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中有没有不应该被称作是好汉的行为？
1. 滥杀无辜，残暴嗜血：
这是梁山好汉身上最令人诟病的一点，也是最违背“好汉”二字的行为。
杀戮的普遍性和随意性： 许多好汉在聚义和打家劫舍的过程中，往往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戮，对普通百姓、官兵甚至敌对阵营的无辜人员都毫不留情。例如：
王英的“好色”与残暴： 王英初次登场时就企图霸占刘太公的女儿，后来在与祝家庄的冲突中，为了报复，他不仅杀了祝家的好汉，还将无辜的祝家庄庄丁和村民屠戮殆尽，手段残忍。
李逵的“杀人如麻”： 李逵是滥杀无辜的典型代表。他不仅杀害了多名朝廷官员和家眷，甚至在攻打祝家庄时，因为一时不爽，将几个小女孩踢死了。他身上沾满了无数无辜的鲜血，这与“好汉”所应具备的怜悯之心背道而驰。
鲁智深的“见义勇为”中的过度暴力： 鲁智深拳打镇关西确实是为了帮助金翠莲，但他在发泄愤怒时，将镇关西打得血肉模糊，虽然是出于义愤，但其暴力程度也超出了正常范围，带有一定的泄愤性质。
对女性的伤害： 许多好汉对女性存在着明显的侮辱和伤害。
王英的“淫棍”本性： 王英好色成性，多次企图强奸妇女，在梁山成为头领后，这种恶劣本性并未得到根本改变。
其他好汉的轻蔑态度： 在一些情节中，好汉们对女性的态度往往是轻蔑、玩弄甚至侮辱的，如对某些被他们“救”下的女性，并没有给予应有的尊重。
2. 破坏社会秩序，制造混乱：
梁山好汉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现有社会秩序的破坏。虽然他们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但许多行为却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和百姓的苦难。
打家劫舍的合法性问题： 梁山好汉的核心活动就是打家劫舍，这本质上是一种犯罪行为。虽然他们劫富济贫，但这种行为本身就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和社会运行规律，对被劫掠者的财产和生命造成了直接威胁。
激化矛盾，导致更多冲突： 梁山好汉的频繁活动，迫使官府不得不派出军队围剿。这导致了无数的战争和流血冲突，使得原本平静的地区陷入战乱，百姓无辜受害。例如，对祝家庄、曾头市的征讨，都给当地带来了巨大的伤亡。
挟持百姓，利用百姓： 在一些攻城略地或逃亡过程中，梁山好汉会利用普通百姓作为挡箭牌或人质，这无疑是对百姓权益的严重侵害。
3. 个人恩怨，义气当头而非大义：
虽然“义气”是梁山好汉的重要标签，但很多时候，这种“义气”是建立在个人恩怨和江湖小义之上，而缺乏对更大社会道义的考量。
为个人报仇而兴师动众： 很多好汉上梁山，最初的动机都是为了个人恩怨。例如，林冲被高俅陷害，上梁山是为了报仇；武松为兄报仇，杀了人后走上江湖。这些虽然是个人遭遇，但由此引发的连锁反应却往往波及无辜，例如林冲的遭遇导致了许多无辜生命的牺牲。
“义气”的排他性和破坏性： 梁山好汉的“义气”是对内的，是对自己兄弟的忠诚，但这种义气往往是排外的，对非梁山的人则充满了敌意和攻击性。这种狭隘的义气，使得他们难以融入更广阔的社会群体。
4. 贪图享乐，缺乏长远规划：
梁山好汉虽然有一定的“政治抱负”，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往往带有浓厚的江湖习气和享乐主义色彩。
酒肉穿肠过，纵情声色： 梁山聚义之后，好汉们过上了相对安逸的生活，饮酒作乐，声色犬马，缺乏对未来和国家命运的深入思考。
“招安”的动机复杂： 尽管许多好汉渴望被招安，但其动机却复杂多样，有的是为了洗白身份，有的是为了实现政治抱负，但也有不少人只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和名声。
5. 缺乏对法律和道德的真正尊重：
梁山好汉自成一体，他们的行为准则来自于江湖规矩，而非国家的法律或普遍的道德伦理。
视法律为儿戏： 他们可以随意杀人越货，而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这种对法律的蔑视，使得他们的行为具有很大的破坏性。
道德标准模糊： 一些好汉的行为，在现代社会看来是极其不道德的，例如宋江的虚伪和权谋，李逵的蛮不讲理，都与我们对“好汉”的认知存在差距。
总结来说，
《水浒传》中的“好汉”标签，更多的是一种江湖义气和反抗精神的体现。他们的“好汉”之处在于敢于挑战不公，敢于为兄弟两肋插刀。然而，正是这种江湖侠义的局限性，使得他们身上不可避免地带有了一些不应该被称作是“好汉”的行为，比如滥杀无辜、破坏秩序、狭隘的义气、享乐主义以及对法律和道德的漠视。
《水浒传》之所以能成为经典，恰恰在于它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这些“不该是好汉”的行为，恰恰是塑造这些人物立体、真实的关键之处，也促使我们更深入地思考“好汉”的真正含义，以及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定义“好汉”的标准。
网友意见
首先要强调一点，“好汉”这个词是指人勇敢顽强，而不是道德高尚。就算有道德方面的含义，指的也是绿林道的江湖规矩，而不是读书人和普通百姓的道德。
梁山好汉认为不是好汉行为的事有以下这些：
第一，胆怯退缩。
那后生就空地当中，把一条棒使得风车儿似转，向王进道：“你来！你来！怕的不算好汉！”
第二，不讲江湖道义。
史进听了，寻思道：“他们直恁义气！我若拿他去解官请赏时，反教天下好汉们耻笑我不英雄。”
第三，敢做不敢当。
林冲答道：“小人是个好汉，官司既已吃了，一世也不走。”
第四，有恩不报。
宋万也劝道：“柴大官人面上，可容他在这里做个头领也好。不然见的我们无意气，使江湖上好汉见笑。”
第五，打架不敢单挑。
雷横大怒道：“我若怕你，添个土兵来并你，也不算好汉。我自好歹搠翻你便罢。”
第六，江湖人物巴结官府。
吴用又说道：“你们三个敢上梁山泊捉这伙贼么？”阮小七道：“便捉的他们，那里去请赏，也吃江湖上好汉们笑话。”
第七，好色。
原来宋江是个好汉，只爱学使枪棒，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
宋江道：“原来王英兄弟要贪女色，不是好汉的勾当。”燕顺道：“这个兄弟诸般都肯向前，只是这些毛病。”
第八，无谓地伤害无关人员。
武松捋起双袖，握着尖刀，对何九叔道：“小子粗疏，还晓得冤各有头，债各不主。你休惊怕，只要实说，对我一一说知武大死的缘故，便不干涉你。我若伤了你，不是好汉。”
第九，打劫穷苦人。
“第二等是江湖上行院妓女之人，他们是冲州撞府，逢场作戏，陪了多少小心得来的钱物。若还结果了他，那厮们你我相传，去戏台上说得我等江湖上好汉不英雄。”
第十，求饶服软。
武松道：“都不要你众人闹动。要打便打，也不要兜拕。我若是躲闪一棒的，不是好汉。从先打过的都不算，从新再打起！我若叫一声，也不是好男子！”
第十一，偷东西。
武松大叫道：“我来捉贼，如何倒把我捉了做贼？武松是个顶天立地的好汉，不做这般的事！”
晁盖道：“俺梁山泊好汉，自从火并王伦之后，便以忠义为主，全施仁德于民。一个个兄弟下山去，不曾折了锐气。新旧上山的兄弟们，各各都有豪杰的光彩。这厮两个把梁山泊好汉的名目去偷鸡吃，因此连累我等受辱。”
第十二，对别人的武功不识货。
那汉子得了这五两白银，托在手里，便收呵道：“恁地一个有名的揭阳镇上，没一个晓事的好汉抬举咱家！”
第十三，违背伦理。
石秀道：“哥哥，兄弟虽是个不才小人，却是顶天立地的好汉，如何肯做这等之事！”
所以说王英、周通抢女人，李逵乱砍围观群众这样的事，都是典型的不是好汉行为，在书里就受到了宋江、鲁智深、晁盖的斥责。
梁山好汉认为杀无关的人不是好汉行为，但是杀有关的人是好汉行为，不管这些有关的人是武装人员还是老弱妇孺都是一样的。李逵在江州乱杀人、杀扈家满门，这都不是好汉行为，是因为他的杀戮是毫无目的的，而宋江做的那种有明确目的的杀戮，比如说冒充秦明杀人、杀小衙内，并不会被认为不是好汉行为。这个判断标准的依据是杀人的目的，而不在于被杀的人是否弱小、手段是否残忍。秦明、朱仝不能接受（其实秦明也很快就接受了），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白道的人，而“好汉”这个词在大部分语境下都是针对黑道的。按照那个年代的土匪行规，可以为了利益杀人，但不能为了取乐杀人。武松威胁何九叔的时候，说如果何九叔交代就不能伤害，如果他不老实交代就捅死他，虽然何九叔就算不老实交代也并非死罪，但是那样他就成了武大之死的相关人员，武松杀他也不违反江湖道义。杀刘高满门、血溅鸳鸯楼这样的事，直到上个世纪还受人歌颂呢，在《水浒传》那个时代更是天经地义的事。敌人的家属在那个时代的人眼中就是死有余辜的，杀仇人全家是典型的好汉行为，《三国演义》里张飞还杀车胄全家呢，在古代演义小说里这是很正常的。
有
有两位不论放古代还是现代
都不好称一声好汉
做假文书的圣手书生萧让
刻假印章的玉臂匠金大坚
这两个要是算的话
现在满街都是办证的“好汉”了
╮(￣▽￣)╭
梁山上所有头领，都是好汉。“梁山好汉”这个四字词语，没有任何问题。有些人不同意，宣扬所谓“梁山没有一个真好汉”，其实他们并不是在说【梁山没好汉】，他们真正想说的是【梁山不仁】。然而，殊不知，好汉的对立面不是【不仁】，而是【不义】。
老子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这里的最后两句就对应《水浒传》里的世界和社会阶段。也就是传统的仁德已经瓦解的情况下，有良知有底线的人是如何承受着精神上的痛苦的故事。
梁山好汉被叫做好汉，从《水浒传》的前身《大宋宣和遗事》问世以来，就没有被质疑过，即使是最不服气的金圣叹，也只是在篡改原著的基础上，论证【宋江不算好汉】。现在的某些人不认同梁山好汉这个词，是因为他们觉得人最起码应该做到【仁】才能算好汉，然而，历史上的人民群众都明白，只要能做到【义】就非常好了。
什么是【仁】？什么是【义】？两者有什么区别？以宋江打曾头市为例。宋江必须攻打曾头市，因为史文恭必须死，曾头市必须覆灭，晁盖大哥的仇必须报，而宋江是讲义气的山东呼保义，杀兄之仇，不共戴天，至于“曾家的命也是命”嘛，顾不上了。同理还有攻打高唐州。柴进马上要被高廉杀了，而柴进于梁山有大恩，没有柴进的资助，所有梁山弟兄都没有安身之地，为了这份恩义，梁山付出任何代价都必须去营救柴进。虽然刀兵一起，必然生灵涂炭，但是宋江依然毫不犹豫地出兵了，这是因为宋江不仁吗？不，是因为义字当先。
这就是【义】字与【仁】字的区别。仁者爱人，仁就是博爱，所有人在仁者的眼中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下之分。相反，【义】则只是对自己在乎的人、与自己有羁绊的人，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之两肋插刀，如兄弟之义、同僚之义、夫妻之义等。老子说，失仁而后义，意思是，一个社会能够践行仁是非常好的，如果做不到仁，那就退而求其次去追求义吧，至少比完全毫无下限、不仁不义的利己主义强。
如何在仁与义之间取舍，是人类社会一个永恒的难题。知乎人喜欢问一个问题，有一个按钮，按下去后你不可以付出任何代价地得到一百万，但是会有一个随机的陌生人死去，你会按下去吗？有人说我会有人说不会。那倘若你急需这笔钱呢？如果你和交往十年的女朋友马上要结婚了，掏不出彩礼钱呢？如果你父母住院了，手术费用就差这一笔钱呢？
如果你觉得你还没不至于被逼到那份上，那么就想一想北宋末年，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内卷的时期之一，在饥饿与死亡线上挣扎的老百姓们，他们会怎么做？更重要的是，彼时宋朝财政几乎破产，社会治理能力基本丧失，官兵菜如狗，杀人越货人不知鬼不觉，犯罪成本近乎为零的情况下，【仁】字能坚守下去吗？所有大宋子民都是平等的，宋国人不打宋国人？舍身饲虎，割肉喂鹰？你是郭靖还是侯亮平？
所以七星去打劫生辰纲，宋江让人穿着秦明的衣服去杀人放火。有人受不了，大骂梁山毁了杨志和秦明的前程。问题是，七星为什么要考虑杨志的感受？宋江为什么要在乎秦明的清白？杨志是押运民脂民膏的朝廷鹰犬，秦明是征剿梁山的官兵头目，赤裸裸的敌我矛盾，有问题吗？连杨志秦明自己都不觉得有问题。对待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人的残忍，不是吗？后来，杨志、秦明在梁山上做了头领，有人觉得很不可思议，觉得他们怎么可以和仇人称兄道弟呢？其实非常合理，昔日他们与梁山是不同的敌对阵营，本来就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反而是，七星在迷倒杨志后完全可以杀了他，然而他们只是带着珠宝走了，留了杨志的性命；宋江也完全可以任由走投无路的秦明被朝廷冤杀，但他反而收留了秦明，还帮他重新成了家。杨志、秦明内心里都是承了这份恩情的，如果还不理解，可以去隔壁三国复习一下夏侯霸投蜀的故事。而且，杨志在失落了珠宝后，就去二龙山落草了；秦明也心安理得地上梁山了。他们居然都宁可选择落草为寇，也不回归体制，奇怪吧？为什么？因为他们都已在体制内打滚多年的，非常清楚，朝廷才是最无情义的，正所谓“我治不了梁山，还治不了你？”。朝廷这个魔窟里是不可能存在【同僚之义】的。你觉得，秦明昔日的同僚们，是接受秦明的辩白、帮助秦明洗清罪名的可能性大，还是直接来个“借你人头领个军功”的可能性大？如果不知道，可以看看失落生辰纲后，老都管回去是如何污蔑杨志的。
在一个封建王朝最黑暗的阶段，贪官奸佞鱼肉百姓，精神与物理上双重“人吃人”的社会，个人与团体应该如何处世，在利己与利他之间如何权衡？《水浒传》作者给出了他的看法，那就是【失仁而后义】，向梁山好汉学习，至少要坚守一个“义”字，不要做毫无底线的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这就是《水浒传》作者的三观。有人说，施耐庵三观不正，居然歌颂宋江这些强盗。抱歉，张士诚是不是强盗？朱元璋是不是强盗？关于“强盗”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件事，施耐庵头脑非常清醒。在施耐庵看来，对【义】字的坚守，是好汉做人有底线的证据，是闪光点。鲁智深在全书中最高光的时刻，就是野猪林救林冲，尽管他因此得罪高太尉，受朝廷通缉，最后去二龙山落草为寇，但是，为了兄弟情义，这些代价都是值得的。再比如孙立，有人指责孙立毫无心理负担地出卖师弟栾廷玉，不算好汉。然而，卧底祝家庄是他交给梁山的投名状，是为了孙新、顾大嫂、解珍、解宝等能有安身之地，对孙立来说，这就是很简单的血亲之义高于非血亲之义。在施耐庵笔下，真正的负面人物，是李固这样只为自己、不为他人，没有底线、唯利是图的“小人”。李固不顾【主仆之义】，陷害主人，奸淫主妻，最后作者给他安排了个被卢俊义活剐的结局，这写情节已足以体现作者的褒贬之情了。
【义】是梁山好汉身上可贵的闪光点，如果能够在不违背【义】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践行【仁】的要求，那就更是当之无愧的英雄了。从这点而言，宋江是毫无争议的正面人物，施耐庵毫不吝惜笔墨地表达对宋江的赞美，凡是宋江领兵，必然不厌其烦地写宋江【先传下将令，休得伤害百姓；一面出榜安民，秋毫无犯】、【所过州县，秋毫无犯】。这是宋江作为梁山领袖，带给梁山最大的改变，甚至于孙二娘、李立、朱贵等人的黑店也在宋江的影响下改组成普通的情报站了。从此梁山为周围州县带来了新秩序，俨然取代了德不配位的大宋朝廷。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朝廷认为宋江【民心既服，不可加兵】，这才有了第一次诏安。
说到诏安，有人会痛心在征方腊时战死的梁山好汉，然后转而骂宋江。其实作者为梁山好汉安排的结局，也彻底洗白了梁山好汉。梁山好汉们很清楚，此一去会九死一生，但他们更清楚，没有宋江大哥对梁山的领导与护航，他们也许早就死了。所以，为了坚守【义】字，尽管内心并不情愿，他们依然都追随着宋江的脚步，走上九死一生的战场，直到失去生命。中国人讲【死者为大】，敬的不是死者，敬的是他们那种“总有事情比生死更重要”的理念。所以，对于那些为践行理想不惜赴死的人，不管是否认同这种理想，我们都难以说出刻薄的话来。当吴用、李逵为宋江殉葬的时候，也是二人被彻底洗白的时候。那时他们征方腊胜利，衣锦还乡，吴用已授武胜军承宣使，李逵授镇江润州都统制，“各赐金银五百两、彩缎八表里”，而且并未上高俅的黑名单，本可以拥有光明的前途，但是他们感念宋江的恩义，甘于割舍一切，魂魄随宋江而去。然而，作者对梁山好汉毕竟还留有一丝温柔，对于某些与宋江羁绊不太深的头领，作者为他们安排了相对美好的结局，例如燕青，随卢俊义历经百战，直到卢俊义功成名就、衣锦还乡，仁至义尽，才面辞而去。阮小七等同理。
说到这里，就必须对《水浒传》的主角宋江作出评价了。在我看来，不考虑二创的情况，所有“水浒传原教旨主义者”，即原著党，都应该认同宋江是毫无争议的正面人物，是作者着力讴歌的伟光正的角色。因为宋江一直在努力做这样一件事，即在公权力几近瓦解，官员腐败无能，杀人放火金腰带，作奸犯科成家常便饭的社会背景下，如何尽可能地弥合【忠】、【义】等传统道德。宋江必须找到不损害梁山兄弟利益、又能要让他们不反噬社会的办法，那就是诏安。作为读者，无论赞不赞同诏安，都不能否认宋江的诏安确实是为了践行他忠义两全的理想，而不是各种阴谋论所说的“官迷”、“利用兄弟”云云。对宋江来说，诏安不是为了一己私欲，而是兄弟们的救赎。正如武松在鸳鸯楼黑化时说的，“杀一百个也是死”。当梁山好汉在昏浊的世道下，因为种种原因，踏上犯罪之路的第一步起，他们就已无路可退，只能一步步地变成昔日自己最讨厌的样子。而宋江则给了他们重生的机会，诏安后的梁山好汉，即便战死，也是大宋朝官方认证的“忠烈”，可以追封官爵，荣妻荫子，青史留名。现代人生活在衣食无忧、廉洁昌明的法治社会，很难想象在北宋末年的黑暗时代下，宋江的理想主义是多么可贵。然而结局是悲伤的，高俅只用一杯毒酒，就葬送了宋江一辈子的追求和努力。
其实，虽然罗贯中经常被批狗尾续貂，但是我认为，只有全本《水浒传》才能叫做四大名著，因为梁山好汉们的结局是如此令人绝望。阅读《水浒》带来的绝望感甚至要胜于《三国》，绝望之处不在于好汉们在征方腊时战死，而在于在浑浊的世道下，一切道德仁义都是走不通的。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越是没有底线的人，诸如高俅、蔡京，过得越好。而那些有道德底线的人，自我约束越多，结局就越悲惨。《水浒传》一百二十回，以第一回高俅发迹始，以最后一回高俅毒死宋江终。梁山好汉死了个精光，反而是高俅这种最没有下限、最没有道德约束的利己主义者笑到了最后。梁山好汉在诏安后就已是宋朝的正规军，但高俅嫉贤妒能，把他们都害死了，丝毫不在乎宋朝的国家利益。王英、孙二娘恶事做尽，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从未受过惩罚；反而当他们改邪归正了，想做一个好人的时候，却落得个沙场惨死的下场。鲁智深一生嫉恶如仇，结果先成了杀人放火的强盗，后成了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折腾到最后方知万事皆空，大彻大悟后圆寂。宋江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希望做到忠义两全，但是在踏过尸山血海、阴谲鬼道，终于修成正果之后，却也迎来了自己的死期。结局之时，宋徽宗歌照唱舞照跳，高俅蔡京等邪佞依旧残害忠良，贪官恶霸依然鱼肉百姓。梁山好汉走过兴盛与衰落，折腾了一辈子，仿佛什么也没有改变，直到靖康之变这一终末审判的到来。当梁山好汉尽数覆灭的那一刻，也宣告着北宋连老子说的【失仁而后义】的社会也坚持不下去了，随后的北宋就是【失义而后礼】的阶段，距离真正的乱世只剩下一层窗户纸。
现在有人自称读不下去《水浒传》，他们无法理解这么一群杀人如麻恶贯满盈的强盗，为什么可以被称作好汉。我想对他们说，你读不下去水浒，乃是你的幸运。你过着在物质条件丰富的现代生活，活在一个政府官员廉洁开明，国家机器坚强有力，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治社会，正当青春年少，享受着父母同学的关爱，平生遇到过的困难最大也不过升学考试。互联网又把世界最美丽的一面展示给你们，你怎么可能会喜欢《水浒传》呢？
不过我依然觉得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读一读水浒。我本人对水浒却是抱有很深感情的，因为这是我第一本读完的名著，也是看的次数最多的名著，看到有人要把它提出四大名著之列，我很不是滋味。我一直坚信水浒这本书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四大奇书之首的称号当之无愧。中国人的头脑只要接受了这本书的武装，就不会被任何邪魔外道所迷惑。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必然对水浒中那种必须对利与义作出取舍的痛苦缺乏共情，这种情况只会在知乎上类似“给你一千万，但是会有一只蜗牛追杀你”的问题下出现。我们感恩现代社会，可以让我们富足而体面地践行仁义道德，然后高高在上地批评古人。也许《水浒传》真的已经过时了，正如同鲁迅的文章已经过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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