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院病人医院中死亡，什么情况下法医会介入调查病人死因？通常，即使家属怀疑并报警，法医也不会介入调查吧？
法医介入调查的“门槛”
首先要明确，法医介入调查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查明死亡原因，尤其是在可能涉及犯罪、公共卫生风险、医疗责任纠纷，或者死因不明的情况下。 医院作为救死扶伤的地方，其首要职责是治疗病人，但当治疗结束，生命也随之终结时，医院和医务人员的责任链条是否完整，死亡是否是疾病的自然发展，这些都需要一个客观的判断。
所以，我们可以从几个核心维度来理解法医介入的场景：
1. 非正常死亡： 这是最直接的触发条件。
暴力致死： 比如他杀、意外伤害（事故导致），甚至是自杀，如果死亡现场或病史中有明显的证据指向外力作用，法医必须介入。比如，病人被发现时身上有明显外伤，或者入院前发生了可能导致死亡的意外事故。
可疑死亡： 即使没有直接的暴力证据，但如果死亡情况存在诸多疑点，也可能启动法医调查。这包括：
死因不明： 医院医生在穷尽了各种检查手段后，仍然无法确定死者生前罹患何种疾病，或者疾病发展与死亡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存在医疗纠纷的可能： 家属对治疗过程、用药、手术等环节提出质疑，认为医方存在过失，导致了病人的死亡。这种情况下，即使不是明显的外伤，司法机关（如公安机关）也可能要求法医进行尸检，以查明是否存在医疗过错。
死亡时间与正常生命体征之间存在矛盾： 比如，病人在短时间内生命体征迅速恶化，且原因无法合理解释。
2. 公共卫生安全考虑：
传染病死亡： 如果怀疑病人死于某些可能威胁公共健康的烈性传染病，卫生部门可能会要求进行尸检，以确定病原体，并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
中毒死亡： 同样，如果怀疑病人是因中毒死亡，无论是有意还是意外，都需要法医进行毒物分析。
3. 特殊情况：
“死无亲属”或“身份不明”： 对于在医院死亡但没有家属认领，或者身份不明的遗体，通常会由公安机关处理，其中也可能包含法医鉴定。
监狱、看守所等特殊机构内的死亡： 这些机构内的死亡，通常都会有严格的调查程序，法医往往是其中的关键环节。
家属怀疑报警，法医就一定介入吗？
不一定。 这也是很多人容易混淆的地方。
家属出于对亲人离世的悲痛和对生命的尊重，常常会产生各种疑问，甚至怀疑。当家属报警时，公安机关会受理报案，并进行初步的了解和调查。 这个初步调查阶段，警方会听取家属的陈述，并向医院了解情况，包括病历、医生的诊疗记录等。
警方会根据初步调查结果来判断是否需要进一步的介入，包括是否需要法医进行尸检。
如果警方认为家属的怀疑没有事实依据，或者通过初步了解，死亡原因已经非常明确（比如病人本身罹患了晚期绝症，医方治疗过程规范），那么警方可能会告知家属，认为没有必要进行尸检，然后结束调查。 这种情况下，即使家属强烈要求，如果缺乏足以引起怀疑的证据，警方也可能不会强制进行尸检，此时法医自然也不会介入。
但是，如果家属提出的疑点，或者警方在初步调查中发现的任何线索，都指向了“非正常死亡”或者“医疗纠纷”的可能性，那么警方就会启动更深入的调查，包括委托法医进行尸检。
为什么不能家属一报警法医就介入？
这里面有几个原因：
1. 资源和效率： 法医资源是有限的，需要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最需要的地方。如果每一次家属的怀疑都导致法医介入，那将是对法医资源的巨大消耗，也可能影响到其他真正需要法医鉴定的案件。
2. 避免滥用： 尸检是对遗体的一种“侵入性”行为，需要有充分的理由。如果轻易进行，可能也会对家属造成二次伤害，或者因为过度检查导致遗体损坏。
3. 维护医疗秩序： 医院的正常运转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如果每一次死亡都必须经历法医调查，会给医院带来巨大的压力和不确定性。
具体流程和家属的权益
当病人在医院死亡后，家属如果对此有疑问，可以：
1. 首先与医院沟通： 详细了解医方的诊断、治疗过程以及死亡原因的解释。可以要求医院提供详细的病历资料。
2. 寻求医疗鉴定： 如果对医疗过程中的行为有异议，可以向当地的医学会申请医疗事故鉴定。鉴定结果可以作为判断是否存在医疗过错的依据。
3. 报警： 如果对死亡原因有重大怀疑，认为可能涉及刑事案件（如他杀），或者对医院的解释完全无法接受，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
4. 配合警方调查： 报警后，要积极配合警方，提供自己掌握的线索和证据。
关键点： 法医介入与否，更多的是由公安机关根据警方初步调查和掌握的证据来决定的，而不是医院或家属单方面决定。家属的报警和质疑，是警方启动调查的“动因”，但是否要升级到法医层面，则取决于调查的深入程度和证据的指向。
总而言之，医院病人死亡，法医是否介入，核心在于死亡是否属于“正常死亡”的范畴。家属报警只是一个信号，警方会从中判断是否存在需要法医出面解决的疑点。如果死亡原因明确、系疾病自然发展，即使家属怀疑，警方在初步调查后也可能不认为有必要由法医介入。
网友意见
不同国家的法医制度是不同的。
这种不同有时候会对具体案件产生很大的影响。
题主所说：
可见，住院病人在医院中死亡后，按照既定程序，是不会有法医前来调查的。尽管病人家属怀疑医疗事故或是医务人员故意杀人而报警，也不会有法医前来调查取证吧？
不能脱离具体制度和具体情况来推导案件，更不能用不同制度国家的案件处置来臆测。
在德国发生的这个案件中：
赫格尔似乎每次都遵循相似的程序，首先注射引起心脏骤停的药物，然后进行复苏尝试，但往往是徒劳。
《华盛顿邮报》称，多年来，他的连环谋杀事件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部分原因是他经手的许多病人本身已经病入膏肓，还有一个原因是，在故意将受害者置于死亡边缘后，赫格尔试图救活他们。在某些情况下，病人能活过来，但记录显示，每当赫格尔值班时，死亡率都会有规律地上升。
查阅了更多的新闻资料：
发现其案发的原因是：
2005年，霍格尔在给病人过量注射药物时被一名女同事发现。这名病患幸免于难，霍格尔也被警方逮捕。
通过新闻得知，其犯罪行为并没有得到受害者家属的怀疑，而是被同事抓了现行。
原因嘛，新闻中也说了，一是本来这些病人就已经处于病危状态了；二是此人在受害者死亡前进行了“积极”的抢救，甚至其中还有成功的，虽然大多数可能都失败了。
注意，这里的“积极”，按照新闻所述，还真的是积极抢救，有效无效那另算。
检察官说，他的动机是虚荣心，炫耀自己拯救生命的能力，或者就是单纯的“无聊”。对于受害者的选择，似乎完全是随机的，他们的年龄从34岁到96岁不等。
根据一位对他进行评估的心理学家的说法，杀人本身并不是他的目标。这位专家说，当他设法救活一名病人时，他感到很满足，但这种满足感只能持续几天时间。他补充说:“对他来说，这就像一种药物。”
这样，一名本来就病入膏肓的病人，在濒死阶段又得到了“积极”的抢救，这种死亡一般并不会引起家属的过分在意，甚至怀疑到是谋杀。
（大概，人家的医患关系并没有我们这么紧张，紧张到了凡是在医院死了人那就要医院负责的程度。。。。吧。。。。）
╮(╯-╰)╭
况且，在德国的法医学制度之下，这种案件没有被及时发现也是有“制度的锅”的。
这里先具体说说德国的法医制度：
在德国，其法医学制度主要是大学法医学研究所制度，法医学鉴定由各医学院校的法医学研究所承担。在公安、检察及法院系统中均没有专门设立法医。
一般死亡发生后由医师检验，辨明为非自然死亡或可疑他杀案例后，向死亡登记处登记，移交公安机关，由经过专门培训的警察进行现场勘查、采取物证、初步验尸（一般仅为尸表）。
若不能确定死因与死亡方式，将案件交检察院，并转送案情、询问笔录、现场照片、有关物证。
若检察院决定进一步作尸体检验或尸体解剖，则将尸体送法医学研究所。
可以发现，德国的法医制度中，对死亡原因的判别首先是由医师来完成的。
这里与警察无关。
即使医生报告了德国警察，直接来的也并不是法医，还是警察。
只有当警察觉得自己搞不定了，才能报告检察院，进而通知法医。
然而，一例已经病危的病人，其因心率衰竭而死亡的可能性是相当高的，这样的病人被当作是“因病死亡”也并非不可能。
只是，若医生有足够的责任心，也能做到对每一例死亡进行深入讨论和分析的话，案件中的某些死亡案例应该是可以发现异常之处的。
其他新闻中也是提到了对这一点的思考：
“恐怖男护士”案件曝光后，在德国引起强烈反响。德国人在指责男护士“没有人性”的同时，也纷纷将目光聚焦到霍格尔曾就职的两家医院。许多人质问，为什么医院没有发现杀人事件？如果发现，为什么长时间选择沉默？《新奥斯纳布吕克报》评论说，这些谋杀案原本可以被阻止，医院已经发现不正常情况却没有深究，成为谋杀案的“共谋”。
奥尔登堡警长库梅也称，有关责任人原本可以更早采取措施及寻求协助。据称，两家医院的相关负责人已受到玩忽职守致人死亡的指控调查。
德国保护病人基金会负责人艾布莱希认为，此案说明德国医院的安全体系出现漏洞，许多医院没有严密的检查体系，也缺乏“匿名报告制度”。这一严重事件给德国医疗系统敲响了警钟。
这起案例的特殊之处在于，通过目前的新闻可以得知，并没有得到家属的怀疑和报警，而是被同事偶然发现。
或许，如果有家属报警的话，事情可能就不一样了。
说回国内，我们的法医制度相比德国的要复杂不少。
存在有法医的部门主要有公安、检察院、法院、各种社会鉴定所（包括各大学设立的鉴定中心）。
这里可以基本分为政府机构和社会企业两大类。
其中公安主要负责刑事类案件的法医相关工作，各种社会鉴定所更倾向于民事纠纷的鉴定，当然，也有部分受公安机关的委托来进行刑事案件鉴定工作。
检察院的法医主要对上述单位的法医鉴定进行技术角度的审查，必要时也可以进行重新鉴定。
至于法院，类似检察院法医，不过只能进行审查，相当于为审理案件的法官进行专业技术角度的把握。
这种制度固然某种角度而言增加了互相制约或者是监督，但是也带来了多头鉴定、重复鉴定等等问题。
倘若在我们国内发生了一起死因不明的死亡案件。
如果死亡在医院之外，其死亡后一系列手续的办理，包括火化、户籍注销、可能的保险、个人银行账户资金的处理等等，都需要公安机关的死亡证明材料。这里理论上是需要民警和法医去进行检查的，如果有明确的病历资料且没有发现明显疑点的话，由公安机关出具死亡证明并办理后续手续。
如果死亡在医院内，有明确的疾病诊断，医生也未发现可疑之处，由医院出具死亡证明材料，家属再携材料到公安机关办理后续手续。这里一般不需要法医进行核实。
当然，如果在医院死亡，家属报警的话，那公安的法医肯定也是要到场的。即使不是家属，医生或者护士产生了怀疑，那也可以报警的，参考前一段那个妻子给丈夫下毒的案件：
我相信，上面德国案件中，如果有家属产生了怀疑，并且报警的话，肯定也会有警察到场，至于能否发现疑点并侦破案件，那就是一个要看具体情况的事儿了，这不是一个可以通过假设来推导的事情。
所以，题主所说：
可见，住院病人在医院中死亡后，按照既定程序，是不会有法医前来调查的。尽管病人家属怀疑医疗事故或是医务人员故意杀人而报警，也不会有法医前来调查取证吧？
前一句某种角度而言，确实可能，但是并不绝对。
后一句则是基本不可能的事情，这一点无关制度。
我并不是很相信，都报警“故意杀人了”。。。。警察还能无动于衷。
参考资料：
吴梅筠, 吴家馼. 英国、德国、日本及美国的法医学体制[J]. 中国司法鉴定, 2001, V0(2):5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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