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台湾新党四名青年领袖王炳忠、侯汉廷、林明正及陈斯俊突然被台当局“调查局”带走？
台湾新党四青年领袖被带走事件：岛内政治光谱的震荡与观察
2017年12月19日，对于台湾政坛而言，注定是不平静的一天。新党发言人王炳忠、委员侯汉廷、林明正及大陆委员会委员陈斯俊，这四位在岛内被称为“青年才俊”的政治人物，在同一天被台湾“调查局”依违反“国家安全法”等罪嫌带走进行调查。这一事件，无疑在原本就复杂多变的台湾政治版图上投下了一颗震撼弹，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事件经过：一场突然的“约谈”
当日清晨，台湾“调查局”的搜查人员同时出现在了王炳忠等人的住所。搜查过程被描述为“迅速而直接”，搜证人员除了带走相关证物外，也将四位新党青年领袖本人带走。根据当时的报道，此次行动是依据台北地检署的指挥，针对的是他们可能涉及的金钱往来以及是否接受大陆资助等问题。
新党方面，尤其是党主席郁慕明，在事发后第一时间表达了强烈的愤慨和不满。他们认为，这是民进党当局对异议声音的打压，是“政治迫害”的体现。新党方面坚称，四位青年领袖的言行均在法律允许范围内，他们的活动是为了促进两岸交流，不应遭受如此对待。
新党青年领袖及其政治立场
要理解此事件的影响，首先需要了解这四位青年领袖及其所属政党——新党。新党在台湾政坛一直是一个具有鲜明政治立场的政党，尤其是在两岸关系上，它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主张两岸统一。其政治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与台湾主流的“台独”或“维持现状”的政治光谱格格不入。
而王炳忠、侯汉廷、林明正、陈斯俊这四位青年领袖，正是新党在推动两岸交流、吸引年轻世代方面的重要力量。他们活跃于媒体、网络，经常发表亲大陆、反“台独”的言论，并在一些两岸交流活动中扮演积极角色。他们的言论和行动，自然会引起一些政治派别的警惕和不满。
“国家安全法”与模糊的界限
此次调查的核心，在于“国家安全法”等相关法律的适用。台湾的“国家安全法”和“国家安全会议组织法”中，对于涉及“国家安全”和“国家机密”的界定，一直存在着较大的讨论空间。尤其是对于“接受大陆资助”以及“为大陆地区刺探情报”等条款的解释，在不同政治光谱的人看来，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
支持当局调查的观点认为，任何可能危害台湾“国家安全”的行为都应受到法律的制裁，即便只是“潜在的威胁”。他们可能认为，新党青年领袖与大陆方面的接触，其背后可能隐藏着不易察觉的政治渗透或影响力操作。
而新党及支持者则认为，他们的活动属于合法的两岸交流范畴，旨在增进两岸人民的了解和感情，这是符合台湾民众利益的。他们批评当局滥用“国安法”，将正常的政治活动政治化，以此来打压持不同意见的政党和人士。
事件背后的政治角力
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看，这起事件也折射出台湾岛内复杂的政治生态和两岸关系的敏感性。
民进党当局的考量： 在民进党执政的背景下，其对两岸关系的立场是清晰的。对于任何被认为可能“倾统”或与大陆方面“过于亲密”的政治力量，都可能采取更为审慎甚至警惕的态度。此次调查，无论其法律依据是否充分，都可能被解读为民进党当局在“压制”岛内亲大陆的政治声音，以巩固其在两岸议题上的话语权和政策主导权。尤其是在选举前夕，此类行动也可能带有“制造话题”、“转移焦点”的政治考量。
新党的定位与挑战： 对新党而言，这无疑是一次严峻的挑战。一方面，它需要为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活动辩护，证明其合法性，并争取台湾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另一方面，它也面临着如何在台湾主流政治光谱之外，保持自身存在的韧性，并有效回应来自执政党的压力。此次事件，无疑会进一步放大新党在台湾政治中的“边缘化”处境，但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其支持者的凝聚力。
两岸关系的敏感性： 台湾的政治事件，尤其是涉及两岸关系的，往往会受到大陆方面的密切关注。此次事件发生后，大陆方面也表达了对新党人士的支持和对台湾当局做法的批评。这凸显了两岸关系在台湾内部政治运作中的重要影响，以及任何对两岸交流活动的处理，都可能引发来自大陆方面的反应。
公众反应与媒体解读
事件发生后，台湾媒体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和评论。不同媒体的立场差异，也使得事件的解读呈现出多元化的色彩。
支持调查的论调： 一些媒体和评论员认为，“国家安全”不容忽视，即便调查初期并未有确凿证据，但“防患于未然”是必要的。他们可能会强调，任何接受外国（包括大陆）金钱资助以影响政治活动的都应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是维护台湾民主制度的基石。
批评当局的论调： 另一些媒体和评论员则旗帜鲜明地批评当局的“选择性执法”和“政治迫害”。他们认为，台湾社会应该有更多元的政治声音，包括支持两岸交流和统一的声音，不应因为政治立场不同而遭受不公正的对待。他们会将此事件与以往的政治迫害案例联系起来，质疑当局是否在“绿化”台湾社会，压制异见。
中立或观望的解读： 也有部分声音倾向于保持中立，等待司法程序的进一步发展，不轻易下结论。他们可能会分析事件的法律层面、政治层面以及对台湾整体政治生态可能产生的影响。
事件的后续与影响
此次事件并没有立刻得出最终结论，调查仍在进行中。然而，其影响已经开始显现。
对新党的影响： 这起事件无疑会给新党带来舆论压力和内部挑战。未来，新党在两岸交流活动和政治宣传上，可能会更加谨慎，也需要花费更多精力来应对法律上的追究和舆论上的辩护。
对台湾政治生态的影响： 这起事件可能进一步加剧台湾岛内的政治对立，特别是在两岸议题上。它也可能促使不同政治派别在“国安”问题上采取更鲜明的立场，使得政治光谱的划分更加清晰。
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尽管只是台湾内部的政治事件，但它依然触及了敏感的两岸议题。事件的处理方式和最终结果，都可能对未来两岸民间交流的氛围产生一定的影响。
总而言之，台湾新党四青年领袖被带走调查事件，绝非一个孤立的法律事件，而是台湾政治光谱震荡、两岸关系敏感性以及司法公正性等多重因素交织的复杂产物。观察和分析此事件，需要跳出单一的视角，深入理解其背后所蕴含的政治逻辑、社会动态以及两岸关系的深层影响。
2017年12月19日，对于台湾政坛而言，注定是不平静的一天。新党发言人王炳忠、委员侯汉廷、林明正及大陆委员会委员陈斯俊，这四位在岛内被称为“青年才俊”的政治人物，在同一天被台湾“调查局”依违反“国家安全法”等罪嫌带走进行调查。这一事件，无疑在原本就复杂多变的台湾政治版图上投下了一颗震撼弹，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事件经过：一场突然的“约谈”
当日清晨，台湾“调查局”的搜查人员同时出现在了王炳忠等人的住所。搜查过程被描述为“迅速而直接”，搜证人员除了带走相关证物外，也将四位新党青年领袖本人带走。根据当时的报道，此次行动是依据台北地检署的指挥，针对的是他们可能涉及的金钱往来以及是否接受大陆资助等问题。
新党方面，尤其是党主席郁慕明，在事发后第一时间表达了强烈的愤慨和不满。他们认为，这是民进党当局对异议声音的打压，是“政治迫害”的体现。新党方面坚称，四位青年领袖的言行均在法律允许范围内，他们的活动是为了促进两岸交流，不应遭受如此对待。
新党青年领袖及其政治立场
要理解此事件的影响，首先需要了解这四位青年领袖及其所属政党——新党。新党在台湾政坛一直是一个具有鲜明政治立场的政党，尤其是在两岸关系上，它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主张两岸统一。其政治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与台湾主流的“台独”或“维持现状”的政治光谱格格不入。
而王炳忠、侯汉廷、林明正、陈斯俊这四位青年领袖，正是新党在推动两岸交流、吸引年轻世代方面的重要力量。他们活跃于媒体、网络，经常发表亲大陆、反“台独”的言论，并在一些两岸交流活动中扮演积极角色。他们的言论和行动，自然会引起一些政治派别的警惕和不满。
“国家安全法”与模糊的界限
此次调查的核心，在于“国家安全法”等相关法律的适用。台湾的“国家安全法”和“国家安全会议组织法”中，对于涉及“国家安全”和“国家机密”的界定，一直存在着较大的讨论空间。尤其是对于“接受大陆资助”以及“为大陆地区刺探情报”等条款的解释，在不同政治光谱的人看来，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
支持当局调查的观点认为，任何可能危害台湾“国家安全”的行为都应受到法律的制裁，即便只是“潜在的威胁”。他们可能认为，新党青年领袖与大陆方面的接触，其背后可能隐藏着不易察觉的政治渗透或影响力操作。
而新党及支持者则认为，他们的活动属于合法的两岸交流范畴，旨在增进两岸人民的了解和感情，这是符合台湾民众利益的。他们批评当局滥用“国安法”，将正常的政治活动政治化，以此来打压持不同意见的政党和人士。
事件背后的政治角力
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看，这起事件也折射出台湾岛内复杂的政治生态和两岸关系的敏感性。
民进党当局的考量： 在民进党执政的背景下，其对两岸关系的立场是清晰的。对于任何被认为可能“倾统”或与大陆方面“过于亲密”的政治力量，都可能采取更为审慎甚至警惕的态度。此次调查，无论其法律依据是否充分，都可能被解读为民进党当局在“压制”岛内亲大陆的政治声音，以巩固其在两岸议题上的话语权和政策主导权。尤其是在选举前夕，此类行动也可能带有“制造话题”、“转移焦点”的政治考量。
新党的定位与挑战： 对新党而言，这无疑是一次严峻的挑战。一方面，它需要为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活动辩护，证明其合法性，并争取台湾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另一方面，它也面临着如何在台湾主流政治光谱之外，保持自身存在的韧性，并有效回应来自执政党的压力。此次事件，无疑会进一步放大新党在台湾政治中的“边缘化”处境，但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其支持者的凝聚力。
两岸关系的敏感性： 台湾的政治事件，尤其是涉及两岸关系的，往往会受到大陆方面的密切关注。此次事件发生后，大陆方面也表达了对新党人士的支持和对台湾当局做法的批评。这凸显了两岸关系在台湾内部政治运作中的重要影响，以及任何对两岸交流活动的处理，都可能引发来自大陆方面的反应。
公众反应与媒体解读
事件发生后，台湾媒体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和评论。不同媒体的立场差异，也使得事件的解读呈现出多元化的色彩。
支持调查的论调： 一些媒体和评论员认为，“国家安全”不容忽视，即便调查初期并未有确凿证据，但“防患于未然”是必要的。他们可能会强调，任何接受外国（包括大陆）金钱资助以影响政治活动的都应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是维护台湾民主制度的基石。
批评当局的论调： 另一些媒体和评论员则旗帜鲜明地批评当局的“选择性执法”和“政治迫害”。他们认为，台湾社会应该有更多元的政治声音，包括支持两岸交流和统一的声音，不应因为政治立场不同而遭受不公正的对待。他们会将此事件与以往的政治迫害案例联系起来，质疑当局是否在“绿化”台湾社会，压制异见。
中立或观望的解读： 也有部分声音倾向于保持中立，等待司法程序的进一步发展，不轻易下结论。他们可能会分析事件的法律层面、政治层面以及对台湾整体政治生态可能产生的影响。
事件的后续与影响
此次事件并没有立刻得出最终结论，调查仍在进行中。然而，其影响已经开始显现。
对新党的影响： 这起事件无疑会给新党带来舆论压力和内部挑战。未来，新党在两岸交流活动和政治宣传上，可能会更加谨慎，也需要花费更多精力来应对法律上的追究和舆论上的辩护。
对台湾政治生态的影响： 这起事件可能进一步加剧台湾岛内的政治对立，特别是在两岸议题上。它也可能促使不同政治派别在“国安”问题上采取更鲜明的立场，使得政治光谱的划分更加清晰。
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尽管只是台湾内部的政治事件，但它依然触及了敏感的两岸议题。事件的处理方式和最终结果，都可能对未来两岸民间交流的氛围产生一定的影响。
总而言之，台湾新党四青年领袖被带走调查事件，绝非一个孤立的法律事件，而是台湾政治光谱震荡、两岸关系敏感性以及司法公正性等多重因素交织的复杂产物。观察和分析此事件，需要跳出单一的视角，深入理解其背后所蕴含的政治逻辑、社会动态以及两岸关系的深层影响。
网友意见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汉廷这两句诗念得也不错。他为了国家和民族，甘愿效仿先人，即使牺牲自己生命也心甘情愿，绝不会因为自己可能受到祸害而躲开。
汉廷年纪轻轻，水平就如此之高，未来前途定是不可限量。
李敖几十年前的文章里就说过，民进党先天缺陷就是什么都是跟国民党学的，是苏联式的政党，所以咯，做出今天这种事情也不奇怪。
简言之，民进党其实根本就没有民主自由的基因，它们的基因还是蒋光头的基因。
这事件的好处是什么？
证明了大陆过去的说法没错啊，什么叫虚伪的民主？这就是了！
李敖被台湾人称作李大师不是没道理的
民进党不「革命」吗？ /作者：李敖 1988.7.6
国民党在七月七日召开十三全会，民进党针对国民党宣布不改变「革命」民主政党属性一事，决议在同一天，举办「反革命」群众大会，以为对垒云。
四十年前，胡适写「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指出：英美的政党叫甲式政党，苏联的政党叫乙式政党，甲式政党的特色是党员没有确定人数、党籍没有纪录可查，人人可以自由登记为某党党员，没有党的纪律可以约束投票等；乙式政党的特色正相反，它有严密的组织、有确定的人数、有详细精密的党籍、入党必须经过调查，成为党员后必须服从党的纪律，否则将受惩戒等。乙式政党虽然也用「政党」的名称，但性质和甲式政党完全不相同，这些区别，往往为一般人所忽略。胡适这一提醒，转眼四十年过去了，到了今天台湾，这一忽略，还在方兴未艾呢！
为什么？因为今天台湾的政党，都还是变形的乙式政党，都还在「革命」的情怀下不肯「甲」天下，最妙的，连民进党自己，居然也一出道就自甘「乙」类，这就未免太讽刺了。国民党、共产党等乙式政党，个个有它的历史包袱，脱胎换骨，谈何容易；但民进党是新成立的党，党中才俊，无一不以提倡英美式民主政治为目标，如今自己成立的党，却一出手就苏联式起来，故意不肯一身轻，而要把包袱朝肩上背，同时还指摘别人不该背包袱，这种妙事，岂止讽刺，简直太滑稽了！
民进党在政党属性上，我们看来看去，看不出它的「反革命」反在哪里？党章也、党旗也、党徽也、中央党部也、县市党部也、乡镇市区党部也、特种党部也、中央执委会也、党主席也、中央执行委员也、中央常务执行委员也、中央评委会也、中央评议委员也、中央常务评议委员也、入党介绍人也、填表也、宣誓也、缴纳党费也、颁发党证也、全国党员代表大会也、县市党员大会也、乡镇市区党员大会也、中央党部秘书长副秘书长也、本党内规也、纪律及仲裁也、警告也、公开谴责也、留党察看也、开除党籍(除名)也。……..种种种种，无一不是乙式政党的模子，并且还青出于蓝。试看英美式民主政党政治中，参加政党，乃人民参政权的一种，任何政党无权限制人民加入它，但民进党入党条件限制之严、门槛之高、不便之甚，在在令人惊异。入党要党中大亨介绍、工作委员引进，久而久之，其结果可想而知，一方面陷入封闭性而不能成其大，一方面助长山头性而适足见其小。美国人民想要成为民主党员或共和党员或其它党党员，只消有同一政治理想，就可以自认是那个党的党员，除了登记一下，别无其它条件，正所谓「我欲党，斯党至矣！」这种柔性政党的良法美意，岂不正值得民进党去学？但民进党却缺乏开党气象，一开始就小鼻子小眼，露了相。台湾三四十年没有一个反对党，如今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就这样误入歧途，真是可悲！
民进党还没执政，所有名位还是空头的、还是画饼状态，他们就荒腔走板、弃尽所守如此，将来一旦飞黄腾达，还得了吗？基本原因，就在要过过做中常委等名位的干瘾，民进党人想当一名国会议员，至少要掌握七万张人民的选票，可是当一名党的中常委，只要掌握百来名党员的票即可，民进党有党员千余人，支持它的选民一百六十万，以千余人选出来的代表，来领导一百六十万选出来的国会代表，又何乐不为？但党员乐，党却苦矣，政党政治更苦矣，哀哉！
打着民主反民主 /李敖 1988.07.24
国民党性好媚外，媚外之道多端，其中一项，是喜欢把条条大路冠以外国人名，从史迪威公路到麦克阿瑟公路到罗斯福路，一干路等，都是证据。罗斯福路是纪念美国小罗斯福的，此公能当上总统，得力于一员大将使他上路，这员大将，就是史密斯（Alfred Emanuel Smith）。
史密斯外号「快乐战士」（Happy Warrior），他是美国民主党的掌门人，四任纽约州长，同时也是民主制度的热情拥护者，有的人发觉民主有流弊，主张来点别的，史密斯笑起来，他说下千古名言：『治好民主的所有毛病是更多民主一点。』（All the ills of democracy can be cured by more democracy. ）
这句名言，国民党曾加以剽窃，说是他们祖师爷说的。事实上，这是往自己脸上贴金。因为只有对民主有深刻理解与信仰的人，才会说出这种话，国民党差得远！
国民党差得远，民进党又如何呢？民进党是国民党的公开学生或私淑弟子，许多民进党员对民主的理解与信仰，其实也是可疑的。可疑中最有趣的，是他们对民主的行动诠释。民进党争民主，我双手赞成；争民主付诸行动，我也双手赞成。但是行动起来，必须「更多民主一点」，才能无负初心。可是，事实上，一次又一次的，民进党却在以行动作贱民主，对民主作走火入魔的行动诠释，这样子干法，又比国民党高到那儿去呢？
例如民进党式民主，动辄搞群众大会声讨，进行请愿。群众大会是最欠理性的，是独裁国家的煽情法宝，本来就容易对民主构成伤害，民进党搞群众大会于先，再进行请愿于后，配合之妙，无异火上加油。请愿并没有什么不对，「请愿权」（right of petition）是今日各国宪法（包括所谓中华民国宪法）所承认的人民权利之一，当然可以行使，但是请愿的本质，有它的历史背景，那就是向统治者陈情。英国国会在起初并不能制定法律，法律是国王制定的，议员仅能向国王陈情，请求制定法律以纾民困。由于同类案件过多，所以请愿开始合并，以集体作业行之。进而演变成国王根据两院的献议（by and with the advice）制定法律，而国会于是取得制定法律之权。进而在1689年，以『人权清单』（Bill of Rights）规定向国王请愿为人民权利。这一观念与制度，自此风行世界，形成了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之一。正因为请愿的历史背景是向统治者陈情的，所以在气氛上，它是一种心平气和的陈述行动，而不是一种慷慨激昂的暴乱行动。今日各国宪法所规定的请愿权，立法原意，都是要求下情上达、有话好说，这样才符合民主风度的规格。
以前在大陆，安徽学生向军阀请愿，军阀开枪，有的竟被打死了。后来胡适写了一首诗，诗中有一句话是「请愿而死，究竟是可耻的！」意思是说，人要作战而死，不要求情而死。请愿基本上是一种陈情行动，被陈情者如果顽如军阀，就该革他的命，而不要向他求情；相对的，如对「更多民主一点」有所理解与信仰，就该有民主风度的去请愿。一方面向立法院请愿，一方面又粗暴的拆立法院招牌，这不是民主风度，这种人，有种就去革命，实在不必作贱民主如此。国民党打着民主行独裁，固为我们所痛心；民进党打着民主反民主，也为我们所疾首，热爱民主的人，务必保持警觉，别被他们带入歧途。
将近30年前，李敖就做出了精确的预言，相对于知乎上的李敖黑，李大师比你们真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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