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唐太宗和隋炀帝时期制度类似，战绩却天差地别，可很多人还把唐初胜利归结为制度优势？
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公认的盛世典范，而隋炀帝杨广，则常被描绘成一个残暴好大喜功、导致隋朝覆灭的昏君。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审视他们所处的时代和推行的制度，会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例如，都重视农业发展，都积极对外开放，都进行大规模的制度改革，甚至连对外征战的策略上，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然而，为何最终的战绩却如此天差地别？更令人费解的是，为何后世许多人将唐初的辉煌，仅仅归结为制度优势？这背后，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还是实施者的智慧，抑或是时代大势的无奈？
一、制度的“形似”：历史的重叠与借鉴
不可否认，隋朝为唐朝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制度的许多方面，都被唐朝继承和发展。
中央集权与官僚体系： 隋朝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取代了前朝的复杂的官职体系，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唐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分工更加明确，相互制约，形成了稳定高效的中央官僚体系。这种制度设计，无疑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有利工具。
科举制度的初步建立： 隋炀帝是科举制度的积极推动者，打破了世家大族对仕途的垄断，为寒门子弟提供了上升通道。唐朝继承并发展了科举制度，使其成为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为唐朝汇聚了大量的优秀人才。
经济建设与基础设施： 大运河的开凿是隋朝标志性的工程，虽然耗费巨大，但连接了南北经济，促进了商品流通。唐朝继续利用并维护了这些基础设施，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便利。隋朝对农业的重视，鼓励垦荒，兴修水利，也为唐朝的农业生产奠定了基础。
对外开放与交流： 隋朝虽然好战，但在文化和经济上，也积极对外开放，与周边国家进行交流。唐朝更是将这种开放精神发扬光大，长安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吸引了各国的使节、商人和学者。
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隋朝的许多举措，都是具有前瞻性和进步性的，为后来的王朝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唐朝在这基础上做得更“好”，但“好”在哪里，却并非仅仅是制度的“先进性”所能完全解释的。
二、战绩的“神异”：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
然而，当我们审视隋炀帝和唐太宗在对外征战上的战绩时，一个巨大的反差便显露无疑：
隋炀帝的“好大喜功”与“穷兵黩武”： 隋炀帝曾数次发动对高句丽的战争，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结果却是劳民伤财，损兵折将，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反而极大地削弱了隋朝的国力。他对吐谷浑、突厥等国的征伐，虽然有一定战果，但战略上的失误和过度的军事行动，成为压垮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唐太宗的“知人善任”与“以退为进”： 唐太宗在位期间，对突厥采取了怀柔与打击并重的策略，成功地将其纳入唐朝的势力范围，史称“天可汗”。他对吐蕃的征服，也是通过联姻等方式，实现了和平稳定。即使是与高句丽的战争，唐太宗也吸取了隋朝的教训，采取了更谨慎的策略，虽然最终未能灭国，但也迫使对方臣服。唐太宗的军事行动，更多的是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前提下进行的，避免了不必要的消耗。
那么，为何制度相似，战绩却天差地别？
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制度的生命力——执行者的智慧与能力。
1. 战略眼光与决策智慧： 隋炀帝虽然有宏图大志，但其战略眼光存在明显的短视和激进。他过于强调征服，而忽视了国内的稳定和民生的承受能力。而唐太宗则展现出了非凡的战略眼光，他善于审时度势，懂得劳逸结合，懂得在恰当的时机采取恰当的策略。他对待突厥的策略，便是典型的“以战养战”、“以德服人”的智慧体现。他并非不重视军事，而是更懂得军事的目的是为了服务于政治和民生。
2. 人才的运用与驾驭： 唐太宗拥有魏徵、房玄龄、杜如晦等一批辅佐贤才，他们能够提出忠恳的建议，甚至敢于直言进谏，帮助唐太宗纠正错误。唐太宗也善于听取这些建议，并能将其转化为实际行动。而隋炀帝虽然也任用了一些官员，但其刚愎自用、猜忌多疑的性格，使得真正有才能、敢说真话的人难以施展，反而被权臣和谄媚者包围。
3. 民心向背与国力基础： 这是最根本的原因。隋朝在隋炀帝统治下，大规模的工程建设和连年不断的对外战争，极大地消耗了国力，加剧了社会矛盾，导致民怨沸腾，最终引发了农民起义。唐朝虽然也存在一些挑战，但唐太宗时期，通过休养生息、轻徭薄赋等政策，使得国家逐渐恢复了元气，百姓安居乐业。一个国力充裕、民心稳定的国家，自然有能力应对外部挑战，甚至在军事上取得更好的成绩。隋炀帝时期，是“穷兵黩武”掏空国力；唐太宗时期，是“休养生息”夯实国本。
三、胜利归结于制度优势的“误读”
那么，为什么很多人还把唐初的胜利，仅仅归结为制度优势呢？这是一种历史的简化和对制度的“神化”。
历史叙事的惯性： 传统的史学研究，往往倾向于总结出一些普适性的规律，制度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将唐朝的成功归结为制度优势，是一种比较容易理解和传播的解释方式。
对“制度优越性”的迷信： 尤其是在近代以来，一些人倾向于将国家的强大与否，直接归结为制度的先进与否。这种思维模式，容易忽视制度之外的其他重要因素。
忽略了“人”的因素： 任何制度都需要人去执行，人的素质、能力、思想和品德，对制度的最终效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唐太宗的个人能力和政治智慧，是他成功的关键要素，而他身边聚集的贤臣，更是将制度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将功劳完全归结于制度，是对这些“人”的贡献的忽视。
对隋朝制度的片面理解： 许多人可能只看到了隋朝制度的“开创性”，而忽略了其在实践中存在的不足，以及在隋炀帝手中如何被“滥用”。隋朝的制度，并非没有问题，而是在执行过程中，因为统治者的昏聩，反而成为了其灭亡的诱因。
结论：
唐太宗和隋炀帝时期，在制度上确实存在许多相似之处，这反映了历史发展的某种必然性，即前朝的经验会为后朝所借鉴。然而，制度的“形似”并不能保证结果的“神似”。唐太宗的成功，并非仅仅是拥有一个“好”的制度，更在于他以非凡的智慧和能力，将这些制度推向了良性运转，并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采取了正确的行动。而隋炀帝的失败，则是在强大的制度框架下，因为统治者的失误和对民力的透支，最终导致了王朝的覆灭。
因此，将唐初的胜利简单归结为制度优势，是一种过于片面和简化的解读。我们更应该看到，制度是基础，但执行者的智慧、人才的运用、民心的向背以及国力的基础，才是决定一个王朝走向的关键所在。唐太宗的伟大，恰恰在于他能够将这些要素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开创了一个辉煌的时代。而对制度的过度迷信，则可能让我们忽视了历史背后更复杂、更 nuanced 的运行逻辑。
网友意见
隋唐的制度 表面上看起来 比较类似 其实有着巨大的差别
表面上看两朝都是 三省六部制 府兵制 科举制 （租调制）租庸调制 均田制等等 唐朝基本是就是在隋朝的基础上 加以优化 以上这些制度本质上没有多大的区别
隋唐在制度上最大的区别 可以说是相左 就是隋朝对门阀士族打压非常严重 唐朝看这样不行 就对门阀士族（权贵阶级）放了放水
具体在制度上的体现就是 隋朝颁布一套组合拳 均田制 大索貌阅 输籍之法 明则为了增加国家赋税 实则为了打击地方世家大族
先说一下背景 原来的赋税制度下 门阀士族这些权贵们 享有赋税减免权 所以很多百姓想法设法的 加入这些权贵的户籍中 成为其的隐蔽户 就不用缴纳国家法定的赋税 当然他会交一些钱给权贵 总之原来给该给国家的钱 就落到了这些权贵手中
大索貌阅就是清点户口时 记录姓名 出生年月及外貌特征 再按户籍上登记的内容逐户核对 清查隐漏户口 防止诈老装小逃避课役
输籍之法为按照国家划分户等的标准 作为征调赋税 力役的依据 这些荫庇的农民大多都满足按国家划分的下等标准，在赋税上享有优惠
均田制 将农民划分成不同类别 国家分给他们不同数量和赋税种类不同的田地 总的来说大家都能分到一定数量的田地 不至于无地可种
均田制 大索貌阅 输籍之法 是一套组合拳 大索貌阅查清户口数 输籍之法降低这些农民的赋税 不然国家赋税高 即使查清楚了 农民也不愿意从权贵户口下回来 均田制保证回来的农民 能分到地 有地可种 这三条制度缺一不可 就这样隋朝在二十年间户口翻了一番多 达到八百九十余万户 国库充盈
说白了这些钱大多都是从 权贵手中扣出来的 权贵们能愿意吗 能不起来反抗吗 隋朝能长久吗
不管看似多么优秀的制度 三省六部制 府兵制 科举制 （租调制）租庸调制 均田制等等 最后都要涉及利益分配的问题 钱不分到我口袋 再优秀的制度 与我何干
唐朝与隋朝 表面上看起来制度差不多 其实最大的不同就在于 利益分配的问题 隋朝是通过组合拳 打击了门阀士族的利益 最后导致权贵们的反水
唐朝当然要对这样的制度进行修正 具体制度的体现就是 唐朝赋税分课户和非课户 简单的说 非课户享有赋税减免 大多都是权贵们 家里的奴婢什么佣人啊 都可以成为他们的隐蔽户享受不同程度的税收优惠 有回到了最初 当然唐朝给权贵们的赋税优惠 可能没有之前这么多 但绝对要比隋朝打出组合拳之后好的多 这也是权贵们愿意和李唐干的重要原因
不过这给唐朝后世瞒下了隐患 国家需要的税收总量大致不变 非客户越多 越多人逃税 就代表课户需要交的税 越来越重 之后很多社会问题都是因此而起
制度仅仅是文字 厉害不是文字本身 而是能够实现制度的能力 很多时候台面上说的是一套 能不能够执行到位又是另一回事
因为“定体问”后遗症。
前些年，公知们特别喜欢把我国发生的一切问题归为“都是体质问题”。
这几年舆论阵地抢回来一些，一部分人出于之前的恩怨，顶着怼，把我们取得的全部成果归功于“体质更加优越”。
（注：这里必须说明一句，我不反对“制度论”，我反对“唯制度论”——其实上面两句我觉得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但考虑到过往经验还是加上这句比较好，勿杠。）
然后，出于中华文明深入灵魂的“托古”精神，许多人又开始以今度古，认为古代的“盛世”也都是因为制度优越性。
然后反对派们又跟进，开始大力鼓吹“失败朝代才是制度的探路者”，比如隋朝是为制度奠基趟了雷，唐朝是白捡前人的便宜。
……
吵意识不吵事实，怎么都吵不明白的。
“唯制度论”和“英雄史观”一样，本质都是懒得读史，缺少了解具体历史事件及其形成经过的耐心，想方设法找到一条“推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公式。别看两种“史观”经常对立吵得欢，实际上只不过是同一种思维惰性的两种表现形式。
讲了这么半天，来讲点具体的，比如有一种情况叫做制度摆在那里，但是当权者可以想方设法不遵守制度：
时牛弘为吏部尚书，不得专行其职，别敕纳言苏威、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左骁卫大将军张瑾、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蕴、黄门侍郎裴矩参掌选事，时人谓之“选曹七贵”。
这就差把“吏部是挂牌的”写脸上了，三省六部的制度优越性体现在哪啊？
君主集权就是君主集权，人治就是人治，不要老想着托古改制生搬硬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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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更新补充一例：
可能有人会觉得，“皇帝不遵守制度导致亡国”不是制度的问题，只要皇帝自觉遵守制度并治理好了国家，那么这个制度就是有优势的？（暂且先不考虑“不能限制君权的制度是不是好制度”这么深奥的问题了）
我们再来看实际情况：
高祖常有敕而中书不时宣行，高祖责其迟，瑀曰：“臣大业之日，见内史宣敕，或前后相乖者，百司行之，不知何所承用。所谓易必在前，难必在后，臣在中书日久，备见其事。今皇基初构，事涉安危，远方有疑，恐失机会。 比每受一敕，臣必勘审，使与前敕不相乖背者，始敢宣行。迟晚之愆，实由于此。” 高祖曰：“卿能用心若此，我有何忧？”
——《旧唐书•萧瑀传》
伏见比来尚书省诏敕稽停，文案壅滞，臣诚虽庸劣，请述其源：贞观之初，未有令仆，于时省务繁杂，倍多于今。 左丞戴胄、右丞魏徵，并晓达吏方，质性平直，事应弹举，无所回避。……比者纲维不举，并为勋亲在位，品非其任，功势相倾。凡在官僚，未循公道，虽欲自强，先惧嚣谤。所以郎中抑夺，唯事谘禀；尚书依违，不得断决。或惮闻奏，故事稽延。 案虽理穷，仍更盘下。去无程限，来不责迟，一经出手，便涉年载。或希旨失情， 或避嫌抑理。勾司以案成为事了，不究是非；尚书用便僻为奉公，莫论当否。递相姑息，唯务弥缝。……久妨贤路， 殊为不可。将救兹弊，且宜精简四员。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如并得人，自然纲维略 举，亦当矫正趋竞，岂唯息其稽滞哉！
——《旧唐书•刘洎传》
虽然是两个例子，不过性质相似就放一块说了，这两件事体现出三省六部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
慢。
唐高祖时期，萧瑀担任内史令（即中书令），内史舍人写好的诏书拿到他这审核，他担心前后诏令相违背，就每次都跟之前的诏书比对，确认没有互相打架再签字，然后就因为拖得太慢，被皇帝找上门来了。唐太宗中期，侍御史刘洎上言尚书左右丞不作为，能力小架子大，导致左右司郎中凡事都要向上禀报，六部尚书各自不知如何决断，想要上报皇帝又怕被骂，然后大家就都这么拖着，比如已经查明的案子不知道该谁管，就打回去再查一次总没错的……
（说到这插一句：不知看到这有没有人觉得自己被打公屏上了的……）
你看，光是一个三省六部，抽了两个相关官员的传记，就有这么多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我很少洋洋洒洒地写一些所谓的“宏大叙事”。至于为什么有人觉得“某制度在微观操作上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在宏观层面上就是一切成败的根源”，我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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