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长城如此著名，而与之齐名的灵渠却鲜有人知？
首先，我们得承认，长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更“出圈”的传播基因。
想想长城的“身形”。它绵延万里，盘旋在崇山峻岭之间，那种宏伟、壮阔，即便你没见过实物，光是脑海中的想象，也能勾勒出一幅令人震撼的画面。它不是一条线，而是一整个地理景观的脉络。而这种视觉上的冲击力，天然地适合被图像化、被传播。古代的史书、文人笔记，后来的绘画、诗歌，甚至是近代的摄影、电影，长城都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它被赋予了守卫家园、抵御外敌的象征意义，这种民族精神的载体，天然就容易引起共鸣，更容易成为民族认同的符号。
再者，长城从修建之初就带着一种“大一统”和“国家意志”的强烈烙印。秦始皇连接了燕赵长城，汉武帝北击匈奴，明朝修建了至今可见的巨构，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修筑、加固、延伸。这是一种持续了数千年的国家工程，其规模、投入、耗费的人力物力都是惊人的。这种“国家行为”本身就带有高度的政治性和宣传性。历朝统治者都会利用长城来彰显国力、巩固边疆、统一思想。久而久之，长城就成了中国古代强大帝国的一个重要象征，被载入史册，也更容易进入历史叙事的中心。
相比之下，灵渠的“基因”就显得更为“低调”和“实用”。
灵渠，顾名思义，是一条运河。它的伟大之处在于其工程的精妙和战略的重要性。它连接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打通了南北水运，为当时中国南方经济的开发、物资的调配、军队的运输提供了无与伦比的便利。你可以想象一下，在没有火车、汽车的古代，一条运河所能带来的变革有多大！它彻底改变了中国南北交通的格局，为南方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也巩固了中央王朝对南方的统治。从这个角度讲，灵渠的贡献绝不亚于长城在国防上的作用。
然而，灵渠的伟大更多体现在它对经济、对交通、对国家治理层面的深远影响。它不像长城那样有一个直观、壮观的物理形态呈现在人们面前。它是一条河，一条被人工改造过的河。它的存在，更多的是体现在水流的汇聚、船只的往来、物资的流动上。这种影响是“无形”的，是渗透在经济和交通血脉里的，而缺乏那种一望无际、直击视觉的震撼力。
更关键的是，灵渠的传播往往带着一种“功能性”的叙事，而长城则更容易被“故事化”。
关于长城，你可以讲多少故事？岳飞的“黄河远上白云间”，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边塞诗歌中戍边将士的慷慨悲歌，守城将士的英勇斗争，甚至是民间关于修筑长城的传说和民间故事。这些故事为长城披上了浪漫、悲壮、英雄主义的色彩，使得它更容易被文学作品、戏剧表演等大众传播形式所吸收和传播。长城变成了一个充满戏剧张力的舞台。
而灵渠的故事，更多的是关于工程技术、水利学、漕运管理。你可以讲秦朝士兵的艰辛，可以讲当时的水利工程师如何克服困难，但这些故事往往更偏重于技术层面的赞颂，而缺少那种能够引起大众普遍情感共鸣的“传奇性”。即便有故事，比如“南越王赵佗欲勾结匈奴，被灵渠挡住”之类的历史事件，也相对专业化一些，不如长城那样有普适的解读空间。
此外，时代的变迁和传播媒介的变化也对两者的知名度产生了影响。
古代的文人墨客，他们的视野往往更集中在政治中心和名山大川。长城作为国家重要的军事防线，自然是他们关注的焦点。而灵渠虽然重要，但它的存在更偏向于实际的交通运输，对于那些以笔墨抒发情怀的文人来说，它的“诗意”相对较少。
到了近代，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以及中国现代史的书写，长城作为民族象征的地位被进一步强化。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长城更是成为了民族抵抗侵略的标志性地点，这种历史记忆的叠加，使得长城在民族情感中的分量愈发沉重。而灵渠虽然在现代交通运输中依然发挥作用，但其作为历史遗迹的文化属性和象征意义，在早期似乎没有被充分挖掘和推广。
另一个不得不提的因素是旅游业和文化推广的侧重点。
长城经过几代人的开发和推广，已经成为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大量的旅游资源、配套设施、宣传投入，使得普通民众更容易接触到长城，甚至在潜移默化中就认识了它。它的视觉冲击力，也使得它成为旅游摄影的绝佳素材，在社交媒体时代，更是以爆炸性的速度传播。
而灵渠，虽然在学术界和地方志中有很高的地位，但在全国性的旅游推广和文化宣传上，似乎一直处于一个相对“幕后”的位置。虽然近年来，随着文化遗产保护的深入，灵渠的价值也逐渐被更多人认识，但与长城相比，其“大众化”的推广和普及程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最后，我们可以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伟大”的定义和“著名”的获取方式是不同的。
长城的伟大在于其军事防御的功能，在于其历史跨度，在于其象征意义，更在于它被赋予的民族情感。而灵渠的伟大，则在于其工程技术的创新，在于其对中国南北经济交流和文化融合的巨大推动作用，在于它所代表的古代中国先进的治国理政能力。
之所以长城“著名”，是因为它成功地将自身的伟大，通过直观的视觉形象、丰富的文学故事、深厚的民族情感以及持续的文化传播，转化为了全人类都能理解和感知的“符号”。而灵渠的伟大，虽然同样深刻，却更多地停留在专业领域和历史研究中，它的传播路径更为曲折，它的“知名度”更需要专业知识的注入和深入的解读才能被理解。
简而言之，长城是“看得见”的宏大，是“听得见”的故事，是“感受得到”的民族精神。而灵渠，则是“用得上”的便利，是“算得清”的功绩，是“想得明白”的智慧。前者更容易成为公众的“明星”，后者则更需要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去细细品味它的不朽。这不是说灵渠不如长城，而是说，它们征服世界的方式，选择了不同的赛道。
网友意见
首先，和长城相对应的应该是大运河，而不是灵渠。但这个问题依然成立——清朝初年长城就基本废弃了，大运河却一直用到晚清乃至当代，为何长城是更典型的民族文化符号？
从具体原因来说，是民国年间两个事件——长城抗战和铁路延伸的影响。
中国民族主义起源于晚清革命（立宪）党，兴起于民国知识分子，但真正在民众的意识中扎根，是抗日时期——抗战前的中国政府，无论是清朝、北洋还是国民党，都不甚重视民众动员，而是通过买办-地主搜集资源，以军阀-士绅体系统治国家，对发展现代民族主义兴趣不大。
没有工业也没有民族主义，这样的大国在20世纪本来会迅速崩溃，但中国“幸运”地处于欧亚大陆东端，欧美列强无论是绕非洲还是穿越太平洋过来，距离都太远了，所以暂时相互妥协，保持中国的半独立状态，中国各派势力也因此在传统治理结构下苟延残喘，以各派帝国主义代理人的身份管理中国。
参考：
日本入侵就不一样了，一方面攻击基地就在家门口，另一方面有内燃机增加机动力，一出手就能打穿上千里的纵深。这样的帝国主义不太需要代理人，至少不需要有实权的代理人。所以中国大小军阀达成了前所未有的（相对）坚定立场，由南京政府代表军阀集体利益，反抗日本入侵。从1840到1930年前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八十年，中国统治集团和民众终于勉强达成了一致意见——反抗。
反抗就需要动员，动员就需要宣传，宣传就需要选择一个有冲击力的标志。恰好日军拿下东北需要消化战利品，大规模进攻的浪潮停在了长城一线，长城抗战因此成了宣传口号和追求目标（日军还在向华北渗透）。至于长城抗战本身打得如何，并不重要。
在1933年的大众传媒中，中、日两国在长城沿线爆发的战争以及随后的外交斡旋及合约签订一直是新闻焦点。报刊登载大量表现日本军队对于中国万里长城的侵略图片，以为视觉上的佐证。其中长城往往处于一个被“摧毁”的状态。
1933年4月号《时事月报》上刊登了一幅插画，描绘了一个巨人般的战士紧握步枪，正要迈出脚步，跨过低矮的城墙，冲向前方。作品标题揭示出画面含义：“只有血和肉做成的万里长城才能使敌人不能摧毁！”。
1932年，梁中铭又兼任军委会政训处第二科中校艺术股长。这是在梁中铭1933年4月完成《只有血和肉做成的万里长城才能使敌人不能摧毁！》前的主要经历，也是画家个人的基本政治背景。
作为当代国民，我们都知道，这句宣传词最后变成了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歌词，进而变成了中国国歌，从而大大抬高了长城的文化地位，把废弃的工事变成了新生“中华民族”的象征。
从事后的视角来看，长城抗战打得很烂，完全是依赖于日军没有进攻积极性，才勉强打了几个回合。而之后的十几年抗战，倒是有几场局部没有输的战役更值得一提，为何长城抗战如此有名？以至于为新中国“定制”了国歌和人民币？
除了“先来后到”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1937年丢掉了上海……而上海是中国唯一拥有现代媒体、现代文化机器的城市。
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一家就出版了4938种图书，占全中国的52%，另外两家上海出版社：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加起来又占了19%。
上海一本书往往以现代机器印刷几千上万册，内地许多图书还是石印乃至油印，出版几百甚至几十册也不稀奇。许多外国小说和科技书刊只有在上海才卖得动。说当时的上海出产中国8成的文化产品毫不夸张，就连年画、黄历这种最“土”的文化产业也是如此——直到1958年，全国3/4年画依然出自上海。
人类的记忆会随着死亡而湮灭，超过几十年的记忆主要靠文化产品来承载。上海制作了如此之多的文化产品，自然会影响到后人对晚清-民国时代整个国家的回忆。
在一个印年画都要靠上海的年代，电影、广播产品和现代书籍的出版当然更依赖这个唯一的现代工业据点。虽然在珍珠港事件之前，撤退到英美租界的电影业还保持了一段时间的抗日色彩，但毕竟电影厂损失过半，以上海为中心，比较成熟的发行网络几乎全部断绝。1937年之后，中国官方只能勉强拍一些半纪录片性质的电影和广播剧，再也拍不出30年代中期那种兼顾艺术水平、观赏价值和宣传力度的文艺作品，电影制作力量纷纷“退化”为影响力较差的话剧。所以1935年前后那批电影成了抗战艺术作品的高峰，给刚刚诞生的“中华民族”概念打上了永久的标签。
总之，“中华民族”是帝国主义入侵和现代文化产业共同制造的概念，帝国主义的入侵在抗战达到最高峰，而帝国主义入侵在1937年控制了中国的现代文化产业中心。所以“中华民族”把1935年前后的现代文艺符号当作自身的代表。
考虑到电影创作-制作周期，再考虑到文化符号的采集和传播需要时间，1935年的文化产品，反映的是1933年左右的历史，这是长城成为中华民族形象代表的主要原因。而即便运河边的台儿庄大战比长城抗战更值得一说，1938年的中国政府——无论是武汉还是延安的，都已经没有电影工业来塑造运河的形象了。
说完长城再说运河。帝国主义入侵，不仅塑造了一个畸形的工业城市上海，还带来了铁路。铁路和长江、珠江这种水量充沛的天然河道比，运输能力不相上下，甚至还略有不足。但大多数运河穿越的是水量不足的干旱-山岭地区，运输成本比铁路高得多。所以一旦有平行的铁路出现，运河就会快速衰落，从交通干线变成无人维护的淤塞沼泽。
1911年，津浦铁路全线通车，从此京杭大运河以及沿线城市的地位一落千丈。原先经数月或半年以上的运输时间才能将漕粮运到目的地，现改为铁路运输后，快则不足10天，慢则也在一月以内就可以运入京城。效率的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原有的漕运体制。
与漕运相比，轮船和铁路运输显然更具有效率，它的意义不仅仅是缩短了运输时间，提高了运输质量和效率，更重要的是消除了一些在漕运过程中发生的弊端。这样一来，运河运输被轮船及铁路所代替，运河也不再是漕运依托的对象便成了必然的选择。
“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1902年梁启超提出的，同样在这一年，因为海运和轮船的冲击，清朝宣布废除运河漕运。1907年杨度接受了“中华民族”的说法， 把梁启超的个人创造升级为学界共识。而1908年，清朝就签订了津浦铁路的借款合同，开始修建东部内陆交通干线。这意味着从诞生那天起，“中华民族”面对的就是一条濒死的大运河。
等到日本入侵普遍确立中华民族概念，运河两岸居民最著名的抵抗是“铁路”游击队（也是靠上海连环画和电影塑造形象）。即便后来土木工程的进步让部分河段复兴，中国的国歌也早已确定，当然长城的文化地位远远高于运河。
回头再说你看重的灵渠。
灵渠对于秦取岭南当然有用，但即便对于封建王朝来说，“中国”这个概念也显然更看重抵抗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挡住草原可汗，是元朝之外所有稳固朝代的开国大典，就连清朝也不例外。至于岭南……历史上从这里出发影响全国的战争行动，只有苏联资源支持的国民党北伐吧，也许还有个得国不正的陈霸先？
所以，灵渠的地位真的不能和长城或大运河比——清朝有河道总督，怎么没听说有灵渠巡抚？
而即便是这个次要地位，在民国和抗战年间也受到了铁路的沉重打击。
随着社会发展，1937年湘桂铁路建成通车，灵渠的运输功能渐渐萎缩，现在已基本不复存在。但是，灵渠至今仍然发挥着灌溉和补水作用，其功能价值还在延续。
1936年和1941年，粤汉铁路和湘桂铁路相继通车，灵渠的航运逐渐停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灵渠全面整修，基本保留了传统工程面貌，使其成为灌溉、城市供水和风景游览综合利用的水利工程，已无通航效益，是全国重点保护文物。
当代中国人的文化概念，大多源于20世纪。铁路出现后，中原地区的省会，即便是千年古城，也会在一代人后让位给铁路交叉点。而“中华民族”的出现，比铁路进入中国还晚，它为自身选择的文化代表，首先要考虑现代工业的兴衰，灵渠这种见铁路就死的工程，作为文物尚可，作为文化代表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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