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上西周的分封与后面的百家争鸣与西欧的采邑制与文艺复兴差不多，为什么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触及了中国历史发展与欧洲历史发展之间一个非常关键的比较点。将西周的分封制、百家争鸣与西欧的采邑制、文艺复兴进行类比，确实能看到一些有趣的相似之处，但最终导向了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为什么中国未能进入资本主义，即使有了这些“相似”的种子，原因可以从多个层面深入剖析：
一、 西周分封制与西欧采邑制的核心差异：权力结构与经济基础的根本不同
我们先从“分封”与“采邑制”的“相似性”入手，然后揭示其根本差异。
相似之处：
土地分配与权力下放： 西周分封制是将土地和人民分封给王室成员、功臣和古代帝王的后代，让他们建立诸侯国，拥有一定的自治权。西欧的采邑制（封建制）也是国王将土地（采邑）授予领主，领主则承担对国王的军事和经济义务。两者都有土地作为基础，权力从中央向地方层层下放。
层层效忠与义务： 在西周，诸侯要向周天子效忠，提供军赋和劳役。领主则对自己的上级封君（甚至是国王）效忠，提供兵役和贡赋。这种等级化的效忠体系是两者结构性的共同点。
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 分封出去的诸侯国和采邑内的领地，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独立的政治和经济单元，拥有自己的管理体系和军事力量。
根本差异：
“王”的性质与权力集中度：
西周： 周天子虽然是最高统治者，但其权力并非绝对。封建的核心是为了“巩固统治”，是一种“亲亲、贤贤”的政治安排。周天子保留了对诸侯的宗法权力和一定的干涉权。更重要的是，周天子的权力来自于“天命”，是一种宗教和政治上的最高权威象征。虽然“礼崩乐坏”后这种权威削弱，但“共主”的观念依然存在。
西欧： 欧洲的国王在封建初期权力也受到很大限制，需要领主的支持。但欧洲的封建制形成于罗马帝国瓦解后，没有一个统一的、拥有强大直接统治能力的中央政府。国王更像是一个名义上的“封君之君”，领主的效忠对象是自己的直接上级，而非一个强大的、能直接管理全国的“天子”。这种分散的权力结构，反而给了地方领主更大的独立性去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政治。
土地的性质与经济活力：
西周： 分封的土地，其性质更像是“封地”，核心在于“邦国”。农业是主要的经济形式，土地的价值与“人”的依附关系紧密。虽然有奴隶和自由民，但社会经济的主体是小农经济和宗法式的生产关系。土地的流转和经营，更侧重于巩固宗法等级，而非商业化运作。
西欧： 采邑制下的土地（庄园）是封建经济的基础。庄园内有领主自营地和农民（农奴）份地。农奴被束缚在土地上，为领主提供劳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庄园经济开始出现变化。领主为了获取货币，开始鼓励农民缴纳货币地租（或劳役的货币化），并开始将庄园产品的剩余部分推向市场。这种对货币地租的追求，以及庄园经济的商品化趋势，是欧洲走向资本主义的关键一步。
自由民与劳动力的流动性：
西周： 社会结构相对固定，宗法制度是根基。虽然有士、农、工、商等阶层，但人员的自由流动受到较大限制。农民主要依附于土地和宗族。
西欧： 尽管有农奴制度，但欧洲城市的发展、行会的出现，为部分人提供了相对的自由。特别是城市，成为商品经济的中心，吸引了大量人口。自由劳动力的出现和流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重要前提。
二、 百家争鸣与文艺复兴的“相似性”与根本差异
同样，我们先看两者的“相似之处”，再揭示其根本不同。
相似之处：
思想的活跃与多元： 百家争鸣时期，中国涌现出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名家等众多学派，思想文化空前繁荣，各种观点激烈碰撞。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思想家、艺术家、科学家打破中世纪的束缚，重新发掘古希腊罗马的文化，追求人文主义，推动了科学、艺术、文学的巨大发展。两者都代表了思想解放和社会文化的空前繁荣。
对现有秩序的反思与挑战： 百家争鸣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周礼衰落、社会动荡的回应，各学派提出了不同的治国理念和价值体系，试图为当时的社会寻找出路。文艺复兴则挑战了教会的统治地位和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将人的价值和理性置于重要位置。
知识与技能的传播： 百家争鸣促进了学术交流，私学兴起，知识传播范围扩大。文艺复兴时期，印刷术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书籍的传播，也推动了教育和科学知识的普及。
根本差异：
思想的“目的”与社会“导向”：
百家争鸣： 尽管思想极为活跃，但其核心目的仍然是“治国平天下”。无论是儒家的仁政、法家的法治，还是道家的无为而治，都指向如何建立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思想的创新是为了解决政治和治理问题，而不是为了颠覆原有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去创造一个全新的经济模式。
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虽然也包含政治思想的讨论，但其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它所孕育的人文主义精神，以及对个人能力、理性思考的推崇。这种精神直接冲击了以神为中心、以等级制度为基础的中世纪世界观，为后来的宗教改革、科学革命以及资本主义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尤其是人文主义对“人”的肯定，为商业活动、财富积累、个人奋斗提供了合理性。
与经济发展的联动关系：
百家争鸣： 这一时期的经济基础仍然是小农经济为主，尽管商业有所发展，但商业的利润和商业资本并未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主导力量。思想家的思想服务于当时的农业社会和政治结构。
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恰好发生在欧洲商品经济开始繁荣，城市兴起的时期。新兴的商人阶层逐渐崛起，他们有经济实力赞助艺术家和学者，对旧的教会和贵族特权构成挑战。文艺复兴的思潮与这些新兴经济力量相互促进，人文主义者歌颂的个人才华和努力，恰好迎合了商业时代对效率和成功的追求。更重要的是，文艺复兴所激发的科学探索精神，为后来的技术革新和工业革命埋下了伏笔，而技术革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对传统与权威的态度：
百家争鸣： 更多的是在周礼崩坏的大背景下，对“礼”的继承与发展，或者对“礼”的颠覆与重塑，但并未完全抛弃“天命”、“德治”等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
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是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它带有明显的“回归”色彩，但这是一种以新的视角审视和借鉴古人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它通过复兴古希腊罗马的思想，间接削弱了基督教教会的绝对权威，为世俗化和理性化打开了大门。这种对传统权威的挑战，为后来的科学革命和政治变革创造了条件。
三、 为什么中国未能进入资本主义？——更深层次的原因
除了上述的“相似”与“不同”之外，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
1. 强大的中央集权与“大一统”的思维模式： 中国历史上，虽然有分封，但最终都走向了郡县制和高度集权的中央集权。这种模式在维护国家统一、抵御外敌方面有巨大优势，但也极大地限制了地方自主性和经济上的多元化发展。强大的官僚体系和皇帝的权威，使得任何可能挑战现有秩序的经济力量（如强大的商业集团）都难以独立发展壮大。
2. 重农抑商的政策导向： 从秦汉以来，中国历代王朝普遍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农业被视为国家稳定的根基，商业则被视为逐利、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业。虽然明清时期商业有所发展，但其地位始终不如农业，商业资本的积累和转化也受到官府的限制。这导致商业资本未能像欧洲那样，有足够的力量去推动生产方式的变革。
3. 缺乏独立的、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经济部门： 欧洲在中世纪晚期，城市作为独立的经济单元，孕育了市民阶层和新的生产关系。行会制度虽然有其局限性，但也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而中国虽然有商业城市和发达的手工业，但它们往往依附于官府或士绅阶层，缺乏那种完全独立于政治权力和传统农业经济之外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实体。
4. 科举制度与士大夫阶层的政治导向： 中国的科举制度虽然为社会提供了一定的流动性，但它将知识分子的精力主要引导向了为官之道。读书的目的多是为了入仕，掌握政治权力，而非追求科学、技术或商业上的创新。虽然也有一些官员关心经济发展，但他们的视野和动力与欧洲文艺复兴后出现的、受商业利益驱动的知识分子和企业家有所不同。
5. 缺乏“地理大发现”式的外部刺激： 欧洲的文艺复兴和随后的地理大发现，为欧洲带来了新的市场、新的资源和新的思想冲击。全球贸易的展开，极大地刺激了欧洲经济的增长和资本的原始积累。中国虽然在明朝有过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并未形成持续性的海外扩张和贸易网络，也未因此而改变其内部经济和社会结构。
总结来说：
西周的分封制和百家争鸣，与西欧的采邑制和文艺复兴确实在某些形式上有相似之处，它们都包含权力下放、思想活跃等元素。然而，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是围绕着“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结构以及维护社会秩序的政治伦理展开的。 这种模式虽然稳定，但也抑制了商业资本的独立发展、科学技术的突破性创新以及对传统社会结构的根本性颠覆。
而西欧的采邑制所造成的权力分散，以及文艺复兴所带来的思想解放和对人本身的肯定，恰好与欧洲商品经济的兴起、城市的繁荣以及后来的科学革命和地理大发现等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催生了资本主义的土壤。它们的相似之处更多体现在表面形式或某些节点，而其背后深刻的权力结构、经济基础、社会动因以及文化基因，则存在根本性的差异，这正是导致两者走向不同历史道路的关键所在。
一、 西周分封制与西欧采邑制的核心差异：权力结构与经济基础的根本不同
我们先从“分封”与“采邑制”的“相似性”入手，然后揭示其根本差异。
相似之处：
土地分配与权力下放： 西周分封制是将土地和人民分封给王室成员、功臣和古代帝王的后代，让他们建立诸侯国，拥有一定的自治权。西欧的采邑制（封建制）也是国王将土地（采邑）授予领主，领主则承担对国王的军事和经济义务。两者都有土地作为基础，权力从中央向地方层层下放。
层层效忠与义务： 在西周，诸侯要向周天子效忠，提供军赋和劳役。领主则对自己的上级封君（甚至是国王）效忠，提供兵役和贡赋。这种等级化的效忠体系是两者结构性的共同点。
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 分封出去的诸侯国和采邑内的领地，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独立的政治和经济单元，拥有自己的管理体系和军事力量。
根本差异：
“王”的性质与权力集中度：
西周： 周天子虽然是最高统治者，但其权力并非绝对。封建的核心是为了“巩固统治”，是一种“亲亲、贤贤”的政治安排。周天子保留了对诸侯的宗法权力和一定的干涉权。更重要的是，周天子的权力来自于“天命”，是一种宗教和政治上的最高权威象征。虽然“礼崩乐坏”后这种权威削弱，但“共主”的观念依然存在。
西欧： 欧洲的国王在封建初期权力也受到很大限制，需要领主的支持。但欧洲的封建制形成于罗马帝国瓦解后，没有一个统一的、拥有强大直接统治能力的中央政府。国王更像是一个名义上的“封君之君”，领主的效忠对象是自己的直接上级，而非一个强大的、能直接管理全国的“天子”。这种分散的权力结构，反而给了地方领主更大的独立性去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政治。
土地的性质与经济活力：
西周： 分封的土地，其性质更像是“封地”，核心在于“邦国”。农业是主要的经济形式，土地的价值与“人”的依附关系紧密。虽然有奴隶和自由民，但社会经济的主体是小农经济和宗法式的生产关系。土地的流转和经营，更侧重于巩固宗法等级，而非商业化运作。
西欧： 采邑制下的土地（庄园）是封建经济的基础。庄园内有领主自营地和农民（农奴）份地。农奴被束缚在土地上，为领主提供劳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庄园经济开始出现变化。领主为了获取货币，开始鼓励农民缴纳货币地租（或劳役的货币化），并开始将庄园产品的剩余部分推向市场。这种对货币地租的追求，以及庄园经济的商品化趋势，是欧洲走向资本主义的关键一步。
自由民与劳动力的流动性：
西周： 社会结构相对固定，宗法制度是根基。虽然有士、农、工、商等阶层，但人员的自由流动受到较大限制。农民主要依附于土地和宗族。
西欧： 尽管有农奴制度，但欧洲城市的发展、行会的出现，为部分人提供了相对的自由。特别是城市，成为商品经济的中心，吸引了大量人口。自由劳动力的出现和流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重要前提。
二、 百家争鸣与文艺复兴的“相似性”与根本差异
同样，我们先看两者的“相似之处”，再揭示其根本不同。
相似之处：
思想的活跃与多元： 百家争鸣时期，中国涌现出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名家等众多学派，思想文化空前繁荣，各种观点激烈碰撞。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思想家、艺术家、科学家打破中世纪的束缚，重新发掘古希腊罗马的文化，追求人文主义，推动了科学、艺术、文学的巨大发展。两者都代表了思想解放和社会文化的空前繁荣。
对现有秩序的反思与挑战： 百家争鸣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周礼衰落、社会动荡的回应，各学派提出了不同的治国理念和价值体系，试图为当时的社会寻找出路。文艺复兴则挑战了教会的统治地位和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将人的价值和理性置于重要位置。
知识与技能的传播： 百家争鸣促进了学术交流，私学兴起，知识传播范围扩大。文艺复兴时期，印刷术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书籍的传播，也推动了教育和科学知识的普及。
根本差异：
思想的“目的”与社会“导向”：
百家争鸣： 尽管思想极为活跃，但其核心目的仍然是“治国平天下”。无论是儒家的仁政、法家的法治，还是道家的无为而治，都指向如何建立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思想的创新是为了解决政治和治理问题，而不是为了颠覆原有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去创造一个全新的经济模式。
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虽然也包含政治思想的讨论，但其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它所孕育的人文主义精神，以及对个人能力、理性思考的推崇。这种精神直接冲击了以神为中心、以等级制度为基础的中世纪世界观，为后来的宗教改革、科学革命以及资本主义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尤其是人文主义对“人”的肯定，为商业活动、财富积累、个人奋斗提供了合理性。
与经济发展的联动关系：
百家争鸣： 这一时期的经济基础仍然是小农经济为主，尽管商业有所发展，但商业的利润和商业资本并未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主导力量。思想家的思想服务于当时的农业社会和政治结构。
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恰好发生在欧洲商品经济开始繁荣，城市兴起的时期。新兴的商人阶层逐渐崛起，他们有经济实力赞助艺术家和学者，对旧的教会和贵族特权构成挑战。文艺复兴的思潮与这些新兴经济力量相互促进，人文主义者歌颂的个人才华和努力，恰好迎合了商业时代对效率和成功的追求。更重要的是，文艺复兴所激发的科学探索精神，为后来的技术革新和工业革命埋下了伏笔，而技术革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对传统与权威的态度：
百家争鸣： 更多的是在周礼崩坏的大背景下，对“礼”的继承与发展，或者对“礼”的颠覆与重塑，但并未完全抛弃“天命”、“德治”等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
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是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它带有明显的“回归”色彩，但这是一种以新的视角审视和借鉴古人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它通过复兴古希腊罗马的思想，间接削弱了基督教教会的绝对权威，为世俗化和理性化打开了大门。这种对传统权威的挑战，为后来的科学革命和政治变革创造了条件。
三、 为什么中国未能进入资本主义？——更深层次的原因
除了上述的“相似”与“不同”之外，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
1. 强大的中央集权与“大一统”的思维模式： 中国历史上，虽然有分封，但最终都走向了郡县制和高度集权的中央集权。这种模式在维护国家统一、抵御外敌方面有巨大优势，但也极大地限制了地方自主性和经济上的多元化发展。强大的官僚体系和皇帝的权威，使得任何可能挑战现有秩序的经济力量（如强大的商业集团）都难以独立发展壮大。
2. 重农抑商的政策导向： 从秦汉以来，中国历代王朝普遍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农业被视为国家稳定的根基，商业则被视为逐利、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业。虽然明清时期商业有所发展，但其地位始终不如农业，商业资本的积累和转化也受到官府的限制。这导致商业资本未能像欧洲那样，有足够的力量去推动生产方式的变革。
3. 缺乏独立的、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经济部门： 欧洲在中世纪晚期，城市作为独立的经济单元，孕育了市民阶层和新的生产关系。行会制度虽然有其局限性，但也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而中国虽然有商业城市和发达的手工业，但它们往往依附于官府或士绅阶层，缺乏那种完全独立于政治权力和传统农业经济之外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实体。
4. 科举制度与士大夫阶层的政治导向： 中国的科举制度虽然为社会提供了一定的流动性，但它将知识分子的精力主要引导向了为官之道。读书的目的多是为了入仕，掌握政治权力，而非追求科学、技术或商业上的创新。虽然也有一些官员关心经济发展，但他们的视野和动力与欧洲文艺复兴后出现的、受商业利益驱动的知识分子和企业家有所不同。
5. 缺乏“地理大发现”式的外部刺激： 欧洲的文艺复兴和随后的地理大发现，为欧洲带来了新的市场、新的资源和新的思想冲击。全球贸易的展开，极大地刺激了欧洲经济的增长和资本的原始积累。中国虽然在明朝有过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并未形成持续性的海外扩张和贸易网络，也未因此而改变其内部经济和社会结构。
总结来说：
西周的分封制和百家争鸣，与西欧的采邑制和文艺复兴确实在某些形式上有相似之处，它们都包含权力下放、思想活跃等元素。然而，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是围绕着“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结构以及维护社会秩序的政治伦理展开的。 这种模式虽然稳定，但也抑制了商业资本的独立发展、科学技术的突破性创新以及对传统社会结构的根本性颠覆。
而西欧的采邑制所造成的权力分散，以及文艺复兴所带来的思想解放和对人本身的肯定，恰好与欧洲商品经济的兴起、城市的繁荣以及后来的科学革命和地理大发现等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催生了资本主义的土壤。它们的相似之处更多体现在表面形式或某些节点，而其背后深刻的权力结构、经济基础、社会动因以及文化基因，则存在根本性的差异，这正是导致两者走向不同历史道路的关键所在。
网友意见
西周的分封和西欧的采邑制完全不同。
周代的百家争鸣和文艺复兴也完全不同。
另外，只有采邑制和文艺复兴两个条件也不足以进入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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