不妨把这个困境拆解开来，细细道来：
1. 收入低：现实的“骨感”与理想的“丰满”相距甚远
微薄的薪资： 报道中透露的博士后薪资水平，往往难以支撑起在物价普遍不低的城市里的体面生活。尤其对于那些已经成家立业、需要承担家庭经济压力的博士后而言，这点收入更是捉襟见肘。很多博士后即便拥有博士学位，却过着比许多本科毕业生都更为拮据的生活。
缺乏稳定性和保障： 博士后岗位大多是合同制，缺乏正式编制带来的安全感。这意味着他们无法像正式教职工一样享受稳定的社保、公积金等待遇，一些福利待遇也与正式人员存在差距。这种不稳定性，让很多人在职业规划上感到迷茫，也影响了他们对未来的信心。
与高要求的不匹配： 许多高校在宣传时，往往强调博士后岗位是“学术生涯的重要跳板”，鼓励申请者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但实际发放的薪酬却与这份投入不成正比。这种“付出与回报”的失衡，是造成博士后普遍感到“不值”的重要原因。
2. 学术要求高：严苛的“炼狱”与有限的“出路”
量化的考核压力： 许多高校对博士后设定了非常明确且量化的科研产出指标，比如必须发表多少篇高水平论文、获得多少科研项目等。这些指标往往比一些正式教职工的要求还要严苛，仿佛要把博士后在几年内“榨干”所有学术潜力。
“非升即走”的阴影： 随着高校人才引进机制的改革，“非升即走”的现象在许多高校普遍存在。对于博士后来说，他们的考核期可能更短，一旦在规定时间内无法达到要求，不仅无法留校，还可能面临找不到更合适职位的风险。这种压力，让他们的学术研究时刻处于一种“赶考”状态，难以进行真正深入、长期的探索。
教学任务的额外负担： 除了科研，许多博士后还需要承担一定的教学任务，包括给本科生上课、批改作业、指导学生等。这些教学工作虽然是宝贵的经验，但在高强度的科研压力下，往往成为一种额外的负担，挤占了本应用于科研的时间和精力。
成果的“过度包装”： 为了满足考核要求，一些博士后可能不得不将研究成果“过度包装”，或者在短时间内追求“速成”式的研究，这反而可能损害了学术的严谨性和创新性。
3. 困境的多重叠加与深远影响
人才流失的风险： 收入低、压力大、出路窄，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导致许多优秀的博士后人才选择流向其他行业，或者到国外发展。一旦国内高校无法留住这些宝贵的人才，长远来看，将严重影响中国高校的科研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青年教师的“边缘化”： 博士后本应是高校师资队伍的新鲜血液，是未来学术的中坚力量。但如果他们长期处于“边缘化”的生存状态，其积极性和创造力将被严重压制，甚至可能对他们的职业信心和学术热情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
科研创新的“瓶颈”： 科学研究需要时间和耐心，需要宽松的环境和持续的支持。当博士后们为了生存和考核而疲于奔命时，真正具有原创性、能够突破性进展的研究，就很难有空间去孕育和成长。
对博士培养模式的反思： 博士后制度本是为了在博士毕业后提供一个更高层次的学术训练平台，但如果这个平台本身就充满困境，那么也反过来暴露了我们博士培养模式可能存在的问题。
总而言之，这篇报道揭示的是一个“好心办坏事”的局面： 高校在改革用人机制、提升科研水平的初衷下，为博士后设置了高门槛，但却未能提供与之相匹配的经济支持、职业保障和发展空间。这种“高投入、低回报”的模式，不仅让博士后群体自身备受煎熬，也可能让中国高校的科研和人才建设陷入一个恶性循环。这不仅仅是关于博士后个人的故事，更是关于我们国家未来科研实力和高等教育发展方向的警示。
网友意见
这小编现在写是师资博士后是不是有点过时了？
现在还有师资博士后的学校都...emmm...挺本分的，
现在特X副研究员玩得如火如荼的，
本质和师资博士后一样都是临时工，但是还可以以高级职称去找国家申项目，
你说那些有师资博士后的学校坑人不坑人，又要别人去争项目，又不给别人职称，你说是不是...气哭了。
不用讨伐师资博士后这种历史名词了，就算没人报道几年之内都自己会消亡，会学习更先进的压榨玩法。
不过这篇文章还是有很多内容可以点评一下的。
①不要相信什么学校的、口头的承诺，除非校长是你爸爸。
你爸爸要是说给你安排上，基本不会骗你。但是校长是你亲爸爸么？
第一轮面试后，校方对他很满意，同意聘他当讲师。两轮面试结束后，梁骏感觉这份工作已经十拿九稳，就回绝了其他的offer，一心准备回家乡。
就在签约前，负责招聘的老师告知他：年轻老师必须要有博士后经历。校方态度很明确：如果不做师资博士后，就不能签约。学校承诺，等他师资博士后出站后就可以直接聘为讲师，不设任何门槛。
梁骏入职之后，院长找他谈话。这一次，条件又变了：梁骏必须拿到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并要发表一篇SCI论文。
梁骏发现，院长提的几条要求，是该校聘任副教授的标准。
梁骏感觉自己骑虎难下——这时候他已经入职一个月了，手头没有其他备选的offer，找工作的时间也过了。
吴婧回忆，学校先是承诺聘任她为讲师，后来改口要求她先做师资博士后、等出站后自动转为讲师。等她再接到教学秘书的电话时，考核条件变成了拿到两个省部级课题。她与学校签约时，条件又变成拿到国家级课题，或是在指定的种本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学校指定的这种本刊物都是国内社会科学领域顶尖的杂志，有的还跟吴婧的研究领域不沾边。
2018年春天，史超在博士毕业前夕收到了母校的offer。
这名工科博士自称读博期间“几乎把能拿的荣誉拿了个遍”。学校老师很欣赏这名优秀的学生，明确表示希望他留校任教，并直接聘作副教授。
在这之前，史超已经拿到了他所在行业顶级研究院的offer，那所位于北京二环内的单位可以给他提供丰厚的薪水和一流的平台。
面对来自母校的邀约，史超心动了。就在他拒绝了研究院的工作、准备和学校签约时，学校开出的条件变了——先做两年师资博士后，再转聘。
②不要寄希望于某个领导，白纸黑字红头文件永远比某个领导好使，因为你不知道明年领导会是谁。
2005年4月，浙江大学率先推出师资博士后制度。时任浙江大学人事处副处长刘继荣曾在《师资博士后制度的探索与实践 》一文中提出，“新补充的青年教师……教学和科研的实践经验和创新能力还显不足”，另外，“尽管学校对新进人员实行了人事代理合同制管理方式，但是‘能进不能出’的现象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人才流转机制并未有效地建立起来”。
那时，师资博士后比普通博士后的入选门槛更高，比如除了学术能力之外，还会考察语言表达能力，以便为未来执教做准备。师资博士后除了科研工作之外，也要承担一些教学任务。与高门槛相对应，师资博士后的待遇也高于一般博士后。
这一制度实施的第二年夏天，新校长到任。这位来自清华大学的新校长调研了浙江大学的人事队伍，发现“本地化现象严重”。
“近亲繁殖”一直是国内高校的痼疾，而浙江大学在实施师资博士后制度后，依然未能扭转这一趋势——不乏有导师让自己的博士生毕业后继续留下做师资博士后，进而留校任教。新校长要求控制本校毕业生留校的比例，提高来自海外高校和国内其他名校的人才比例。
2008年年底，浙江大学最后一名师资博士后进站，这一制度终止。
③一流大学定玩法，一百流大学复制玩法。
但在浙江大学终止这一制度之后，师资博士后制度在国内其他高校方兴未艾。时任浙江工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许士荣在《我国高校师资博士后政策的十年回顾与展望》一文指出，在2010年，随着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很多高校人才强校战略的实施，面对现有人事管理相对封闭、单一的弊端，博士后政策的流动性和开放性的优势获得广泛认可，实施师资博士后政策的高校逐渐增多。
在小木虫论坛上，咨询师资博士后事宜的帖子也逐渐增加。人们对于这种新制度仍是雾里看花，人言人殊。有的认为这是给本校毕业留校的“土博士”一个台阶下，有的认为还不错。
④有大腿不一定行，没大腿基本没戏。
有位受访者指出，在做师资博士后期间，比读博期间更为依赖合作导师，甚至可能形成人身依附关系。无论是提供实验条件和实验资金，还是评人才称号，抑或是拿基金、拿项目，“如果他有足够的人脉，就能帮你很轻松地搞定这些事情。如果你的合作导师没有这方面的资源，或者是他不想为你去争取一些资源，那你就做得非常困难”。
⑤家都不顾不住，搞个杰宝的科研。
博士后第三年，到了发工资的日子，梁骏没有收到钱。他被告知，国家只给博士后发24个月的工资，至于他在这之后怎么生活，学院不管。而就在这之前的几个月，梁骏的女儿出生了。
此时梁骏的当务之急不再是做科研，而是想方设法赚钱养家。博士后最后一年，梁骏靠给本科时的老师做项目零零散散地赚了些钱。他算了算，总共不到6万元。
师资博士后那两年多，是吴婧压力最大的一段时间，她“经常梦到高考考得一塌糊涂”，还不时感到心口疼。
博士后进站时，吴婧的双胞胎宝宝刚满1岁。她不得不一边照顾两个孩子一边写基金的申请本子。
博士后出站前，吴婧接孩子放学回家，还要回学校继续加班。孩子经常拉着她不让走：“妈妈已经上完班了，妈妈不要去加班了。”这让吴婧感到心酸。
两年过去了，林扬的科研成果已经远高于考核标准，但他决定离开。
林扬说，在做师资博士后期间，一直因自己的身份感到自卑。“年轻博士开始找工作时，很重要的一个期待就是找到一份安稳的、有编制的工作，要是读了3年博士还达不到这个目标，感觉有些难以接受。”林扬说，“但是在用人单位面前，年轻博士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本。”
⑥学校关心科研？关心人才？别扯了...只关心GDP
梁骏不是个例，很多师资博士后面临量化的考核指标：在两三年里，拿到什么档次的基金、发表什么水平的论文。
江苏某高校教授杨鸣说，自己所在的学校要求师资博士后在4年内发表5篇SCI论文，还要拿到1个省部级以上课题。
至于论文的质量，杨鸣颇有微词：“(那些论文)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在理论上没突破，在实际上也不能结合应用，就是在跟热点。”他认为，唯一的好处就是“学校的GDP绩效上去了”。
吴婧发现，如今很多高校都在降低招应届博士当讲师的比例，扩大了师资博士后的比例。她认为，“学校其实是尝到了甜头的，因为这是他们做科研最有精力的一个时期，也是产出量最高的一个时期”。而师资博士后是一个不稳定的岗位，只有做得出色，才有可能留任，在这样的考核压力下，大家就得拼命工作。“如果你没有达到要求，那你就走人，但是你的成果署名是这个学校的，对学校来讲，只有好处而没有任何害处”。
过去几年，高校给师资博士后提的聘任要求还算合理，留任比例也比较高。但近几年，师资博士后的考核标准提高了很多，例如，有的高校要求师资博士后须入选“四青”人才(指国家优青、青年长江、青年拔尖、青年千人等荣誉称号——记者注)才能留校。史超算了一下，每年“四青”加起来大约1000多人，而全国的博士后则有上万人之多。
在“双一流”的动态考核机制下，不少学校把师资博士后当作论文制造者，“只要招的基数够大，在论文、在科研项目上有量了，肯定会出来一定的质量”。
这也正是前述学者在博文中所批评的现象：在不占用学校稀缺固定编制的前提下，用较高的物质待遇、较小的社会成本，吸引一大批 Paper Producer (论文制造者——记者注)，在短期内迅速提升学校科研业绩，从经济学的角度，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⑦一个临时工哪里来的底气和正式工比？
进站之前，学校向吴婧许诺，她的待遇将会与该校讲师持平。吴婧入职之后发现，自己的工资比讲师高几百元，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全都没有，科研奖励、年终奖也与自己无关。
回忆几年前的经历时，吴婧的声音很平静。因为领导的区别对待，教学秘书也不把这些师资博士后当回事。逢有繁琐的事务性工作，教学秘书还会把活儿扔给这几个外来的师资博士后去做。
⑧你选择洽这个烂位置，那一辈子基本也就烂了。
史超判断，如果自己去做师资博士后，那就相当于在职称竞赛的游戏中直接站在了低起点上。
他断然拒绝了母校的要求，马上开始寻觅其他工作。“如果学校一开始就说让我做师资博士后，我是根本不会递交申请的”。
近年来师资博士后制度有点变味儿了，尤其是实行“非升即走”以后，“给我们的压力和考核要求是高的，但是给我们提供的各方面条件却很低”。
史超读博期间曾在美国访学一年，他发现，美国的助理教授(AP)有独立招博士生的权力，还有自己的科研用房。而国内的师资博士后就只能是别人团队中的一员，连招硕士生的权力都没有。“我不反对他给我们提高标准，我也不反对他要基金要项目，但是你不能让我去凭空做这些事情。要待遇没待遇，要学生没学生，要团队没团队，要实验室没实验室，我怎么做？”
吴婧还是感到些许遗憾。她签新学校时，该校刚开始实行“非升即走”制度。这意味着，如果她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不能升任副教授，就会被解聘。“真的是一步晚，步步晚”。近几年来，“非升即走”成为新聘任的高校教师中另一项“卡脖子”的制度。
⑨高校圈子小，口碑还是有用的，虽然有人饥不择食，但是这些坏名声总能帮一些人认清陷阱。
对于史超的母校来说，去年集体毁约的恶果很快就显现出来。史超听老师说，母校今年“招人的情况不是很理想”。
梁骏有几个博士同学到广州某名校做师资博士后，他发现，几年下来，只有一个人成功留校。如今，只要有学弟学妹向他咨询做师资博士后的事情，梁骏都会极力劝阻。
吴婧则期盼：“我不希望看到大家博士毕业后学术道路太艰辛，或者是像我这样经历这么多挫折。”
不过，这些都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喷也没用，
只能说，给大家一点有用的信息吧。
简单的说，就是喝年轻人的血，给学校这个“老头子”延年益寿。
这种现象之所以越演越烈，大体有三个原因。
第一，国家着急。要发展科研。但科研这东西你怎么衡量？科学时代一切以数据为准。那就以论文课题数量，项目资金多少衡量。但科研和教育都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东西，不是小作坊今天加个班明天把椅子给你搬家里去的买卖。上面即便意思是好的，过几年问校长，发展如何了，低下学校说百年树人，那怎么行。怎么着也得拿出东西来有个交代。别忘了，中国学校都吃国家饭。每年拨款多少根据啥来？总不能根据你百年树人来吧。
所以就要出成果，然而出成果不仅取决于科研水平，还取决于刊物周期，一个刊物一年十二期，一期二十篇论文，一年二百四十篇论文。发表周期在一年到三年不等。蛋糕就那么大，没得解决。怎么办？各个高校就争吧。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从单兵作战转换为集团作战。假如一个人发表权威的几率是百分之一。十个人就是百分之十，一百个人就是百分之百（这当然不可能，但可以提高几率是必然的）。
如此就出现了学术民工，科研博后以及诸多科研岗的出现。说白了。就是拿命换文章。对学校来说，发完论文死了最好。省的出站了。你不满还增加社会不和谐因素。
第二，就是无脑提倡“物竞天择”的竞争伦理。换言之，竞争上岗，竞争拿钱，竞争才能活下去。这当然比起吃大锅饭有进步。但不能无脑提倡。不然就会变成，人与人之间就是“你死我活”的丛林野兽关系。我不信任你，我只利用你。一切唯利是图，哪儿有什么道德责任感和学术伦理？倘若我要被你用不道德的方式吃掉，那我还跟你讲什么道德？这是人本能的反应。即便有洁身自好者，不愿意用糟践学术良心的方式往上爬，或者为自己的活路多争一条路，也不会换来别人的丝毫尊重，还会面对各种恶心人的无良竞争。这就很难。
最奇葩的是。你要讲竞争伦理。最起码是大家都在这个规则里才能愉快的玩耍嘛。但并不是。以某年某月为限，之前的教师不必理会这个竞争伦理。随便混日子。之后的年轻人要摩肩接踵的自相残杀。争夺桌子上掉下的面包渣。这就很让人气愤嘛。而且争就争吧。你吃饱了还要跟我讲情怀，讲尊重。这就不能忍了。怎么着，你不尊重我不拿我当人不要紧，我不能触碰你的利益还得尊重你？各种学校都有这种学阀。俗称规则制定者。
最后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整个现代社会在提倡科学精神和商业文化时候所不能避免的人文陷阱。人对于科学与商业来说，只有两点是有用的。第一就是你的智力，更广义的说，在科学建构的工业社会里，你的劳动能力才是最重要的。对于商业。就是你的消费能力。除此之外。人对于这个社会毫无价值。你既然不能提供有效的劳动。那你就去死。（参考富士康）你不能消费商品，那你也去死。（参考没房子是如何被女孩嫌弃）因而人的一生就是劳动-赚钱-消费的无限循环。
至于你的感受。你过劳死。你活着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不起。这个社会没人关心。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个没有人情味的社会。因为我们在不自觉间也这么理解自己，审判自己，终结自己。
至于福利社会？养老院？福利院？那是不可能的。对于现代社会，住在那里意味着你已经是被排除在外的人群。所以有时候看看西马如马尔库塞等人对现代的批评，你就感觉痛快极了。
换句话说。你以为我们是什么原因普及教育？是为了启蒙？是为了人类理性的共同进步？对不起。是为了让你看懂机器操作的说明书。（你以为是为什么扩招硕士博士？是为了学术进步，是为了提高人文素养？对不起，是为了培养充足的科研劳动力。）
这当然极端了点。然而没有办法，我们就生活在这样荒谬的现实里。你必须受教育。你必须为社会做出贡献，如果你对社会没用了。你就去死。
所以人们羡慕隐士。不是说隐士好，而是隐藏起来，我们可以获得最起码的自尊。
为什么宅男宅女多？你让我出去吃人还是被人吃？为什么不允许我没有能力只能啃老？为什么不允许我活在梦里？
对不起，这个社会不允许。正如同高校不允许你有一个正当的职位，可以安稳的结婚生子孝敬父母，它狂怒的冲你喊:干活，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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