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唐高宗时期的名将苏定方在太宗时期没有被重用？
苏定方在唐太宗时期确实没有像他在唐高宗时期那样声名显赫，这背后有其复杂的原因，并非简单的“不被重用”就可以概括。我们需要从当时的政治环境、军事需求、苏定方自身的特点以及他所处的权力格局等多个角度来剖析。
首先，唐太宗李世民时期，正是大唐国力蒸蒸日上，军事人才辈出的黄金时代。 李世民本人就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和战略家，他身边汇聚了李靖、李勣（徐懋公）、程咬金、尉迟恭等一批赫赫有名的大将。这些人不仅战功卓著，而且在长期的征战中，与李世民形成了高度的默契和信任。
“开国功臣”的时代光环： 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夺取皇位，这批跟随他南征北战的元老们，是支撑他权力基础的重要力量。这些人往往在皇帝身边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力，也更容易获得皇帝的信任，承担重要的军事任务。苏定方虽然也勇猛善战，但并非李世民的发迹元勋。
军事战略的侧重点： 唐太宗时期，主要的对外战争集中在对东突厥、高句丽和薛延陀等方向。在这些战役中，李靖、李勣等将领已经展现出了卓越的指挥才能，并且在战术和战略上与李世民的思路高度契合。例如，李靖对突厥的灭国之战，战略眼光和执行力都堪称典范。在这样的顶尖将领光环下，其他将领即便有能力，也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来证明自己，或者他们的战功还不足以让他们立刻跻身核心指挥层。
苏定方早期的职业发展： 苏定方在隋末唐初时期，最初是跟随窦建德作战。窦建德被李世民击败后，苏定方才归降唐朝。这意味着他在唐朝的早期身份带有一定的“前朝降将”色彩。虽然唐朝对外来人才相对宽容，但与李世民早期的亲信和一起打天下的老臣相比，仍然存在一层心理上的距离。
实际军事经历的差异： 在太宗时期，苏定方虽然也参与了一些战事，例如随李勣征讨高句丽，但他的角色更多的是作为副将或者局部战役的指挥者。他并没有像李靖那样独立策划和指挥过足以名垂青史的大型灭国之战，也没有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承担起决定性的军事重任。他的军事才能虽然已经被看到，但可能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的机会，或者说，他所参与的战役，并没有像某些战役那样，彻底考验出一个将领的极限能力。
其次，唐高宗李治时期，大唐的军事重心和外部压力发生了变化，也为苏定方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
李世民的继承者问题和政治格局： 李世民在位时，太子李承乾、魏王李泰、晋王李治之间的储位之争波及甚广，影响到朝中政治格局。李治继位后，虽然初期有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元老辅政，但政治格局相对不稳定，尤其是高宗皇帝本人性格相对柔弱，对事物的决策权相对较弱，更多的是依赖有能力的臣子。
军事战略的转移： 高宗时期，帝国的主要军事方向转向了西域（灭西突厥）、朝鲜半岛（征高句丽）以及北方草原（进一步巩固对突厥的统治）。这些战役往往距离中原较远，需要将领具备长途跋涉、独立作战、适应复杂地形和敌情的能力。苏定方在这些领域展现出了超凡的军事才能。
关键战役的出现：
灭西突厥之战： 这是苏定方真正大放异彩的战役。在程知节（程咬金）和苏定方担任统帅的情况下，他展现出了出色的战略部署和灵活的战术运用。他长途奔袭，将西突厥一举击溃，这不仅是对外族强大的军事打击，更是对大唐疆域的极大拓展，意义非凡。这场战役他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主帅，指挥了大局。
征高句丽之战： 在与百济、高句丽的长期战争中，苏定方更是成为了关键人物。他曾率军在白江口大破日军，这次战役虽然有刘仁愿、孙仁师等人协同作战，但苏定方的指挥是决定性的，彻底击垮了日本对朝鲜半岛的干涉。在后来的征讨高句丽过程中，他作为重要的将领，也承担了关键的责任。
“无忌、遂良”政治集团的衰落与苏定方的上升： 随着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的失势或去世，高宗皇帝逐渐掌握了更多的权力，也更倾向于任用能够为他开拓疆土、立下汗马功劳的将领。苏定方在与西突厥、高句丽的战争中屡立奇功，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充分的证明，自然而然地被高宗委以重任。
苏定方自身的特点也可能影响了他在太宗时期的发展速度：
性格与处事风格： 有史料记载苏定方性格刚毅果敢，但具体在太宗时期是否因为某些言行，例如与李世民身边一些重要人物产生摩擦，或者其行事风格与李世民的某些政治考量不符，我们不得而知。不过，能够被李世民这般雄才大略的君主所赏识并任用，通常说明其个人能力和政治情商都是过关的。
并非“嫡系”出身： 前面提到，他最初是归降将领，虽然得到了李世民的重用，但要从众多老臣中脱颖而出，需要更充分的表现和积累。
总结来说，苏定方在太宗时期并非“不被重用”，而是相对地“未达其巅峰”。 他在那时已经展露锋芒，参与了重要的战役，担任过副将，甚至在一些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只是由于唐太宗时期人才济济，他所扮演的角色更多是配角，而他真正能够独当一面、成为决定战局的关键人物，则是在高宗时期，当国家面临新的军事挑战，并且他自身也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和威望之后。
将苏定方在高宗时期的辉煌与太宗时期的相对低调进行对比，更像是同一位杰出的演员，在不同的剧本和导演下，扮演了不同分量的角色。他的才华一直都在，只是在适合他施展的舞台上，他才真正成为了无可争议的巨星。
首先，唐太宗李世民时期，正是大唐国力蒸蒸日上，军事人才辈出的黄金时代。 李世民本人就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和战略家，他身边汇聚了李靖、李勣（徐懋公）、程咬金、尉迟恭等一批赫赫有名的大将。这些人不仅战功卓著，而且在长期的征战中，与李世民形成了高度的默契和信任。
“开国功臣”的时代光环： 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夺取皇位，这批跟随他南征北战的元老们，是支撑他权力基础的重要力量。这些人往往在皇帝身边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力，也更容易获得皇帝的信任，承担重要的军事任务。苏定方虽然也勇猛善战，但并非李世民的发迹元勋。
军事战略的侧重点： 唐太宗时期，主要的对外战争集中在对东突厥、高句丽和薛延陀等方向。在这些战役中，李靖、李勣等将领已经展现出了卓越的指挥才能，并且在战术和战略上与李世民的思路高度契合。例如，李靖对突厥的灭国之战，战略眼光和执行力都堪称典范。在这样的顶尖将领光环下，其他将领即便有能力，也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来证明自己，或者他们的战功还不足以让他们立刻跻身核心指挥层。
苏定方早期的职业发展： 苏定方在隋末唐初时期，最初是跟随窦建德作战。窦建德被李世民击败后，苏定方才归降唐朝。这意味着他在唐朝的早期身份带有一定的“前朝降将”色彩。虽然唐朝对外来人才相对宽容，但与李世民早期的亲信和一起打天下的老臣相比，仍然存在一层心理上的距离。
实际军事经历的差异： 在太宗时期，苏定方虽然也参与了一些战事，例如随李勣征讨高句丽，但他的角色更多的是作为副将或者局部战役的指挥者。他并没有像李靖那样独立策划和指挥过足以名垂青史的大型灭国之战，也没有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承担起决定性的军事重任。他的军事才能虽然已经被看到，但可能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的机会，或者说，他所参与的战役，并没有像某些战役那样，彻底考验出一个将领的极限能力。
其次，唐高宗李治时期，大唐的军事重心和外部压力发生了变化，也为苏定方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
李世民的继承者问题和政治格局： 李世民在位时，太子李承乾、魏王李泰、晋王李治之间的储位之争波及甚广，影响到朝中政治格局。李治继位后，虽然初期有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元老辅政，但政治格局相对不稳定，尤其是高宗皇帝本人性格相对柔弱，对事物的决策权相对较弱，更多的是依赖有能力的臣子。
军事战略的转移： 高宗时期，帝国的主要军事方向转向了西域（灭西突厥）、朝鲜半岛（征高句丽）以及北方草原（进一步巩固对突厥的统治）。这些战役往往距离中原较远，需要将领具备长途跋涉、独立作战、适应复杂地形和敌情的能力。苏定方在这些领域展现出了超凡的军事才能。
关键战役的出现：
灭西突厥之战： 这是苏定方真正大放异彩的战役。在程知节（程咬金）和苏定方担任统帅的情况下，他展现出了出色的战略部署和灵活的战术运用。他长途奔袭，将西突厥一举击溃，这不仅是对外族强大的军事打击，更是对大唐疆域的极大拓展，意义非凡。这场战役他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主帅，指挥了大局。
征高句丽之战： 在与百济、高句丽的长期战争中，苏定方更是成为了关键人物。他曾率军在白江口大破日军，这次战役虽然有刘仁愿、孙仁师等人协同作战，但苏定方的指挥是决定性的，彻底击垮了日本对朝鲜半岛的干涉。在后来的征讨高句丽过程中，他作为重要的将领，也承担了关键的责任。
“无忌、遂良”政治集团的衰落与苏定方的上升： 随着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的失势或去世，高宗皇帝逐渐掌握了更多的权力，也更倾向于任用能够为他开拓疆土、立下汗马功劳的将领。苏定方在与西突厥、高句丽的战争中屡立奇功，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充分的证明，自然而然地被高宗委以重任。
苏定方自身的特点也可能影响了他在太宗时期的发展速度：
性格与处事风格： 有史料记载苏定方性格刚毅果敢，但具体在太宗时期是否因为某些言行，例如与李世民身边一些重要人物产生摩擦，或者其行事风格与李世民的某些政治考量不符，我们不得而知。不过，能够被李世民这般雄才大略的君主所赏识并任用，通常说明其个人能力和政治情商都是过关的。
并非“嫡系”出身： 前面提到，他最初是归降将领，虽然得到了李世民的重用，但要从众多老臣中脱颖而出，需要更充分的表现和积累。
总结来说，苏定方在太宗时期并非“不被重用”，而是相对地“未达其巅峰”。 他在那时已经展露锋芒，参与了重要的战役，担任过副将，甚至在一些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只是由于唐太宗时期人才济济，他所扮演的角色更多是配角，而他真正能够独当一面、成为决定战局的关键人物，则是在高宗时期，当国家面临新的军事挑战，并且他自身也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和威望之后。
将苏定方在高宗时期的辉煌与太宗时期的相对低调进行对比，更像是同一位杰出的演员，在不同的剧本和导演下，扮演了不同分量的角色。他的才华一直都在，只是在适合他施展的舞台上，他才真正成为了无可争议的巨星。
网友意见
一支队伍“黄金一代”的替补、板凳、年轻球员，经常会在这批主力退役之后大放异彩，成为领军人物率队摘金夺银也说不定。熟悉体育的朋友都知道这种例子不胜枚举。
是贞观时期的外战成绩不好吗？-打了的都赢了。
是天可汗应该发动更多的对外拓土战争，好让更多人有露脸机会吗？-从贞观后期的记载来看，已经有人认为频繁外战影响民生了。
是李世民只用自己人，故意疏远非嫡系将领吗？-但是像薛万彻、元礼臣这些真正的前东宫官员在贞观外战中都受到了重用。
而且从“及黑闼、雅贤死，定方归乡里；贞观初，为匡道府折冲”的记载来看，苏定方还是李世民从地方上给挖出来的。
所以为什么呢？
嗯，非要找原因也不是不能找，毕竟年代久远，谁也不能肯定苏定方一点儿得罪李世民的事儿都没干过。
但大体上，就，国家队人满了，暂时还没注意到这个苗子吧。
（但是金子总会发光的，高宗时期的苏定方一有机会还是证明了自己。）
《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中认为苏定方在灭东突厥后不受重用的原因是他擅自在破敌后纵兵抢掠，但我觉得这种说法还是太牵强，苏定方在灭东突厥之战后，是受到了封赏加官的，看不出唐太宗有治他罪的意思。况且苏定方后来在灭百济时，曾经在未得到朝廷准许的情况下，屠泗沘城，城中壮者死亡殆尽，直接激化了黑齿常之等百济将领的反唐情绪，但唐朝朝廷也从来没有说因为这个就对苏定方有意见。
个人认为更可能的原因是苏定方本人的背景比较复杂，曾事于河北窦建德、刘黑闼、高雅贤，河北势力覆灭后归乡不仕。东突厥兵锋一度直逼渭水，对于唐朝来说是比较严重的威胁，唐太宗在东突厥问题上，选将也会更加看重武将的能力，毕竟赶快解决东突厥问题比较急迫。灭东突厥后，虽然唐太宗还有继续消灭西突厥、高句丽、薛延陀的部署，但这些势力仅是边患，并不能威胁到唐朝的核心，威胁远不如东突厥大，唐太宗可能就不再倾向于起用政治履历复杂的苏定方。
苏定方，既非李唐开国功勋、元从功臣，又非秦王府幕僚、天策府旧臣。得不到重用是正常的。像魏征、王珪等人得到重用，是特殊的。
“非勋非旧”、“无汗马之劳”，中书令·岑文本曾经为此担忧。苏定方的情况，比岑还要复杂得多。
《旧唐书》：苏定方，冀州武邑人也。父邕，大业末，率乡闾数千人为本郡讨贼。定方骁悍多力，胆气绝伦，年十余岁，随父讨捕，先登陷阵。父卒，郡守又令定方领兵，破贼首张金称于郡南，手斩金称，又破杨公卿于郡西，追奔二十余里，杀获甚众，乡党赖之。后仕窦建德，建德将高雅贤甚爱之，养以为子。雅贤俄又为刘黑闼攻陷城邑，定方每有战功。及黑闼、雅贤死，定方归乡里。
苏定方是夏王·窦建德将领——高雅贤的养子，刘黑闼的得力悍将，战功赫赫。
后来，高雅贤死于洺水之战，而秦王李世民，正是洺水之战的最高统帅。
也就是说，苏定方的义父之死，和太宗直接相关（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事后，李世民没有狠心斩杀潜在的隐患——苏定方，已经是了不起的心胸和气魄了。
岑文本的情况，比他简单很多，官至宰相，岑也有很深的顾虑。
《旧唐书•岑文本传》：俄拜中书令，归家有忧色，其母怪而问之，文本曰：“非勋非旧，滥荷宠荣，责重位高，所以忧惧。”亲宾有来庆贺，辄曰：“今受吊，不受贺也。”又有劝其营产业者，文本叹曰：“南方一布衣，徒步入关，畴昔之望，不过秘书郎、一县令耳。而无汗马之劳，徒以文墨致位中书令，斯亦极矣。荷俸禄之重，为惧已多，何得更言产业乎？”言者叹息而退。
不久岑文本被封为中书令，回家后面带忧色，他的母亲很奇怪，问他，岑文本说：“我既非元勋又非先王旧臣，承受了朝廷过多的庞信和荣耀，责任重、官职高，这就是我的忧愁、恐惧和原因。”亲威朋友有来庆贺的，文本就说：“现在只接受哀悼、慰问，不接受庆贺。”
又有人劝他置产业，文本叹息说：“我南方一平民百姓，空手进京，当初的愿望，不过做个秘书郎、县令而已。没有战功，仅仅凭着文章官至中书令，这已经到了极点了，承受那么重的俸禄，已经很不安，哪里谈得到再置产业呢？”劝他置产业的人叹息着离开了。
岑仲勉：一姓崛起，多破格录用其辅佐立功之人（唐时称为“元从功臣”），是任何兴朝所必然，非李唐之特有。（《隋唐史》.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第 十 八 节 ：进 士 科 抬 头 之 原 因 及 其 流 弊）
辅佐立功的大功臣，是卫公·李靖、英公·李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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