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人民麻木不堪为什么能革命呢?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详细解读：
一、 “麻木不堪”的成因及其局限性：
理解为什么革命能够爆发，首先要理解为什么会产生“麻木”的印象。
长期的封建专制与愚民政策： 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尤其是清朝，实施了严酷的集权统治和一套维护皇权的意识形态。科举制度的功利性、思想的禁锢、对民间力量的压制，都使得绝大多数民众习惯于“各扫门前雪”，专注于生存和家庭，对国家大事和政治变迁缺乏参与感和认知。
经济的脆弱与生存压力： 绝大多数民众是农民，他们的生活主要围绕着农业生产，对天灾人祸的担忧往往大于对政治的关注。温饱问题是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当生活尚能维持，即使不公存在，很多人也可能选择忍耐。
信息传播的闭塞： 在印刷技术不发达、识字率低下的时代，信息主要依靠口口相传或官方宣传。大众媒体的概念几乎不存在，普通民众很难接触到外面世界的信息，更遑论了解政府的腐败或国家面临的危机。
阶级固化与利益藩篱： 传统社会结构中，各阶层之间存在天然的隔阂。士绅阶层、官僚阶层、地主阶层、农民阶层，各自的利益和关注点不同。革命往往需要打破这种阶级藩篱，而这本身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历史创伤的累积： 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海战、八国联军侵华等一系列民族屈辱史，虽然对民族意识有一定刺激，但也可能在初期造成一种无力感和绝望感，让人觉得反抗徒劳。
然而，即便存在上述因素，“麻木不堪”并非铁板一块，其局限性在于：
“麻木”是相对的，并非绝对的沉默： 在底层民众中，虽然缺乏系统性的反抗意识，但零星的反抗、对不公的抱怨、对地方官员的憎恨从未停止。这些小的“不满”是潜在的火种。
“麻木”并非普遍存在于所有阶层： 知识分子、部分官僚、商业精英等群体，由于接触的知识更多，对外面的世界了解更深，或者自身利益受到冲击，他们往往是更早觉醒并推动变革的群体。
二、 革命爆发的催化剂与觉醒的力量：
正是由于“麻木”并非绝对，加上一系列外部和内部因素的催化，才最终引爆了革命。
西方列强的侵略加剧与民族危机的深化：
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如《南京条约》、《天津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不仅割地赔款，更丧失了国家主权，例如治外法权、海关管理权等，这让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经济上的掠夺，如开矿、筑路、设立工厂，进一步加剧了对中国资源的榨取，对民族工商业造成了沉重打击。
列强的军事存在，如驻军北京、长江流域巡航，更是赤裸裸的武力威胁。
这些残酷的现实，让原本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民众也感受到了亡国灭种的威胁。 尤其是甲午战败后，对日本的战败，让很多人意识到，即使是曾经被视为“蛮夷”的日本，也能战胜强大的清朝，这极大地冲击了中国人的传统认知，也引发了深刻的反思。
思想启蒙的传播与革命思想的涌现：
中国留学生、知识分子、维新派、革命派等群体，通过各种渠道接触西方先进思想，如民主、自由、平等、民族主义等。
梁启超、康有为等维新派的改革呼吁，虽然失败了，但其宣传的“变则通，不变则亡”的思想，以及对君主立宪的设想，已经开始动摇了一些人的守旧观念。
孙中山等革命派则提出了更为彻底的革命主张，通过建立兴中会、同盟会等革命组织，宣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
邹容的《革命军》、秋瑾的诗歌等，以激昂的文字唤醒了许多青年的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 这些思想通过报刊、小册子、演讲等形式，尽管传播范围有限，但却在知识界和有志青年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革命党人的不懈努力与组织建设：
革命党人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多次武装起义的失败，如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等。 这些失败的起义，虽然在军事上可能没有成功，但它们却一次次将革命的火种播撒出去，锻炼了革命队伍，吸引了更多有志之士加入。
革命党人与国内的会党、新军建立了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 会党作为民间秘密组织，本身就具有反抗情绪和组织基础，成为革命党争取的重要力量。而新军的士兵，也逐渐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影响。
清政府自身的腐朽与无能：
腐败的官僚体系，官员们贪污腐败，将国家的资源和人民的血汗据为己有，导致社会矛盾更加尖锐。
统治的残暴与无能，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使得民怨沸腾。
慈禧太后等统治者的顽固保守，拒绝任何实质性的改革，反而进一步压制和镇压革命力量。 例如，戊戌变法后对维新派的残酷镇压，以及对辛亥革命爆发前清朝官员的傲慢和对革命党的轻视，都加速了自身的灭亡。
清政府在对外战争中的节节败退，以及在处理国内危机时的无能为力，都进一步暴露了其统治的合法性危机。
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与新阶层的崛起：
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虽然受到列强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制，但也催生了一批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和现代化意识的新兴资产阶级和产业工人。
这些新阶层对旧有的社会制度和经济秩序感到不满，他们渴望一个能够保障自身发展的社会环境，因此更容易接受革命思想。
教育的有限发展，虽然主要服务于传统科举，但也培养了一批接受新知识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革命思想的传播者。
辛亥革命的导火索：保路运动与新军的倒戈：
清政府宣布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并向外国借款修建，这引起了铁路沿线省份（如四川）人民的强烈不满，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
保路运动虽然是地方性的民众运动，但它牵制了清政府的兵力，并为武昌起义创造了机会。
最关键的是，在武昌起义爆发后，受革命思想影响的新军士兵，特别是其中的革命党人，成为了起义的主力。 他们不仅有组织，有军事技能，而且掌握了武器。当他们倒戈起义时，清朝的军事力量迅速崩溃。
三、 革命是如何凝聚和扩散的：
从精英到大众的传播过程： 革命思想首先在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中传播，然后通过报刊、书籍、演讲、会党、新军等多种途径，逐渐影响到更广泛的民众。
共同的敌人：满族统治与外国侵略： 革命党人成功地将“反满”与“反帝”这两个诉求结合起来，这为革命争取了广泛的民众支持。虽然许多汉人对满族统治抱有历史上的隔阂，但当满族统治与外国侵略联系在一起时，这种反抗的动力就更加强大。
诉求的逐步升级： 从最初的改良（如维新变法），到后来的推翻满清政权（辛亥革命），人们的认知和诉求也在不断提升。每一次失败的改良，都为更激进的革命积累了力量。
革命的示范效应： 武昌起义的成功，对全国各地的革命力量产生了巨大的鼓舞作用，各地纷纷响应，独立运动风起云涌，这本身就证明了革命的强大生命力。
总结来说，“清末人民麻木不堪”是当时社会状况的一个侧面，但并非全貌。 革命的爆发，并非是因为所有人都突然变得不再麻木，而是因为：
1. 侵略和腐败的深化，使得“麻木”的民众也感受到了生存危机。
2. 少数有识之士和革命党人，冒着生命危险，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思想传播和组织活动。
3. 清政府自身的腐朽无能，加速了其统治的瓦解。
4. 一系列偶然和必然的事件，如保路运动和新军的倒戈，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革命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它需要思想的启迪、组织的建设、时机的成熟，以及民众的参与。正是多重因素的叠加，才使得在“麻木”的表象之下，潜藏的革命力量最终得以爆发，并最终推翻了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网友意见
能问出这个问题来，说明你读书太少。
实际上清末民变数量之多，已经多到了可以专门集结出版的程度，你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找这本书来看看：
如果按照《清末民变表》的计算，1902～1911年间各地民变共1300余起——然后你跟我说，清末人民麻木不堪。
清末人民：你全家都麻木。
清末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梦想能通过温和改良来解决社会矛盾我就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历史又不是没给你机会，庚子事变爆发后带清沦为洋大人的忠犬一条，即便这样国内依然有许多人幻想着可以给爱新觉罗皇室一点时间来进行改革，可结果是什么呢？
不要说没钱，辛亥革命前十年清廷财政收入实现了高速增长，从不到一个亿快速增长到了近三个亿。
不要说汉族督抚离心离德，公元1904年铁良下江南，划一营制、统办土膏，把军权跟财权都拢回来了，中央集权大成功了。
那么请问在这种情况下，带清做了什么能改善底层人民矛盾的事情么？
呵呵，改善，改个P。
权力和财富不断向顶层集中的同时，底层人民受到的压迫日甚一日，最后广东省从光绪29年到31年拿到“匪”近万人——这是没本事的，有本事的早就跟官军混到一起去了，比如当年两湖哥老会混迹湘军之中，两广三合会助拳太平天国，全民吃鸡武德充沛，以会党匪类之身直接撼动天下政局。
人民或许愚昧，但是你TM都让我活不下去了，我还不能起来造反啊？等死？真甘心等死的早就死光了。
所以说辛亥革命伟大在哪？伟大在它为清末的人民提供了一条新的方法路径，打破了中国历史的周期律——如果没有孙中山这些先行者日复一日的宣传与号召，那么清末此起彼伏的民变、会党起义最后很可能又会演变成一次王朝的更替。然而革命党人带来了全新的思想与理念，最重要的是由于孙中山的坚持，辛亥革命最终以“共和”的形式完成了政权更替（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的，戳这个回答：为什么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要把总统位置让给袁世凯这个“清朝人”？）
李泽厚：我们要告别革命，辛亥革命的成功非常偶然。
清末人民：杀杀杀！
“麻木不仁”，指的是清末的人对民主革命没有兴趣。
清末民国的那帮人浮地太高，根本没想过国民要的究竟是什么。国民要的不是空洞的“民主”，而是实实在在的“减税”、“分地”。吊民伐罪，吊民伐罪。关键不在乎伐罪，而是吊民。
清末的人只是不参加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但对革命还是很感兴趣的。
说到底，民族资产阶级不敢革自己的命，不敢发动群众，就不能怪农民不参加他的革命。
革命又不是一个外来词，革命革命，变革天命。
朝廷不行，那就换个朝廷，中国自古就有改朝换代的传统，这根本就不是新鲜事。
“革命”这个词，是周人为自己灭商找的理由。
革者，更也，流变也。在周朝以前，“天命”是永恒的，是不可流变的。
商王说自己就是天命，就是天意，所以才能成为天下共主。商王死前是人君天子，死后就变成天上永恒的神祇。无论商王仁慈、残暴、昏庸、贤明，这都是天意，只能顺从，不可违抗。
周朝并没有延续商朝的套路，说商朝是“假天命”，自己才是“真天命”。
周朝选择了对商朝神圣的“天命”进行世俗化的解读——天命在人心。君王能做到“敬天、明德、保民”就抓住了天命，君王残暴，不敬天，无德行，不能保其民，那就失去了天命，应该被推翻。
周朝用这套理论套用到商朝身上，把商朝君王的“天神”祖先们又拉回了人间。
如此，“天命”就从“不变”，变成了“流变”。周可以顺天应人灭商，其他人也可以顺天应人“灭周”。
孔子把“敬天保民”再次解构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王像个君王，臣子像个臣子，父亲像个父亲，儿子像个儿子。君君是臣臣的前提，父父是子子的前提。
其言下之意就是，若君不君，臣就可以不臣，若父不父，子就可以不子，这就赋予了造反正义。但孔丘很滑，他并没有说后半句。
另外一个叫孟轲的直男把后半句说出来了——“民本君末”，他甚至把造反的正义性总结成了四个字：“吊民伐罪”
还有一个叫荀况的，直接把天命和人间剥离开。认为统治者的统治，只在于有没有“重法爱民”，和“上天”怎么样，毫无关系。
先秦诸子的这些解构，赋予了饥民、贫民革命以天然的正义性、合法性。
所以，中国是全球最爱“革命”，革得最勤的国家。
清末的人不是不革命，他们只是对民族资产阶级搞的那个高高在上的“革命”不感兴趣罢了。知识分子发现自己说的话，下层不感兴趣，自然得出了一个“麻木不仁”的结论。
再伟大的理想，总归是要用现实承负的。所以，能够一面看穿历史和未来，另一面用朴素的语言把它讲给人民听的那个人，才称之为“教员”。
老乡，参加红军可以分到土地
武训：
···········谁说的我们麻木？？我们都是圣人子弟，怎么能以下犯上呢，朱熹圣人说过，以下犯上，这是泯灭天理的事儿啊。
所以我们面对上层的大人们，要老老实实，学夫子进公门，战战兢兢夹着屁股趋着小碎步汗流浃背
千万千万不能以下犯上，
这可都是我这个文盲都会的东西，圣人言论记在心中，并严格执行
谁能说我们麻木呢？
曲阜孔家，万世一体，山东的土八路连日本八路都教育的出来，还有十几个日本八路为了掩护群众牺牲的，就这么牛的土八路，愣是没办法进入曲阜开展工作。
圣人教诲就是这么厉害！
虽然不能对抗外敌，但是对内，还是很厉害的。
你们怎么能造反呢？？？
清朝作为儒家梦想中的理想国度，也确实达到了梦想中的三代自治
君圣臣贤（清代的“千古一帝”直接都扎堆了）
风气清正（清代贞洁烈女多的让人害怕，两个小孩定娃娃亲，五六岁的小男孩夭折了，八岁的小女孩都要写绝命诗然后上吊殉节的）
百姓教化（武训这样的文盲都知道圣人教诲，千万不能以下犯上，就连王贵和李香香里边的地主老财，也知道教诲王贵说：马无毛病成了龙。只要安心受苦，总能翻身，近代也有国人说印度低种姓人只要认真工作，品德高尚，高种姓也会尊敬他们）
但是呢·······
活不下去了啊，你说的再好也没用啊
当然还是要感谢各路大儒搜刮起来毫不留情
实际上再统治几百年，这就是印度第二了
宁可饿死都不造反的那种
但是太贪了啊
儒家培养出来的武训还是数量太少，还没普及的时候你这么贪
于是大家就开始造反了
南方孙中山带着几十人几百人天天起义
北方农民没文化，但是也是几万人几十万人天天造反
无他，真的活不下去了
因为鲁圣把自己看不惯的人统称为麻木不仁的人
隋炀帝才麻木。宋徽宗才麻木。慈禧老贼才麻木。人民的心里永远是雪亮的。
我是不能明白到底是何等的狂妄才会形容别人是麻木不仁的，还是形容中国人整个国家的人麻木不仁的。
在我看来老百姓都清醒的很，看不到革命的利益，没有被说服革命对他们有利益，不信任革命领导者的时候，就操起身家性命投身，支持革命的人才是傻子。
像有些作家那种，别人不支持他所谓的革命，就直接骂中国人麻木不仁的，我是真的觉得肤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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