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是怎么回事？
银元之战：一场关于“谁说了算”的货币博弈
首先，说说“银元之战”。这名字听起来挺有气势，好像是两派人马拿着银元在战场上打仗一样。其实，它更像是一场发生在中国人民银行和地方金融势力之间，关于货币发行权和经济控制权的激烈较量。
背景：为什么会有“银元之战”？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百废待兴。虽然中央人民政府已经成立，但地方上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依然不容小觑。尤其是在一些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比如广东、广西等地，长久以来就习惯了使用银元作为流通货币。
银元，特别是外国的银元（比如墨西哥鹰洋、西班牙银元），在这些地区有着悠久的流通历史，老百姓信任它们，也习惯用它们来交易。而新中国成立后，人民银行发行了人民币，这是国家统一货币的象征，也是未来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础。
但问题就出在这里：地方上的商户、百姓，特别是那些习惯了银元的地区，对新发行的人民币接受程度不高。他们觉得人民币“不值钱”，或者说，他们对这种新的货币缺乏信任。同时，一些地方上的金融机构、钱庄，甚至一些地方政府，也因为种种原因，不愿意完全放弃对银元的控制。
战争是怎么打起来的？
简单来说，这场“银元之战”主要有几个层面的冲突：
1. 信任危机： 老百姓习惯了银元，觉得它有“成色”，有“价值”，而人民币是纸做的，感觉不实在。这种心理上的隔阂是最大的障碍。
2. 经济惯性： 许多地区已经形成了一套以银元为主的交易体系，从批发到零售，都围绕着银元运转。要改变这个体系，需要付出巨大的时间和成本。
3. 地方利益： 一些地方上的实力派，可能通过控制银元的流通，掌握了一定的经济资源和影响力。人民币的统一发行，意味着他们失去了这部分“独立王国”。
4. 汇率博弈： 银元和人民币之间存在一个汇率问题。如果银元在地方上依然强势流通，而人民币不被广泛接受，那么人民币的汇率就会受到冲击，影响国家的经济主权。
怎么“打”的？
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收缴”银元，推广人民币：
经济打击： 逐步限制银元的流通，提高人民币的兑换比率，甚至在一些地区强制性地只允许人民币交易。
宣传教育： 大力宣传人民币的信用和国家对它的担保，通过各种渠道解释人民币的价值，消除老百姓的疑虑。
法律强制： 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禁止银元流通，对违规者进行处罚。
行政命令： 许多时候，这也是最直接有效的手段。一些地方政府在中央的压力下，不得不配合进行银元收缴工作。
结果：
这场“银元之战”虽然没有硝烟，但其意义却不亚于一场真正的战争。最终，人民银行和中央政府赢得了这场战役。银元逐渐退出了中国的流通货币舞台，人民币成为中国唯一的法定货币。
这场胜利，不仅仅是货币的胜利，更是国家主权和经济统一的胜利。它为新中国建立统一的、由中央控制的金融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后续的国家经济建设扫清了货币障碍。但过程中的曲折也告诉我们，要改变根深蒂固的经济习惯和观念，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米棉之战：一场关于“国计民生”的粮食与棉花争夺
再来说说“米棉之战”。这个名字也很有画面感，但它描绘的不是农民之间为了粮食和棉花打架，而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为了稳定经济、保障民生，在粮食（特别是大米）和棉花这两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上，与市场力量、投机资本进行的博弈。
背景：为什么要有“米棉之战”？
新中国成立时，国内经济一片凋敝。经历了长期的战争，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粮食和棉花的产量都非常低。而当时，这两样东西是老百姓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吃饭和穿衣。
同时，解放战争结束后，社会上还存在着一批旧的商业资本和投机商。他们习惯了在混乱的市场中通过囤积居奇、操纵物价来牟取暴利。在经济恢复初期，这种投机行为对稳定物价、保障供应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战争是怎么打起来的？
这场“米棉之战”的焦点主要集中在：
1. 物价稳定： 政府需要确保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这就要求大米和棉花的价格不能剧烈波动，不能被炒作到天上去。
2. 粮食和棉花的控制权： 谁来掌握这些关键物资的定价权和分配权？是国家，还是那些私人资本？
3. 打击投机： 那些囤积居奇、扰乱市场的行为，必须被坚决制止，以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
具体是怎么“打”的？
1. 集中采购与调配： 政府通过计划经济的方式，对全国的粮食和棉花进行统一的采购和调配。这意味着，国家会以一个相对合理的价格，从产地收购这些物资，然后通过商业系统，以稳定的价格销售给全国各地。
2. 打击囤积居奇： 当发现有商家囤积大量大米或棉花，意图抬高价格时，政府会迅速介入。这包括：
“围剿”式打击： 比如在1950年初，上海的粮商和棉商就曾试图通过大量囤积大米来抬高米价，结果被中央人民政府采取了强硬措施。当年11月，上海市政府对经营大米的商户实行了“限制最大持有量”的政策，并对囤积居奇者进行搜查和处罚。
“空盘”行动： 在一些关键时刻，如果发现市场供应不足，而投机商又在囤积，政府会采取一种“空盘”的策略，就是动员自己的商业部门，将手中掌握的同类商品（比如大米）集中起来，一次性抛售到市场上，使投机商的囤积行为失去意义，因为市场价格已经被政府控制住了。
价格管制： 对大米和棉花实行最高限价，防止价格过快上涨。
3. 统一市场： 努力打破地方封锁和区域性的价格壁垒，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让物资能够自由流通，从而挤压投机商的操作空间。
4. 宣传与群众监督： 加强对投机行为的揭露和批判，发动群众监督，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
结果：
“米棉之战”的胜利，是新中国政府在经济初期稳定社会、保障民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稳定了物价： 有效遏制了投机资本对粮棉市场的冲击，使得大米和棉花的价格保持了相对稳定，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
巩固了国家经济控制力： 通过这场战役，国家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上，掌握了主导权，为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
打击了旧的商业势力： 削弱了投机资本的影响力，为新生的国家经济体制扫清了道路。
简单来说，这场“米棉之战”是国家为了人民的温饱与体面，与那些企图在人民最基本需求上发财的资本力量进行的斗争。它让人们看到了，在新中国，人民的利益是高于一切商业利益的。
总结一下：
“银元之战”是关于货币主权和金融统一的战争，它是在国家层面进行的，目标是确立人民币的唯一合法地位。
“米棉之战”则是关于经济命脉和民生保障的战争，它发生在具体商品市场，目标是稳定物价，打击投机，确保人民的基本生活。
这两场“战争”都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是新中国在经济领域站稳脚跟、建立新秩序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展现了新中国政府在面对复杂经济局面时的决心、策略和力量。与其说是“战”，不如说是在经济恢复和建设过程中，为了新生的共和国能够健康成长，必须扫清的障碍和必须解决的难题。
希望这样的讲述，能让你对这两场“战争”有更生动、更全面的了解。
网友意见
教科书级别的操作。
其实就是故意制造经济危机，在危机中逆操作彻底摧毁市场经济。在我的知识中这是前所未有的，后来的东南亚经济危机中的华尔街也只学习了一二成。
其目的是明明白白的告诉全中国的资本家，在资本主义道路上你就是大鱼面前的小虾米。被超级财团吃掉是必然的。
资本家只能在破产和赎买中二选一。
由于其所犯错误（可能不是错误？）过于奇特，所以展览下右壬 @倪源江
右壬引用曹树基的《上海商人、人民币与政府形象之塑造（1949—1950）》，宣布人民币的累计发行量在1948年12月为179.12亿元，在1949年6月为1764.62亿元，在1950年6月为548280902亿元。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人民币在1950年前后的超发将是金圆券级别的。
幸亏曹树基的论文并不难找，我们很容易查看曹文所给出的原始数据，可以看到人民币累计发行量1948年12月为1791262万元，在1949年6月为17646173万元，在1950年6月为548280902万元。
可以看到，我们的右壬在处理1948年12月和1949年6月的数据时，表现出了其算术水平，能把1791262万元换算成近似的179.12亿元（虽然四舍五入后实质上应该是179.13亿元，但不能排除他的小学数学老师不是朴正熙而是李承晚的可能），能把17646173万元换算成1764.62亿元（这回四舍五入又对了！）。可是在处理1950年6月的数据时，却直接把548280902【万元】抄成了548280902【亿元】（实质上大约是54828.09亿元才对），直接把1950年6月人民币的累计发行量扩大了一万倍！
这就是右壬的妙术。我很好奇这种水平的算术真的能够炒债券吗？
言归正传，曹文本来就偏颇，把为解决全国解放战争而适当超发引起的通胀总趋势，与陈云治理因通胀预期而引起的私人投机风潮以确保通胀按计划温和上升混为一谈，甚至闹出一会儿相信米市已经被政府行政命令分割为无数个细小的独立市场、一会儿又相信粮食价格依然能在短时间内传导到全国这样的笑话。
实质情况是：为了支撑远离老根据地的数百万野战军和脱产干部能解放全中国，陈云制订了1949年内每个月通胀率20%到30%的目标。执行结果是，1948年12月到1949年12月间，人民币累计发行量增长了168倍，全国十三大城市批发物价增长了73倍，而全国的小米价格则增长了5.6倍。（累计发行量增长率和通胀率之间的敞口为人民币推广过程中本就应该增发的部分。）从十三大城市看，平均每个月通胀率达到40%；从全国粮价来看，平均每个月通胀率低于20%；如果考虑到小城市和农村通胀率较低（也可以由十三大城市粮价增长率跟全国粮价增长率对比得出此结论），那么陈云的目标可以说基本上实现。然而正因为要实现这一目标，因此当月通胀率超过100%形成大规模涨风，才必须通过“银元战役”、“两白一黑战役”加以治理。1950年3月以后，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基本完成，以及中央财经工作的全面统一，人民币发行量的高速增长终止，这一阶段遂告结束。
那么曹文的基本错误在哪里，就在于他坚信形而上学的通胀模型，认为发多少票子就会通胀多少。然而，社会实质要复杂许多。除了其他复杂政治经济因素导致纸币使用面的增加和减少外，最基本的矛盾是：如果社会上普遍预期某个水平的通货膨胀率，则投机者就会根据此数据建仓囤积居奇，如此一来则实质通胀率无疑要高于这预期的通胀率。从1940年开始，法币就进入了这一阶段，在解放战争时期更加明显：1947年（这一年内国统区面积总体上还是增加的）内法币发行量只增加8倍，但上海和重庆的物价都增加了14倍。1948年在法币发行的最后八个月里，发行量增加了19倍，而上海跟重庆的物价都增加了30倍以上。（金圆券在上海发行的十个月间，发行量增加了30万倍，上海物价则增长了640多万倍，当然这里面有更多的因素，姑置不论。）足可见，投机引起的通胀虽然是因货币超发引起的通胀而起，但客观上依然是独立于货币超发的一个因素，故而可以也应当加以治理。
又及：
我一般不愿为回应别人，一方面是因为写答案并非为了论战，一方面也是因为右壬并不是能够用语言说服的对象。但是有一位右壬似乎非要教我一些庸俗经济学，那么还是请他自己先打开任何一本庸俗经济学课本看看通胀有多少种类型及其成因，比如说利润推动型、供给不足型、预期不当型等等，以及那些货币流通总量减少而物价依然整体上升的案例，再来想想投机是不是可能引起或者加剧通胀。如果还迷信货币主义那个公式，并且认为一定从左到右的话，那么好好想想T被人为减少时是否可以通过治理T而压缩P增加进而压缩通胀。如果非要信某些邪教一样的奥派，重新定义通胀这个词本身（比如认为货币供给增加时即便物价全部下降也该叫通胀），那我就没办法了，只能说你我说的不是同一个东西：反正你我本来也生活在不同世界，而我的主要任务并不是跟异世界的你交流。言尽于此。
@倪源江 过于依赖所谓论文，是否有稍微认真求证下事实呢？
所谓银元是“良币”，曹树基作为历史专业的缺乏最入门的货币银行学知识也就罢了，作为金融人士的倪先生怎么也会缺乏？仅仅根据银元含有的贵金属在通胀和汇兑变化中，能够保值，进而得出银元属于“良币”，而无视“良币”本身应该是优良货币，是一般等价物这一基本概念，也是让人醉了。
为什么银元不是优良货币？从清朝后期到上海解放，中国累计流通过几千种银元，外国铸造银元（鹰洋、柱洋、坐洋、大奶妈。。。）中央铸造银元（袁大头）地方铸造银元（甲秀楼、汽车钱。。。）民间铸造银元，还有盗铸银元和假银元，甚至中央红军都发行自己翻版铸造的袁大头和苏维埃银元。即便以公信力最好的袁大头来讲，都有版次、成色、磨损切削程度的区别。每一枚银元的含银量都有差异，这使得银元是一种很勉强的一般等价物，它在流通的每一环节都要评估一次，严重阻碍了流通效率。
银元蓬勃发展的本身就是中国整体经济体系朽坏的标志物，银元数量和品类的大爆发正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央财政和全国整体经济市场的逐渐解体的结果。作为试图重建政治经济体系和中央权威的一部分，袁世凯的北洋政府铸造了大量的高成色的袁大头以图提高银元作为货币的流通效率。随着北洋军阀的解体，这种努力付诸东流。随着机器的普及，连据有数县之地的名不见经传的小军阀，县城大商人，都能用机器打制或者仿造原有银元。当时的交易（包括薪资发放）都要指定一种在当地最受认可的银元作为计算基准，如果储备中存在其他杂洋或成色差异过大，则需要逐种换算。
所以国民政府首发法币的时候，毫不费力的就将法币在其控制区内推行开来了，如果给你发工资，是分成十种以上的等价外币发放，还是直接给你发一笔人民币好？至于银元的复活，本来就是法币丧失良币地位的一种勉强的替代。而法币丧失良币地位，是其发行者国民政府战争失利、入不敷出、政治腐败、战争切碎整个经济市场的结果。而日本军票和各种伪政权纸币明显的掠夺性，也促使了银元和其他等价物在日控区的复活。
在这个过程中复活的不仅仅是银元，作为介乎于一般等价物和一般易物介质的中间体，银元是和各区域市场普遍流通的耐用商品（如棉布、煤炭、土布）一齐在市场上充当流通介质的。一旦局势稍微稳定，这些东西都会向货币方向进一步进化（收缴改铸交换杂洋、强制兑换纸币、发行煤炭票、布票；内蒙还发行过绵羊票，一些煤铁丰富的地方还发行过铁票。。。）
银元、米棉、以及其他各类实物财产只不过是国民政府大崩溃中的流沙化的民众找到的紧急避险资产而已，你不能因为人们借助这些资产进行临时避险就推断用银元就能维持经济流通，泰坦尼克号沉没后有人抱着脸盆或者木板子浮在水面上，任何一个智商正常的人都不能据此推断脸盆可以取代救生艇。至于据此将银元钦定为“良币”，那更是只能比拟为，认为这些遇难乘客可以划着救生艇抵达美国，则无需建造任何大客轮，划着救生艇进行洲际交通就可以了。
之所以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会连在一起谈论，是因为这几样东西实际上是一回事，在法币因为快速和无序的通胀丧失信用后，为了维持生产，资本家、工商业和民众被迫使用银元作为记账标志，但是杂乱和数量不足的银元是无法支持大宗工商交流的，所以在生产商贸环节，往往又使用各行各业都有需要的米棉煤作为记账标志和部分实际交割资产，在互相冲抵后余额用银元支付或记账。对资产阶级和新政府来讲，一种信用稳定的货币是双赢选择，可以极大便利（资产阶级）组织生产销售而无需进行复杂的易物转换提高利润，也可以推进政权经济职能完善。
看完上述前情提要，则后续的答案是顺理成章的。在首先的银元之战中，资产阶级跟着投机商瞎起哄，一方面出于追逐利润的本性，即便人民币的推行对他有利，他也要先在银元身上多捞一把；并妄想利用银元危机对新政府进行讹诈谋求进一步的政治经济地位。。。
至于主席将银元之战比喻为淮海战役，本质并不是上海一隅的银元抢购，而是中央政权在货币转换中的惊险一跃。本币崩溃的拯救早已有之，从最古典时代的英国，法国、到晚近的苏俄都可借鉴，也即借由稳定保证物平稳推行新币。但是这种手段已经被KMT给先用尽了，没错，就是臭名昭著的金圆券。即便KMT，都没打算用倪先生口中的杂乱的无法标准有序兑换的“良币”银元作为担保物，而是使用金条（当然极末期的国民政府发行过银圆券，这种“币”连KMT自己都欺骗不了，国民党官员和军队都拒绝接受银圆券）。金子被抢光了，退而求其次，新中国其实是打算在上海借助银元和两黑一白助力作为过渡平稳地用人民币取代法币、金圆券的，这也是为什么一开始新政权选择的是向市场投入银元，意在维持银元市场的稳定进而维持经济流通的。但是投机行为将流动性迅速榨干，使得这种妥协无法进行，被迫进行货币转换的硬着陆，有可能会有较大损失，仅此而已。
在两战中身陷囹圄的投机商本是咎由自取，在任何一国都是应得下场。至于上海和随风起舞的其他地方的民族资产阶级，才真是自作孽不可活。如果去看新中国开国之初的种种表现，从政协会议到共同纲领到礼遇民主人士款待资本家，表明了新政权对民族资产阶级是抱有极高期望的，这种期望来源于瑞金、延安、西柏坡自身进行经济建设中遇到的波折，来源于民族资产阶级与全体中国人民一同被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压迫的共同记忆。北京是怀着热切的愿望虚席相待愿意给民族资本一个还算不错的空间来共同建设的。银元之战中主要处理了投机分子，还是打算给民族资产阶级面子的。米棉之战之后则彻底丧失了这种理想的憧憬。经历过银元之战，民族资产阶级本应明白他们在两黑一白上绝无胜手，GCD在没操盘过的金融市场都能打赢，纯粹的物资供应，淮海战场的三十万小推车早就给出了答案。经历过银元米棉之战，北京显然意识到，民族资产阶级固然会组织生产，固然和我们一同经历过日寇和反动派的压迫，可实际上，资本论的论证仍然无比正确，资本及资本家的首要存在目的仍然是追求利润。为了追求眼前的利润，为了保持垄断地位，它不惜把发给它以及别人的的救灾粮食药品拿去倒卖牟利，不惜破坏整个市场稳定（尽管这个市场的存在对它也很有利）来谋求一己短利。民族资产阶级在开国更始的这两场拙劣表演，将它从新政权的主席台预留位置上直接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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