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长城如此著名，而与之齐名的灵渠却鲜有人知？

首先，和长城相对应的应该是大运河，而不是灵渠。但这个问题依然成立——清朝初年长城就基本废弃了，大运河却一直用到晚清乃至当代，为何长城是更典型的民族文化符号？

从具体原因来说，是民国年间两个事件——长城抗战和铁路延伸的影响。

中国民族主义起源于晚清革命（立宪）党，兴起于民国知识分子，但真正在民众的意识中扎根，是抗日时期——抗战前的中国政府，无论是清朝、北洋还是国民党，都不甚重视民众动员，而是通过买办-地主搜集资源，以军阀-士绅体系统治国家，对发展现代民族主义兴趣不大。

没有工业也没有民族主义，这样的大国在20世纪本来会迅速崩溃，但中国“幸运”地处于欧亚大陆东端，欧美列强无论是绕非洲还是穿越太平洋过来，距离都太远了，所以暂时相互妥协，保持中国的半独立状态，中国各派势力也因此在传统治理结构下苟延残喘，以各派帝国主义代理人的身份管理中国。

参考：

日本入侵就不一样了，一方面攻击基地就在家门口，另一方面有内燃机增加机动力，一出手就能打穿上千里的纵深。这样的帝国主义不太需要代理人，至少不需要有实权的代理人。所以中国大小军阀达成了前所未有的（相对）坚定立场，由南京政府代表军阀集体利益，反抗日本入侵。从1840到1930年前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八十年，中国统治集团和民众终于勉强达成了一致意见——反抗。

反抗就需要动员，动员就需要宣传，宣传就需要选择一个有冲击力的标志。恰好日军拿下东北需要消化战利品，大规模进攻的浪潮停在了长城一线，长城抗战因此成了宣传口号和追求目标（日军还在向华北渗透）。至于长城抗战本身打得如何，并不重要。

在1933年的大众传媒中，中、日两国在长城沿线爆发的战争以及随后的外交斡旋及合约签订一直是新闻焦点。报刊登载大量表现日本军队对于中国万里长城的侵略图片，以为视觉上的佐证。其中长城往往处于一个被“摧毁”的状态。

1933年4月号《时事月报》上刊登了一幅插画，描绘了一个巨人般的战士紧握步枪，正要迈出脚步，跨过低矮的城墙，冲向前方。作品标题揭示出画面含义：“只有血和肉做成的万里长城才能使敌人不能摧毁！”。

1932年，梁中铭又兼任军委会政训处第二科中校艺术股长。这是在梁中铭1933年4月完成《只有血和肉做成的万里长城才能使敌人不能摧毁！》前的主要经历，也是画家个人的基本政治背景。

作为当代国民，我们都知道，这句宣传词最后变成了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歌词，进而变成了中国国歌，从而大大抬高了长城的文化地位，把废弃的工事变成了新生“中华民族”的象征。

从事后的视角来看，长城抗战打得很烂，完全是依赖于日军没有进攻积极性，才勉强打了几个回合。而之后的十几年抗战，倒是有几场局部没有输的战役更值得一提，为何长城抗战如此有名？以至于为新中国“定制”了国歌和人民币？

除了“先来后到”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1937年丢掉了上海……而上海是中国唯一拥有现代媒体、现代文化机器的城市。

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一家就出版了4938种图书，占全中国的52%，另外两家上海出版社：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加起来又占了19%。

上海一本书往往以现代机器印刷几千上万册，内地许多图书还是石印乃至油印，出版几百甚至几十册也不稀奇。许多外国小说和科技书刊只有在上海才卖得动。说当时的上海出产中国8成的文化产品毫不夸张，就连年画、黄历这种最“土”的文化产业也是如此——直到1958年，全国3/4年画依然出自上海。

人类的记忆会随着死亡而湮灭，超过几十年的记忆主要靠文化产品来承载。上海制作了如此之多的文化产品，自然会影响到后人对晚清-民国时代整个国家的回忆。

在一个印年画都要靠上海的年代，电影、广播产品和现代书籍的出版当然更依赖这个唯一的现代工业据点。虽然在珍珠港事件之前，撤退到英美租界的电影业还保持了一段时间的抗日色彩，但毕竟电影厂损失过半，以上海为中心，比较成熟的发行网络几乎全部断绝。1937年之后，中国官方只能勉强拍一些半纪录片性质的电影和广播剧，再也拍不出30年代中期那种兼顾艺术水平、观赏价值和宣传力度的文艺作品，电影制作力量纷纷“退化”为影响力较差的话剧。所以1935年前后那批电影成了抗战艺术作品的高峰，给刚刚诞生的“中华民族”概念打上了永久的标签。

总之，“中华民族”是帝国主义入侵和现代文化产业共同制造的概念，帝国主义的入侵在抗战达到最高峰，而帝国主义入侵在1937年控制了中国的现代文化产业中心。所以“中华民族”把1935年前后的现代文艺符号当作自身的代表。

考虑到电影创作-制作周期，再考虑到文化符号的采集和传播需要时间，1935年的文化产品，反映的是1933年左右的历史，这是长城成为中华民族形象代表的主要原因。而即便运河边的台儿庄大战比长城抗战更值得一说，1938年的中国政府——无论是武汉还是延安的，都已经没有电影工业来塑造运河的形象了。

说完长城再说运河。帝国主义入侵，不仅塑造了一个畸形的工业城市上海，还带来了铁路。铁路和长江、珠江这种水量充沛的天然河道比，运输能力不相上下，甚至还略有不足。但大多数运河穿越的是水量不足的干旱-山岭地区，运输成本比铁路高得多。所以一旦有平行的铁路出现，运河就会快速衰落，从交通干线变成无人维护的淤塞沼泽。

1911年，津浦铁路全线通车，从此京杭大运河以及沿线城市的地位一落千丈。原先经数月或半年以上的运输时间才能将漕粮运到目的地，现改为铁路运输后，快则不足10天，慢则也在一月以内就可以运入京城。效率的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原有的漕运体制。

与漕运相比，轮船和铁路运输显然更具有效率，它的意义不仅仅是缩短了运输时间，提高了运输质量和效率，更重要的是消除了一些在漕运过程中发生的弊端。这样一来，运河运输被轮船及铁路所代替，运河也不再是漕运依托的对象便成了必然的选择。

“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1902年梁启超提出的，同样在这一年，因为海运和轮船的冲击，清朝宣布废除运河漕运。1907年杨度接受了“中华民族”的说法， 把梁启超的个人创造升级为学界共识。而1908年，清朝就签订了津浦铁路的借款合同，开始修建东部内陆交通干线。这意味着从诞生那天起，“中华民族”面对的就是一条濒死的大运河。

等到日本入侵普遍确立中华民族概念，运河两岸居民最著名的抵抗是“铁路”游击队（也是靠上海连环画和电影塑造形象）。即便后来土木工程的进步让部分河段复兴，中国的国歌也早已确定，当然长城的文化地位远远高于运河。

回头再说你看重的灵渠。

灵渠对于秦取岭南当然有用，但即便对于封建王朝来说，“中国”这个概念也显然更看重抵抗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挡住草原可汗，是元朝之外所有稳固朝代的开国大典，就连清朝也不例外。至于岭南……历史上从这里出发影响全国的战争行动，只有苏联资源支持的国民党北伐吧，也许还有个得国不正的陈霸先？

所以，灵渠的地位真的不能和长城或大运河比——清朝有河道总督，怎么没听说有灵渠巡抚？

而即便是这个次要地位，在民国和抗战年间也受到了铁路的沉重打击。

随着社会发展，1937年湘桂铁路建成通车，灵渠的运输功能渐渐萎缩，现在已基本不复存在。但是，灵渠至今仍然发挥着灌溉和补水作用，其功能价值还在延续。

1936年和1941年，粤汉铁路和湘桂铁路相继通车，灵渠的航运逐渐停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灵渠全面整修，基本保留了传统工程面貌，使其成为灌溉、城市供水和风景游览综合利用的水利工程，已无通航效益，是全国重点保护文物。

当代中国人的文化概念，大多源于20世纪。铁路出现后，中原地区的省会，即便是千年古城，也会在一代人后让位给铁路交叉点。而“中华民族”的出现，比铁路进入中国还晚，它为自身选择的文化代表，首先要考虑现代工业的兴衰，灵渠这种见铁路就死的工程，作为文物尚可，作为文化代表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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