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为什么美国确诊已经突破150万了,医疗系统还没被击穿?

回答
美国确诊病例突破150万仍然未被击穿,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到美国医疗系统的韧性、应对策略、资源分配以及一些关键的社会经济因素。以下将从多个角度进行详细阐述:

1. 医疗系统的规模和能力:

庞大的床位和ICU容量: 美国拥有全球最庞大的医疗体系之一,其医院床位和重症监护病房(ICU)的总量相对较高。虽然在某些疫情热点地区确实出现了挤兑现象,但整体上,全国范围内并没有达到完全饱和。
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技术: 美国在医疗技术和设备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拥有充足的呼吸机、监护仪和其他重症监护设备,这些在应对大量重症患者时至关重要。
训练有素的医护人员: 美国拥有庞大且技术精湛的医生、护士、呼吸治疗师等专业医护人员队伍。尽管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其专业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对患者的有效救治。

2. 应对策略和措施:

“平缓曲线”的努力: 从疫情早期开始,美国各州陆续采取了居家令、社交距离、戴口罩等措施,旨在“平缓疫情曲线”,即减缓病毒传播速度,避免短期内大量病例涌入导致医疗系统崩溃。虽然这些措施的效果存在争议,且执行力度不一,但它们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医疗压力。
医疗资源的调配和扩充:
临时医院和野战医院: 在疫情高峰期,一些地区迅速搭建了临时医院,如方舱医院或将体育场、会议中心改造成病房,以增加接纳患者的能力。
非紧急手术推迟: 为了腾出床位、ICU和医护人员来应对新冠患者,许多医院推迟了非紧急性的手术和治疗,将资源集中在急症救治上。
人员调配和支持: 一些州和联邦政府调动了退休医护人员、国民警卫队医疗人员,甚至鼓励来自其他地区的医护人员前往疫情严重地区支援。
联邦和地方政府的协调(尽管存在不足): 尽管在协调层面存在批评声音,但联邦政府确实提供了资金支持、物资援助(如呼吸机、防护装备PPE)以及指导方针。各州和地方政府也在努力协调医疗资源。

3. 数据和报告的复杂性:

确诊病例数的定义和统计: 确诊病例数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取决于检测能力、检测策略以及报告的及时性。150万只是一个数字,实际感染人数可能更高。但同时,并非所有感染者都需要住院治疗,大量轻症或无症状感染者在家中隔离康复,并未占用医疗资源。
住院率和重症率的考量: 关键在于需要住院治疗和重症监护的患者比例。即使确诊病例数庞大,如果大部分患者症状轻微,对医疗系统的压力就不会像预期那样巨大。早期研究和观察显示,新冠病毒的重症率和死亡率并非对所有人群都一样高,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的人群风险更高。
“击穿”的定义: “击穿”医疗系统通常指:1)所有ICU床位都被占用;2)所有呼吸机都被使用;3)医护人员因过度劳累和感染而无法正常工作;4)基本医疗服务(非新冠相关)被迫中断。在很多地区,虽然压力巨大,但并未达到所有这些指标的完全崩溃状态。

4. 社会经济和地理因素:

人口密度和传播模式: 美国幅员辽阔,人口分布不均。疫情初期集中在一些人口密度高的城市和地区,但这些地区也往往拥有更集中的医疗资源。而一些人口稀疏的地区,即使病例数有所上升,对当地医疗系统的压力也相对较小。
医疗保险和支付能力: 美国是一个私营医疗体系为主的国家。虽然这不是直接导致医疗系统未被击穿的原因,但它影响了患者就医的选择和流程。同时,政府的救助措施(如对新冠治疗费用的减免)也可能影响了就医需求。
对“不就医”的考量(潜在因素): 部分人群可能因为担心费用、缺乏保险、对疾病的认知不足或对就医环境的担忧而选择不就医或延误就医,这也在客观上减轻了部分医疗系统的压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是积极的现象。

5. 持续的挑战和脆弱性:

尽管如此,美国医疗系统在疫情中也暴露出了严重的脆弱性:

PPE的短缺: 疫情初期,防护装备(PPE)的严重短缺给医护人员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并影响了他们的工作。
医护人员的疲惫和心理压力: 长期高强度的工作对医护人员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影响,存在 burnout(职业倦怠)的风险。
种族和社会经济不平等: 疫情对弱势群体,特别是少数族裔和低收入人群的影响更大,他们面临更高的感染率和死亡率,这也间接反映了医疗资源和社会支持的不平等。
长期影响的未知: 即使医疗系统没有被彻底“击穿”,疫情对长期医疗服务、慢性病管理以及公众健康的影响仍然是巨大的。

总结来说,美国确诊病例突破150万但医疗系统尚未完全被击穿,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庞大且先进的医疗基础设施和专业人员队伍
“平缓曲线”策略以及由此带来的时间窗口
医疗资源的调配、扩充和优先使用
对确诊病例中轻症和无症状比例的考虑
地理和人口分布的差异性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医疗系统是完美的,它仍然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并且疫情也暴露了其固有的不平等和脆弱性。对“击穿”的定义也很重要,往往是某个地区或某个时间点达到极限,而非全国范围内的彻底瘫痪。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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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另一个问题,如果在中国,得了新冠,也已经确诊了,去医院,住不了院,医生让你回家去,会怎么样?

告诉大家,其实那段时间,中国也的确有这样的情况,很多人在求助,我也还帮忙找过。

但是这个情况持续了多久呢?没有特别久(还是要缅怀很多不幸的人们),怎么解决的?因为从医生到志愿者到相关单位,总动员。那个时候有人把经济放到第一位么?没有,人命是最重要的。正因为我们也有过这种情况,所以特别能体会很多人的无奈。这一点必须实话实说,我们并不是觉得自己就做的足够好了,但是从上到下,一直在努力,一直在着急。

我认识一些很小很小城市的朋友,离武汉几千公里,他们都派了医疗队,在方舱医院工作。甚至像我这样的人,都在知乎里、在行业里奔走,做个志愿者。

轻症的确容易自愈,但是,轻症也会传染啊。而且重症本来就是轻症转的。让重症减少的办法,就是把轻症控制住。

如果今天美国的这种情况,放到国内,大家怎么想?但是放在今天的美国,很多轻症患者就是得不到帮助,进而可能感染他们的家人。

这样做不对。

说白了,我们其实真的很希望美国的每一位普通人都健健康康,赶快好起来。大家都是人,每一位普通人,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自己的生活。他们在受到病毒威胁,我们不希望他们的情况再糟糕下去。

角色互换,评论过万?要是中国大家肯定接受不了,但是换成美国,似乎大家都变成可以理解了。

但是我要说,这样的情况不对。

为什么现在医疗系统没被击穿?不给看病,当然不容易击穿了。问题是那么多人不幸去世,是否与否,又有什么差别呢?


最近开始尝试用视频的方式来输出内容,已经在把之前回答的一些上万赞的回答变成视频。邀请大家在B站里关注:「马力在知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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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与其纠结这个,不如纠结为什么美国都死了快十万人了,美国居然从上到下都还不当一回事?

难道就像韩国那个牧师说的,我们是信仰上帝的,不怕死——他们是真不怕死么?

当然也可以用“死亡没有降临到自己头上,所以不怕”来解释。但面对如此多逝去的生命,不是应该有起码的共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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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过很多次了。

美国医疗体系依靠严格控制入院标准,尽量不延长“不必要”的治疗时间,再加上基础医疗设施还比较充足,基本达到了一个平衡。

即使在类似纽约这类重灾区,医院的床位也开始有空余储备。

这也是各州逐步开始复工复产的底气。

死的人虽然比较多,但群众觉得这些人根本不算什么,远不如限制隔离可怕。

还是以我比较熟悉的ICU为例。一般来说,病毒肺炎导致呼吸衰竭,平均需要在ICU停留3周左右(比较粗略,便于理解),这次重病人上了ECMO的,普遍用了45天左右成功撤离,加上前后使用呼吸机的时间,这些病人需要占用一张ICU床位70天。

顶级医学期刊JAMA发表美国纽约5700例病人资料,需要机械通气的人的死亡率是88.1%。平均住ICU也就5天不到。

极端一点点的比较,就是我们治疗好一个重病人的时间,足够美国死14个,也就是美国ICU的床位相对于中国能增加十倍,这就几乎不可能击穿。

何况,大量的老年病人都提前签了拒绝抢救拒绝进ICU的声明。

即使是好转的病人,也是症状减轻了,就回家,不像我们国内的医院,一定要两次核酸检查阴性了才能出院。

照目前趋势发展,美国医疗系统会很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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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九十年代的时候,我在外打工,我哪在农村的老母亲在家重感冒,但是家里实在没钱了,就只能在家硬挺着,幸亏我及时的寄回了第一笔工资,我妈才去医院治疗。

美国个人储蓄率那么低,大把平民大概和当年我妈一样吧,没钱去医院能给你治吗?在家硬挺着吧。

武汉初期医院人满为患那是都能拿出治病的钱,真有鳏寡孤独没什么亲人又没存款的,估计也是在家硬挺。

这样说来到底什么叫藏富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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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一般急症会让你回家7天或半个月等下一步消息。

在此期间新冠有足够的时间干掉你。

所以你根本活不到病床上,谈何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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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毅教授最近的一篇文章应该能很直观回答这个问题:

饶毅:“我在武汉的亲戚挺过来了,但在纽约的叔叔去世了”

饶毅的叔叔厚华在纽约去世了。

死于新冠肺炎。

前两天,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

《我在武汉的亲戚挺过来了,但在纽约的叔叔去世了》

作者是饶毅。

饶毅是首都医科大学校长,分子神经生物学家。

这篇文章里,他真情流露地讲述了在新冠疫情的大背景下,他以及他的家族的故事。


感人至深,引人入胜。


(图源:纽约时报)

以下为文章转述:


在中国,8被认为是一个幸运数字,因为在中国,它听起来像是“幸运”的词;444是一个坏数字,因为它听起来像“死亡”;520听起来像“我爱你”。

一直不喜欢迷信,北京时间5月20日下午4点44分,我在微信上收到一条消息,通知我住在纽约的叔叔Eric(厚华)死于Covid-19。

他74岁。

厚华叔叔是一名药剂师,所以他大概是从一名曾到过皇后区商店的病人那里感染病毒的。

三月份被感染,他病了两个多月。他一直使用呼吸机直到最后10天:那时,他被认为是无法治愈的,呼吸机被转移到其他可能获救的病人身上。


我家从事医疗行业。


我现在在北京主持一所医科大学,有19家附属医院。我学医是因为我父亲是一名医生,一名肺内科医师。

13岁那年,母亲因轻微感染去世,他决定学习医学。

如今,我父亲没想到会失去一个比他小15岁的弟弟,因为他就是呼吸系统专业的。

我父亲和厚华于1947年首次分居。我父亲当时17岁,留在中国中南部的江西省会南昌完成学业,而2岁的厚华和其他兄弟姐妹则随父母乘船前往台湾。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台湾在日本占领了50年后又回到了中国,那里有了工作机会。

我父亲在南昌完成了医学教育,并在上海一位顶尖的呼吸科医生那里接受了研究生培训,但在20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把他带到一个小镇,之后又去了一个村庄,在那里他是唯一的医生。


1972年,他搬回南昌一家大医院。

厚华叔叔是我家族中第一个成为美国公民的人。他在1970年代末来到旧金山,一个经济强国,与他在台湾长大的环境截然不同。

35年后,兄弟俩才在1982年重逢。

我父亲在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大学心血管研究所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在那里他进行了肺水肿的研究,他在现在称为扎克伯格旧金山总医院和创伤中心的重症监护室接受了几个月的临床培训。

上世纪80年代初,中美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我父亲一直很感激他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接受的教育以及他遇到的美国人的善良和慷慨。


他把在美国的训练带回南昌,在江西省建立了第一个重症监护病房,也是中国最早的重症监护病房之一。他还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分子医学研究所。

1985年,我跟随他的脚步,跟随我叔叔的脚步,也移民到了加州:我去旧金山攻读博士学位,也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攻读博士学位。

几年后,我弟弟搬到了美国。

上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模式的瓦解,美国似乎是唯一剩下的榜样。


我曾在美国学习,并计划在那里长期工作和生活,于是我申请了美国国籍,并于2000年获得了美国国籍。我的孩子出生在美国。

但是9/11事件发生了,这个邪恶轴心出现了:Dick Chenney(副总统);Paul Wolfowitz(国防部副部长);David Addington(副总统顾问);John Yoo(司法部律师和“酷刑备忘录”作者)。

这些人已经准备好做任何事情来推进他们的议程,在伊拉克、Guantánamo湾基地和其他地方强加他们自己的法律——实际上,没有适当的法律和法治。

太多的美国人也跟着去了。

那个时期向我证明,美国并不是我们许多人认为的民主灯塔。


在芝加哥生活期间,我首先开始研究如何放弃美国国籍,然后在2007年搬回中国后又开始研究。

我在2011年完成了这一过程——这一决定自特朗普总统和特朗普主义(Trumpism)的出现而得到验证,这是911事件后所采取行动的自然扩展。

厚华叔叔再也没有回过中国大陆。

2005年我75岁的父亲退休时,他已经在中国治疗过无数的呼吸系统和重症监护病房的病人。他在2003年经历了非典型肺炎的流行,发布了一个阴暗的预言,即病毒或类似的病毒会卷土重来。

他和我争论新的冠状病毒是否证明了他的预测是正确的。

随着Covid-19病毒在今年早些时候开始传播,我的父亲,现在90岁,已经退休很久了,他会给我一些建议,告诉我如何治疗这种疾病,

以便我能把它转达给其他医生,包括武汉市的一个领先的应对工作,武汉市是大流行的震中。


我们家在武汉有12口人,多数是我母亲一方,纽约有6口人,大多是我父亲一方。

我在武汉的亲戚都很安全。

美国是世界上军事力量最强、经济最富裕、医学最发达的国家,厚华在纽约去世。

美国有两个多月的时间来学习中国感染这种冠状病毒的经验,它本可以在降低感染率和死亡率方面做得更多。

我父亲也在努力接受他哥哥的死,因为他相信他可以治疗厚华,在中国,厚华会被救的。


随着这场大流行在美国和全世界肆虐,中国也出现了一些小规模的疫情,美国和中国在新冠的疫苗研发和治疗上并没有合作,而是在竞争。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似乎是一个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对于那些有幸拥有这样一个选择的人来说。


现在,我父亲和厚华叔叔又分开了。

这一次的结果并不代表美国。

文章完。

另,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实时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7月29日17时30分,

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升至4352083例,

累计死亡病例达到149258例。



世界很难回到从前了。


愿逝者安息,生者坚强。




我传了一个B站的视频,讲这个事儿的,新晋Up主,求支持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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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穿这个标准怎么看?

武汉医院满了,免费治疗的前提下,有病人收不了,认为被击穿。

后来建方仓应收仅收。

美国轻症不收,重症收不收看医院。医院不收当然不会满。

你用死亡率超过5%算崩的标准去看,美国好几个州都崩了。

现在美国暂时好转,是一个多月禁足令的成果。

不完全的禁足令,也比自由传播好太多了。

但是复工后会反复,现在的基数大了,病毒携带者多了,如果口罩率低,传播也会很快。

轻症都不收,重症选择收,入院不好治的快速死提高周转率。这样医院崩溃的上限会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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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2020更新】

感谢大家对这篇回答的关注和对我的祝福。评论中提到的一些点我觉得需要再来解释一下。

  1. 女朋友怎么样了?

我女朋友在我生病期间一直把我照顾的很周全,而且疑似已经出现了症状。幸运的是她的体温一直正常,只出现了咳嗽无力等轻症。她这样几乎是不顾自己照顾我的恩情我应该永生难报了。


2. 许多有医学背景的朋友说:美帝医生的做法没问题。这一点我是赞同的。当时我也预料到了即便去ER也并不能得到任何实质性的帮助。所以我的想法也是自己在家隔离不就医,毕竟还没有到需要住院的的地步(虽然从床上走到洗手间就要咳十分钟,而且在几乎吃不下饭的情况下天天腹泻)。然而从我作为病人的角度来说,拖着病时无力的身体和急促的呼吸,第一次去急诊只给三颗泰诺,第二次去检测中心被当场拒绝检测,还是非常难过的。


3. 泰诺是否很神奇。只能说它的退烧效果非常显著,起效后我的体温一般在98-100华氏度左右,而我一觉刚睡醒时一般都会在102-104华氏度(原谅我不想换算了)。至于治疗效果,我猜大概仅限于让我体温不至于太高而出现危险/引起其他并发症吧。


4. discharge是出院。昨天半夜写回答脑子卡壳,硬是想不出“出院”这两个字。也有可能是我脑内在纠结我没有住院是否能算出院。


5. 关于莲花清瘟与中药。病程后期,我收到了父母寄来的中药以及莲花清瘟胶囊,并且服用了。对于莲花清瘟是否有效的讨论应该知乎上有很多,我这个外行就不插嘴了。


6. 我是否是土豪——不是。叫救护车的原因,一是父母催促再次就医以寻求检测,二是身体状况实在无法支撑我步行就医了,未免传染他人,叫救护车是最保险的选择。


7. 怀疑真实性/好奇账单。

第一次ER:

红线部分是我被出院时当场付的,加上剩下的部分一共是差不多300刀。不得不说我的学生保险还是挺有用的。


第二次ER:

由于我没有当场给我的保险信息,账单还未到。所以你们最关心的救护车费用其实我也还不知道。据我女朋友说,确诊患者的相关费用是可以免除的。


最终检测的诊所:

这是保险寄给我的Explanation of Benefits(EOB)(这次我真的不会翻译了)。总而言之是没有收我的钱,可能与纽约有相关免新冠检测费用的政策有关(有待考证,当时实在没有关注)。


检测结果:


8. 生病期间由于联系了中国驻纽约大使馆,还得到了工作人员持续的关注和问候,并且专门给我寄了健康包。在这里也感谢一下大使馆的关心。



——————————————————————

【原回答】


匿了。本人在纽约,三月中下旬确诊新冠。现在来谈谈经过,也可以侧面说明美国医疗系统对于这次疫情的应对情况。


三月中旬开始持续发烧,体温一直在38°C以上,且伴有呼吸急促,腹泻等症状。一周后未见好转,于是去了纽约Mount Sinai West医院就医。急诊护士测量了我的心率及血氧浓度后把我带进了急诊室。此时的急症室依然是疑似新冠患者与其他患者共用,只是分出了一块区域专门安置发烧病患,两者之间无任何隔断措施。护士与医生的PPE急缺,给我问诊的医生戴的是N95口罩,一般护士只佩戴普通外科口罩。无论医生护士都没有防护服,只穿着一般外科手术防护服(防溅血用,系带穿着,背后镂空)。医生测量了我的口腔体温,用听诊器听查我的肺部,并再次测量血氧饱和度之后,告知我指标并未偏离正常值太多,可以居家隔离,并嘱咐护士给我三颗泰诺当场服用。然后,医生建议我居家隔离直到症状退去且需等待14天再与他人接触。之后便离开了我所在的急诊隔间(与外界仅有挂帘相隔)。


经过一段时间等待后,护士让我服用了水和泰诺,并告知我等待医生最终判断是否discharge我(这个不知道怎么翻译,是否让我退院?)。又是一段时间的等待,可以感受到门外的护士都在尽量回避我的病房。此时隔壁隔间也有医生给发热患者了与我相同的建议:泰诺+回家自我隔离。医生回来了,但只隔着门帘让我用隔间内部通话装置沟通。不知是故障还是我在高烧下有什么操作问题,通话并未成功。此时替我问诊医生的上级(从年龄及语气推断)进入隔间,通知我可以离开,并再次叮嘱我关于隔离相关事宜。至此,我的第一次ER之旅告一段落,发烧一周以上的我得到的是三颗泰诺以及居家隔离指示(一叠资料)。当然还有账单。


三天(四天?)后,我的情况仍未好转,本人女朋友呼叫了救护车带我去医院。护士护工来到我的公寓时有穿着连体防护服和口罩,但并未佩戴护目镜。提供给我一个口罩后(非N95),让我步行下楼(?)上了救护车。到达医院后(依旧是Mount Sinai West),急诊医生只在门口测量了我的血氧后,就给我一个纸条指示我跟着护士去检测中心做新冠检测。我气喘吁吁跟着一位护士到了隔壁楼的检测中心等待接受检测。正当我以为自己终于能够得到检测时,一个年纪稍大,看似为负责人的女士从柜台后面的房间出来通知我,当天不能给我检测。略带责备的告诉我非重症不能检测,并给我一堆自查资料后,就又让我离开了医院。


此时没有办法的我只好在女友陪同下去了附近的私人诊所试图得到检测。万幸这家诊所为我拍了胸片且做了核酸测试。几天后通过邮件通知我结果为positive。然而直到我痊愈,我也仍未得到任何形式的治疗—全靠口服泰诺,维生素等药品坚持自愈。


所以题主问为什么美国医疗体系未被击穿,我想是因为有着不计其数的像我一样的人,并未在医院得到任何形式的治疗,并且自愈。对于重症的治疗,由于美国医疗系统的发达(此处指人均病床数/ECMO台数等),成果还尚可。(此结论有待商榷)


总而言之,这只是我自身的经历,对于之后疫情的发展我并没有更多切身体验。希望能有所帮助。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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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了,床位不够怎么办?拍卖啊,谁给钱多谁住院,给一天钱插一天管,钱没了直接冷链运输……

市场经济下,怎么可能会击穿?人多了提价就行了,不行拍卖。你要强行要求医护人员奉献牺牲一下,他们直接罢工给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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