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是开历史的倒车么？
首先，咱们得说说西周建立之前的情况。夏商王朝，尤其是商朝，留给我们的印象是什么？甲骨文、青铜器，还有那充满神秘色彩的祭祀活动，甚至是人祭。商朝的王权是相当集中的，权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血缘和神权。虽然有发达的青铜文明，但社会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尤其是在广阔的疆域内，可能并没有一个非常系统和稳定的框架。可以说，商朝的统治更像是一种“王权+神权”的模式，带有很强的部落联盟色彩，而且充满着变数。
再来看看西周。西周的统治者，周公旦这一脉，他们可不是简单地继承了商朝的衣钵。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就是如何统治一个庞大的帝国，尤其是征服了商朝之后，如何安抚和管理那些被征服的地区和人民。这时候，他们就搞出了一套全新的东西，核心就是“礼乐制度”和“宗法制”、“分封制”。
咱们先说分封制。简单来说，就是周天子把国家的地盘分给自己的亲戚、功臣，让他们去管理各个地方。这有什么好处？首先，它能有效地把权力分散下去，让周天子不必事事亲力亲为，保证了统治的效率。其次，它建立了一个层层负责的统治网络，就像一个巨大的责任制链条，从天子到诸侯，再到卿大夫，一直到底层。这样一来，国家的疆域虽然扩大了，但统治的触角也跟着延伸了。这跟商朝那种可能更集中于王畿的统治方式，显然是更具组织性和扩散性的。
再来说说宗法制。这玩意儿可厉害了，它是分封制的基础和保障。说白了，就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确立嫡长子继承制。周天子的儿子们、兄弟们、宗亲们，都被封到各个地方去当诸侯。而这些诸侯在国内，也要按照宗法制来管理自己的家族和领地。这保证了统治阶层的稳定性和世袭性，使得权力传递有明确的规则，不容易出现像商朝那样因为继承人问题而引发的动荡。从这一点上看，它不是一种倒退，而是一种制度上的进步，是为了应对更复杂、更广阔的统治需求。
还有礼乐制度。这玩意儿，听起来好像是文化艺术，但实际上它是西周维护统治秩序的“大杀器”。周公制礼作乐，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规定“尊卑有序，长幼有别”。从天子到庶民，每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行为规范，甚至穿什么衣服、坐什么车，都有明确的规定。礼乐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内化统治的秩序，让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位置，接受自己的身份，从而减少冲突，维护和谐。这种通过文化和规范来调节社会关系的思路，比仅仅依靠暴力和神权要高级得多。它试图建立一种自觉的服从和认同，这在当时是相当超前的。
所以，从制度建设、社会组织和统治效率的角度来看，西周的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奠基石。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度，这些东西影响了后世两千多年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你可以说它是一种“保守”的制度，因为它强调等级和稳定，但绝不能说是“倒车”。它是在吸收了夏商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了解决如何管理一个更大、更复杂的国家而进行的一次系统性的创新和完善。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西周制度的局限性。分封制发展到后期，诸侯的力量越来越大，中央集权就受到挑战，最终导致了周王室的衰微和春秋战国的乱局。礼乐制度也因为僵化和被滥用，最终失去了原有的意义。但这些是制度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弊端，不能因此就否定西周制度本身的先进性和开创性。
打个比方，就像汽车发明出来的时候，肯定不如现在的智能电动汽车那么先进，甚至有时候还会抛锚。但你不能说发明汽车本身是“倒车”，它毕竟是交通方式的一次巨大飞跃。西周的制度改革，也是在它那个时代背景下，一次对统治模式的重大突破和升级。
所以，要说西周是不是开历史的倒车，我的看法是：它不是倒车，而是在那个时代背景下，一次对统治模式和国家治理的重大创新与巩固，奠定了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重要基础。 它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其制度设计的智慧和对后世的影响，足以让我们承认它的开创性意义。
网友意见
找了好久才找到一个合心的问题，姑且来回答一下。
在技术史上很多人容易陷入“多就是好，大就是美，炮塔越多越革命”的怪圈不能自拔，单纯认为一个事物越精致、越大，代表技术越精湛，并且从这里推出了后世比先世的器物更精致和复杂所以技术出现退步这样的观点。
这样的观点不能说完全错，很多时候确实能够反映一些问题，同样，很多时候也容易错得离谱。
举个例子，日本二战时期吓死人的大和号战列舰满载排水量75000吨（数据没有核实过，不要在意这些细节），人类历史上再也没有这么大的战列舰了，如果你要用这个例子说人类的造船技术在二战之后退步了，大家一定会用关爱的眼神看你。
当然，这只是开个玩笑，大家都知道，再也不建大和号并不是人们造不了大和号了，相反我相信人类中二症发作了绝对能造出比大和号还大的战列舰。大和号之后再也没有巨大战列舰的真正原因是战列舰的时代结束了，现代海战不再需要巨舰大炮对轰了，战列舰就退出历史舞台了。
好了，说了这么多，我们来看商到西周青铜器的演变过程，和这个演变过程反映的历史规律。
商代的青铜器从二里岗下层，也就是商代早期就开始铸造，到了殷墟期，也就是晚商，已经达到了技术上的高峰，我们熟悉的很多青铜器也是这个时候被铸造出来的，比如后母戊鼎、比如妇好鸮尊。
在丰富的商代青铜器中，考古学家发现，商代青铜器的出土有一定的规律，他们发现“爵-觚”两件套是商代青铜器的核心器物组合。那么什么是核心器物组合呢？就是说在明确是商代贵族的墓中，“爵、觚”组合的出现几率最高，其他像“鼎、簋、盘”这样后世流行的青铜器在墓里出现有多有少，时有时无，而“爵、觚”这两类青铜礼器则在几乎所有墓中都有。可见，“爵、觚”在殷商人的意识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那么“爵、觚”这两件青铜器是干什么用的呢？虽然这两件器的使用细节现在仍然还有争论，但是大体上这两件器属于祭祀使用的酒器都是无可争议的，也就是说和饮酒相关的礼仪对于殷人的意义重大。
殷人尚酒的说法古来有之，传世文献《尚书·酒诰》，在《酒诰》中周朝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周公旦告诫在殷商故地建国就封的卫侯要吸取殷商灭亡的教训，不要让臣民沉湎于酒。而在著名的青铜器大盂鼎铭文中，周康王同样告诫诸侯盂不要因酒误事。
将文献、金文和考古发掘结合，我们说酒对于商人来说极其重要是没有问题的。
商人喝酒只是为了享乐吗？喝酒当然很快乐，但是喝酒的功能并不只是享乐。
将视野投向上古的世界各个角落，在各个民族中，祭祀的时候使用致幻剂的传统都存在。在西伯利亚，萨满服用有毒的蘑菇造成幻觉；在南部欧洲和次大陆，祭司发现了罂粟和大麻的致幻作用；在美洲，祭司在祭祀之前舔癞蛤蟆、喝有毒的仙人掌汁液、咀嚼蘑菇。
这些致幻剂迷幻作用明显，使用起来危险性很大，有很大的副作用，所以当酒这种低风险的致幻剂出现之后，许多古文化都迅速接纳了它，将其用于祭祀。
我们知道，上古青铜器大多用于祭祀和礼仪场合，并不是日常生活用具。在殷商的例子中，这些酒器和酒器盛装的酒最初的作用也就是祭祀，这种祭祀模式被许多考古学家称为“狄俄倪索斯模式”，“狄俄倪索斯”是希腊神话里的酒神，通过饮酒，祭司达到一种狂热、迷幻的精神状态，好似大神上了身，就有一种接近神灵的感觉。
《礼记》中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我们在后来的考古发掘发现的和商文化有关的重要遗存大多也和祭祀有关，例如甲骨文是和神鬼沟通的媒介，大规模人祭也是为了取悦神灵，这充分说明了，祭祀在商文化中的核心作用。
在这种宗教氛围之下，商代的青铜器也大多和对神灵的祭祀有关。而商代的青铜器纹饰当然也服务于这样的祭祀。
例如在这尊虎食人卣的纹饰中，一只猛虎张开血盆大口，将一个人的头吞入腹中。这样的纹饰非常现实，加上大量兽面纹、虬龙纹、蝉纹等的装饰，显得神秘而恐怖。使用这样的青铜器进行祭祀，在酒精造成的幻觉催化下，让人更容易进入那种谵妄、迷幻、狂热的宗教气氛中，也让被统治的平民和异族产生了敬畏感。
这也就是商代青铜器纹饰繁密、充满神秘色彩的真相。
而到了周克商之后，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西周的青铜器虽然和商相比有所区别，但是总的来说还是一脉相承的。
和殷商不同的是，在西周取代商开始，“爵、觚”的酒器组合的核心地位开始下降，虽然这个传统仍然被殷商遗民顽强的坚持着，而新的周人征服者开始喜欢新的“鼎、簋”组合了。换句话说，在周人的祭祀中，饮酒的重要性也下降了，取而代之的则是以“鼎、簋”为主的食器组合。这个进程在西周中期，也就是大约在周穆王时代完成，从此“鼎、簋”成为周王朝的核心器，“爵、觚”变成陪衬。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周人的祭祀不再是醉醺醺的了。
不管在传世文献里，在历史记载里，在出土金文中，我们都不难发现，虽然周人崇尚“天命”，但是已经不热衷于频繁而奢侈的祭祀，转而变得更加务实和理性。在这样的思想变化值下，“狄俄倪索斯模式”那种迷幻、癫狂的祭祀不再被人们崇拜，周王朝那种井井有条、富于庄重、美学和仪式感的祭祀礼仪开始得到人们的追捧。
各种鬼神妖灵开始退出高等级祭祀，祭祀的核心变成了不可捉摸的天帝和周人们引以为傲的祖先，在这些仪式里，祭祀不再需要讨好鬼神、向鬼神咨询，而是通过祭祀祖先表现自己家族内部的荣耀传统和团结，周人开始“敬鬼神而远之。”政治和道德文化在西周中晚期开始取代鬼神文化，这是我们民族的巨大进步。
在这样的信仰基础上，依附于鬼神崇拜的青铜器纹饰就像依附于巨舰大炮时代的大和号一样失去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壤，失去了社会功能之后，繁缛的纹饰开始解体或者干脆转化为几何纹饰，开始了美学探索。
在春秋时代，青铜器已经从祭祀功能中被解放出来，开始成为大国炫耀实力和威仪的外化工具，大量让人耳目一新的青铜器出现，代表了新时代的来临：
在战国时代，中国青铜器铸造进入了新的巅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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