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汉语拼音方案参考了哪几个国家的拉丁字母?

回答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推广普通话,解决汉字形体复杂、学习困难的问题,国家决定制定一套科学的汉语拼音方案。这项工作凝聚了许多语言学家和教育学家的智慧,在参考了国际上通用的拉丁字母体系的基础上,也吸收了一些其他语言的拼写习惯。

在设计汉语拼音方案时,语言学家们广泛研究了欧洲各国使用的拉丁字母,尤其是那些在拼写上与汉语发音相对接近的语言。例如,对于一些元音的发音,比如“i”和“ü”,方案的制定者可能借鉴了法语或德语中类似音素的拼写方式,以及它们在拉丁字母上的对应。

此外,一些辅音的发音,比如“q”、“x”等,其发音方式在欧洲语言中也能找到一些可以类比的影子。虽然这些音素的实际发音与汉语中的特定声母有所不同,但在选择字母符号时,考虑到拉丁字母的普遍性和国际通用性,还是从中汲取了灵感。

当然,汉语拼音方案并非简单地照搬某一个国家的拼写规则。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准确地表达汉语的四声和所有声母、韵母。因此,在参考了拉丁字母的基础上,还进行了大量的创新和调整,力求在满足汉语语音特点的同时,也符合国际通用的拼写习惯,方便外国朋友学习和使用。

总而言之,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是一个在广泛学习和吸收国际经验的基础上,为中国语言特点量身打造的产物,其中对欧洲一些使用拉丁字母国家的拼写方式进行了细致的参考和借鉴。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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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ch,sh的简写ẑ,ĉ,ŝ 当是受世界语的影响,世界语大概是取用了斯拉夫语的拉丁字母。

Ĉ Ŝ

ü的代表是德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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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以下是周有光的回忆,请参考。

回忆拼音方案的制定过程

  建国初期,中央为了使人民群众迅速提高文化水平,把研究制订一个比较理想的拼音方案作为一项重要工作,由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领导,胡乔木同志具体负责和指导。今年是《汉语拼音方案》公布50周年,回忆亲历《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过程,我仍然记忆犹新。


六种备选方案

  上海解放后不久,我回到上海,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任教,业余参加倪海曙主持的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倪海曙告诉我,毛主席在苏联访问时候,曾问斯大林,中国的文字改革应当怎么办?斯大林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可以有自己的字母。毛主席回到北京,指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研究制订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同时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停止推广北拉(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等待新方案的出台。

  我写了一些介绍各国古今字母的文章,发表在《语文知识》月刊上,作为选择或创造字母的参考,后来编成《字母的故事》一书,1952年出版。我体会到,一种字母作为民族形式,需要极长时期的实际应用,经过约定俗成,方能成为稳定的民族形式,新创字母不难,但被广泛认可为民族形式极难。

  1954年底,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改组成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直属国务院领导。1955年2月,文改会内部设立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有吴玉章(主任)、胡愈之(副主任)、韦悫、丁西林、林汉达、罗常培、陆志韦、黎锦熙、王力、倪海曙、叶籁士、周有光、胡乔木、吕叔湘、魏建功。

  1955年6月,拼音方案委员会分为甲乙两个小组,甲组拟订汉字笔画式(民族形式)拼音方案,乙组拟订国际通用式字母(拉丁字母)拼音方案。

   1955年10月15日,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在北京开幕。文改会秘书长叶籁士在发言中说:“从1952年到l954年这个期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主要进行汉字笔画式拼音方案的研究工作,经过三年的摸索,曾经拟订几种草案,都放在《汉语拼音文字方案草案初稿》(汉字笔画式)里头。”

  《汉语拼音文字方案草案初稿》现在已难记找到。我大致记得是这样:参加文字改革会议的代表们看到一份征求意见的材科,有六种方案草稿,四种民族形式,一种拉丁字母形式,一种斯拉夫字母形式。四种民族形式草案的设计者是:吴老(吴玉章)、丁西林、黎锦熙(改良注音字母)和委员会秘书处(陆志韦、郑林曦)。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对这些草案没有进行讨论。


确定拉丁字母方案

文字改革会议以后,吴老向毛主席报告,说民族形式方案搞了三年,难于得到大家满意的设计,不如采用拉丁字母。毛主席同意,并在中央开会通过。此后,拼音方案委员会只研究拟订拉丁字母方案。

  拼音方案委员会指定叶籁士、陆志韦和我三人起草一个初稿,作为开会讨论的基础。我们三人夜以继日拟成一个“汉语拼音文字方案初稿”。初稿的主要特点是:1、完全用现成的拉丁字母;2、用几个双字母,但是尽量少用;3、标调用注音字母的调号,调号之外没有其他附加符号;4、“基欺希”由“格克赫”(g,k,h)变读。

  拼音方案委员会开会讨论初稿时候,除个人意见之外,还提出各个重要部门的意见。为了实现语言研究所提出的严格的“一音一母“原则,把初稿中六个双字母改为六个新字母(无点i;带尾z,c,s;长脚n;俄文“基”)。初稿经过这样修改之后,成为“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删除“文字”二字),在1956年2月12日由文改会发表,公开征求意见。

  群众提出的意见,来路广,创见多,反应非常热烈。多数人不同意用新字母。邮电部门说,即使中国造出有新字母的电报机,也难于叫外国都改用同样的电报机,中外设备不同,就无法通电报。

  国内国外群众来信4300多件,无法归纳成为一个草案,结果归纳成为两个草案,作为两种“修正式”,在1956年8月由文改会发表,再次公开征求意见。

  两式的分歧,关键在“基欺希”的写法。第一式由“格克赫”(g,k,h)变读“基欺希”。第二式由“知吃识”(zh,ch,sh)变读“基欺希”。注音字母的“基欺希”有专用字母,不用变读法。新方案可否也用专用字母呢?一早就有人建议,用“j,q,x”代表“基欺希”。但是拼音方案委员会不敢贸然采用,因为“q,x”读作“欺希”跟外文(主要是英文)习惯不同,不仅英美有人反对,读过英文的中国人也反对。

  拉丁字母的“国际音域”分为三层:第一层是“基本音域”,第二层是“引申音域”,第三层是“特殊读音”。“q,x”读作“欺希”是“特殊读音”,这要谨慎从事。


“拼音方案”诞生

拼音方案的制订是在十分慎重中进行。文改会提出的方案,都要再经过国务院组织“审订委员会”加以审订。《汉字简化方案》如此,《汉语拼音方案》也是如此。1956年10月,国务院成立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在听取文改会拼音方案委员会的报告之后,决定采用“j,q,x”代表“基欺希”,解决了两式的相持。这个统一的草案叫做“修正草案”,由国务院在1957年12月11日公布,让群众先知道,并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和批准。1958年2月11日得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经过三年的谨慎工作,《汉语拼音方案》终于诞生。

  方案的名称从《汉语拼音文字方案》改为《汉语拼音方案》,删除“文字”二字,这在拼音方案委员会中没有引起争论。因为,委员们都知道,叫它“文字”,它也不可能代替汉字,不叫它“文字”,它也有文字的性质。从一套字母到成为公认的文字,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不是几十年的事情,而是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事情。日本虽然让日语罗马字取得法定地位,但至今也没有成为真正的通用文字,与其有文字之名而无文字之实,不如有文字之实而无文字之名。周总理在1958年1月10日《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报告中说明,“《汉语拼音方案》是用来为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的,它并不是用来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这是非常切合实际的英明政策,从而避免了无谓的争论。“拼音”不是“拼音文字”,它是汉字的助手,助手能做汉字不便做和不能做的一切工作。

  可是,是否“文字”方案的问题,群众十分关心。不少希望有一个“文字”方案的热心人,不断创制“文字”方案,寄到文改会。从1950年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时期到1955年8月31日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之前,一共寄来655个“文字”方案。从1955年8月31日到1958年2月拼音方案公布,又寄来1000多个“文字”方案。从1958年2月公布拼音方案到1980年,还寄来1667个“文字”方案。群众创制的“文字”方案共计有3300多个。这说明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字改革的深切关心,这是中国特有的爱国现象。

  中国制订汉语拼音方案之前,苏联已经悄悄地废除拉丁化,改为斯拉夫化,把所有的拉丁化民族文字一概改成斯拉夫字母。蒙古文也是如此更改了。中国的拉丁化运动没有追随苏联。上世纪50年代,中国向苏联一边倒,有些同志主张采用斯拉夫字母,跟苏联结为文字同盟。苏联前来讲学的语言学者也提出这种建议。据说,苏联一位副总理来到中国,跟陈毅副总理说,希望中苏采用相同的字母。陈毅副总理说,中国文化必须跟东亚和东南亚联系,东亚和东南亚都习惯用拉丁字母。

  关于语音标准问题,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重新肯定1924年实行的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方案。在此之前,拉丁化运动反对纯粹以北京语音为标准,北拉接近“老国音”而不同于“新国音”,并且提倡方言拉丁化。例如:北拉区分“尖团音”,“基欺希”写“gi,ki,hi”,“济妻西”写“zi,ci,si”。这时候,拉丁化运动团体解散了,不再谈方言拉丁化。

  回顾历史,19世纪后半叶我国就有人主张用方言拼音文字。在清末的切音字运动中,不少人提出了具体的方言方案。劳乃宣提出有名的“以南就北”的理论。瞿秋白把中国的方言等同于苏联的民族语言。这些主张的共同特点是,只看到中国语言的分歧现象,没有看到中国人民的国家意识已经高涨,群众迫切要求从“书同文”向“语同音”前进。《汉语拼音方案》是国家共同语的拼音方案,它为推进全国人民向说话能彼此听懂的国语目标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些建议的处理

  时至今日,还时时有人提出改进《汉语拼音方案》的建议。我十分注意这些建议。但是新的建议中很少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没有仔细研究过的。略举数例如下:

  拼音方案里的字母“迂”(ü,两点),破坏了除调号以外不用符号的规则。“两点”上面再加调号,重床叠屋。拼音方案委员会当时的考虑是:“迂”是个重要元音,需要有一个单独字母代表它。这个问题没有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有人建议用“v”代表“迂”,经过研究,弊多而利少。近来有人建议,用“yu”代表在在音节“吕”、“女”中的“迂”,作为“技术处理”,只在必要时候使用,并不是改变方案,其他音节照旧不改,但是都省略两点。这或许是比较有可行性的建议。

  舌尖元音要不要写,如何写,也是一个棘手问题。台湾注音符号第二式用“r”表示舌尖后元音,用“z”表示舌尖前元音。用这两个辅音字母代表元音,拼音方案委员会曾经做过试验,觉得不好,特别是上面还要加上调号。拼音方案委员会尝试过多种方法,包括“省略不写”,写无点i;写ih;写y,等等。只有现在的办法(写-i),比较符合原理,也方便实用。这种写法有语音历史变化和现代“十三辙”作为依据。

  调号问题是一个难题。采用注音字母的调号,有历史经验可以依靠,而且跟欧洲文字中的“分音符号”也相似。声调有原调,有变调,如何标呢?决定标原调,不标变调。(变调可以在语音学书籍中用科学方法标记)。后来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一七八不”的标调方法是实用规范。

  调号标在哪里,也是有争论的。标在音节末尾可以区别音节,但是过于松散。标在元音字母上面,能表示声调基本上是元音的音高变化。但是,“iu”和“ui”标在哪一个字母上面好呢?这个问题,方案委员会没有做出决定。现在标在后一字母上面,是群众的约定俗成。

  问题很多,不能在此细谈。《汉语拼音方案》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改掉一个缺点往往会产生另一个缺点。缺点和优点是共生的。只能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

  汉语的字母方案一百多年来的演进历程是:从外国方案(威妥玛式)到本国方案(注音字母),从民族形式(注音字母)到国际形式(国语罗马字),从内外不同(国内用注音字母,国外用威妥玛式)到内外一致(国内国外都用汉语拼音),从国家标准(国语罗马字、汉语拼音)到国际标准(汉语拼音:ISO7098)。百年历练,步步前进。

  经验表明,《汉语拼音方案》是一座现代化的文化桥梁。它一方面方便人民大众走向文化,另一方面方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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