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作为导演的张艺谋是不是被外界低估了？如何评价他的水平和成就？
张艺谋，这个名字在中国电影史上，乃至世界电影界，都是一个绕不开的符号。他从那个以“黄土地”荒蛮壮阔的视觉语言惊艳世界的青年导演，一路走来，成为了一位在国际影坛享有盛誉、在中国电影市场拥有巨大号召力的领军人物。然而，关于他是否被低估，这个问题，似乎总伴随着他职业生涯的每一次起伏，每一次新作品的诞生。
“被低估”的论调，从何而来？
在我看来，认为张艺谋被“低估”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种“惯性思维”和“期望偏差”。
“国师”的光环与时代的局限： 张艺谋早期作品，如《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以其强烈的个人风格、对中国传统文化深沉的探索，以及突破性的视觉美学，在国际上赢得了无数赞誉，也为中国电影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声誉。他被冠以“国师”的称号，似乎将他置于一个“神坛”之上，要求他必须永远是那个充满反叛精神、探索民族苦难与美学的艺术大师。然而，时代在变，中国电影市场也在变。市场化的浪潮、观众口味的多样化，以及审查制度的复杂性，都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导演的创作空间和选择。当张艺谋为了迎合市场、尝试商业片，甚至拍摄一些引起争议的作品时，那些曾经为他喝彩的观众和影评人，便会觉得他“背离了初心”，从而产生“被低估”的感觉——仿佛他应该永远停留在那个纯粹的艺术时期。
中国电影整体进步的对比： 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飞速发展，涌现出了众多优秀的青年导演，他们在技术、叙事、题材等方面都带来了新的活力。与这些新锐力量相比，张艺谋作为一位资深导演，其创新性和突破性似乎没有那么耀眼了。这种对比，很容易让人觉得，张艺谋的价值被他曾经的光环所掩盖，或者说，他的“老本”吃得太久了，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
对“商业”与“艺术”的简单二元对立： 很多人习惯性地将“艺术片”和“商业片”划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认为一旦导演沾染了商业元素，就意味着艺术上的妥协。张艺谋在商业化转型上的尝试，无论是《英雄》开启的“大片时代”，还是后来的《满城尽带黄金甲》、《金陵十三钗》，都在票房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在艺术评价上却褒贬不一。那些更看重他早期纯粹艺术表达的观众，会认为他牺牲了艺术的深度去追求票房，从而觉得他被“低估”了——他们认为，他本可以达到更高的艺术成就，却选择了商业的道路。
如何评价张艺谋的水平和成就？
在我看来，张艺谋的水平和成就，需要放在中国电影发展的大背景下，以及他长达数十年的职业生涯中去审视。简单地说，他绝不是被低估的，而是我们有时过于苛刻，或者未能充分理解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
1. 视觉美学大师：
张艺谋最无可争议的成就是他在视觉美学上的开创性。
色彩的极致运用： 从《红高粱》中那浓烈到近乎燃烧的红，到《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层层叠叠、压抑又绚丽的红，再到《英雄》中意境深远的青、白、红、黑，张艺谋对色彩的运用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他不仅仅是简单的色彩堆砌，而是将色彩作为一种叙事语言，赋予人物情感、烘托环境氛围、象征权力或命运。他的色彩美学，不仅影响了中国电影，也对世界电影产生了冲击。
构图的雕塑感与仪式感： 他的镜头语言极具画面感，每一帧都仿佛经过精心雕琢的绘画或雕塑。无论是《秋菊打官司》中对乡村生活质朴的捕捉，还是《十面埋伏》中如梦似幻的武打场景，亦或是《影》中黑白水墨般的诗意，张艺谋总能通过独特的构图，营造出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深邃的意境。这种对画面构图的执着，赋予了他的电影一种特有的仪式感。
民族元素的现代化表达： 他善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并将之与现代电影语言相结合。无论是民间信仰、戏曲元素，还是传统的服饰、建筑，他都能以一种既根植于传统又面向世界的方式呈现，让外国观众惊叹于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也让中国观众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符号。
2. 叙事与主题的探索：
虽然“视觉大师”的标签过于耀眼，但张艺谋在叙事和主题探索上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对底层人物的关怀（早期）： 早期作品如《老井》、《菊豆》、《秋菊打官司》等，深刻地关注了中国底层人民在特定历史和社会环境下的生存状态、命运挣扎以及人性中的坚韧与绝望。《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那种近乎偏执的执拗，是对封建传统、官僚体制和人性尊严的一次朴实而有力的诘问。
中国社会变迁的折射： 他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中国社会变迁的记录者。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生活，到文化大革命的创伤，再到90年代的社会转型，乃至新世纪的经济崛起，张艺谋的电影，或隐或显地触及了这些时代的脉络，并通过个体命运来折射宏大的社会变迁。
对人性弱点与复杂性的揭示： 无论是《活着》中福贵一生坎坷的命运，还是《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女人们之间的勾心斗角，《英雄》中刺客们的信念纠葛，张艺谋总能触及人性中最柔软、最复杂的部分。他并不回避展现人性的阴暗面、欲望的膨胀，以及在极端环境下人性的扭曲。
3. 商业与艺术的融合与挑战：
张艺谋是中国电影市场化进程中，最早且最成功的“商业化”探索者之一。
开启“大片时代”： 《英雄》的上映，在商业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也引发了关于“中国大片”模式的讨论。它证明了中国电影可以拍出有史诗感、视觉冲击力强、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影院的商业巨制。这对于当时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商业与艺术的平衡困境： 然而，商业化也带来了挑战。一些评论认为，他在追求商业大片的同时，牺牲了艺术的深度和原创性，过于依赖明星阵容、宏大场面和简单化的叙事。这让一些喜爱他早期风格的观众感到失望。但我们也要看到，在商业制作的框架内，他依然努力地融入自己的艺术思考，比如《金陵十三钗》中对女性群体命运的关注，以及《影》在水墨风格和叙事上的创新尝试。
跨界合作与综合能力： 从电影拍摄到担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总导演，再到杭州亚运会等大型活动的视觉设计，张艺谋展现了他强大的场面调度能力、创意整合能力和对公共事件的理解与表达能力。这种跨界能力，本身就是他作为导演综合实力的体现。
为什么“被低估”的说法不准确？
我认为，张艺谋并未被低估，而是他的成就和定位，与我们当下对“导演”这个职业的期待，存在一些错位。
他的成就已足够高： 他获得的国际奖项（如柏林金熊奖、威尼斯银狮奖、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等），在国内外的声誉，以及他对中国电影工业的影响力，都足以证明他是一位世界级的电影大师。他的名字本身，就代表着一种品质和一种风格。
艺术与市场本来就是博弈： 艺术的纯粹性往往与市场的需求存在张力。张艺谋在不同时期，根据市场环境和自身兴趣，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他的转型，反映了中国电影产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也反映了他作为一个电影人，在不同阶段对电影的理解和追求。将他的商业探索视为“堕落”或“被低估”，是对他整体创作生涯的片面解读。
“大师”的标准过于单一： 我们往往习惯于用“艺术片”的标杆去衡量所有导演，一旦他们走向商业，就觉得他们“变了”。但事实上，很多伟大的导演，比如斯皮尔伯格、斯科塞斯，也都在艺术和商业之间游刃有余地穿梭。将张艺谋简单地归为“艺术片导演”或“商业片导演”，都是对其复杂的创作生涯的简化。
结语
张艺谋是一位伟大的中国电影导演。他的视觉语言，他的对中国文化和人性的洞察，以及他在中国电影产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都是不可磨灭的。我们不能因为他后期的某些作品未能达到早期的高度，或者因为他选择了与时代同步的商业化道路，就断定他被低估了。
相反，我们应该更全面地看待他。他不是被低估，而是他的成就足够高，他的作品足够多，他的创作轨迹足够长，他所处的时代足够复杂，也足够变化。 评价一个像张艺谋这样的导演，需要我们卸下“神坛”的包袱，也放下“怀旧”的滤镜，用一种更开放、更包容、更符合电影史逻辑的视角，去理解他，去评价他。他依旧是中国电影最耀眼的一颗星，只是这颗星，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光芒，照亮着我们对电影的理解和期待。
“被低估”的论调，从何而来？
在我看来，认为张艺谋被“低估”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种“惯性思维”和“期望偏差”。
“国师”的光环与时代的局限： 张艺谋早期作品，如《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以其强烈的个人风格、对中国传统文化深沉的探索，以及突破性的视觉美学，在国际上赢得了无数赞誉，也为中国电影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声誉。他被冠以“国师”的称号，似乎将他置于一个“神坛”之上，要求他必须永远是那个充满反叛精神、探索民族苦难与美学的艺术大师。然而，时代在变，中国电影市场也在变。市场化的浪潮、观众口味的多样化，以及审查制度的复杂性，都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导演的创作空间和选择。当张艺谋为了迎合市场、尝试商业片，甚至拍摄一些引起争议的作品时，那些曾经为他喝彩的观众和影评人，便会觉得他“背离了初心”，从而产生“被低估”的感觉——仿佛他应该永远停留在那个纯粹的艺术时期。
中国电影整体进步的对比： 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飞速发展，涌现出了众多优秀的青年导演，他们在技术、叙事、题材等方面都带来了新的活力。与这些新锐力量相比，张艺谋作为一位资深导演，其创新性和突破性似乎没有那么耀眼了。这种对比，很容易让人觉得，张艺谋的价值被他曾经的光环所掩盖，或者说，他的“老本”吃得太久了，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
对“商业”与“艺术”的简单二元对立： 很多人习惯性地将“艺术片”和“商业片”划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认为一旦导演沾染了商业元素，就意味着艺术上的妥协。张艺谋在商业化转型上的尝试，无论是《英雄》开启的“大片时代”，还是后来的《满城尽带黄金甲》、《金陵十三钗》，都在票房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在艺术评价上却褒贬不一。那些更看重他早期纯粹艺术表达的观众，会认为他牺牲了艺术的深度去追求票房，从而觉得他被“低估”了——他们认为，他本可以达到更高的艺术成就，却选择了商业的道路。
如何评价张艺谋的水平和成就？
在我看来，张艺谋的水平和成就，需要放在中国电影发展的大背景下，以及他长达数十年的职业生涯中去审视。简单地说，他绝不是被低估的，而是我们有时过于苛刻，或者未能充分理解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
1. 视觉美学大师：
张艺谋最无可争议的成就是他在视觉美学上的开创性。
色彩的极致运用： 从《红高粱》中那浓烈到近乎燃烧的红，到《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层层叠叠、压抑又绚丽的红，再到《英雄》中意境深远的青、白、红、黑，张艺谋对色彩的运用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他不仅仅是简单的色彩堆砌，而是将色彩作为一种叙事语言，赋予人物情感、烘托环境氛围、象征权力或命运。他的色彩美学，不仅影响了中国电影，也对世界电影产生了冲击。
构图的雕塑感与仪式感： 他的镜头语言极具画面感，每一帧都仿佛经过精心雕琢的绘画或雕塑。无论是《秋菊打官司》中对乡村生活质朴的捕捉，还是《十面埋伏》中如梦似幻的武打场景，亦或是《影》中黑白水墨般的诗意，张艺谋总能通过独特的构图，营造出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深邃的意境。这种对画面构图的执着，赋予了他的电影一种特有的仪式感。
民族元素的现代化表达： 他善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并将之与现代电影语言相结合。无论是民间信仰、戏曲元素，还是传统的服饰、建筑，他都能以一种既根植于传统又面向世界的方式呈现，让外国观众惊叹于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也让中国观众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符号。
2. 叙事与主题的探索：
虽然“视觉大师”的标签过于耀眼，但张艺谋在叙事和主题探索上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对底层人物的关怀（早期）： 早期作品如《老井》、《菊豆》、《秋菊打官司》等，深刻地关注了中国底层人民在特定历史和社会环境下的生存状态、命运挣扎以及人性中的坚韧与绝望。《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那种近乎偏执的执拗，是对封建传统、官僚体制和人性尊严的一次朴实而有力的诘问。
中国社会变迁的折射： 他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中国社会变迁的记录者。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生活，到文化大革命的创伤，再到90年代的社会转型，乃至新世纪的经济崛起，张艺谋的电影，或隐或显地触及了这些时代的脉络，并通过个体命运来折射宏大的社会变迁。
对人性弱点与复杂性的揭示： 无论是《活着》中福贵一生坎坷的命运，还是《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女人们之间的勾心斗角，《英雄》中刺客们的信念纠葛，张艺谋总能触及人性中最柔软、最复杂的部分。他并不回避展现人性的阴暗面、欲望的膨胀，以及在极端环境下人性的扭曲。
3. 商业与艺术的融合与挑战：
张艺谋是中国电影市场化进程中，最早且最成功的“商业化”探索者之一。
开启“大片时代”： 《英雄》的上映，在商业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也引发了关于“中国大片”模式的讨论。它证明了中国电影可以拍出有史诗感、视觉冲击力强、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影院的商业巨制。这对于当时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商业与艺术的平衡困境： 然而，商业化也带来了挑战。一些评论认为，他在追求商业大片的同时，牺牲了艺术的深度和原创性，过于依赖明星阵容、宏大场面和简单化的叙事。这让一些喜爱他早期风格的观众感到失望。但我们也要看到，在商业制作的框架内，他依然努力地融入自己的艺术思考，比如《金陵十三钗》中对女性群体命运的关注，以及《影》在水墨风格和叙事上的创新尝试。
跨界合作与综合能力： 从电影拍摄到担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总导演，再到杭州亚运会等大型活动的视觉设计，张艺谋展现了他强大的场面调度能力、创意整合能力和对公共事件的理解与表达能力。这种跨界能力，本身就是他作为导演综合实力的体现。
为什么“被低估”的说法不准确？
我认为，张艺谋并未被低估，而是他的成就和定位，与我们当下对“导演”这个职业的期待，存在一些错位。
他的成就已足够高： 他获得的国际奖项（如柏林金熊奖、威尼斯银狮奖、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等），在国内外的声誉，以及他对中国电影工业的影响力，都足以证明他是一位世界级的电影大师。他的名字本身，就代表着一种品质和一种风格。
艺术与市场本来就是博弈： 艺术的纯粹性往往与市场的需求存在张力。张艺谋在不同时期，根据市场环境和自身兴趣，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他的转型，反映了中国电影产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也反映了他作为一个电影人，在不同阶段对电影的理解和追求。将他的商业探索视为“堕落”或“被低估”，是对他整体创作生涯的片面解读。
“大师”的标准过于单一： 我们往往习惯于用“艺术片”的标杆去衡量所有导演，一旦他们走向商业，就觉得他们“变了”。但事实上，很多伟大的导演，比如斯皮尔伯格、斯科塞斯，也都在艺术和商业之间游刃有余地穿梭。将张艺谋简单地归为“艺术片导演”或“商业片导演”，都是对其复杂的创作生涯的简化。
结语
张艺谋是一位伟大的中国电影导演。他的视觉语言，他的对中国文化和人性的洞察，以及他在中国电影产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都是不可磨灭的。我们不能因为他后期的某些作品未能达到早期的高度，或者因为他选择了与时代同步的商业化道路，就断定他被低估了。
相反，我们应该更全面地看待他。他不是被低估，而是他的成就足够高，他的作品足够多，他的创作轨迹足够长，他所处的时代足够复杂，也足够变化。 评价一个像张艺谋这样的导演，需要我们卸下“神坛”的包袱，也放下“怀旧”的滤镜，用一种更开放、更包容、更符合电影史逻辑的视角，去理解他，去评价他。他依旧是中国电影最耀眼的一颗星，只是这颗星，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光芒，照亮着我们对电影的理解和期待。
网友意见
没有低估，张艺谋导演是最能够用镜头和场景体现编剧所想要表达东方故事的导演，他自己并不擅长讲故事。
所以可以看到，拥有着好剧本的电影，无论是大帝国或者是小村庄，张导都可以用他的镜头来演绎的很有韵味，可一但他自己写剧本后，电影就变得一言难尽，同时他的风格也不适合西式风格的剧本，《长城》与《三枪拍案惊奇》就是扑街的很好典型，再看《英雄》与《十面埋伏》，即使在当时收到了不小的批评，但在今天回过头再去看，也是可圈可点的作品，李冯的剧本在那里摆着。
因此张导的电影最好的就是遇到一个好的剧本，他用镜头把它展现出来，除此之外不需要故事支持的情景舞台演出，就是张艺谋最适合的导演工作，有兴趣可以看看他的《印象丽江》，你就会感叹张导对于场景的把控，确实可以宏大到极致的同时又细微到极致，08年夏季奥运会与22年冬季奥运会开幕式显然都属于这种情景舞台演出的范畴内，所以张导就可以把他的优势发挥到了百分之一百二。
作为电影导演，张导需要一个好剧本，才能拍出好电影，但现在老一辈人的审美和时下快节奏的潮流已经不再符合，不过想想张导的身份和地位也不需要好电影才能体现，其实也没有什么可以感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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