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资本家发动战争不担心将自家子弟送上战场吗？
一、 资本家是否“发动”了战争？
“发动战争”是一个极具概括性的词语，将如此庞大的战争归咎于一个单一阶层并不准确。二战的爆发是多种复杂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冲突，也有历史遗留问题和民族主义的煽动。
然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某些内在逻辑和资本家的逐利本性，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为战争的爆发提供了温床和推动力。
经济危机与军备竞赛： 经济大萧条时期，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面临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的问题。一些国家的政府和企业试图通过大规模的军事扩张和战争来刺激经济增长，寻找新的市场和资源。军工产业作为资本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利益与国家战略紧密相连。为了获得战争合同和军工利润，军工巨头往往会游说政府，支持军事政策，甚至鼓吹战争的必要性。
帝国主义与殖民扩张： 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会为了争夺海外市场、原材料和投资场所而走向帝国主义。德意志帝国、大日本帝国等轴心国在二战前就奉行扩张主义政策，试图通过战争来重新划分世界势力范围，这对英法等老牌殖民帝国构成了挑战，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
意识形态与政治野心： 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等极端意识形态的兴起，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扩张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为战争提供了政治上的合法性。而这些政权的领导人及其支持者（其中不乏一些具有经济实力的寡头和工业家）往往怀有巨大的政治野心，将战争视为实现国家复兴和民族伟大的手段。
国家机器的自主性： 现代国家拥有强大的动员能力和宣传机器。即使资本家在经济上拥有影响力，最终决定开战的权力仍然在国家领导人手中。但资本家可以通过政治献金、游说、媒体控制等方式影响政府决策，使其政策倾向于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向，包括军事开支的增加和对外政策的强硬。
因此，与其说资本家“发动”了战争，不如说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的某些内在矛盾和资本家的经济利益，与政治野心、意识形态驱动等因素相互作用，共同促成了战争的爆发。
二、 资本家是否担心将自家子弟送上战场？
这是一个更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答案并非简单的“是”或“否”，而是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担忧和不同的应对策略。
1. 担忧的存在：
人性本能： 无论贫富贵贱，为人父母者，对子女的爱护是普遍存在的。战争是残酷的，死亡和伤残的风险极高。任何有家庭观念的资本家，都会本能地担忧自己子女的安危。
家族传承与财产继承： 对于继承巨额财富和庞大企业帝国的重要家族来说，下一代的安全更是家族延续和事业传承的关键。如果子弟在战场上牺牲或残疾，将对家族的未来产生毁灭性的打击。
社会声誉与人脉关系： 一些显赫家族的子弟，往往也肩负着家族的声誉和重要的社会联系。他们在战争中的表现，也会影响家族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话语权。
对战争后果的认知： 并非所有资本家都对战争的前景盲目乐观。一些经验丰富的实业家或有政治触觉的人，可能更清楚战争的巨大消耗、破坏性和不可预测性，因此会对战争的风险有更清醒的认识，包括对自身家庭成员安全的担忧。
2. 应对策略和实际情况：
尽管存在担忧，但资本家及其家族在战争中的实际情况却呈现出多样性：
高官厚禄与安全保障： 许多资本家及其家族成员，即便参军，也往往会通过各种途径获得相对安全的位置。
军官阶层： 战争期间，军官的死亡率虽然高于普通士兵，但他们的装备、训练和作战环境通常优于普通士兵。许多出身于富裕家庭的子弟，会更容易进入军校，并获得军官职位。
后勤、情报、政治部门： 这些部门虽然也面临风险，但通常比一线作战单位更为安全。
战略要职或“吉祥物”角色： 一些具有政治影响力的资本家，甚至可以将自己的子弟安排在远离前线的战略部门，或者扮演象征性的“参战英雄”角色，以示对国家的贡献，但并不真正置于危险之中。
“捐款”与“替代服役”： 在一些国家，存在着经济补偿代替服役的机制（尽管在二战的大规模动员中可能不像一战那样普遍和明确）。资本家可以通过捐款给战争债券、资助部队或进行其他形式的经济支持，来间接“贡献”自己的力量，从而为自己或家族成员争取免除或减轻兵役的机会。
利用特权与人脉： 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深厚的人脉关系，是资本家家族在战争时期保护自身利益的重要工具。他们可以通过关系网为家族子弟争取更安全的职位，或者在战后帮助他们获得利益。
部分子弟主动参战： 当然，也有部分资本家家族的子弟出于爱国热情、职业理想（如飞行员）或家族荣誉感，主动选择在前线作战，甚至英勇牺牲。例如，一些国家的空军就吸引了不少家境优渥的年轻人。这些案例往往被媒体放大宣传，成为战争宣传的一部分。
对战争利润的追逐大于对子弟安全的担忧（在某些情况）： 对于某些极端的、唯利是图的资本家或企业集团来说，战争带来的巨额利润和市场扩张机会，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压倒了对子弟安全的担忧。他们可能认为，通过战争获得的经济利益，足以弥补失去一个或几个子嗣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更倾向于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战争生产中，并允许子弟“参与”战争，以维持家族的声誉或实现政治抱负。
对战争“胜利”的预期： 如果资本家相信战争能够迅速且有利地结束，并且能够为自身带来巨大的利益，那么他们对子弟在战场上的风险承受能力可能会有所提高。
总结来说：
二战时期，资本家作为社会中有影响力的群体，其对战争的态度是复杂的。
经济利益是重要驱动力之一： 军工产业、资源掠夺、市场扩张等都与资本家的利益息息相关，这使得他们在战争爆发过程中扮演了不容忽视的角色。
担忧子弟安全是普遍存在的： 作为普通人，他们也会担忧亲人的生命。
实际行动因人而异，但往往伴随着特权的使用： 绝大多数情况下，资本家及其家族会利用自身的经济和人脉资源，为家族子弟寻找相对安全的位置，或以其他方式“贡献”力量，以规避直接的生命危险。
对战争利润的追逐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压倒对安全的担忧： 特别是在一些极端的、以扩张和掠夺为主要目标的战争中。
因此，不能简单地说资本家不担心将自家子弟送上战场。他们会担心，但他们也更有能力和机会去规避这种风险，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对战争利润的渴望会让他们对这种风险的承受能力有所不同。而战争的宣传机器，也往往会选择性地突出那些“英勇参战”的贵族子弟故事，以凝聚民心。
网友意见
二战前夕日本中产阶级已经被消灭了。
上层阶级（华族）们的子弟有特权轻松上士官学校，出来后里直接当军官，干不了几年就会被提拔上去，根本不需要担心成为炮灰。
另外华族里也分上下等级，上层华族有四大类，分别是堂上华族（旧公卿贵族）、大名华族（旧幕府时代武家大名）、勋功华族（明治维新时代立过功）、皇族华族（皇室成员降级下来的），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带爵位的，他们只要愿意参军，在军队里都是座上宾。
我记得当年有个大名华族主动上战场而且负伤了，结果一大堆将军级别的跑去探望。
真正花式逃兵役的是战争进入僵持阶段后日本国内的普通老百姓，有故意喝酱油逃兵役的，有故意装视力听力有问题逃兵役的，狠一点的话有故意摔断腿逃兵役的。
但是战场刚开始的时候这些人可是踊跃参军的，因为对于当时贫苦百姓而言，当兵带来的好处太多，一人当兵全家不饿。而且起初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让很多日本青年产生了“参加侵略战争就是一场时间长点、而且还有钱拿的海外旅游”。
当然，说起贵族去社会上体验生活，就不得不提这位了.....
资本家自己该去/想去也得去啊………
威廉·里德(William Read)出生于1895年，一战后在从事金融工作，1940年时担任家乡纽约的中央汉诺威银行及信托公司(Central Hanover Bank & Trust Co.)副总，珍珠港后作为海军预备役人员参军，1942年起加入米切尔将军在瓜岛指挥海军航空兵的参谋团，43年4月被将军点名带去所罗门群岛，年中提上校，45年提准将，战后官拜少将退役。
这 才 是 老 财(大雾)………
会根据你个人情况分岗位啊，米切尔的另一个左膀右臂赫丁参谋(Truman Hedding)就是军校毕业的海军航空兵，当过CV2列克星敦的航空中队长，那俩人要求肯定不一样啊，还能要求这个去开飞机，那不摔死了？
这位回忆他在瓜岛的时候每次零战来扫地他就一下跳进帐篷旁边挖好的战壕里然后苟住……
一二战刚开始时没人认为要打好几年, 都觉得又是一次"小规模冲突"而已, 还轮不到二代们上战场.
打了几年之后恐怕也没得选了.
对于大型组织，我们要明白两个基本道理，
第一，在组织里的高端岗位上，被选中的人是筛选过的，他们被选中就是因为他们主动愿意被选中。
第二，绑在战车上的人是没有选择权的。
前两年欧洲难民问题愈演愈烈的时候，2016年10月，德国发生了一起强奸案。一名欧盟法务部高官，他19岁的女儿到难民营搞亲善活动，返回途中被17岁的难民奸杀了。事件发生后，世界舆论一片哗然，德国媒体淡化处理。这种情况下，法务先生站出来，深情回忆了他们一家的幸福时光，深切缅怀了作秀牺牲的女儿，然后曲终奏雅，大声疾呼，希望社会各界理解难民、接受难民。
你看，这就是被组织筛选过的人。
用西方的话讲，这就是被上帝选中的人。
这是个政治家庭。他们的主营业务就是政治活动，要参加政治活动捞取政治资本，才可以在政治上有所收益。作为利益共同体，这个家庭的家庭成员，父亲和女儿，都在主动参加政治活动，这个家庭通过成员的共同努力，尽可能地获取更多政治资源、为谋取更多政治利益打下基础。在实际行动中，他们会根据不同阶段，富集政治资源到一个特定的政治人物身上（在当时的阶段，这个家庭是父亲扮演这个角色。如果这个女儿不死，将来有可能是富集资源到她身上），有利于获得一个更加有力的竞争者，在与他人竞争中获得优先地位，让整个利益共同体获利，进而让成员获利。
他们早就形成了一切围绕主营业务的思维习惯。
在这个工作中，有收益也有风险。他们会尽可能地降低自己的风险，比如找到更多的保安力量，培养更加夺目的政治名气。他们只是没想到这个风险真的会降临在自己身上。
当这个风险真的降临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并不是自己受到了什么损失，而是“主营业务”有没有受到损失。
德国这个法务官员如此，二战时期的资本家同样如此。
他们当然担心自己的子弟上战场，但是相比于子弟的生死，他们更加看重主营业务是否受到损失。
并且他们通常会想办法降低子弟的风险。比如说，德国高官女儿被难民奸杀，只是一系列难民强奸案中的一起案件罢了，更多的受害者并不是高官。比如说我们现在去搜索德国高官女儿被难民奸杀的新闻，首先推荐的就是中国女留学生被难民强奸的新闻，然后才是德国高官女儿被难民奸杀的新闻（技术上来说，搜索结果首先不推荐相关性最高、五个关键词全部符合的新闻，而首先推荐相关性很低、五个关键词只符合两个的新闻，这本身就是很奇怪的。特别是时间上二者只差了两个月，不足以造成重大差别），同时还有一些难民抵达后德国各地强奸案爆发式增长的新闻。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这些政治活动家的风险并不高，而收益却极大。
同时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敢让自己在竞争中落了下风，所以必须尽可能地表现得比其他人更加积极。
这就导致政治活动家的女儿被奸杀了以后却变得更加理性客观中立。
他们的女儿要没有被奸杀，他们可能还没有这么理性客观中立。
一般人没有这个条件激发出这么强烈的理性客观中立的情绪。
理性客观中立得到充分激发，这是有条件的。
你理性客观中立吗？
这就是为什么一般人总是说左派多么狂热，共产主义在当初最有名的一个帽子也是激进派，很多共产主义者无论他们是多么的文质彬彬风度翩翩，却都有过激进分子的称号。而人们眼中的大右派则通常都衣冠楚楚表现出一副人模狗样的状态。
当然了，这只是说他们还可以控制风险的情况下。倘若难民们的奸杀案大量集中针对欧洲的政治家开展，那么欧洲的政治家们还是会果断放弃继续作秀的。说到这我想起一个事，可能有的人会问，问的是资本家，你为什么说政治家。这就涉及到这个问题了。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资本家到底是不是政治家？那显然肯定是的。事实上，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和政治家，就其主要性质而言，是同一个阶级的不同分工。像美国这种将利益输送等腐败关系直接正规化合法化的国家，政治家不是资本家就是资本家的狗——有的人会跳出来说，你说人是狗就是侮辱人——啊，你这样说让我觉得你这涉嫌歧视狗。
比如说英国在发动一战的时候，就习惯性认为战争和当初一样，主要是士兵们死在前线，军官们穿得好好的往那一站，很轻松就赢得军功了，死亡率并不高。于是他们按照老套路去打仗，结果震惊地发现战场已经变了，贵族死亡率飙升。这次大出血直接导致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开始当缩头乌龟。在缅甸战场，中国军队救出英军以后，英军想都没想撒腿就跑，直接就把中国军队后撤的必经之路送给日军了。怂成这样，就可以看出所谓贵族精神绅士风度就不过是个没有吃过苦头时装出来的妈宝巨婴。大婴啼国从此就失去了所谓的霸主地位。
再比如说这两年一度形势很紧张的环中国美国认怂圈。美国打算在中国周边制造点事端，以免瘟疫冲击了他们却让中国独善其身，白白让中国获得额外的发展时间。于是他们就策动印度在中印边境挑衅，同时美军也积极战备。但是美军充分认识到了与中国开战的极端不合理性（理论上来说，中美开打以后，现役美军基本上就死光了），就积极采取了自救措施。包括而不限于可能首先投入对华战争的舰队相继发生重大人为事故，烧毁船只，导致他们无法信任，失去开战能力；可能首先投入对华作战的空军部队相继发生重大人为事故，坠毁战机，导致他们无法信任，失去开战能力。并且，一起事故还不够，接连出了多起事故。而显然排序靠后的陆军就没有爆出多少危机。这样，“文臣主战，武将主和”的怪事在美国就演变成了“先锋哗变，后卫平稳”的局面。
说到底，资本家也是担心将自家子弟送上战场的。
正是为了安抚他们，美国拍摄了大量的影片进行洗脑宣传。比如说《拯救大兵瑞恩》这样的宣传片。不过就宣传来说，美国人还是不如中国古人的。美国人是将一家子大大小小兄弟几个都拉近军队，甚至放在一条军舰上，一出事就一家全部玩完。后来改进了一点，才仅仅是将一家兄弟分开在几个军舰上。中国古人的做法通常是兄弟几个只要一个。除非是打急眼了，才会不管不顾。话说美国人怎么那么容易急眼呢，我们看美国的所谓超级英雄，经常都是打急眼了然后就开始爆种，藏在白人基因深处的蛮劲儿开始发作，跟幻想中的敌人大战几百回合。他们这种好幻想不切实际着急了就骗自己的习惯相当幼稚。
可惜现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他们搞了这么多的洗脑宣传，结果到了这几年，连围堵中国做做战争样子，他们都已经害怕到了宁可畏战自伤都不敢动一动的程度了。
从多个时期多个国家的情况来看，二战时期的资本家十分担心自家子弟上战场，但是在风险可控的时候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都只能硬着头皮上。一旦预期利益消失，他们就会快速选择投降。像希特勒，一旦进攻受挫、开始失败，马上就有人想炸死他。
这种可以共富贵不可以共患难的结构，注定了他们只能保持进攻态势，一旦失败后撤，就会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崩坏。
有句话叫做“信心比黄金还宝贵”。欧美这种权钱交易正规化、政治权力市场化的国家，要远比我们更懂这句话。
担心，但也不是非常担心。
因为参战本就是他们这些人的责任和“荣耀”（尤其那些老派军事贵族，很多都是带着光宗耀祖的觉悟或刷战绩的心态去参战的，一战前没见识过现代战争烈度的老贵族，甚至还担心自己动作慢了，担心自己还没上前线战争就打完了），何况当时的欧美和日本还非常尚武，也不是很怕死。
像西竹一、杰克·丘吉尔那样的，如果不是自己想死，那真的是想死都难。
西竹一在参加必死的硫磺岛战役的最后关头，也是有美军劝降的，他一个片山幸太郎的同学，选择了一条平田一郎的路，选择了作为武士为旧日本殉葬，不然他也是死不了的。
而杰克·丘吉尔则因为自己的姓氏原因，逃过了几乎必死的结局，想壮烈都没壮烈成（他被德军误认为和温斯顿·丘吉尔是亲戚故而被俘虏，但正常情况下按规定他是该被杀的，根本活不到蹲战俘营）。
而没有陷入类似绝境的克拉克·盖博，则是被希特勒点名要“活捉”，和其他美国大头兵区别对待的。
资本家、贵族和名人参加战斗，即便是战败被俘，其待遇和结局和普通人扮演的大头兵也是不一样的，除非枪炮无眼或不幸染病，不然真的很难“战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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