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每城必守，导致兵分对国军大陆失败造成了多大影响？
国军在抗战胜利后的战略决策，特别是“每城必守”的原则，对他们在解放战争中丢掉大陆的结局，无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导致”或“没有导致”的二元论问题，而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下的重要推手。要细致地分析这一点，我们需要从战略目标、兵力部署、战场态势以及国共双方的优劣势等多个维度去审视。
一、 战略目标的失误：光复“版图”与“控制”的误判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政府面临着一个全新的局面。一方面，经历了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收复失地、光复主权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政府合法性的重要体现。另一方面，国内政治形势复杂，国共两党矛盾尖锐，如何处理东北、华北等战略要地的控制权，是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燃眉之急。
“每城必守”的背后，是国民政府希望尽快恢复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和控制的战略意图。他们认为，掌握了主要城市和交通枢纽，就等于掌握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和政治心脏，也就占据了与共产党进行谈判和对抗的有利地位。特别是在国际上，他们也需要向盟国展示其作为战胜国的权威和对中国的实际控制能力。
然而，这种战略目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存在着根本性的误判：
对解放军战争意志和能力的低估： 抗战期间，解放军经历了磨砺，其战争动员能力、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术素养已今非昔比。他们并非只盯着城市，而是将战场延伸至广大农村，通过土地改革赢得了农民的支持，构筑了稳固的根据地。国民党将重心放在争夺城市，恰恰忽略了其力量的真正来源和基础。
对国共双方力量对比的误判： 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在数量和装备上占有优势，但这是一种“纸面优势”。其军队存在着严重的腐败、士气低落、指挥不统一、装备得不到有效维护和补充等问题。而解放军虽然武器装备相对落后，但其思想统一、目标明确、纪律严明，拥有极高的战斗意志和灵活的战术。
忽视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现实： 解放军的军事思想早已发展到“农村包围城市”，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功。国民党固守城市，等于将自己置于解放军的包围圈内，使其优势兵力难以展开，反而成为解放军各个击破的目标。
二、 兵力部署的僵化与浪费：分散兵力，处处设防
“每城必守”的战略直接导致了国军兵力的极度分散和不合理部署。
兵力“摊大饼”，无法形成局部优势： 为了占领和守卫数量庞大的城市和据点，国军不得不将其有限的主力部队拆分，部署在各个重要城市。这使得在任何一个具体的战场上，国军都难以集中足够的力量形成压倒性的优势，以求快速歼灭敌军。
“守”而非“攻”的被动局面： 守城作战，尤其是防御战，往往是被动的。一旦被解放军包围，除非有强大的外援或成功的突围，否则守军很容易被困死。解放军则可以通过运动战、分割包围、攻坚战等多种战术，对分散的守军进行有效的打击。
交通线的脆弱性： 国军过于依赖铁路和主要公路作为兵力输送和补给线。一旦这些交通线被解放军切断，被围困城市的守军就如同孤岛，补给困难，士气低落，最终难以支撑。
主力部队的消耗： 许多原本可以作为野战机动部队的主力，被抽调去守卫缺乏战略纵深的城市，导致其无法发挥其应有的战力。在守卫城市的过程中，往往会与解放军陷入拉锯战，大量消耗兵力，而这些损失很多是无法通过有效歼灭敌军来弥补的。
东北战场的失利： 尤其在东北地区，国民党政府为了争夺地盘，过早地将大量精锐部队（如新一军、新六军等）投入到占领各大城市和交通线的行动中。但这些部队数量有限，且与地方部队整合不佳，无法有效控制广阔的农村和基层区域。解放军则利用其在东北地区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灵活的战术，对国军进行了有效的分割包围和歼灭，最终导致东北战场成为国军的“滑铁卢”。
三、 战略机动性与后勤补给的严重制约
“每城必守”的策略，也使得国军在战略机动性方面遭受了严重的制约，同时也给后勤补给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战略机动性丧失： 一旦部队被部署到某个城市进行防御，就很难再将其调动以应对其他战场的突发情况，或者进行集中打击。这就好比将棋子死死地定在棋盘的某个位置，失去了变化和主动权。
后勤补给压力剧增： 每一个被占领的城市都需要源源不断的补给，包括粮食、弹药、药品、燃料等。而解放军则通过对交通线的袭扰和破坏，不断增加国军的后勤压力。当兵力过于分散时，后勤线的长度也会随之增加，更易于被切断，从而造成补给中断，直接影响到守军的战斗力。
对空运的依赖与局限： 国军在一些难以陆路抵达的地区，例如东北的某些地方，试图依靠空运来维持补给。然而，国军的空军力量远不如解放军的地面优势，而且解放军的防空能力也在不断增强。过度的空运依赖，不仅消耗巨大，而且风险也很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四、 对士气和政治影响的负面作用
“每城必守”的战略，不仅仅是军事层面的问题，也对国军的士气和政府的政治合法性造成了负面影响。
“无谓的牺牲”： 当守军被解放军重重包围，弹尽粮绝，而外界又无力支援时，守卫一个没有战略纵深、难以守住的城市，就变成了“无谓的牺牲”。战士们明知希望渺茫，却不得不为毫无意义的阵地战而牺牲，这严重打击了军队的士气。
“丢城失地”的政治压力： 另一方面，当城市被解放军攻克时，国民党政府就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丢失一座城市，在当时的宣传战中，往往被描绘成政府无能、腐败的证据，进一步削弱了其统治的合法性。
内部矛盾的激化： 这种僵化的战略也可能加剧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一些军官可能对这种“死守”战术提出质疑，认为应该采取更灵活的机动战，而不是将宝贵的兵力浪费在难以守住的据点上。
总结来说，抗战后“每城必守”的战略，是国民党政府在面对解放战争初期复杂局势时，一种战略目标上的失误，也是一种对敌我双方实力和战争规律的误判。
它导致了国军宝贵兵力的极度分散，无法形成有效的使用，使得其在数量和装备上的优势难以转化为战场上的优势。
它使得国军陷入了被动防御的局面，丧失了战略机动性，难以应对解放军灵活多变的战术。
它加剧了国军的后勤补给困难，并暴露了其交通线的脆弱性。
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军的士气，并成为政治宣传战中的负面素材。
“每城必守”并非一开始就注定了国军的失败，但它无疑将国军推向了一个越来越不利的境地，使其在解放战争的进程中，一步步地将原本拥有的优势葬送，最终导致了在中国大陆的失败。这是一种典型的“坐拥宝山而不知如何运用”的战略悲剧。
一、 战略目标的失误：光复“版图”与“控制”的误判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政府面临着一个全新的局面。一方面，经历了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收复失地、光复主权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政府合法性的重要体现。另一方面，国内政治形势复杂，国共两党矛盾尖锐，如何处理东北、华北等战略要地的控制权，是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燃眉之急。
“每城必守”的背后，是国民政府希望尽快恢复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和控制的战略意图。他们认为，掌握了主要城市和交通枢纽，就等于掌握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和政治心脏，也就占据了与共产党进行谈判和对抗的有利地位。特别是在国际上，他们也需要向盟国展示其作为战胜国的权威和对中国的实际控制能力。
然而，这种战略目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存在着根本性的误判：
对解放军战争意志和能力的低估： 抗战期间，解放军经历了磨砺，其战争动员能力、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术素养已今非昔比。他们并非只盯着城市，而是将战场延伸至广大农村，通过土地改革赢得了农民的支持，构筑了稳固的根据地。国民党将重心放在争夺城市，恰恰忽略了其力量的真正来源和基础。
对国共双方力量对比的误判： 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在数量和装备上占有优势，但这是一种“纸面优势”。其军队存在着严重的腐败、士气低落、指挥不统一、装备得不到有效维护和补充等问题。而解放军虽然武器装备相对落后，但其思想统一、目标明确、纪律严明，拥有极高的战斗意志和灵活的战术。
忽视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现实： 解放军的军事思想早已发展到“农村包围城市”，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功。国民党固守城市，等于将自己置于解放军的包围圈内，使其优势兵力难以展开，反而成为解放军各个击破的目标。
二、 兵力部署的僵化与浪费：分散兵力，处处设防
“每城必守”的战略直接导致了国军兵力的极度分散和不合理部署。
兵力“摊大饼”，无法形成局部优势： 为了占领和守卫数量庞大的城市和据点，国军不得不将其有限的主力部队拆分，部署在各个重要城市。这使得在任何一个具体的战场上，国军都难以集中足够的力量形成压倒性的优势，以求快速歼灭敌军。
“守”而非“攻”的被动局面： 守城作战，尤其是防御战，往往是被动的。一旦被解放军包围，除非有强大的外援或成功的突围，否则守军很容易被困死。解放军则可以通过运动战、分割包围、攻坚战等多种战术，对分散的守军进行有效的打击。
交通线的脆弱性： 国军过于依赖铁路和主要公路作为兵力输送和补给线。一旦这些交通线被解放军切断，被围困城市的守军就如同孤岛，补给困难，士气低落，最终难以支撑。
主力部队的消耗： 许多原本可以作为野战机动部队的主力，被抽调去守卫缺乏战略纵深的城市，导致其无法发挥其应有的战力。在守卫城市的过程中，往往会与解放军陷入拉锯战，大量消耗兵力，而这些损失很多是无法通过有效歼灭敌军来弥补的。
东北战场的失利： 尤其在东北地区，国民党政府为了争夺地盘，过早地将大量精锐部队（如新一军、新六军等）投入到占领各大城市和交通线的行动中。但这些部队数量有限，且与地方部队整合不佳，无法有效控制广阔的农村和基层区域。解放军则利用其在东北地区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灵活的战术，对国军进行了有效的分割包围和歼灭，最终导致东北战场成为国军的“滑铁卢”。
三、 战略机动性与后勤补给的严重制约
“每城必守”的策略，也使得国军在战略机动性方面遭受了严重的制约，同时也给后勤补给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战略机动性丧失： 一旦部队被部署到某个城市进行防御，就很难再将其调动以应对其他战场的突发情况，或者进行集中打击。这就好比将棋子死死地定在棋盘的某个位置，失去了变化和主动权。
后勤补给压力剧增： 每一个被占领的城市都需要源源不断的补给，包括粮食、弹药、药品、燃料等。而解放军则通过对交通线的袭扰和破坏，不断增加国军的后勤压力。当兵力过于分散时，后勤线的长度也会随之增加，更易于被切断，从而造成补给中断，直接影响到守军的战斗力。
对空运的依赖与局限： 国军在一些难以陆路抵达的地区，例如东北的某些地方，试图依靠空运来维持补给。然而，国军的空军力量远不如解放军的地面优势，而且解放军的防空能力也在不断增强。过度的空运依赖，不仅消耗巨大，而且风险也很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四、 对士气和政治影响的负面作用
“每城必守”的战略，不仅仅是军事层面的问题，也对国军的士气和政府的政治合法性造成了负面影响。
“无谓的牺牲”： 当守军被解放军重重包围，弹尽粮绝，而外界又无力支援时，守卫一个没有战略纵深、难以守住的城市，就变成了“无谓的牺牲”。战士们明知希望渺茫，却不得不为毫无意义的阵地战而牺牲，这严重打击了军队的士气。
“丢城失地”的政治压力： 另一方面，当城市被解放军攻克时，国民党政府就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丢失一座城市，在当时的宣传战中，往往被描绘成政府无能、腐败的证据，进一步削弱了其统治的合法性。
内部矛盾的激化： 这种僵化的战略也可能加剧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一些军官可能对这种“死守”战术提出质疑，认为应该采取更灵活的机动战，而不是将宝贵的兵力浪费在难以守住的据点上。
总结来说，抗战后“每城必守”的战略，是国民党政府在面对解放战争初期复杂局势时，一种战略目标上的失误，也是一种对敌我双方实力和战争规律的误判。
它导致了国军宝贵兵力的极度分散，无法形成有效的使用，使得其在数量和装备上的优势难以转化为战场上的优势。
它使得国军陷入了被动防御的局面，丧失了战略机动性，难以应对解放军灵活多变的战术。
它加剧了国军的后勤补给困难，并暴露了其交通线的脆弱性。
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军的士气，并成为政治宣传战中的负面素材。
“每城必守”并非一开始就注定了国军的失败，但它无疑将国军推向了一个越来越不利的境地，使其在解放战争的进程中，一步步地将原本拥有的优势葬送，最终导致了在中国大陆的失败。这是一种典型的“坐拥宝山而不知如何运用”的战略悲剧。
网友意见
“每城必守，导致兵分”只是国府走下坡路的一个现象，这一点刘伯承曾有分析。
《人民日报》1946年11月30日文章《刘伯承将军谈蒋介石》记载：
刘伯承将军以猛虎掏心战术打击蒋介石停战令以后的偷儿行为，四天之内歼灭了他一万一千多人。战役开始的第三天（十一月二十一日），他允许我们到他的前线指挥所去看他，他穿着一套崭新的蓝色棉军服，动作矫捷，比我所见的他的照片胖一些，而且大出我的意外，比我预想中的他要年青得多。
他首先告诉我们这次战役的经过：蒋介石一面下令于十一月十一日中午起停战，一面密令他侵占滑县一带的部队继续前进，相机侵占濮阳。“这是偷儿形式”，他说：“他想以他的停战令麻痹我们，可是我们不上当，他越下令停战，我越当心他吃我，对蒋介石这种人，鲁迅的‘推背图’说得好，他说什么话，你要从反面想。”当时的形势是这样，这一线从东到西是三个大据点，何冠三的河北保安第十二总队以朱楼为依托，江匣锋的一二五旅以邵儿砦为依托，杨显明的一〇四旅以上官村为依托，大家伸出手来向濮阳方面偷摸，各各伸展出来二十多里，建立了许多小据点。“我们打法也怪”，刘将军微笑着说：“我们不理会那些伸出来的手，我们从他们的手边擦过，穿过他们的小据点，一下子抱住他的腰，猛虎掏心打他的根根朱楼、邵儿砦、上官村，一下子解决消灭了他们的旅部和总队部，俘虏了旅长杨显明、副旅长李克源和总队长何冠三。”他顿了顿接着说：“蒋介石你不能以人情常理来推断他，他就是不做人的事要学‘推背图’。”他提到这次在杨显明的旅部，得到蒋介石一个密令，停战令以后仍旧继续进攻，但是严禁发表战报。这时候，这位老革命家的表情是很复杂的，有勇者的愤慨，智者的镇静和仁者的热忱，热忱地教人不要上当。
他允许我们到战地去看看蒋介石的工事。“那是很坚固的乌龟壳，这就是蒋介石的乌龟战术”。他说：“我们固属不容易打进去，但是他们从旅长到伙夫要爬出来也很困难，你可以想到那是多么结实！”我请他以权威军事家的资格谈谈蒋介石的战略战术，他说：“他这乌龟战术即所谓步步为营，另外还有一套是并进长追。从内战以来，他打我们就是这两套东西。从今年八月十号以来一百天内，我跟他打了五仗，消灭了他十一个旅，第一次陇海之战，他是步步为营，我干掉他两个旅；第二次定曹之战，他改成并进长追，我干掉他四个旅；第三次张凤集之战，又是并进长追，送掉一个半旅；所以这次又换成步步为营，采取所谓战略的进攻，战术的防御了。总而言之，这一套吃了亏换那一套，那一套吃亏又换这一套，有时候两套都带一点，这就是所谓翻过来牛皮楂，翻过去鳔牛皮”！这是一句四川土话，和蔼的老人和我们一起大笑了。
“他的至命弱点在于这是出卖祖国、压迫人民的战争，而现在已是人民的时代。”他说：“无论那一国的军事学说，守备兵力必须大大的小于机动兵力，比如说吧，一比九已经太多太多了。你要卖国独裁剥削，非压迫人民不可，人民已经晓得反抗，你就一定得加强守备兵力才能控制，否则人民就不听招呼了。他现在用于守备的兵力太大，第五军、十一师这样的完全美械部队都拿来守备，太不合算。同时，他们没有日本人强，日本人一排一班可以守个地方，而他现在规定一营人都不打仗。他们对我们有三怕：一怕夜战，二怕野战，三怕白刃战。白刃战是士兵们不敢，夜战、野战呢，怕士兵们跑，士兵都是抓丁来的；再好的飞机大炮也要人拿呀！谁来给你当兵。他把军队集中到前线来，后方空虚怎么办？老百姓发生民变怎么办？”他一再的说：“这是无法解决的矛盾；我们独立民主和平的主张，实行耕者有其田，农民都起来了，当兵进行爱国自卫战争，这就是制胜的根据。”
最后，关于城市得失问题，他说：“这是很简单的算盘，比如他拿一百五十个旅，我拿一百五十个城，一个换一个，等到我把这一百五十个旅消灭完了，这一百五十个城不还是我的！”他又为我说了一个故事，他说：“老百姓很容易懂得这个道理，三个星期之前的鄄城之役时，鄄城有一个老头子问他的儿子：到底消灭了没有，怎么消灭了？儿子说：消是真的消灭了，旅长活捉了起来，他亲眼看见的。另一个老头子插嘴说：这办法最好，东消灭他一股，西消灭他一股，等到他没有人守城就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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