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和民国时期人们怎么了解外面的世界和外国，通过那些报纸杂志或书籍，怎么出国？
穿越迷雾的目光：清末民国时期人们如何认识那个遥远的“外面”
在那些古老又变革的岁月中，当世界依然被浓重的东方色彩笼罩，如何窥探到那片被“国门”之外的未知，是无数中国人内心深处涌动的渴望。清末和民国时期，世界格局风云变幻，西方列强的触角早已延伸至这片古老土地，而中国人了解外部世界的方式，也随着时代的脉搏而悄然改变，从最初的零星片段到逐渐清晰的图景，这过程充满了探索与碰撞。
报刊杂志：思想的窗口与信息的潮涌
如果说过去人们只能通过口口相传的零星传闻来了解异域，那么报刊杂志的兴起，则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真正意义上的“窗口”。
在清末，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和开明官员们的努力，中国最早的近代报纸开始出现。这些报纸，无论是官办的还是民办的，都承担着传播新知识、介绍西学的重任。
官办报纸如《申报》（1872年创刊，虽是民营但影响深远）、《教会新报》、《北华捷报》等，虽然常带官方腔调，但它们是接触西方信息的第一批载体。它们会翻译外国报刊上的新闻，报道世界各地的政治、经济、科技动态，以及西方人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比如，关于西方列强的军事技术、国家制度、科学发现的介绍，都在这些报纸上初露端倪。
教会办的报刊则扮演了更积极的角色，它们不仅传播宗教，更重要的是传播西方文化和思想。比如，浸礼会出版的《万国公报》（曾刊载大量西方科技和史地知识）等，这些报刊的内容往往更具深度和广度，也更容易激发读者的好奇心。
民办报纸的出现，特别是上海《申报》的出现，标志着新闻业的真正崛起。它以其时效性、广泛性、独立性赢得了读者，其新闻来源也更加多元化，常常会转载或编译国内外大小事。它不仅报道政治军事，也会刊载一些社会新闻、文化评论，甚至文学作品，无形中也为读者塑造了一个更立体、更丰富的世界形象。
到了民国时期，报刊业迎来了黄金时代。政局虽动荡，但思想的自由度和传播的广度却大大增强。
综合性大报如《申报》、《新闻报》、《大公报》等，成为人们了解世界的绝对主力。它们拥有庞大的采编网络，驻外记者和特约撰稿人遍布世界各大城市。你可以从这些报纸上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弥漫，读到俄国十月革命的轰轰烈烈，读到美国经济大萧条的阴影，读到欧洲的艺术潮流和科学进步。它们会对国际事件进行分析评论，也常刊载专栏文章，邀请学者和名流分析国际局势，解读西方文明。
专业性刊物也层出不穷。例如，关注经济的《东方杂志》、《现代评论》，关注文学艺术的《小说月报》、《新月》杂志等，这些刊物虽然受众相对狭窄，但它们能提供更深入的、更细致的关于特定领域的信息。比如，《东方杂志》常有关于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的长篇分析，而《新月》等刊物则会介绍西方文学思潮和艺术流派。
英文报纸在中国的存在，特别是外国人在华创办的英文报纸，如《北华捷报》的中文版（如有）以及一些直接面向中国读者的英文报纸（如《字林西报》的中文版），也提供了另一条了解世界的路径，尽管这对普通民众来说门槛较高。
书籍：知识的基石与思想的深耕
如果说报刊是信息的快餐，那么书籍则是知识的基石，承载着更系统、更深刻的对世界的认识。
在清末，翻译家们成为了连接中西思想的桥梁。
严复无疑是其中的巨匠，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介绍进化论，影响了中国的思想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介绍社会学）、亚当·斯密的《原富》（介绍政治经济学）等，这些著作的引进，极大地拓展了中国人的视野，让他们开始理解不同于传统儒家思想的西方哲学、政治、经济理论。
其他译著也层出不穷，涉及历史、地理、科学、法律等各个领域。例如，司徒雷登的《基督教与中国》系列，以及各种介绍西方地理风貌和风土人情的书籍，都为中国人提供了关于外部世界的详细图景。
史地知识的普及，如地理教科书和各国概况的书籍，让人们对世界各国的地理位置、人口、经济状况有了初步的了解。
到了民国时期，书籍的出版更加活跃，内容也更加丰富多样。
学术著作的引进和翻译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等学科的西方经典著作被大量引进，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提供了沃土。比如，凯恩斯的经济学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等，都在这一时期被介绍和讨论。
历史和政治著作的翻译和本土创作，使得人们对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脉络、政治制度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例如，关于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俄国革命的书籍，帮助中国人理解不同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道路。
文学作品的翻译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从狄更斯、雨果到托尔斯泰、契诃夫，西方经典小说的引进，不仅带来了文学的享受，也让他们通过故事和人物窥见了不同社会的生活百态和人性深度。鲁迅、茅盾、巴金等中国作家也受到了西方文学的影响，创作出了反映中国现实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的诞生本身也与对外部世界的观察和借鉴息息相关。
旅行文学和探险故事也为普通读者提供了身临其境的体验。虽然大多数人无法亲身前往，但通过这些书籍，他们可以跟随探险家的脚步穿越丛林、翻越雪山，或者在异国他乡体验风土人情。
出国：从不可能到可能的漫长旅程
了解外部世界，最直接的方式莫过于“走出去”。然而，在清末和民国，出国并非易事，它往往是少数精英或特定人群的专属经历。
在清末，出国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公派留学生：这是官方推动的“走出去”战略的体现。继清政府派遣幼童赴美留学后，清末又有多批公派留学生被派往欧美各国学习军事、政治、法律、矿业、铁路等专业知识。这些学生回国后，往往成为中国近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也将西方的知识和观念带回了中国。
商业贸易与外交：跟随商船出海的商人，以及承担外交任务的官员和使团成员，也是早期接触外部世界的重要群体。他们将中国的商品带往海外，也带回了外国的商品和信息。
传教士与教会成员：外国传教士来华，同时也带回了家乡的各种信息。一些中国人因为工作或信仰原因，也随同他们出国或前往教会的海外分支机构。
劳工输出：虽然是以“输出”为主，但一些中国人为了生计，也前往海外打工，例如前往东南亚、北美等地。他们在异国他乡的经历，虽然不一定能深入了解当地文化，但也直接接触了不同社会环境。
在民国时期，随着国力的增强和交通的便利，出国的人数和方式都更加多样化。
自费留学：这是最普遍的出国方式之一。随着教育的普及和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家庭有能力负担子女的留学费用。欧美各国，尤其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成为了中国留学生的首选目的地。这些留学生不仅学习知识，也学习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他们回国后对中国的社会、文化、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学术交流与访问：随着中国学术界的逐渐发展，与国外的学术交流也日益频繁。学者们通过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短期访问等方式出国，拓展学术视野。
商业活动与务工：商业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使得更多中国人有机会以各种形式出国经商或务工。一些在华外国人创办的企业也为中国人提供了出国工作的机会。
旅游与探亲：随着交通的改善和人们收入的提高，部分富裕阶层和有亲戚在海外的人员开始进行旅游或探亲，亲身感受异国风情。
参加国际组织或活动：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提升，一些人也开始有机会代表国家参加国际会议、体育赛事或其他国际活动。
总而言之，清末和民国时期，中国人了解外部世界的历程，是一部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探索的转变史。报刊杂志如同奔腾的信息河流，书籍则提供了淀深邃的思想海洋，而留学则成为了连接两个世界最直接、最有效的桥梁。尽管信息传播仍有壁垒，出国之路仍充满挑战，但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以他们的智慧和勇气，一点点地拨开了笼罩在他们眼前的迷雾，让目光穿越国界，投向那片辽阔而精彩的世界。这不仅仅是知识的获取，更是思想的解放和对自身民族未来方向的深刻思考。
在那些古老又变革的岁月中，当世界依然被浓重的东方色彩笼罩，如何窥探到那片被“国门”之外的未知，是无数中国人内心深处涌动的渴望。清末和民国时期，世界格局风云变幻，西方列强的触角早已延伸至这片古老土地，而中国人了解外部世界的方式，也随着时代的脉搏而悄然改变，从最初的零星片段到逐渐清晰的图景，这过程充满了探索与碰撞。
报刊杂志：思想的窗口与信息的潮涌
如果说过去人们只能通过口口相传的零星传闻来了解异域，那么报刊杂志的兴起，则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真正意义上的“窗口”。
在清末，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和开明官员们的努力，中国最早的近代报纸开始出现。这些报纸，无论是官办的还是民办的，都承担着传播新知识、介绍西学的重任。
官办报纸如《申报》（1872年创刊，虽是民营但影响深远）、《教会新报》、《北华捷报》等，虽然常带官方腔调，但它们是接触西方信息的第一批载体。它们会翻译外国报刊上的新闻，报道世界各地的政治、经济、科技动态，以及西方人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比如，关于西方列强的军事技术、国家制度、科学发现的介绍，都在这些报纸上初露端倪。
教会办的报刊则扮演了更积极的角色，它们不仅传播宗教，更重要的是传播西方文化和思想。比如，浸礼会出版的《万国公报》（曾刊载大量西方科技和史地知识）等，这些报刊的内容往往更具深度和广度，也更容易激发读者的好奇心。
民办报纸的出现，特别是上海《申报》的出现，标志着新闻业的真正崛起。它以其时效性、广泛性、独立性赢得了读者，其新闻来源也更加多元化，常常会转载或编译国内外大小事。它不仅报道政治军事，也会刊载一些社会新闻、文化评论，甚至文学作品，无形中也为读者塑造了一个更立体、更丰富的世界形象。
到了民国时期，报刊业迎来了黄金时代。政局虽动荡，但思想的自由度和传播的广度却大大增强。
综合性大报如《申报》、《新闻报》、《大公报》等，成为人们了解世界的绝对主力。它们拥有庞大的采编网络，驻外记者和特约撰稿人遍布世界各大城市。你可以从这些报纸上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弥漫，读到俄国十月革命的轰轰烈烈，读到美国经济大萧条的阴影，读到欧洲的艺术潮流和科学进步。它们会对国际事件进行分析评论，也常刊载专栏文章，邀请学者和名流分析国际局势，解读西方文明。
专业性刊物也层出不穷。例如，关注经济的《东方杂志》、《现代评论》，关注文学艺术的《小说月报》、《新月》杂志等，这些刊物虽然受众相对狭窄，但它们能提供更深入的、更细致的关于特定领域的信息。比如，《东方杂志》常有关于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的长篇分析，而《新月》等刊物则会介绍西方文学思潮和艺术流派。
英文报纸在中国的存在，特别是外国人在华创办的英文报纸，如《北华捷报》的中文版（如有）以及一些直接面向中国读者的英文报纸（如《字林西报》的中文版），也提供了另一条了解世界的路径，尽管这对普通民众来说门槛较高。
书籍：知识的基石与思想的深耕
如果说报刊是信息的快餐，那么书籍则是知识的基石，承载着更系统、更深刻的对世界的认识。
在清末，翻译家们成为了连接中西思想的桥梁。
严复无疑是其中的巨匠，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介绍进化论，影响了中国的思想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介绍社会学）、亚当·斯密的《原富》（介绍政治经济学）等，这些著作的引进，极大地拓展了中国人的视野，让他们开始理解不同于传统儒家思想的西方哲学、政治、经济理论。
其他译著也层出不穷，涉及历史、地理、科学、法律等各个领域。例如，司徒雷登的《基督教与中国》系列，以及各种介绍西方地理风貌和风土人情的书籍，都为中国人提供了关于外部世界的详细图景。
史地知识的普及，如地理教科书和各国概况的书籍，让人们对世界各国的地理位置、人口、经济状况有了初步的了解。
到了民国时期，书籍的出版更加活跃，内容也更加丰富多样。
学术著作的引进和翻译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等学科的西方经典著作被大量引进，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提供了沃土。比如，凯恩斯的经济学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等，都在这一时期被介绍和讨论。
历史和政治著作的翻译和本土创作，使得人们对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脉络、政治制度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例如，关于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俄国革命的书籍，帮助中国人理解不同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道路。
文学作品的翻译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从狄更斯、雨果到托尔斯泰、契诃夫，西方经典小说的引进，不仅带来了文学的享受，也让他们通过故事和人物窥见了不同社会的生活百态和人性深度。鲁迅、茅盾、巴金等中国作家也受到了西方文学的影响，创作出了反映中国现实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的诞生本身也与对外部世界的观察和借鉴息息相关。
旅行文学和探险故事也为普通读者提供了身临其境的体验。虽然大多数人无法亲身前往，但通过这些书籍，他们可以跟随探险家的脚步穿越丛林、翻越雪山，或者在异国他乡体验风土人情。
出国：从不可能到可能的漫长旅程
了解外部世界，最直接的方式莫过于“走出去”。然而，在清末和民国，出国并非易事，它往往是少数精英或特定人群的专属经历。
在清末，出国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公派留学生：这是官方推动的“走出去”战略的体现。继清政府派遣幼童赴美留学后，清末又有多批公派留学生被派往欧美各国学习军事、政治、法律、矿业、铁路等专业知识。这些学生回国后，往往成为中国近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也将西方的知识和观念带回了中国。
商业贸易与外交：跟随商船出海的商人，以及承担外交任务的官员和使团成员，也是早期接触外部世界的重要群体。他们将中国的商品带往海外，也带回了外国的商品和信息。
传教士与教会成员：外国传教士来华，同时也带回了家乡的各种信息。一些中国人因为工作或信仰原因，也随同他们出国或前往教会的海外分支机构。
劳工输出：虽然是以“输出”为主，但一些中国人为了生计，也前往海外打工，例如前往东南亚、北美等地。他们在异国他乡的经历，虽然不一定能深入了解当地文化，但也直接接触了不同社会环境。
在民国时期，随着国力的增强和交通的便利，出国的人数和方式都更加多样化。
自费留学：这是最普遍的出国方式之一。随着教育的普及和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家庭有能力负担子女的留学费用。欧美各国，尤其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成为了中国留学生的首选目的地。这些留学生不仅学习知识，也学习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他们回国后对中国的社会、文化、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学术交流与访问：随着中国学术界的逐渐发展，与国外的学术交流也日益频繁。学者们通过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短期访问等方式出国，拓展学术视野。
商业活动与务工：商业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使得更多中国人有机会以各种形式出国经商或务工。一些在华外国人创办的企业也为中国人提供了出国工作的机会。
旅游与探亲：随着交通的改善和人们收入的提高，部分富裕阶层和有亲戚在海外的人员开始进行旅游或探亲，亲身感受异国风情。
参加国际组织或活动：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提升，一些人也开始有机会代表国家参加国际会议、体育赛事或其他国际活动。
总而言之，清末和民国时期，中国人了解外部世界的历程，是一部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探索的转变史。报刊杂志如同奔腾的信息河流，书籍则提供了淀深邃的思想海洋，而留学则成为了连接两个世界最直接、最有效的桥梁。尽管信息传播仍有壁垒，出国之路仍充满挑战，但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以他们的智慧和勇气，一点点地拨开了笼罩在他们眼前的迷雾，让目光穿越国界，投向那片辽阔而精彩的世界。这不仅仅是知识的获取，更是思想的解放和对自身民族未来方向的深刻思考。
网友意见
这方面研究是近年来的热门，不过我并不做这个领域，没有办法讲很清楚，简单就我所知提几点吧。
- 晚清的传教士和在华旅行家们和当时的中国官僚会打交道，这是19世纪末期以前最重要的获知外国消息的手段。事实上这些渠道在更早的时候就存在了，特别是耶稣会士在华活动尤其活跃。“中国通”在中外沟通上的典型人物，如赫德和李提摩太。此外，一些在华活动的洋人以各种方式译介出版过一批介绍西方科技文化的书刊，其典型人物为傅兰雅。然而终究和他们打交道的人是少数，这些人是以消息源而非传播者的身份存在的。
- 通商口岸地区在19世纪后期出现了报纸等出版物，会报道西方的消息，其典型代表即为《申报》。而在19世纪最后几年以前，对于内陆地区大多数士绅读者而言，他们获知世界其他地区的知识，一方面当然靠辗转传来的消息，但更重要的渠道还是阅读《海国图志》、《瀛寰志略》、《康輶纪行》等19世纪中期的著述。
- 19世纪末期开始，特别是甲午惨败以后，中西文化交流的情况发生剧变，中国士绅对海外情况的关注度大幅提升。日本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交通媒介，其地位开始凸显：日籍人士在华活动无论语言还是文字都较耶稣会士更为便利；中国人阅读或转译日本先行译介、改写过的书刊，较之直接处理西洋书刊，要便利得多。这些都促成了世纪之交跨国文化交流的繁荣。稍晚，日本留学生也积极办报，宣扬近代启蒙主义思想。同时，江南地区印刷出版产业在19世纪后期的迅速发展（例如石印技术的普及），令江浙地区可以支撑具有一定规模的报刊业，为这种西方/日本知识的译介和传播提供了物质上的条件。其结果是，经由日本传入的二手知识，成为了解西方的重要手段。
- 民国以后情况更为复杂，完全超出我所知了。
这方面近期的研究成果可参见张仲民：《
种瓜得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另外还可阅读罗芙芸（Ruth Rogaski ）：《
卫生的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这是西方近代知识在中国如何落地、传播、生根的典型案例研究。
只知道一些皮毛，待方家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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