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进大别山在军事上属于战略牵制行动
结合同期山东解放军的困难处境和根据地的逐渐丧失来分析会更清楚
不提政治意义,在战争上来说,千里挺进的部队基本都是十死无生。
比如:
东西罗马共同组织了1100多艘战船几十万人远征盘踞迦太基的汪达尔人,失败。
克拉苏带近十万众精锐罗马军团千里挺进帕提亚,全军覆没,这帕提亚人也很有黑色幽默,你不是万里迢迢来抢夺财富嘛,那我就给你,克拉苏被浇融化的黄金而死。
帖木尔东征大明,号称一百八十万众,从中亚河中开始还没走到新疆,牲畜骡马就快死光了,不得不回师,自己死在途中,部众纷纷作鸟兽散,帖木尔帝国盛极而衰。
太平天国北伐,林凤祥李开芳完全一支孤军北上,全军覆没。
还是太平天国,更猛的石达开出走也是孤军兵败大渡河,全军覆没。
红军西路军西征,红军算是身经百战了装备也远比西北三马强但除少部分人突围到新疆,全军覆没。
所以举上述例子表明孤军深入千里挺进这种军事策略,失败是正常,成功是侥幸。
凡是成功的无不是最显赫的战神,比如:
汉尼拔从自己的西班牙领地出发千里挺进翻越阿尔卑斯山脉突袭山内高卢,南下打进意大利又从西西里回迦太基本土完成环游西地中海的壮举,完全没有兵员和补给全靠就地抄掠和吸收蛮族。
亚历山大大帝千里挺进东至巴克特里亚东南至印度,但最后还是在雨林里迷失部下哗变(雨季下雨一下半年抢不到东西),不得不返回巴比伦,回师途中还偏不信邪硬刚荒漠和翻越高原又折损大半。
贝利萨留,连张地图都没有就带了两万杂牌蛮族雇佣兵踏上了北非的土地,灭亡汪达尔王国将北非重新纳入帝国版图。靠查士丁尼大帝的补给早死一万遍了,也是靠纵兵劫掠维持士气,甚至因为经常以少胜多还能抢劫,士兵对统帅无比崇拜以及对战争盲目乐观。
这些成功例子的主人公都是各个堪比兵圣的,所以成功并不常见。
再回到主题,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还是共产党的军队不抢掠不害民,没有被直接消灭已经是成功了,更不必说还扎根于此吸引了强大的敌人做出了巨大的战略贡献。
解放战争经过了第一年作战后,解放军的力量得到了很大增强,转入外线作战的条件已逐步成熟。同时,解放区的经济也难以继续支持战争,客观上要求必须考虑转入外线作战。而进入1947年后,国民党军变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集中力量先攻击陕北和山东解放区,中原防御则缺乏主力部队支撑,有空虚之虞。因此,毛泽东决心抓住有利时机,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据此命令刘邓的晋冀鲁豫野战军首先南渡黄河,经略中原,与陈毅、粟裕的华东野战军夹津浦铁路密切配合作战,机动歼敌,击破国民党军顾祝同集团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同时命令陈赓、谢富治纵队西进陕北,直接配合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作战,打破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的重点进攻。此时,在毛泽东的战略规划中,刘邓大军南下中原作战是确定了的,但还没有将跃进大别山作为最终目标。
根据中央的命令,刘伯承、邓小平组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经过一段时间休整后,于1947年6月30日突然从鲁西南地区强渡黄河,一举突破了国民党军的黄河天险。随后刘邓指挥发起了鲁西南战役,连续作战到7月底,取得大捷,共歼灭国民党军9个半旅5.6万余人,打乱了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部署,支援了陕北和山东战场的作战。影片《挺进中原》的开头即是在这时候。在此期间,毛泽东命令陈赓、谢富治纵队不去陕北,而是准备南渡黄河进入豫西,配合陕北和中原战场机动作战。同时,陈毅、粟裕的华东野战军也奉中央命令分成三路,部分跳到外线,寻机歼敌,配合刘邓大军转战。经过这一连串手笔,毛泽东导演的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大戏就此拉开了序幕。
在鲁西南战役中,刘邓所部因为歼击据守羊山集的国民党军整编第66师而啃上了硬骨头,久攻不克。就在双方酣战之时,7月23日,毛泽东电告刘邓:“在目前情况下,为了确保与扩大已经开始取得的主动权,对军事部署建议如下:刘、邓对羊山集、济宁两点之敌,判断确有迅速攻歼把握则攻歼之。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
要知道,在此之前,毛泽东曾多次指示刘邓,要求他们争取在陇海路以北的内线多歼灭敌人,有依托地向外线发展。现在却突然建议刘邓不要后方,南下直出大别山作战。这不是一个小的战略部署改动,而是关系到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未来生死存亡的大抉择。本来,无论是在冀鲁豫,还是在鲁西南,或是出豫皖苏地区机动歼敌,既能依托老区,又有兄弟部队支援配合,就地展开和得到后方接济都较为容易。而大别山虽是革命老区,但已沦于敌手多年,群众基础已经不好,粮食、弹药、冬衣、人员补充、伤员安置都是问题,能不能建立根据地实是未知之数。且鲁西南战役尚未结束,即使结束,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经连续作战,需要休整,大批伤员、民工和俘虏军官需要送到黄河以北,补充进部队的大量解放战士也需要教育改造,这都要求有一定时间进行消化处理。中央为什么这么急呢?
不久当鲁西南战役全胜结束后,刘邓致电中央,除拥护中央7月23日电报的指示精神外,又陈述了自己的困难,并建议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先在陇海路南北机动作战两个月,争取歼敌7、8个旅后再南下大别山。第二天,毛泽东给刘邓发了一封绝密电报,其中有一段文字深深震动了二人:“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以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这就是说,如果不是陕北战局真困难到了难以支持的地步,毛泽东是不会如此急地想让刘邓迅速出动以调动敌人的。然而毛泽东并没有下死命令,而仍然是建议的口吻,让刘邓自己选择是继续在内线歼敌还是直出大别山。
对此,42年后,邓小平回忆说:“部队过黄河后一下消灭了敌人四个师部、九个半旅,旗开得胜,那气势是很了不起的。过黄河实际上就是开始反攻。但是,反攻深入到什么程度?歼敌九个半旅,这只是一个声势,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进一步行动?我们打电报给军委,说趁势还能够在晋冀鲁豫地区继续歼灭一些敌人,吸引和牵制更多的敌人,形势很好啊。毛主席打了个极秘密的电报给刘邓,写的是陕北‘甚为困难’。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实际上不到十天,就开始行动。”
毛泽东的密电非是虚言。陕北本来就是贫瘠之地,又经战争反复折腾,当时已是赤地千里,经济全面破产,陕甘宁边区人口死走逃亡已接近一半。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只能得到些黑豆充饥,还经常饿着肚子打仗,连彭德怀本人都虚弱得长年拉稀。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人员冒死转战陕北,日夜与胡宗南部打圈圈。毛泽东在给刘邓的电报中把话说得很重,如果真的不能尽快调动敌人,减轻陕北的压力,那么一旦陕北失败,胡宗南几十万大军就将东调加入中原战场,解放战争形势危矣!当时中共中央仍在陕北,而陕北要是失败了,中央将会如何?这是一个天大的责任!
刘邓焉能看不懂电文中的意思,他们对全国战局,对鲁西南形势变化进行了反复权衡。当时华东野战军在七月分兵后突然连吃败仗,内外线兵团均遭重创,一时仅能自保,无力调动敌人。而陈赓、谢富治纵队还在山西,且实力不足。能在中原战场足够吸引调动国民党军队的战略行动,只有依靠刘邓所部来完成。在这种危急形势下,刘邓执行中央命令不打折扣,有再多的困难,还是毅然扛下了这副重担。7月30日,他们即致电中央,“决心于休整半个月后出动,以适应全局之需。照现在情况,我们当面有十九个旅,至少有十个旅会尾我行动,故我不宜仍在豫皖苏,而以直趋大别山,先与陈谢集团成犄角势,实行宽大机动为宜,准备无后方作战。”刘邓不去豫皖苏,要直出大别山了。虽万千人,吾往矣!
因为进入8月后,鲁西南地区连降暴雨,黄河水位猛涨。国民党军的飞机又天天飞到大堤附近投弹轰炸,黄河大堤有决口的危险。这时四周的国民党军也围拢过来,企图逼迫刘邓大军在黄河以南背水决战。形势危急,刘邓决定不与敌人恋战,不再休整半月,抓紧时间南进,越快越好。8月7日,刘邓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4个主力纵队分三路南下,直奔大别山。
为了配合刘邓部南下,毛泽东又调整了部署,命令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主力7个纵队组成西兵团,在鲁西南地区掩护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然后挺进豫皖苏地区,在外线机动歼敌,逐步将鲁西南、豫皖苏两区创造成有利战场及支援刘邓的后方。华东野战军另外3个纵队组成东兵团,在许世友、谭震林指挥下担任保卫胶东解放区和钳制山东战场国民党军的任务。陈赓、谢富治纵队经加强力量组成陈谢集团并归刘邓指挥后,南渡黄河挺进豫西,放手发展,机动作战,东可配合刘邓、陈粟,西可配合陕北战场作战。这样,经毛泽东的一流规划后,除华北军区部队外,关内战场的其余各部人民解放军已组成了五大战略集团: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在陕北拖住胡宗南集团,许世友、谭震林的华野东兵团在山东拖住范汉杰集团,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则于中央突破,挺进中原,威逼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及和南京、武汉等重镇。如此,全国性的战略反攻布局已成,人民解放军要彻底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从根本上扭转战局。
在关键的中原地区,毛泽东对成品字形挺进的三路大军寄寓了厚望。其中尤其是担负着最艰巨任务的刘邓大军。对于刘邓所部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毛泽东在8月6日给刘邓的电报中做了预测:“我两路南出后,合肥、安庆、鄂东、汉口、平汉沿线汉水流域及南阳、潼关、洛阳等地均须守备,而要守备这许多地方,非有几十个旅不可。敌在山东、鲁西、陕北之机动部队共有四十五个旅(山东二十九、鲁西八、陕北八),守备兵力则有九十六个旅(被歼者在内)。为要抽出几十个旅守备长江、汉水、平汉各地,不但有大减陇海线及其以北各地守备兵力之可能,且有将机动兵力一部改为守备兵力之可能。如此,则全局可能起变化。只有在我南出兵团不能大量歼敌,因而不能立足,被迫缩回之情况下,就只能起临时调动敌人之作用,不能起变化全局之作用,且需付以较大伤亡、减员之代价。此种代价,无论起何种作用均须准备付出,但如能取得变化全局之作用,则付出此种代价更加值得。”
毛泽东说得非常明白了。之所以要刘邓部千里跃进大别山,既是早已有所构思的外线战略反攻,又是被陕北、山东战场危局所逼出来的。只要能调动陕北、山东战场的国民党军回援,减轻两解放区压力,哪怕仅是临时调动了敌人,也是迫切需要的。为此而付出一定的代价,是值得的。毛泽东站在全局的高度上设下了一个巨大的战略赌局,他在赌人民解放军终于能够打到外线并在中原立住脚,迫使国民党军不得不改重点进攻为重点守备,从而扭转战局,从根本上变战略防御为战略进攻,直至与国民党军进行决战。
经过了上述考察,我们就能知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刘邓大军既然已南渡黄河开始转入外线作战,也就没有半途而归的道理。鲁西南战役结束没几天,就面临了背水而战的危机。此时最保险的就是先去豫皖苏展开,但因华野刚遭重创,战斗力大减,亟待休整,两军联手大量歼敌的机会不大,刘邓部仍有可能在南下时遭到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即如此,索性拉开战略空间,越过豫皖苏,直入大别山,即使遭到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仍会对国民党政权腹心地区造成重大威胁,有可能调动部分敌人主力回援,从而减轻陕北、山东战场的压力,给兄弟部队寻机展开歼敌的有利战机。而国民党军在大别山地区兵力空虚,刘邓大军容易先敌展开,迅速建立根据地。一旦在大别山站住脚,则外线作战的趋势便已形成,敌人腹心压力加大,不回兵都不可能了,有利于晋冀鲁豫、陕北、山东各解放区逐步度过难关。后来的历史证明,陈谢集团向南挺进后,胡宗南不得不抽调2个整编军拱卫西安,增援豫西,从而减轻了陕北战场的压力。而刘邓大军更是吸引了国民党军战略机动部队达33个旅,割裂了其在中原的部署,减轻了山东战场的压力。由此,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部署完全被打乱,不得不在保持攻势的同时还要紧急抽调兵力东防西堵。陈毅、粟裕则抓住战机,率华东野战军西兵团突然越过陇海铁路进入敌人兵力空虚的豫皖苏地区,迅速展开,机动作战,先后歼敌7万余人,开辟了大片新区,使得外线作战趋势已不可逆转。国民党军在陕北、山东的重点进攻久未取得决定性战果,而解放军主力已先后转入外线作战,迅速控制了大片地区,在中原地区形成了新的战略攻势,威胁长江沿线的国民党政权腹心地区。国民党军不得不收缩兵力,转攻为守,这又给了解放军在中原地区大量歼敌的战机,山东战场也得以展开反攻收复失地。从此,战争主动权转入了解放军之手,毛泽东天才的战略豪赌终于取得了成功。
刘邓主力在大别山的半年多斗争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当初从鲁西南开始渡黄河南下时,刘邓主力4个纵队加野战军直属队有12.3万余人,而出大别山后只剩下5.86万人。扣除鲁西南战役伤亡约1.3万人,直出大别山时应有11万多人,剩下的减员包含南下路上减员、在大别山斗争减员、留在地方工作的,再加上中间补入队伍的新兵和俘虏兵,综合计算后,刘邓主力在此期间至少损失减员了4万人以上,这还没有算后来加入的2个纵队减员。另外武器装备中的重型火炮全部损失掉了。刘邓大军可谓元气大伤,此后虽经休整补充,但至渡江南下前的战斗力再没有恢复到鲁西南之时。
在刘邓千里跃进前,毛泽东曾估计了三个前途:付了代价,到了长江以后,站不住脚;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内围打转转;付了代价,站稳了脚。从最后的结果看,刘邓主力在大别山并没有站稳脚,其撤出后,根据地基本变成了游击区,没能巩固下来。然而,站在全局的高度看,又是一番结果。刘邓主力付出了大的代价,掩护支援其他几路兄弟部队同时经略中原,互相呼应,彻底打乱了国民党军的战略部署,从而换取了战略上的主动,实现了解放战争南线战场的伟大战略转折,为最后的全局胜利奠定了基础。
历史事实说明,刘邓主力千里跃进大别山,是在面临物质准备不足、思想准备不足、敌情严重、客观困难难以克服的诸多不利条件下,以进对进,向敌心脏部位的决然一击,是冒了巨大风险而争取战局转变的战略行动。毛泽东所以能提出这一惊人战略,是与他一惯的天才超前思维紧密相关的。从客观上说,刘邓所面临的困难还是超出了当时的想像,毛泽东事先亦没有完全估计到,最后付出的代价也很惊人。但就如1979年拍摄的电影《挺进中原》中我军旅长方军说的那样:“这么大的战略进攻,不付出代价,只有唱戏!”历史只能演出一次,战争往往就是赌博。天才统帅和他的军队之所以能名垂青史,是因为他们最后胜利了。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历史宏篇,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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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说结论吧,刘邓以大无畏的勇敢牺牲换来了整个南线战局的转折。
这是南线我军能够坚持到1948年的最关键举措,为关内战局的转危为安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
很多人为关内依托根据地打了一系列辉煌的胜仗所迷惑,觉得刘邓、陈粟带着南线主力出外线后,部队损兵折将,胜仗很难见到了,觉得划不来。
其实这个观点并不罕见,当年很多将士就有这想法。陈毅当年就批评过这种狭隘的视角,“我们对于军事上的胜利,首先要从战略估计起,其次才是战役与战术的胜利。如果战略上失败,战役战术的胜利不能改变战争局势”
“对于军事的胜利,我们的同志每每只看到缴获了多少枪炮,虏获了多少人马,甚至一些高级干部、旅长、师长,一直到纵队司令员,往往拿缴获多少来判断胜利的大小。毛主席讲:缴获多少,这是战役问题、战术问题。自然,我们党不能俘虏和缴获大批敌人、马匹、武器,便不能壮大自己。可是如果死看这一点就以为满足,不去解决战略问题,也还是要失败的”。
什么叫战略问题呢?
陈帅说,“战略问题是能否在战争中掌握主动,包括吃饭问题,战争在哪里打,把战争引向什么方向的问题。几百万的军队要吃饭、屙屎、洗澡、睡门板,牲口要吃草,这样一个巨大的无可避免的消费放到敌人区域,敌人就受不了。如果把这一战争重负长期放在我们身上,我们也受不了。如果不把战争引向蒋管区,只注意在我们区域里消灭敌人,俘虏敌人,最后还是要失败。战略问题最重要的是双方吃饭、屙屎、洗澡和牲口吃草等问题。这一个问题解决的好,在蒋区吃的多,在我区吃的少,战争持久下去一定能胜利。毛主席特别提出,战略问题着重于对人民负担、军队取给于前方与后方支援的综合研究。大部取给于前方,敌人吃亏大,我们就一定能胜利。一切靠后方供给,后方就来不及负担了,虽然前方天天打胜仗,还是要罢战谈和;人家不和,你就支持不了”
粟裕将军也谈到过当时根据地的巨大消耗,“解放区经过一年作战,虽取得很大胜利,但也付出了很大代价。特别是人力、物力的消耗很大(沂蒙山区汽车抵不上大车,大车抵不上小车,经常保持五十万民夫保障我们四十万军队的供给)。沂蒙山区敌我双方武装一百万以上,民夫一百三十万,摆在纵横一百里的地区内,人力、物力的消耗空前巨大,山东的水都几乎要喝干。华中、中原地区被敌侵占,只保持游击战争,资财丧失,不能供应我们部队。而敌人原控制的地区有三万万一千万人口,新侵占的地区有四五千万人口,可以抓丁征粮,还有美帝援助”。
根据地的巨大消耗已经无法继续支持战争,尤其是我军初期实力最强大的华东解放区(辖华中、山东两大根据地),在战争初期坐拥50来万正规军,150万民兵,单山东一地就有着一战可以动员百万规模的民工支援,这是关内部队可以打“神仙仗”的决定性因素。因为我军的作战模式对民众的需求很高,诸如粮食运输,伤兵搬运等往往需要巨大的人力来支撑。比如闻名全国的孟良崮战役,胜利背后是92万多民工的对战役的巨大支持。但是一般吃瓜群众往往只会注意战役的胜利,却看不到背后如此巨大的代价付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军很多脍炙人口的大胜仗往往集中在战争第一年,随着南线主力转出外线后,同样的人,同样的部队却很难打出辉煌的大胜仗,这也是很多人质疑跳转到外线战略的原因。但是,如果我们全盘去看问题的话,就会发现,跳出去可能胜利会减少,但是不跳出去,失败是必然的。
就拿我党最强大的华东解放区来说,在丢掉了2000多万人口的华中解放区后,单独拿出来都可以算我党当时最强大的,拥有的3000多万人口的山东解放区,在接纳了退到山东的华中大军后,使得山东成了我军供应人员最多,压力最大的解放区。为此,山东解放区曾精简了10万名各级政府工作人员来节约开支。即使如此,短短不过半年的作战,强大的山东解放区对战争的支持也到了行将崩溃的边缘。
不是没有人幻想过,陈粟如果不出外线而是继续留山东作战,可能会继续打胜仗。诚然,这种想法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比如陈毅元帅就说过,“我相信我们野战军还可能打些胜仗,消灭他几个军,可是这一、两个军的代价不能补偿战略的失败”,当然,粟裕将军对此有不同的想法,粟裕将军认为,“去年今天消灭七十四师之后,我没有歼敌机会”。
继续依托根据地作内线作战,无论能否打几个胜仗,无论能否再歼敌几个军,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继续内线作战是无法减少根据地的巨大消耗的,也无法改变根据地要么丢掉,要么垮掉的结局。这一点,陈毅元帅当年就下过结论,“敌人仍在山东打,冀鲁豫、豫北、鲁西南一直打到现在(十二月底),我们的解放区一定要垮,山东一定不能支持”,“我们的解放区是以山东、河北平原与太行为基础的,山东一失,基础动摇,我们就只有东北了,战争就难以支持”。
所以在这种表面辉煌胜利不断,实际已经到了奔溃边缘的情况下,刘邓及时的,毅然的跳了出来,以自身的勇敢牺牲挽救了岌岌可危的关内解放区,尤其是关内最重要的解放区,我党关内的基础--山东解放区。
对于刘邓出大别山,包括陈粟、陈谢三军挺进中原这一出击敌后的行动,很多人都总结过
比如陈毅元帅说,“去年七、八、九三个月,刘邓大军走前头,转入大别山,其次陈谢转入豫西,陈粟转入豫皖苏,这是带决定意义的步骤,改变了整个战争形势,扭转了战局。这是战略的胜利,我们全党干部一定要认识这一问题”。
“毛主席讲:蒋介石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是使他的管区不受战争影响,或付出的很少,这样支持三、五年,则不愁解放区不垮。小米没有了,壮丁没有了,到那时党性再强也要受影响,只能去打游击。我们一百多万军队,蒋介石二、三百万军队,一起堆到解放区,吃他三年五载,双方五、六百万人,光屙屎一天也要屙五、六百万堆。你能俘虏,可是俘虏也要吃,俘虏过来的第一天马上就要解决伙食问题。所以去年我们这一反攻,带决定性的胜利就是把蒋介石的战略方针破坏了,把战争包袱放到“蒋委员长”头上。战争是一个皮球,他踢过来,我踢过去,最后踢到他头上。战略上如果不考虑战争消耗,不考虑几百万人的吃饭穿衣,就不是战略家”
刘伯承元帅说,“我们对于全国军队的整军起了很大作用。我想又是我们胜利了,而且这一胜利不要单看自己,特别要看到友邻的胜利,看到整军过后的东北几个伟大胜利一直到收复四平街,西北战场上特别是打死刘勘的大胜利,也要看到陈唐、陈谢在洛阳的胜利,山东在胶济路西段的大胜利。不要以为自己一个连伤亡了几个人掉队了几个人,好象全国革命就完了。人家的英勇胜利,自己也应感到非常光荣”
粟裕将军则认为,“去年七月转入外线作战,是一个战略上很大的转变,是与敌针锋相对的战略方针,可以减轻老解放区对战争的负担(山东要恢复元气,至少还要两年),把敌人进攻部署完全破坏,缩小敌人兵源粮源”
“现在我们转入到敌人的深远后方,恢复了山东及华北的被侵占区。这是战略上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外线部队歼敌有生力量虽不多,但内线的歼敌数量很大。许世友、谭震林山东兵团的胜利,外线部队也起了作用,有功劳”。
刘邓跃进大别山,对于许谭大军恢复山东解放区有着非常巨大的作用。而恢复山东解放区对于整个南线是有着决定意义的。没有山东解放区的恢复,没有兵强马壮的许谭大军,别说淮海战役打不了,想要实现在中原战场打大仗,在长江以北消灭敌主力,也就只能等待逐步发展壮大的东北大军入关才行。
但想要赢得东北大军入关的时间,如果大家都待着内线,舒服的去打神仙仗是不行的,因为再强大的根据地支持不了长期的战争消耗。一旦丢掉根据地,关内大军最终只能北退东北。但正如陈帅所言,“山东一失,基础动摇,我们就只有东北了,战争就难以支持”。
最后说一句,主席说过一句名言,“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我们不能机械的去理解这句话,因为刘邓等三军挺进中原,明显就是以主力的牺牲去和蒋公争地盘,似乎明显违背这个说法。
陈毅元帅曾说过,“陈粟兵团在渤海曾要求一个礼拜的时间作些准备工作,中央不准,连电要我们赶快过河。到聊城后,我们要求停三天解决给养问题和弹药问题,并安置一下伤病员,中央急电催我们过河,留人办这些事情,当时真是“火烧屁股追得紧””,“那时,我们在思想上感到很奇怪:与毛主席在一起多年,毛主席向来是极关心部队的,只要你一讲部队困难,他就要你休息几天。这次就不管,不准讲这些,并且追问不过河的是哪一个,“请立即查明予以处分,报告本部为要。””
中央不惜以牺牲主力的代价也要坚决挺进敌后,和敌人争地盘,争资源,就是因为单纯的“存人失地”是无法支持战争的。对于地的作用,当时刚接任东北局书记的林彪将军在给东北局创办的第一个党内刊物《群众》题写发刊词时是这么说的
“放在我们东北全党全军前面的任务就是建立根据地,建立根据地的中心工作就是发动群众。我们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党在东北成功与失败的问题。今天我们在东北还没有根据地,还没有家。如果我们不赶快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建立自己的家,我们就会站不住脚,就会有失败的危险。建立根据地就好比是为自己造房子,如果我们没有家,没有房子,就好比是流浪者,飘来飘去的二流子,遇到狂风暴雨,就会无家可归,无房子可住,就要被狂风吹掉,被暴雨淋死,遇到严寒冬天,就会冻死饿死。如果我们不赶快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建立自己的家.那么不仅我们会无处可走,死无葬身之地,而且东北人民也就不能翻身,不能有他的地位。全党全军应该警惕我们目前所处的情况,认识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拿出一切毅力来、一心一意、埋头苦干,痛下决心,到群众中去,务必在最短的期间内,建立我们自己的家,造成我们自己的房子,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到那时,我们就不怕任何狂风暴雨,我们就有力量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
先总统 蒋公在1947年10月19日在青岛举行的“胶东军事检讨会议”开幕致词中,对刘伯承部挺进大别山大加赞赏,可惜他还以为这是刘自己的决定:
其次,我现在最感苦闷,最觉忧虑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一般高级将领具有自动的精神,能够发展天才的太少,我可以说十个将领中找不出一个来!而匪军之所以可怕,即在于他们的干部大多数都有自动的精神和能力,能够自动的发挥力量,达成任务。举一个例来说:这次刘伯承窜到大别山,他并没有向毛泽东请示,也没有得到毛泽东的命令,而是他自己决定窜到大别山,另辟战场,等到他目标决定之后,他所属的几个纵队,亦不待上级的指挥监督,而能自动作战,千回百折,达到目的,这是匪军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尤其是上次陈毅一股匪军窜到津浦路以西,四围是水,无粮无弹,又受到我们空军的轰炸,围师的追击,可以说已经走入绝境;但他东奔西突,终于逃脱一部,可见他们独力作战,自力求生的精神,实在是我们国军之所不及。现在我们高级将领作战,一定要上面定计画,下命令,而接到命令之后,还不能按照内容实行,实实在在的达成任务,这是我们最惭愧的地方。我在江西剿匪的时候有两句口号,就是「澈底奉行命令,誓死达成任务」。现在这两句口号,我们没有作到,而匪军却已实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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