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如何评价“穷生保守,富长进步”?

回答
“穷生保守,富长进步”这句俗语,与其说是一句绝对的真理,不如说是一种社会现象的观察和一种长久以来存在的观念。它触及了财富与人生态度之间复杂的联系,以及经济基础如何可能影响一个人的思维模式和社会取向。

要评价这句话,我们需要从几个维度去深入剖析,并尝试还原它在不同语境下的具体表现。

一、 穷生保守:生存压力下的理性选择与路径依赖

这句话前半句“穷生保守”并非说穷人天生就思想顽固,而是更多地指向了生存的压力和有限的资源,如何塑造了一个人趋于保守的应对策略。

风险规避的必要性: 当一个人身处贫困,可支配的资源极少,每一次决策都可能关乎生存的根本。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点失误都可能导致雪上加霜,让他们难以承受失败的后果。因此,他们会更倾向于选择已知、稳定且风险较低的道路。尝试新事物、进行大胆的投资或改变生活方式,都意味着潜在的巨大风险,这对于他们来说是“玩不起”的。
例子: 一个靠微薄工资养家糊口的人,不会轻易辞职去创业,因为一旦失败,家庭将陷入绝境。他更可能选择一份虽然辛苦但稳定的工作,即使这份工作可能机会渺茫,或者待遇不高。
路径依赖与惯性思维: 长期的贫困可能让人形成一种“习惯性思维”。他们习惯了按部就班,习惯了在既定框架内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这种思维模式本身就是一种“保守”,因为它回避了打破现有模式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社会阶层的固化也加剧了这种路径依赖,贫困家庭的孩子,可能从小就被灌输“安分守己”、“脚踏实地”的观念,以求在社会底层立足。
例子: 在一些传统的、重体力劳动的行业,虽然辛苦且收入不高,但因为门槛相对较低,且需求稳定,许多家庭会选择让孩子继续从事这类工作,而不是去学习那些更具挑战性但前景不明的技术。
知识与信息的不对称: 贫困往往伴随着教育和信息获取的障碍。缺乏接触新知识、新观念的机会,使得他们的视野相对局限,对外部世界的变化不够敏感。这种信息不对称会加剧他们对未知事物的恐惧,从而倾向于固守已知的经验。
例子: 互联网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一点,但对于一些偏远地区的贫困人口,获取高质量信息的渠道依然有限,他们更可能依赖于身边亲友的经验和当地的传统观念。
对权威和既有秩序的依赖: 在资源匮乏的环境中,人们可能更倾向于依赖外部的权威或既有的社会秩序来指导自己的行为,而不是去质疑或挑战它。因为质疑和挑战可能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触怒既得利益者,而他们无力承受。

需要强调的是,“穷生保守”并非贬低穷人的智慧或能力。 相反,很多时候,他们在有限的资源下展现出了惊人的韧性和生存智慧。这里的“保守”更多的是一种策略性的选择,是为了在严酷的环境下最大化生存的确定性。

二、 富长进步:资源优势下的试错空间与视野拓展

而“富长进步”则指向了经济的富足如何为个人和群体提供更广阔的试错空间、资源优势和视野拓展,从而更容易倾向于追求进步与革新。

承担风险的能力: 富裕意味着拥有更多的物质和精神资本,这使得他们能够承担更大的风险。即使尝试新事物失败,他们也有能力从中恢复,并继续前行。这种“输得起”的心态,是他们敢于创新、探索未知的重要基石。
例子: 富二代或成功的企业家,倾向于投资新的技术、新的商业模式,即使很多项目最终失败,他们也有足够的资金和经验来支撑下一次尝试。而对于贫困家庭来说,一次失败可能意味着多年的努力付诸东流。
教育和信息的可及性: 财富往往与优质的教育资源挂钩。更好的学校、更广泛的阅读、更丰富的社会经历,都能为他们提供更前沿的知识、更开阔的视野和更国际化的观念。这使得他们更容易接受新事物,并从中找到发展的机会。
例子: 接受过良好高等教育,并且有留学经历的人,通常更容易接触到全球最前沿的科技和思想,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对世界的认知也会更加开放和多元。
社会资本与人脉网络: 富裕阶层往往拥有更广泛、更优质的社会资本和人脉网络。这些人脉可以为他们提供最新的信息、宝贵的经验、甚至直接的合作机会。这种“圈子效应”本身就是一种进步的催化剂。
例子: 商业峰会、高端论坛、社交聚会等,都是富裕阶层获取信息、拓展人脉的平台。在这些场合,新的商业理念、技术趋势等信息更容易流通。
对现状的不满足与对未来的追求: 拥有财富并不意味着停止追求。相反,许多富裕的人更愿意去探索新的可能性,他们可能不满足于现有的成就,而是希望通过创新和进步来巩固或提升自己的地位。进步和创新也意味着他们可能获得更多的财富和影响力。
例子: 科技巨头不断投入巨资研发新技术,追求颠覆性创新,这不仅是出于对科学的探索,也是为了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
个人价值实现的需求: 当基本生存需求得到满足后,人们会转向更高层次的需求,例如自我实现、创造价值等。进步和创新是实现这些需求的重要途径。

三、 批判性审视与辩证看待

然而,我们也不能将这句话绝对化和简单化。它更多地是一种宏观的、倾向性的观察,并非普适的规律,其中存在着大量的例外和反例。

“穷”与“富”的界定模糊: 什么是“穷”,什么是“富”?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中国当下,贫富差距依然显著,但整体社会流动性也在变化。我们不能用单一的标准去衡量。
个体差异的重要性: 人是复杂的个体,其思想、行为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性格、家庭教育、个人经历、价值观等等。即便在贫困环境中,也有敢于挑战、勇于创新的人;即便在富裕环境中,也有安于现状、保守平庸的人。
反例: 中国历史上不乏贫苦出身,但通过自身努力和创新最终改变命运的伟大人物(如很多革命家、科学家等)。同时,也有一些富二代未能继承父辈的衣钵,甚至因挥霍而导致家族衰败。
进步的定义: “进步”本身也有多重含义。是指经济的、技术的、还是思想的?有时,所谓的“进步”也可能带来新的社会问题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这本身也可能引发一些保守的回应。
社会制度与环境的影响: 社会制度和政策对财富的分配、教育机会的均等化、以及创新的支持力度,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提供良好社会保障、公平竞争机会、鼓励创新的社会环境,能够有效地减缓“穷生保守”的负面效应,并激发更多“富者”的创造力,甚至也能为贫困者提供“向上流动”的通道。
例如: 一些发达国家通过健全的社会福利体系和完善的教育保障,为低收入家庭提供了更多的向上流动的机会,降低了他们“保守”的必要性。
反向激励: 有时,过度的财富也可能带来傲慢和不思进取。如果一个富裕家庭已经拥有了足够多的资源,并且没有受到任何外部的挑战或竞争压力,他们也可能变得“保守”,只想着如何守住已有的财富,而非继续开拓。
“保守”与“进步”的相对性: 在某些特定领域,“保守”可能是一种优势。例如,在传统工艺的传承中,对传统的坚持和“保守”就是进步。而在快速变化的时代,“进步”也可能意味着牺牲一些稳定性和传统。

结论:

“穷生保守,富长进步”更像是一种对普遍社会现象的经验性总结,它揭示了经济基础在塑造个人社会态度和行为模式方面的重要作用。贫困带来的生存压力确实容易导致风险规避和路径依赖,从而表现出“保守”的特征。而财富则提供了承担风险的能力、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多的资源,为追求“进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然而,我们必须警惕过度简化。个体差异、社会环境、制度设计以及对“进步”和“保守”的定义,都会影响这一规律的适用性。理解这句话的价值,在于认识到经济条件对个体发展的影响,以及社会如何通过政策和制度来促进公平、机会均等,从而打破贫富固化带来的“保守”倾向,并鼓励更广泛的社会进步。

最终,进步与否,关键在于个体的选择、社会的机制以及对未来趋势的把握,而财富只是其中一个重要但并非唯一的变量。 一个有抱负、有韧性的人,无论贫富,都可能在各自的道路上追求进步。同时,一个公平、包容的社会,更能让“穷者”有机会“进取”,让“富者”有动力“创新”。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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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年革命有一个著名现象:中产阶级的孩子们一边喊着“为穷人而战,让想象力夺权”,一边用水枪与石块跟那些工人街区出身,负责维护共和国秩序的防暴警察们对着干。

这是一个很吊诡的现象,你当然可以顺着新左派大佬马尔库塞的说法,认为工人早已被整合进了单向度的现存秩序中,失去了革命潜力,因此学生和边缘人才应作为新时代的革命主体。

然而事实是自撒切尔-里根新保守革命以来,原本念叨着“列宁,托司机,3m,萨特”的学生们早已改换门庭,退行左翼,参与到他们所应参与到的国家治理当中,即使是学院左派,理论谱系也从西马转移到福柯,德里达,以后结构与解构的激进话语,代替了实存的革命运动。

法共在83年之后已然再起不能,而社会党也在密特朗的带领(大手)之下,帮助法国完成了新自由主义经济革命,我个人当然认为强调边缘人的权利与价值是左翼所应做的,然而事实是在弹性资本主义时代,边缘人的激进性也部分地被规训到新秩序当中。于是就像汪晖所言,代表性断裂成为了现实,左翼政党不再为工人发声,曾经自豪的称自己为共产党员的巴黎与外省工人们,如今也只能转投勒庞乃至泽穆尔,消极的反移民政治固然为人不喜,称不上什么“进步”,然而真正放弃工人阶级的,不正是我们亲爱的“左翼”进步人士么,自1848年以来,工人曾被主体化为革命的主力军,而后终被左翼人士与新自由主义合流的“第三条道路”抛弃。难怪饱读十九世纪工人历史档案的朗西埃会对自己的导师阿尔都塞倒戈而向,毕竟我们谁也未曾料到,那些曾与你谈论“霸权”或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有机知识分子”们,在二十年后会龟缩到学院当中,继续他们的“理论实践”。

正像埃里蓬在《回到故里》中所言明的一般,出身兰斯的无产阶级之子终于踏入大学的门槛,成为代表性的“左翼”社会学家,当他在回返故乡与母亲对谈之时,所感受到的,却是“进步”的历史的背叛与身为无产阶级的家人们对他这个知识分子的失语和无言。

也许,正如程巍在《中产阶级的孩子们》中所言明的一般,在六十年代全球造反运动的红色幕布之下,所潜藏的,却是资产阶级对马修·阿诺德与雷蒙·威廉斯们的最后清算,是资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最终实现。

葛兰西一百年前所提出的那个疑题仍然有其现实意义,无产阶级到底该如何生产出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这仍然是当代自诩为“进步”的左翼青年们,需要解答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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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筒在你们有钱人手里,你们说啥是进步,那啥就是进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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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这句话能够在现实中找到一丢丢佐证的话,那么也仅仅是因为这句话混淆了财富与知识的作用。

试想以下四种群体:

A群体包含:初中学历的煤老板、没上过大学的拆迁户、没有正经职业但是靠着收租衣食无忧的包租婆、游走于各种酒局的大款、中东由于石油暴富的酋长;

B群体包含:在国贸或陆家嘴上班,平时住在朝阳区或者黄浦区大平层的金融精英、在硅谷住大house的FLAG开发工程师、在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的外交官、大企业CEO和顶尖大学的教授;

C群体包含:外卖骑手、电子厂工人、失地农民等广大受苦群众;

D群体包含:面对高房价感到绝望的大学毕业生、在大厂996的年轻人、普通教师、科研人员;

根据你的印象,ABCD四个群体哪个更“进步”?哪个更“保守”?

不管我们如何定义进步和保守,至少A群体绝对不是进步的,而C群体有些时候是进步的有些时候是保守的,B和D群体则往往被当成“进步”的先锋。然而,A群体是所有人中最富的,D群体虽然大多比C群体富裕一些,但总体来看也算不上富人。如果真的给这四个群体画一条进步-保守分割线,那么这条线肯定不是沿着贫富鸿沟的,更有可能是沿着教育程度画的。

让人进步的,不是财富,而是教育,教育使人进步。只不过,受到良好教育的一般都不可能是底层,所以才会让人看到很多“进步的富人”和“愚昧落后的穷人”。此外,很多进步分子之所以被当成富人,也仅仅因为他们经常被拿来和底层人民对比,因此显得更像是一个“富人”。领导法国大革命的,是一群律师和知识精英,他们和广大农民比起来自然生活更体面,但是与他们头上那整个贵族阶级相比,他们的财富就不值一提了。同样,19世纪欧洲像马克思这样的职业革命家,五四年代中国赞颂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有志青年,1968年搞五月风暴的巴黎大学生和反越战的嬉皮士,都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比他们更富有的人惧怕进步,比他们更穷的人则没有知道什么是进步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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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这不又是中产阶级哲学观吗,一个挣扎在温饱线上的社会底层是不会考虑保守和进步这个概念的,他们思考的只有怎么活下去。

底层是没有立场一盘散沙,只有组织才能激发战斗力,保守或进步取决于奶娘状态

第二,穷和富是没有标准的抽象概念,不过是阶级社会自我安慰的工具,只有阶层流动是实打实的。

所谓保守和进步是基于自身阶级状态,而不是什么贫富。穷可以进步,富也可以进步,贫富更多的是中产阶级为了回避阶级矛盾给自己设置的庸人自扰的哲学难题。

第三,贫富是一个稳定社会的相对状态,正如政治光谱上的保守激进一样,既会相互转化,也是社会运行的常态,利益才是核心。

真正革命语境下的进步并不在此列,它是整个社会秩序完全的崩溃。贫富和保守进步已经没有意义,剩下的只有基于自身阶级的激进极端,只看你是处于哪个阶层。

谁都觉得自己是进步的,当社会崩溃时大部分人都会被卷入无产者,此时的革命具有天然正义性。

所以所谓穷生奸计富长良心是有产者价值观,基于资产增值标准来恒定自己的政治光谱,这是利益导向。

当然,脱产的学生是另一种独特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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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水

有的进步势力越打越大,因为“他们来了,修了学校和医院,提高了人们的工资”

有的进步势力越打越小,因为“他们走后,由他们的敌人给人们修学校和医院,提高人们的工资”

“穷生保守”的原因就在这里:人们不会对破坏家有太多好印象,尽管破坏家可能促使了建设家的诞生。

要“穷生进步”是非常简单的:老乡,跟着共产党能分土地。

进步人发银元不要求支持进步事业尚且有人会因为害怕进步事业夭折而不敢拾取,更何况直球索取进步事业支持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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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概率上很容易理解这个问题:假设一个需要冒险的项目起点是10万,成功率是10%,成功后获利20倍,那么机会对于穷人和富人都是同等的,我们来讨论下对两个群体的结果。

从数学上算项目的预期收益是:90%*0+10*10%*20-10=10万;

这个预期收益对于穷人和富人是相同的,也就是机会对于双方是平等的,我们计算下试错的次数与成功率之间的关系:

试错1次,成功的概率是:10%;

试错2次,成功一次以上的概率是:1-(0.9)^2=19%;

谁错3次,成功一次以上的概率是:1-(0.9)^3=27.1%;

以次类推,只有试7次的时候,成功一次的概率才能超过50%。

1)对于穷人来说10万是全部身家且用于保障基本的开销,虽然项目预期收益是10万,但只要失败,便失去了全部用于保障的资源,而且前六次全部失败的概率超过50%,这是穷人无法承担的风险。

2)对于富人,其身家可以支撑其试错几十上百次,第七次以上全部失败的概率就会低于50%,从预期和概率上来说这种不确定风险将会被抑制,从而得表现出正的预期收益。

从博弈角度来看,穷人求稳是最佳的选择,而富人在预期收益为正的时候,多试错也是最佳的选择,并没有对错只分。怕的是一些人渲染这种保守的错误,制造焦虑来瓜分穷人有限的资源,毕竟真的赚钱的项目是不会大肆宣传,更不会让穷人参与进来分配利润,往往你看到的是别人的收益,别人看到的却是你的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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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啊,鼓励人们无视生活成本而大生特生,确实是保守主义的一种观点。而重视子女成长的投入,实现优育,这也确实是进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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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很多魔怔人,事实上连集体主义者都不是,有一天社会出现了一些全社会关注的大矛盾的时候,居然妄称没有谁比他们更社会主义,没有谁比他们更共产主义。

这类魔怔人里,有钱的那部分大花钞票之后招募了一堆流氓无产者,成功让社会进步变成了底层绝大多数“非进步统战阶级”(例如穷白人、汉族顺性别郭楠)群众眼里孙笑川一般的存在,而没钱的那部分直接被社会淘汰了。

于是群众感觉进步壬都是大脑升级富二代和他们的狗腿子,虽然不全面,但也足够实打实的经验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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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忽然有这么一个想法。

如果美利坚出现了一个朴正熙式的人物,清洗了共民两党建制派,国内资产阶级要么跪下唱征服要么fbi马上到你家门口,回笼了在国外的制造业,大力处理疫情问题以及其他废驰的公共事业,当然,因为制造业回笼了,所以国内的流浪汉们也就不能继续影响市容而是为了maga努力工作了,而且这种铁腕手段在正面影响占主导的时期,这个人物甚至不需要选举舞弊,也就是说明面的美式民主也可以保留。

这么状态下的美利坚,你觉得是比现实中的美利坚进步呢,还是保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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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没啥好输的,富人输得起。最保守是中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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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观察,应该是:

知识份子、新兴中产阶级、全球市场资产阶级进步。

基层劳工、传统中产阶级、本国市场资产阶级保守。

对应到美国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支持者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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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就跟“你穷是因为你不努力”和“穷生奸计,富长良心”一样,信了就有鬼了。以我个人的亲身体验来说,塞里斯社会最保守的群体明明是中产阶级(尤其是公务员,中学教师,律师)。这帮人在个人生活方面奉行禁欲主义,对子女的恋爱和个性化打扮严防死守,脑筋极其死板且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偏见,这种偏见通过他们接受的死板的塞式教育而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就算对某种形式的艺术表现出偏好也只不过是为了一个功利化的目标,让他们超越日常生活的繁琐与利害而对美有所领悟好比在史凯利格群岛上种椰子树;在政治立场上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高考分数完美决定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而社会地位又是个人品德和勤奋程度的完美体现,任何的对现存秩序的存疑都是出于生活不如意的无能狂怒。努力,劣汰,秩序,再加上一点点对生活不如意者的讪笑——这是他们的全部哲学。

部分中产阶级出身的年轻人或许满口后现代怪话lgbt女权主义黑命贵,也不过是为了站在一个至高点论证自己的优越地位,让自己也是让自己所谄媚的上层阶级心安理得有理有据地鄙视“底层人”——“看吧,他们就是保守,所以他们不值得尊重,活该也应该被歧视”更有甚者能说出“道德不适用于底层人”这样的名言名句,说这句话的人还发明过这样一个术语——键政农奴。

至于资产阶级,他们是永远不可能进步的,因为资产阶级本身就是社会进步的最大阻碍,一个资产阶级出身的个体要想“进步起来”,首要条件就是否定自己的资产阶级身份,在事实上成为一个非资产阶级。

不要只看到了列宁马克思等领袖人物的非无产阶级出身便大言不惭地诋毁无产阶级没有解放自身的能力,且不说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领导者并非生自权贵,那些或许并不广为人知的宣传员、赤卫队员、罢工者、红军士兵、工厂鼓动者,总之都是奋斗在斗争最前线的人——难道他们就该被排除在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之外吗?然而正是他们构成了社会主义运动的血肉,他们是革命的动力,是革命的主体,也是革命的直接受益者,如果抛开他们,革命无从谈起。无产者的觉醒永远是左翼活动家必须争取的首要目标。契丹左派们在尝试向群众输出自己的观点碰壁之后,与其一味埋怨群众保守麻木不仁,不如反思是不是自己的交流方式出了问题,与其天天学一些玄而又玄没几个人了解的高深理论,不如好好打磨自己的社交能力和个人魅力,与其总想当MVP carry整个运动,不如老老实实当一个主点光环的帕拉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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