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知乎上有个类似的问题,我也回答了,但后来应该是触发了知乎娘的G点,连问题带回答都没了。
那个问题里列出了很多支持方方的言论以及具体的人。在这方面我举几个例子:
俞敏洪:这就不用说了,他的主业就是教英语和出国留学,中国自然要落后英美100年并且永远追不上——否则,还招个屁的学生。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在这次疫情中,新东方是有专门的团队在推波助澜,激化中国人与留学生之间的矛盾,以达到让目标用户留学国外并且再也不回来的目的的。
阎连科:自90年代以后便成为国内著名的禁书专业户。最近十几年的书绝大多数都是在国外出版。目前他虽然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教授,但她一多半时间是在香港的大学教书和工作。(另外,他最得意的学生是蒋方舟)
易中天:方方日记中多次出现的人物,易中天是方方在武大时的同学。至于易中天到底是怎么样的人,在知乎上搜一搜也就知道了。
赵士林: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经典公知文模板“XX国领导人在北京住十元每晚的宾馆并且跟路边的野狗抢包子吃”的创造者。(默克尔、奥巴马、骆家辉等等都曾成为国故事的主角)
奇文链接在此,感兴趣的可以看一看:
其中精华段落如下:
早在一个月前,美国方面的先遣人员已到北京对中关村进行了一番考察。因为总统套房面积达400 多平米,国务卿觉得太奢华,而中关村的十元店,虽然只有一个床位,但住的都是京城最顶级的高素质求职者,应当很安全,而且也很经济实惠,而且经过骆家辉大使的极力推荐,是不错的住地。美方先遣人员反馈给中方的意见是,国务卿称:“普通豪华套间条件已经足够好了,但中关村的十元店更经济实惠”。看来,国务卿克里出访入住普通房间已经成为习惯了。
第二天早上,十元店老板本来准备了两套方案,请国务卿亲自用餐或是亲自为国务卿先生包饺子,但克里谢绝了,坚持和一般住店客人一样到街边吃包子茶叶蛋。而且不坐凳子,和随行的工作人员一道站在早餐档前吃早餐。她也谢绝了小摊工作人员的服务,坚持自己一手拿包子,一手拿豆浆自已吸。
此时,发生了一件小插曲。在吃第二个包子时,克里不小心将面包落到了地上,让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一只不知从哪跑出来的野狗,飞快地窜到包子前,准备叨起来就走,说是迟,那是快,克里先生迅速把掉在地上的那片包子捡起来,并放进自己的嘴里,津津有味地吃起来。那包子掉落的地方,刚好有一堆口水,应该是之前不爱干净的求职者吐的,但克里先生完全不介意,这种珍惜粮食的态度,给中国人上了一堂“震撼教育。
总的来说,方方在疫情期间打出的口号其实就是四个字“独立思考”。所谓独立思考就是,你认同我说的你就是独立思考,你不认同我说的要么极左要么极右。在这个层面上说,凡是宣称自己是“独立思考”的人,自然会支持方方。但这些人所谓的“独立思考”,本质上来说就是永远反对主流,而无关事情本身的对错。
比如,在方方日记中我就看到当前期政府防疫不利时,她说政府隐瞒了信息——ok,这个咱们不否认。可之后当武汉市政府要求说三天内基层干部要摸清所有社区感染者的情况是,她说这不可能完成,政府是在瞎指挥。当政府要求“不惜一切代价防控疫情”时,她说这不科学。而她的文章中出现最多的就是“我的一个医生朋友”——在她这里,任何一个医生朋友都知道政府刻意隐瞒的真相。
如果方方愿意承认自己的日记是虚构的文学作品,我反倒认为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文学本身就是允许虚构的,方方即便捏造了事实也无所谓。但是,方方在一开始就强调“日记”的纪实性,这就意味着大众有对她的日记进行细节指摘的权利。
那些支持方方的人,总会说“记录苦难也是作家的天职”。这句话实际上是错的。记录苦难是记者的工作,而作家必须要做到“哀而不伤”,也就是要将苦痛收住。过度的放大苦难,本身就破坏了基于共情的审美根基。就如同之前冯小刚的《1942》一样,他自以为记录苦难可以带来更大的批判,但实际上却会让人看得非常压抑。
在20世纪的文学史上,如果要说以传染病为题材讲人性描写的最深入的作品,无疑应当是加缪的《鼠疫》。但很显然,作为史上最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缪从来没有把苦难作为作品的主题。在我看来,将暴露苦难作为自己“担当”的思维模式,无异于直接去战场上拍残肢断臂然后说这是电影艺术一样。
最后,说个好玩的事情,之前方方一直在日记中强调自己多么怀念李文亮医生。然后当李文亮的训诫被撤销的时候,以及前两天李文亮医生被评为烈士的时候,方方却没有在微博上说一句话。
我最了解这帮人了。他们最怕两种东西。1、怕暴露自己的庸俗,不愿意被和芸芸众生等同。2、怕被别人说自己和权贵站在一起,没有独立思考。
所以任何强大的东西他们都要和他划清界线,任何大众的东西,都坚决表示自己绝不赞同。
当国家、集体、民众等等和个人发生冲突时候,他们下意识的就站在个人一边,而不是就事论事。搬出的理由无非是新自由主义那一套。但是他们自己往往对新自由主义没什么了解,只是复读机罢了,反而最缺独立思考。(果然复读机很快出现了。丢几个名词就敢自认姿势水平高。)
实际上这些人往往是体制好处享受得最多的一批人。
这其实不是脑臀分离。因为当体制冲锋的时候,他们可以当摸鱼的螺丝钉,冲在前面的恰恰是他们最鄙视的人民大众。但是当分配利益的时候,他们就强调个人价值以便谋取到更多好处。
这其实也是下意识完成的精妙算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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