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读「北京 2015 年将鼓励用人单位多用京籍劳动者」这一政策？
一、 政策背景：为何北京在 2015 年提出此政策？
要理解这项政策，首先需要回顾当时北京的社会经济环境：
1. 人口压力与城市功能疏解： 北京作为首都，一直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流入压力。2014年左右，北京市政府已经开始明确提出“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战略目标，并将“疏解非首都功能”作为核心任务之一。这意味着要控制城市规模，优化城市产业结构，缓解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大城市病”。
2. 就业结构与本地劳动力供给： 在人口总量持续增长的背景下，虽然北京经济发展迅速，但也存在就业结构性矛盾。一些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岗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来务工人员。与此同时，部分京籍劳动者，尤其是年轻人，可能面临就业难、就业与期望不匹配等问题。鼓励用人单位多用京籍劳动者，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解决本地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促进就业结构的优化。
3. 社会公平与民生关切： 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也伴随着一些社会问题，例如户籍制度下的资源分配不均、公共服务压力增大等。鼓励本地就业，也包含了一层对本地居民就业权益的保障和对社会公平的关注。
4. 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 北京正在从传统的粗放式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发展高科技、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这些产业对劳动者的技能、素质要求更高，同时也可能提供更多适合本地劳动者的优质岗位。
二、 政策的具体内容及解读：
“鼓励用人单位多用京籍劳动者”这句话看似简单，但其背后的具体“鼓励”措施可能多种多样，需要从政策的细微处进行解读：
1. “鼓励”的涵义：
非强制性规定： “鼓励”通常意味着是一种引导性、倡导性的政策，而不是强制性的法律条文。也就是说，用人单位并非必须招聘京籍劳动者，但会受到激励或引导。
可能的激励措施： 这种鼓励可能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实现：
财政补贴或税收优惠： 政府可以为招聘一定比例京籍劳动者的企业提供税收减免、社保补贴或者一次性奖金。例如，招用一名符合条件的京籍大学毕业生，企业可以获得一定的补贴。
优先获得政府项目或资源： 在政府的招投标、项目审批、用地保障等方面，可能会对积极招聘京籍劳动者的企业给予优先考虑。
政策导向与宣传： 通过媒体宣传、行业协会引导，营造一种“支持本地就业”的社会氛围，让企业主动响应政策号召。
对招聘过程的指导： 可能在招聘会信息发布、岗位推荐等方面，会向企业优先推荐京籍劳动者。
对某些特定行业的倾斜： 针对一些北京市重点发展但本地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领域，可能会出台更有针对性的鼓励措施。
2. “用人单位”的对象：
各类企业、机构： 这里的用人单位泛指所有在北京注册和运营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无论其规模大小或所有制性质。
重点关注领域： 政策的侧重点可能更倾向于那些对城市功能定位有重要影响的行业，例如现代服务业、科技创新、文化产业、基层公共服务等，以及一些受疏解影响的企业。
3. “京籍劳动者”的界定：
户籍为北京： 最直接的含义是指持有北京市户籍的居民。
可能包含的延伸： 在实际操作中，可能会有一些细化规定，例如是否包含拥有北京居住证但户籍非京的长期居民，或者在北京接受高等教育并毕业的非京籍学生（虽然这通常是针对留京政策，但有时也会与鼓励本地就业的概念相交叉）。但最核心的定义还是北京户籍。
4. “多用”的指标：
非明确比例： 政策可能不会设定一个强制的京籍劳动者比例上限或下限，而是通过鼓励措施，引导企业在招聘时，在同等条件下（例如能力、经验），优先考虑京籍劳动者。
动态调整： 鼓励的力度和侧重点可能会根据北京市的经济发展状况、就业市场需求以及人口结构变化而动态调整。
三、 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
这项政策的实施，可能在多个层面产生连锁反应：
1. 对京籍劳动者：
就业机会增加： 对于有技能、有素质的京籍劳动者来说，可能会在一些原本竞争激烈的岗位上获得更多机会。
职业选择可能受限： 如果企业过度倾向于招聘京籍劳动者，可能会导致非京籍劳动者在某些岗位上就业门槛提高，选择范围缩小。
对薪资水平的潜在影响： 如果京籍劳动者的供给量不能完全满足需求，或者企业为了达到“鼓励”指标而提高招聘成本，理论上可能会对部分岗位的薪资产生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通常是比较微弱和间接的。
2. 对非京籍劳动者：
就业难度增加： 在某些行业或岗位上，非京籍劳动者可能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尤其是对于一些低技能服务岗位。
转向周边地区就业： 部分非京籍劳动者可能会选择在河北、天津等周边地区寻找就业机会。
3. 对用人单位：
招聘成本和流程调整： 企业可能需要在招聘策略上进行调整，增加对京籍劳动者的搜寻和筛选。如果通过政策激励获得收益，企业则会更积极。
人力资源结构变化： 长期来看，用人单位京籍劳动者的比例可能会有所上升，这可能影响企业的文化和管理模式。
效率与成本的权衡： 企业会权衡招聘京籍劳动者带来的政策优势与实际招聘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效率、成本问题。如果京籍劳动者在某些方面的技能或经验与非京籍劳动者存在显著差异，企业可能会在执行上有所取舍。
4. 对北京市整体经济与社会：
促进本地经济循环： 京籍劳动者就业增加，其收入增加可以更好地在北京消费，促进本地经济的良性循环。
缓解城市管理压力： 控制外来人口规模，优化人口结构，有助于缓解北京在交通、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压力。
潜在的公平性争议： 过度的区域就业倾向，可能引发关于就业公平性的讨论，尤其是在全国范围内人才自由流动的背景下。
城市功能优化： 与疏解非首都功能、发展高精尖产业的目标相结合，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北京城市定位的战略调整。
四、 如何全面理解这项政策？
1. 将其置于更大的政策框架下： 这项政策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北京市整体城市发展规划、产业结构调整、人口疏解战略等一系列政策的组成部分。理解它的目的，需要看到它如何服务于北京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这一大目标。
2. 关注“鼓励”的具体落地细则： 政策的实际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后续具体的配套措施是否到位、是否具有吸引力。没有具体的激励措施，“鼓励”就可能流于形式。
3. 区分不同行业和岗位： 这项政策对不同行业、不同技能水平岗位的实际影响可能差异很大。例如，对于高科技、研发类岗位，更看重专业能力，而非户籍；而对于一些基础性、服务性岗位，户籍因素可能更容易被考虑。
4. 承认其阶段性和动态性： 政策的制定往往具有一定的时效性，会随着社会经济情况的变化而调整。2015年的政策，其影响力和具体形式可能与后来的政策有所不同。
5. 避免过度解读或误读： “鼓励”不等于强制，不代表完全排斥非京籍劳动者。北京作为超大型城市，仍然需要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劳动者来支撑其运转和发展。关键在于寻找一个平衡点。
总结来说，解读“北京 2015 年将鼓励用人单位多用京籍劳动者”这一政策，需要认识到这是北京市在特定历史时期，为了缓解人口压力、优化城市功能、促进本地就业以及回应社会公平关切而推出的一项引导性政策。其核心是通过一定的激励措施，促使企业在招聘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北京户籍的劳动者。这项政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可能为京籍劳动者带来更多机会，也可能对非京籍劳动者的就业带来一定挑战，同时对用人单位的招聘策略和人力资源结构产生影响。全面理解这项政策，需要将其置于北京市整体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关注其具体的执行细节和长远效果。
网友意见
希望这个问题不要变成地域贴，那就没意思了
首先，这种政策对于北京本地低收入群体，不一定是好事，或者说，只是看起来是好事。
先讲另外一件事情。
你知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或者说所谓的分田单干，并不是一个强制执行的政策。实际上是如果你这个村，这个大队觉得这个政策好，就可以执行这个政策，当然分田单干之后，之前国家对于公社大队的一些帮扶措施也就自然的收回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会有南街村，华西村这样，将人民公社模式持续运行二三十年的个例。
换句话说，这个政策实际上如同一件商品，放在市场上任由大众选择，它的价格是失去国家的庇护，它的回报是可能获得的更高的生产效率。
对于那些长期承受剪刀差的农村，可以毫不费力的做出选择。实际上最初这件商品就是被小岗村的农民，以极其昂贵的成本（出了问题可能会被抓起来）制造出来的。
但并不是所有的农村都在承受整个体系的盘剥，大概是出于稳定核心统治区域的目的，北京及周边农村的人民公社显然享受到了“更加平等”的待遇，这也就自然的造成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这些农村里的人民公社，或者说大队，存活的时间尤其之长，有很大一部分存活到了八十年代末。
这是好事吗？这些农村出于简单的计算，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选择了继续维持人民公社，但实际上却将自己的劳动力禁锢在了这片土地上，不肯放弃农民的身份，实际上是付出了所有人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只看到了投入产出上的利益，却放弃了在改革中最大的机会，发财的机会。而且在鼓励农民困守故土的同时，还提高了人力成本，降低了本地企业的竞争能力。
我不能下结论说环北京贫困带是这个原因产生的，但的确可以说，以身份为准绳的补贴，对于绝大多数中低收入人群来说，就好象一个陷阱，用几块腥肉，把所有人的困在里边。
转回来说到北京市这个政策,这么简单直接完全被动式的政策，不一定给甚至是它理想中的直接受益者带来什么确实的好处。
作为一个人，他的生活水平显而易见是由收入/支出水平决定的。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即使一个月有100k的收入，如果仅仅在食物上的支出就要花掉他70%的收入，他是不可能认为自己是一个高收入群体的。
对于一个超大型城市，实际上我们的衣食住行几乎所有支出，其中最大的成本都是人工，而越是中低层，对于基本生活开支越敏感。在这种事情上，引进外来劳动力，能有效的降低这些服务的价格。这事就不细说了，道理很简单，任何一个城市的本地人，他谈到保证就业机会的时候的意思绝对不是要求饭店里给他上菜的服务员也是本地人。他真正想要的，是保障自己的工作机会的同时，所有他需要用到的服务最好都是由要价更低的人提供。这是很正常也是很合理的态度。
这里多说一句，我个人的看法是相信贫民窟，或者中国的说法叫城中村对城市的发展的正面作用是大于负面作用的。城中村给所有来到这个城市工作的人一个廉价的居住条件的同时，还能有效的降低城市的运行成本。地下室和群租，让路边那些卖鸡蛋灌饼的小摊位能继续提供几块钱一份的灌饼+豆浆。这些廉价的服务才能让卑微的白领们继续忍受微薄的薪水。低水平的工资帮助了那些住在别墅区的老板们维持住公司的竞争力，有机会去度假和购物。
而在收入这一块，毕竟国家最多只能做到强制分配就业岗位，但很难创造出就业岗位。现在北京几乎所有的制造业都很不景气，在不断的缓慢的向外流失，这些年北京反复规划，寄希望以吸收就业人口的工业园区，发展速度相比起其他城市来说实在算不上太理想。这其中很大一的原因就是北京市的人力成本居高不下。
这种情况下我实在看不出继续推高用工成本对于本地企业的发展有什么好处，而如果真的面对总量不断萎缩的就业市场，其结果恐怕是越来越多的外来中高学历者加入到与本地中低收入中低学历争抢工作机会的行列中区。到时候本地中低收入群体的就业机会，只会进一步恶化。
在微观上，这种保护政策，也潜在的造成了企业对于本地人工作积极性的普遍质疑，在京的很多企业，在聘用本地人的时候都更为谨慎，因为他们可能无法更敬业的工作。这种反向歧视如果真的形成了，对于那些真正希望努力工作本地人是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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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北京市想控制人口总数，这点对不对先不说。
但它出来的政策，却十分有趣。
上个周我去菜市场买菜，买菜那家的小孩和我家小孩差不多大，父母在摊上买菜，她就在旁边乱跑，捡起来破烂的菜叶子玩。
这又让我想起大学时候门口的小打印店，晚上和凌晨还会买点煎饼之类的东西，他们家的孩子也是不到十岁就不上学了，因为上学太麻烦，在店里帮点忙还能顶半个人用。
实际上类似市中心文盲率提高，教育水平降低是所有大型城市都会遇到的问题，大概是因为受教育付出的机会成本太高了，大城市人工成本贵，让孩子上学耽误他帮自己赚钱。
用脚丫也能想出来在城市核心地区有一大批没什么文化也没什么收入的年轻人多么可怕。然后，在绝大多数类似的城市都在努力的提高贫困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时候，北京把打工子弟小学关了。
以为这样一来因为孩子没地方上学，那些低收入者就得回家了?笑话。人家父母根本就不在乎小孩子的教育，赶紧出来帮自己赚钱才是正事。
类似的政策还有很多，包括买房，买车的闲置，社保医保的限制。这些限制性政策看起来就好像是一个高收入者脑子用臆想出来的低收入者的诉求，实际上呢，何不食肉糜啊，真正受到影响的是潜在的中产者，只有中产者才会在乎这些限制。真正的低收入者，饭店里服务员，四处塞小广告的人，那些开个小店做点小生意的人，这些人压根也没想在北京买个房子，更没想过什么社保医保。人家背井离乡跑这么远，就是因为这里比家里好赚钱。只要有地域之间的收入差异，只要环北京一圈，河北山西山东辽宁的经济还是那副衰样，除非北京围着自己拉一圈铁丝网，否则不可能拦的住这些人往北京跑。
所以假设目前北京的政策真的有效，那么我们会看到未来一段时间内，只有最底层的人，和最顶层的人再流入北京，号称社会稳定器的中间层却在不断减少。北京市的社会结构，既不是橄榄型的，也不是丁字形的，而变成了一个工字形。
到时候会发生什么，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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