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唐太宗与隋炀帝几乎做了同样的事情,为什么隋朝会灭亡唐朝会强盛?

回答
“李世民,你以为你比我强多少?”

隋炀帝若是在天有灵,说不定真的会对着他那个“好儿子”李世民发出这样的质问。毕竟,从很多事情上看,太宗皇帝确实是在隋炀帝的道路上,只是走得更稳,步子更小,也更懂得如何收揽人心。

隋朝和唐朝,这两朝的兴衰,与其说是统治者的个人能力差异,不如说是历史的车轮在恰当的时间点,选择了不同的方向。隋炀帝做了“同样的事情”,但隋朝灭亡,唐朝强盛,这其中的门道,可不是一句“运气”就能概括的。

一、 根子里的裂痕:隋朝的“大步流星”与唐朝的“循序渐进”

隋朝,可以说是个“急性子”的朝代。隋文帝杨坚能一统天下,建立一个看似强大的帝国,但这过程中,他并没有完全抚平前朝的创伤,也没有充分顾及到新建立王朝的稳定。到了隋炀帝杨广登基,他更是以一种近乎狂暴的热情,试图将这个庞大的帝国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浩大工程的“投入产出比”:
隋朝: 大运河,这是隋炀帝的“杰作”,也是他毁灭的根源。为了连接南北,促进经济交流,这条运河的意义毋庸置疑。但问题在于,修建的时间太短,动用了太多民力,沿途百姓疲于奔命,苦不堪言。再加上营建东都洛阳,也耗费了巨大人力物力。这些工程本身是“强国”的举措,但在当时,它们更像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唐朝: 李世民继承的,是一个虽然被隋朝折腾得够呛,但国家基本框架还在的摊子。他没有急于再进行大规模的土木工程。虽然他也进行了都城长安的扩建和一些军事上的建设,但相比隋炀帝,他的“投入”更谨慎,更注重“产出”,而且更懂得如何平衡民力。他没有像隋炀帝那样,在一个时期内集中耗尽民力。

对外战争的“战略与民意”:
隋朝: 隋炀帝三次亲征高句丽,虽然都是劳师动众,但最重要的,是这三次征战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国家投入了巨大的财力和人力,结果却是不见起色。这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失败,更是对百姓希望的打击。百姓付出了血汗,换来的却是无尽的消耗和无望。
唐朝: 李世民对外作战,尤其是对东突厥的战争,虽然也付出了代价,但他打得更“聪明”。他善于抓住时机,用兵如神,并且能在胜利后适时地采取怀柔政策,比如“渭水之盟”,既展示了唐朝的实力,又避免了进一步的消耗,而且还赢得了敌方的尊敬,为日后边境的稳定打下了基础。更重要的是,他的对外战争,往往能获得百姓的支持,因为他们看到了胜利的希望,也感受到了国家实力的增长。

二、 统治策略的“方向盘”:收揽人心与驾驭臣下

隋炀帝做的事情,很多在理念上是超前的,但在执行和理念的传达上,却出了大问题。而李世民,则是在前人的经验教训中,找到了更“人性化”的统治方式。

对待臣下的“态度”:
隋朝: 隋炀帝是个绝对的君主,他对臣下,特别是那些有能力的臣下,充满了猜忌。他赏罚不均,容易因为小事而大怒,甚至残杀。这种恐惧的氛围,让臣下难以施展抱负,也容易滋生不满。即使是宇文述这样得力的辅佐,也因为隋炀帝的猜忌而心生芥蒂。
唐朝: 李世民则是“知人善任”,并且“善于纳谏”。他能容忍魏征这样直言不讳的臣子,甚至因为魏征的劝谏而改变自己的决策。他能够放下身段,虚心听取意见,这让大臣们感受到了尊重和信任,也愿意为他效力。他明白,一个君主的强大,不仅仅在于他个人的能力,更在于他能否凝聚一群有能力的贤臣。

统治政策的“着力点”:
隋朝: 隋朝推行科举制,这是历史的进步。但隋炀帝的统治,更像是在“强制推行”他的各项改革,没有充分的过渡和铺垫。而且,他对法律的严苛使用,对社会掌控的过度,也让百姓感到压抑。
唐朝: 李世民继承了科举制,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他推行的“贞观之治”,是以“休养生息”为核心的。他减轻赋税,鼓励农桑,安定民生。他所做的,是让百姓能够喘息,能够有安定的生活,并且能够感受到国家的善意。这种“德政”的基调,赢得了民心。

三、 时代的“温度计”:社会环境与民生疾苦

一个朝代的兴衰,最终还是要看百姓的感受。

百姓的“承受能力”:
隋朝: 经过多年战乱,隋文帝统一天下,百姓渴望安宁。然而,隋炀帝的大规模工程和对外战争,让这种渴望变成了绝望。民怨如沸,当李渊在太原起兵时,许多地方官员和百姓都迅速响应,这是对隋朝失去民心的直接证明。
唐朝: 在唐朝建立初期,虽然也有战乱,但李世民的政策迅速稳定了局势。百姓感受到了安宁和希望,国家的经济逐渐恢复。虽然也有一些小规模的起义,但很快就被平息,因为国家并没有让百姓达到绝望的境地。

社会矛盾的“化解”:
隋朝: 隋朝的社会矛盾主要体现在阶级压迫和民力耗竭上。百姓对统治者积怨已久,一旦有导火索,就会爆发。
唐朝: 李世民通过一系列的政策,缓解了社会矛盾。他推行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百姓的基本生活,也为国家的财政收入提供了保障。他对少数民族采取开放和尊重的态度,也避免了内部的民族冲突。

总结一下:

隋炀帝和李世民,可以说是站在了同一条“改革”的跑道上,都在试图建立一个更强大、更统一的帝国。但隋炀帝步子迈得太大,急于求成,忽略了民心和国力,如同一个狂奔的战车,最终冲进了沟里。而李世民,则是在隋朝的废墟上,汲取了经验教训,他走得更稳,更有人情味,更懂得如何平衡国家、臣民和自身的关系。

他做了“同样的事情”,但他的“火候”和“节奏”都恰到好处。他的“大工程”不是急功近利,而是服务于长远发展;他的“对外征伐”不是穷兵黩武,而是展示国威并争取稳定;他对臣下的“信任”不是纵容,而是建立共同的愿景;他对百姓的“仁政”不是施舍,而是赢得他们的拥护。

所以,隋朝灭亡,唐朝强盛,并不是因为李世民比隋炀帝“聪明”了多少,而是因为他在同样的出发点上,找到了更适合那个时代、更符合人性、也更能赢得民心的道路。他不是一个简单的“继承者”,而是一个懂得“扬弃”和“升华”的“集大成者”。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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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觉建立了北周;杨坚建立了隋朝;表面上是这两次王朝交替,其实呢,这种王朝交替时弄出来的动静,与武则天建立大周;唐玄宗父子恢复大唐时的动静差不多。

从这层意义上,杨坚表面上是开国皇帝,其实也就相当于前期的唐玄宗;杨广表面是一个二世祖,其实就是相当于后期的唐玄宗。

隋炀帝时代政府掌握的人口户数是890万户。

安史之乱前,大唐帝国的人口户数是960万户。

在宋代之前,中国的人口峰值就在一千万户左右。从来没有突破这个数字。

为什么会这样呢?显然是因为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整个社会的人口供养能力,极限就在这个数字附近。

当社会总人口接近这个数字时,社会就会极度繁荣,因为整个社会人力充沛,而且创造的财富最多。

但是总人口接近这个数字时,社会矛盾也会越来越激烈,因为社会的基础资源无法增长了,社会各种利益群体的竞争越来越残酷。在这种背景下,有人振臂一呼,随时可能引发社会动荡。

在大陆上过学的人大约都知道,小农时代的社会矛盾,主要是土地的矛盾,当土地压力比较小时,社会矛盾就比较缓和;而当土地压力越来越大时,各种社会矛盾就难以调和了。

从这层意义上,在生产力相近的背景下,一个只有300万户人口的时代,与一个人口接近900万户的时代,本身就是缺乏类比性的,因为前者的社会矛盾本身就容易缓和,而后者的社会矛盾就容易激烈。

一个帝国,总有兴衰的历程。

而帝国新兴的时代,通常总是人口基数比较低的时代,那个时代,社会总人口比较少,而且物资也不是多丰富,但是整个社会更容易充满朝气。

但是随着时代人口越来越多,物资越来越丰富,社会表面上极度繁荣,却常常是衰亡的开始。


人口峰值的提高,通常总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人口接近峰值的危机,在几年前,我们还充满了恐惧,所以限制人口发展的政策,一直强力的执行着。

更主要的是,即使我们一直强有力的限制的着人口增殖,过去的30年时间,中国人口也增长了4亿。

后来人们之所以发现,我们多少是高估了人口危机,无非是因为生产力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期。总的来说,在过去的30年时间里,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十倍不止,人口只增长百分之五十,自然可以释放相关的人口压力了。

如果生产力保持原地踏步的状态(小农社会的生产力虽然一直在发展,但是与现在相比,几乎就是在原地踏步),多出的几亿人口,估计谁也会觉得,这是一种足以让社会崩溃的危机。


更主要的是,隋唐(安史之乱前)是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的交界点。

隋朝之前三百多年时间里,王朝短命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事实;王朝能长命,却是可遇不可求的事。


在历史段子里,隋炀帝修建运河,就是为了游玩。但是一个人,只要不把历史当故事看,自然就会知道,修建大运河,存在某种必要性、迫切性。

东汉灭亡后,中国历史开始长达四百多年的南北分裂,只有司马炎实现过短暂的一段时间统一。关键是,这次统一不久,天下很快又陷入了南北分裂之中。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湿润的江南地区,也可以更普遍的得到开发。在这种背景下,北方的经济实力,对南方没有压倒性的优势了。

虽然说南方的经济实力依然明显弱于北方,但是在整体实力提高之后,依靠自然的阻碍,显然可以和长久并立了。

因为类似的原因,曹氏、司马氏、石氏、苻氏、拓拔氏都曾统一过北方,但是除了司马炎短暂统一过天下,南北分裂就成为一种常态。

只要我们知道这种历史背景,自然就知道隋统一天下后,加强南北的交通联系,就存在某种必要性、迫切性。


这种工程,杨广修了,后世的人就可以坐享其利了。

毫不夸张的说,杨广不做这项工程,李渊父子也得抓紧做这项工程。否则,南北之间经济政治军事沟通就会存在难以克服的瓶颈。


当我们认为隋亡于徭役繁重,我们看看唐太宗时代的徭役有多重?

大唐开国20多年后,许多老百姓为了逃避徭役,依然不惜自残手足。以至于贞观16年时,大唐政府规定,以后再有刁民玩这种把戏,不但不免除他的徭役,还要对他严惩不贷。

庚申,制:“自今有自伤残者,据法加罪,仍从赋役。”

当然了,据大唐帝国的御用文人所说,老百姓这样干,是因为他们太愚昧了。因为在万恶的大隋帝国,徭役太重,你们为了逃避徭役自残手足,这个可以理解;在人民翻身作主的大唐帝国,徭役这样轻,你们还为了逃避徭役自残手足,这不是欠收拾吗?总而言之,对于这种愚民,必须得严惩!

隋末赋役重数,人往往自折支体,谓之“福手”、“福足”;至是遗风犹存,故禁之。

但是大唐帝国因此面临土崩瓦解的危险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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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仗,隋炀帝这货玩的是战略游戏。

杨广征高丽怎么玩的?次次都是全国征兵,百万大军云集,御驾亲征。看起来确实是威风凛凛,牛逼哄哄。

我玩三国志系列游戏的时候就喜欢这么干……

然而,就算我玩的是游戏,有时候都会冒出后方不稳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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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先讲个笑话,吃个开胃菜,放松一下情绪。

有个地方的减肥餐很有名,很多人去吃,据说减肥效果很好。

土肥圆听说以后,慕名而来,也要吃一吃减肥餐。

服务员满脸热情地推荐了店里的网红减肥套餐,吃一顿神清气爽,吃两顿天朗气清,吃三顿轻身健体,多吃几天身轻如燕。

土肥圆听着介绍,十分喜欢,头顶的肥肉油光焕发,脖子上的三层下巴不断抖动,脸上也漾起了一层层肥腻的波浪。

待听到身轻如燕时,土大爷的厚眼皮突然张开,眼睛里发出犀利的光:

“给爷来两份儿!”

第二,隋炀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拔苗助长、急于求成,是个十足十的暴君。

为什么这么说呢?

开挖大运河,征讨高句丽,这两件事,意义重大。前一件,有助于促进中国东部地区南北两大经济区的交通联系,可以通过中部地区的转运实现东西部经济区的交通联系,能够打通中国全国统一市场的运转血脉,进而极大促进中国统一市场的内部沟通运转,最终为中国的长期统一奠定基础。后一件,消灭了潜在威胁,打败了一个对中华文明有明显敌意的效仿者(高句丽的建国基础是两晋时期吞并消灭了一个失败后逃亡至此的中国割据政权,然后通过消灭其上层统治力量、镇压奴役其民众、侵吞其文明成果而发展壮大,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对中华文明的侵吞和辱没之上,属于既继承和学习中华文明、又敌视和蔑视中华文明的矛盾态度。类似于古希腊在古埃及和腓尼基等文明的基础上发展,但是在希波战争以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又藐视古埃及和腓尼基文明,最后在反攻文明母体时还产生了希腊化的错觉),有助于实现国防安全。

事儿好事儿。但是就像减肥餐,一顿吃一份儿减肥餐是减肥,你直接来两份儿,那和不吃减肥餐有什么区别呢?就好像健身减肥。跑步健身的人很多,有的人每天都跑五公里,甚至十公里,减肥效果都很好。那么,你打个包,一天把一年的量都跑了,一千八百二十五公里,会怎样呢?先不说时间够不够,谁有力气能跑下来?直接就跑死了。这下倒是减肥彻底了,往火葬场一拉,一把火烧完,就剩下七八斤。人家减零头,你把整数减了,人才。

隋炀帝干的就是这事儿。隋炀帝一共用了五年时间,挖通了总长1700公里的大运河。动不动就动员百万民夫。大业元年(605年)三月,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大业三年和四年他又动员百万民夫去修长城。大业四年(608年),有一次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每年都出手搞大工程,而且一出手就是百万,玩儿呢?然后从大业七年(公元611年)起,隋炀帝开始准备打高句丽,大业八年(公元612年)二月就出兵了。出兵多少呢?百万!隋炀帝这么热衷于百万,这让我想起一首歌: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该向前走,或者继续等。这冬夜里,有百万个不确定,渐入深夜,或期盼天明。然后隋朝的老百姓一合计,得了吧,咱也别等了,反了算了。到了这个时候,面对农民起义,隋炀帝还是不当回事儿,大业九年正月、大业十年四月,又二次三次出征。最终导致境内全面起火。到了这个时候,隋炀帝还跑去长城巡视,结果在大业十一年被突厥围困到了九月。此后他面临困局,又丢下责任,放弃中原,于大业十二年七月跑去江都避难!去你的大业吧,老百姓用刀投票,抛弃了隋炀帝。

唐太宗和隋炀帝做了几乎一样的事儿?贞观十八年(644年。实际出兵是贞观十九年),唐太宗第一次攻打高句丽,出兵不过十万余众。此前,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出兵数万灭了高昌等国。唐太宗动用兵力常常只是数万人而已,跟隋炀帝没事儿就百万个可能哪里一样呢?贞观二十一年(647)二月,唐太宗再次决定攻打高句丽,经过商议,决定采用疲敌战术,命令将领率军反复袭扰高句丽。于是出兵水路进兵,连续数年袭扰高句丽,多次歼灭高句丽大军。在唐太宗去世后,唐高宗抓住高句丽、新罗、百济、倭国四国混战的机会,一举消灭高句丽、百济两国。

量变引起质变。从用兵规模和对民力的消耗上,唐太宗和隋炀帝对国力的消耗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隋炀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拔苗助长、急于求成,是个十足十的暴君。唐太宗体恤民力、精打细算、文武双全,是自古以来不可多得的明君。

量变引起质变,这是中学政治课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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