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唐玄宗早年和晚年表现的不像是同一个人?
初登大宝的李隆基，那时的他，身上闪耀着的是一个励精图治、锐意进取的君王的英气。经历了“神龙政变”，他以雷霆手段清除韦后专权，展现出了过人的政治远见和果敢魄力。继位之后，他没有沉溺于皇权的安逸，而是将更多的精力倾注于国家的治理。他勤于政事，亲自审阅奏章，与大臣们探讨国家大事，从不懈怠。他深谙民生疾苦，体恤百姓的艰辛，积极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在经济方面，他继续发展和完善府兵制，并革除一些不合理的赋税，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他还鼓励农业生产，兴修水利，使得国家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在军事上，他整顿军队，注重军事训练，并成功地多次抵御了来自北方边境的突厥等少数民族的侵扰，维护了边境的安宁。他还赏识并重用像姚崇、宋璟这样的大臣，他们的辅佐让李隆基在治国理政上如虎添翼，共同开创了“开元盛世”的辉煌。
当时的李隆基，以他勤政爱民、英明果断的形象，赢得了天下百姓的爱戴和拥护。他身上的那种锐气、那种担当，以及对国家前途的深切关怀，无不让人感受到一股蓬勃向上的力量。那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时代，而李隆基，正是这个时代的灵魂人物。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尤其是安史之乱的阴影逐渐笼罩，这位曾经的明君，似乎渐渐被另一副面孔所取代。晚年的李隆基，身上褪去了早年的锐气，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疲惫、一种无奈，甚至是一种沉溺。
权力的巅峰，有时并非是终点，而是另一种更艰巨挑战的开始。当国家外患暂时解除，内部的稳定似乎也唾手可得时，一些潜藏的危机便开始悄然滋生。李隆基逐渐将权柄下移，尤其是对杨贵妃的过度宠爱，以及由此带来的杨国忠专权，成为了他晚年政治颓败的开始。
曾经那个事必躬亲的君主，开始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将治国理政的责任更多地交给了身边那些阿谀奉承、营私舞弊的近臣。他对一些有才能的大臣渐生猜忌，反而宠信那些口蜜腹剑之徒，导致朝政日趋腐败，人才凋零。他甚至为了满足杨贵妃的奢华享受，大兴土木，耗费民力，这与他早年体恤民情的初衷背道而驰。
当安史之乱爆发，这个曾经让他引以为傲的盛世瞬间倾颓，而李隆基的表现，也与他早年的英武形象大相径庭。面对叛乱，他显得束手无策，惊慌失措，甚至选择逃离长安，让忠心耿耿的将士们浴血奋战。马嵬驿之变，更是他晚年悲剧命运的集中体现，眼睁睁看着自己宠爱的杨贵妃被赐死，他却无力阻止，这种无力感，或许是他晚年遭受的最沉重的打击。
从那个锐意改革、励精图治的开元帝，到那个昏聩耽于享乐、最终导致国家动荡的晚年李隆基，这中间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有的是因为岁月的侵蚀，体力的衰退；有的是因为权力的腐蚀，心态的失衡；有的是因为失去了一直以来能够支撑他、警醒他的重要大臣；更有的是因为对权力边界的误判，以及对身边人的过度信任。
总而言之，唐玄宗李隆基早年和晚年表现出的巨大反差，就像一场壮丽的史诗，开篇辉煌，结局却充满了悲剧色彩。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命运悲剧，也是一个王朝盛衰转折的缩影，更深刻地揭示了权力对人性的考验，以及治国理政中“盛易衰难”的永恒命题。那份早年的英气与担当，与晚年的颓丧与无奈，仿佛是历史老人笔下，同一个人物，却描绘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走向，令人唏嘘不已。
网友意见
其实唐玄宗本质上从来就没变过，只是随着年龄增长，一些性格更明显。年龄增加意味着精力的衰退，精力的衰退意味着曾经不明显的负面因素的逐渐暴露。
世人、一般书籍总说唐玄宗晚年任用李林甫、杨国忠陷害忠良，其实那些开元名相也一样。姚崇生前构陷政敌、排挤张说，临死前又让儿子们在他死后送礼保命；张说和张嘉贞勾心斗角；宇文融为整掉张说不遗余力，最后因为排挤李祎而玩脱；杜暹和李元纮互相攻击；萧蒿与裴光庭不对付、还想操控韩休以专权。。。。。。屁股决定脑袋，都一个样。
(韩思复)开元初，为谏议大夫。山东大蝗，宰相姚崇遣使分道捕瘗。思复上言:“夹河州县飞蝗所至，苗辄尽今，游食至洛，使者往来不敢显言，且天灾流行庸可尽瘞?望陛下悔过责躬，损不急之务，任至公之人，持此诚实以答谴咎，其驱蝗使一切宜罢。”玄宗然之，出其疏付崇，崇建遣思复使山东按所损，还，以实言。崇又遣监察御史刘沼覆视，沼希宰相意，悉易故牒以闻,故河南数州赋不得蠲。崇恶之，出为德州刺史。
(首先，必须承认，坚持灭蝗是正确的，但姚崇为实现目的所用的手段处处透露着他的强横与专断。)
姚崇与张说同为宰辅，颇怀疑阻，屡以事相侵，张衔之颇切。姚既病，诫说子日:“ 张丞相与吾不叶，衅隙甚深。然其人少怀奢侈，尤好服玩。吾身殁之后，以吾尝同寮，当来吊。汝其盛陈吾平生服玩宝带重器，罗列于帐前。若不顾，汝速计家事，举族无类矣;目此，吾属无所虞。便当录其玩用，致于张公，仍以神道碑为请。既获其文，登时便写进，仍先砻石以待之，便令镌刻。张丞相见事迟，于我死数日之后，必当悔，若却征碑文，以刊削为辞，当引使视其镌刻，仍告以闻，上讫。”姚既殁，张果至，目其玩服三四。姚氏诸孤，悉如教诫。不数日，文成，叙述该详，时为极笔。其略“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时成岁，亭毒之功存。”后数日，果使使取文本，以为词未周密，欲重加删改。姚氏诸子乃引使者示其碑，乃告以奏御。使者复命，悔恨拊膺日:“死姚崇犹能算生张说，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也远矣。”
张说《姚崇神道碑文》:“仁将勇济，孝与忠俱。学刃攒植，文锋迅驱。箴虽诫口，诤亦忘躯。但睹浑璞，谁详瑾瑜。”
(时隔近500年，“死诸葛吓死活仲达”重演了。)
初，嘉贞为兵部员外郎，时张说为侍郎。及是，说位在嘉贞下，既无所推让，说颇不平。会嘉贞弟金吾将军嘉祐赃发，说劝嘉贞素服待罪于外，不得入谒。己酉，左迁嘉贞幽州刺史。以张说兼中书令。嘉贞惋恨，谓人曰:“中书令幸有二员，何相迫之甚也!”明年，复拜户部尚书，兼益州长史，判都督事。玄宗敕嘉贞就中书省与宰相会宴，张嘉贞既恨张说挤己，因攘袂勃骂，源乾曜、王睃共和解之。十七年，嘉贞以疾请就医东都，制从之。至都，目瞑无所见，上令医人内直郎田休裕、郎将吕弘泰驰传往省疗之。其秋卒，年六十四，赠益州大都督。
说有才智而好贿，百官白事有不合者，好面折之，至于叱骂。恶御史中丞兼户部侍郎宇文融，且患其权重，融所荐白，多抑之。中书舍人张九龄言于说曰：“宇文融承恩用事，辩给多权变，不可不备。”说曰：“鼠辈何能为？”夏，四月，壬子，隐甫、融及御史中丞李林甫共奏弹说“引术士占星，徇私僭侈，受纳贿赂。”敕源乾曜及刑部尚书韦抗、大理少卿明珪与隐甫等同于御史台鞫之。林甫，叔良之曾孙；抗，安石之从父兄子也。
源乾曜等鞫张说，事颇有状，上使高力士视说，力士还奏：“说蓬首垢面，席藁，食以瓦器，惶惧待罪。”上意怜之。力士因言说有功于国，上以为然。庚申，但罢说中书令，馀如故。
(张说看不起宇文融这个搞钱的官，自己最终却因为贪污被政敌抓住了把柄，真是一种讽刺。)
信安王祎节度朔方，融畏其权，讽侍御史李宙劾奏之。祎密知，因玉真公主、高力士自归。翌日，宙通奏，帝怒,罢融为汝州刺史。居宰相凡百日去，而钱谷亦自此不治。帝思之，让宰相: "公等暴融恶，朕既罪之矣，国用不足，将奈何？”裴光庭等不能对。
(宇文融先是乱立flag，又是对宗亲下手，结果被反杀；裴光庭，裴行俭的儿子，父子相比，标准的“虎父犬子”。)
十四年，诏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仍遣中使往迎之。及谒见，又赐绢二百匹、马一匹、宅一区。后与李元纮不叶，罢知政事，出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
侍中裴光庭卒，帝敕萧嵩举所以代者，嵩称休志行，遂拜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休直方不务进趋，既为相，天下翕然宜之。万年尉李美玉有罪，帝将放岭南。休曰：“尉小官，犯非大恶。今朝廷有大奸，请得先治。金吾大将军程伯献恃思而贪，室宅舆马僭法度，臣请先伯献，后美玉。”帝不许，休固争曰：“罪加且不容，巨猾乃置不问，陛下不出伯献，臣不敢奉诏。”帝不能夺。大率坚正类此。初，嵩以休柔易，故荐之。休临事或折正嵩，嵩不能平。
(萧嵩觉得韩休能当他的提线木偶，然而韩休可不遂他的意。)
至于“禁绝出将入相”，还真不是李、杨开的头。当初张九龄就反对边帅当宰相，为此不惜在玄宗面前对牛仙客进行人身攻击。而当时李林甫反倒是支持边帅做宰相。后来李林甫禁绝出将入相，是典型的屁股决定脑袋。
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前在河西，能节用度，勤职业，仓库充实，器械精利；上闻而嘉之，欲加尚书。张九龄曰：“不可。尚书，古之纳言，唐兴以来，惟旧相及扬历中外有德望者乃为之。仙客本河湟使典，今骤居清要，恐羞朝廷。”上曰：“然则但加实封可乎？”对曰：“不可。封爵所以劝有功也。边将实仓库，修器械，乃常务耳，不足为功。陛下赏其勤，赐之金帛可也；裂土封之，恐非其宜。”上默然。李林甫言于上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于尚书！九龄书生，不达大体。”上悦。明日，复以仙客实封为言，九龄固执如初。上怒，变色曰：“事皆由卿邪？”九龄顿首谢曰：“陛下不知臣愚，使待罪宰相，事有未允，臣不敢不尽言。”上曰：“卿嫌仙客寒微，如卿有何阀阅！”九龄曰：“臣岭海孤贱，不如仙客生于中华；然臣出入台阁，典司诰命有年矣。仙客边隅小吏，目不知书，若大任之，恐不惬众望。”林甫退而言曰：“苟有才识，何必辞学！天子用人，有何不可！”十一月，戊戌，赐仙客爵陇西县公，食实封三百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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