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医生，在飞机、火车等旅途中听见广播里说有一名旅客需要诊治，会怎么做？
首先，听到广播的那一刻，我不会犹豫。 我会立即举手示意乘务员，让他们知道我是医生。通常，他们已经有了初步的判断或者有专门的急救箱，所以我会主动上前，提供我的身份信息。我会尽量用清晰、沉稳的语气说：“你好，我是医生，请问哪里有情况？我能提供帮助。”
接着，我会迅速评估现场情况。 在前往病患身边的路上，我会快速扫视周围，留意是否有其他医务人员（虽然可能性不大，但也不能排除）。到达后，我会根据乘务员的指引，快速走到需要帮助的旅客身边。
最关键的是初步评估（Primary Survey）。 这套流程在我脑海里根深蒂固，基本上是条件反射：
A（Airway）： 我会立刻查看患者的呼吸道是否通畅。是不是有异物阻塞？如果患者没有反应，我会轻柔地抬起下巴，打开气道。
B（Breathing）： 我会检查患者是否有呼吸，呼吸的频率和深度如何，有没有呼吸窘迫的迹象。我会靠近患者的口鼻，感受是否有气流，观察胸廓是否有起伏。
C（Circulation）： 如果患者没有反应或呼吸异常，我会迅速触摸颈动脉或桡动脉，判断是否有脉搏，以及脉搏的强弱和频率。同时，我会观察患者的皮肤颜色，是否有苍白、发绀等情况。
D（Disability）： 我会快速评估患者的意识状态。是清醒的？嗜睡的？还是昏迷的？我会尝试叫醒他，看他是否有反应，是否有眼神交流，能否遵从简单的指令。我会对疼痛刺激做出反应。
E（Exposure/Environment）： 在保障患者隐私和保暖的前提下，我可能需要简单地暴露患者身体的某些部位，以便更好地进行检查，比如查看是否有明显的出血、外伤等。同时，我也会留意周围环境是否有危险因素。
在整个评估过程中，我会 保持冷静，并且主动寻求信息。我会询问乘务员患者的初步情况，比如是怎么发生的，之前有什么不舒服。如果患者有意识，我会直接与他沟通：“先生/女士，您好，我是医生，您感觉怎么样？哪里不舒服？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会注意观察他的表情、肢体语言。
一旦初步评估完成，我就会 判断情况的紧急程度。是突发的心脏骤停？呼吸困难？还是急性过敏？或者是比较轻微的不适？
根据评估结果，我会制定接下来的行动计划：
如果患者情况危急，需要心肺复苏（CPR）或除颤（AED）：我会毫不犹豫地立刻开始急救。我会指挥乘务员去拿急救箱，特别是里面的除颤器（AED）。如果有其他医务人员，我们会分工合作。这是与时间赛跑的时刻，我会专注于最关键的抢救措施。
如果患者有呼吸困难或胸痛：我会进一步询问病史，比如有没有心脏病史、哮喘史等。我会尝试让患者采取一个舒适的体位，并观察是否有其他辅助检查的可能（比如是否有随身的药物）。
如果患者是晕厥或低血压：我会考虑让患者平躺，抬高双腿，并尝试找出原因。
如果患者有外伤：我会评估伤口的严重程度，进行必要的止血或包扎，并尽量减少二次损伤。
如果患者病情相对稳定，但需要进一步观察或用药：我会根据随身携带的急救药品或者在乘务员协助下获取的药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比如，如果患者有带药，我会询问他是否是他的常用药，以及用药后的反应。
与乘务员的沟通至关重要。我会明确告知乘务员患者的病情以及我需要的协助。比如：“请帮我准备氧气瓶。”“请联系地面急救中心，告知患者情况。”“我们需要一个平坦的空间进行抢救。”他们是我的得力助手，他们的配合能极大地提高救治效率。
同时，我也会考虑患者的隐私和尊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会尽量避免围观，请求其他旅客保持距离，或者让乘务员用毯子等物品为患者遮挡。
在救治过程中，我会 持续观察和评估患者的反应，并根据情况调整治疗方案。我会记录下我的观察和采取的措施，为后续的地面医务人员提供详细的信息。
当飞机降落或列车到达车站后，我会将患者移交给等待的地面医务人员。我会详细地汇报患者的情况，包括我的初步判断、采取的措施、患者的反应以及任何我获取到的重要信息。我会一直待在患者身边，直到交接完成，确保患者能够得到最及时的后续治疗。
整个过程，说起来有很多步骤，但实际上都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的。在那个时刻，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尽我所能，挽救生命。旅途的疲劳、个人的休息，在这一刻都会被抛到九霄云外。这大概就是作为一名医生的职业本能吧，无论在哪里，无论何时，只要有需要，就会挺身而出。
网友意见
这个我遇到过两个病例，不过是在飞机上
第一例，2012年11月，医学院MD第二年末旅行，从墨尔本飞迪拜，阿联酋航空，十几个小时的航程，大概在起飞四个小时后有广播问有没有医疗人员，年轻气盛，自然站了起来。到病人身边的时候已经有一个葡萄牙的退休外科医生和他的夫人（麻醉医生）在场了，大舒一口气。病人是西班牙籍的60多岁的女性，和老公一起去澳洲度假归国。我一看病人已经没有呼吸心跳了，人也是惨白的，一翻眼睛，瞳孔已经散漫了，知道其实病人已经过世了，葡萄牙的外科医生也朝我摇了摇头
接着20分钟里，我们通过卫星电话和地面医疗官商议了方案，例行CPR了20分钟，麻醉医生给了一针心内的肾上腺激素，自然没有什么奇迹
我安慰了一下几乎听不懂英语同行的丈夫以后她的遗体被推到了A380最后面的厕所并被锁上，填写了事件经过表格，下飞机前阿联酋航空给了我一个纪梵希的化妆包作为感谢，并为我提供了下一程登机的优先登机凭证
我当时觉得这个病人应该是很大的肺栓塞，不然不会这么快就过世。不过这也是很难救回来的毛病。
还有就是我对于阿联酋空务人员的急救能力有非常大的质疑——在用面罩通气时，完全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密封，也没有使用气道的动作chin lift, jaw thrust打开气道，造成了他们吹进去的气完全没有得到利用。还有就是CPR的位置，力道完全都是不提供任何有效的按压的。就算真的可以用CPR救回来，我觉得他们这个基本水平也无法办到
第二例是去年7月，实习医生，从东京飞墨尔本，捷星航空，10个小时的航程，大概在最后2个小时有广播。病人是一个21岁的日本女孩子，对鸡蛋过敏，但是不小心吃了一点飞机餐中的鸡蛋，心跳呼吸很快，但是神志清醒。
我是第一个到达的医生，后我而来的居然是原来在我院工作的麻醉主任医师，同时也是柏林训练的德籍急诊医生Dr. E，我在柏林学习过一段时间又是同一个医院，我们互相自我介绍以后觉得命运很巧妙，然后就一起检查了病人，当时我的心是很安心的，在过敏性休克的情况下，麻醉医师是最适合治疗这类病人的专业。
病人血压血氧都很稳定，听诊有一点全肺哮鸣音，我给她吸了点氧，用了Loratadine 10毫克，一边和Dr. E唠嗑一边观察了病人20分钟，她的呼吸明显改善，可以开始说整句话，我把剩下来的药给了她，叫她落地以后去医院再次检查，然后就离开了。
事后捷星的工作人员问我要不要吃点喝点什么（捷星是廉航，付费吃喝），我说不用，反复来问了几次来表达感谢之情，我都没有接受（因为不饿），他们自己给我免费开通了付费的电视，并为我提供了优先下飞机的选择。
总体来说这次经历的感受还是不错的，捷星航空不愧是老牌澳航旗下的，医药包里面的东西非常齐全，剂量指导也很明确。而且病人最后因为我的努力而成功的被救治，真的是非常有成就感的，应该是我人生中觉得自己最帅的时刻之一，有一个经验老道的长辈在身边也是一剂强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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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西方国家的话我不表明身份前去帮助是违法的，和警察看到暴行不行阻止，救生员消防员见到危机不帮助一个罪，但是如果有不好的结果你是被good samaritan law保护的，就是不管结果如何，你都没有责任——澳洲历史上有很多这种情况病人死了家属告医生——没有一个病人胜诉。
如果是在中国我觉得我依然会表明身份，提供基本的建议，问诊和检查，包括在病人危急状况提供复苏，但是应该不会对病人有任何侵入性的治疗，例如如果发现病人是张力性气胸我可能就当场像电视剧里一样拿一支笔就插胸了，在国内可能就不会
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对医生的保障和尊严问题，不要对在未来可能救你们的医生们同室操戈，不然有能力，有抱负，有信仰的医生会越来越少。
这一点上我和国内的同仁们站在一起
好难过。因为一些沙比的沙比行为，导致我们如果遇到这种情况都没人愿意上前帮助。恨死那些讹人的沙比了！
这事儿我干过。
一句话，压力山大！
两三年前博士在读，我三十，父亲六十。商量好一起出来旅游一趟以资纪念，地点是西安。父亲从家去，我从北京去。
就在去西安的列车上，开车不久就有广播找医生。当时想想还是决定去看看，一路上有点纠结，不知道会碰到什么情况，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搞定。
我是一名心脏外科医生。外科和内科不一样，内科医生一般通科知识比较全，有点资历的基本都能应付，外科的基本上就只能处理自己专业的情况。而急诊处理最重要的是诊断和鉴别诊断，处理倒在其次。
到了现场首先向列车长表明我只会看心脏病，列车长听见以后两眼放光，说他就是心脏病！他心慌！他透不过气！
我：……
心慌的原因可以有一万种的……
没办法，到现场了也只有硬着头皮上。全面的问诊，现病史、既往史、生活史、家族史。呼吸快，脉速，体温不高（列车急救箱里的体温计是坏的，只能用手摸），血压正常。然后体检，肺部没问题。心率快，120+，节律齐，无杂音。腹部查了一下也没事。
坦率地说，到此为止我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诊断，只是感觉他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就是一时的不适。急救箱里的药实在是没啥可用，也没有氧气包。我只能建议列车员把这个年轻人安置在通风良好的卧铺休息一下，做了一下安抚，告知没有什么大碍，嘱咐下站下车去医院就诊，又告诉列车员我的车厢和铺号，有事随时找我。
随后偷偷给导师打了个电话，导师想了想，觉得也没什么问题。最后熬到下站到站，一直都没人来找，心才落了地。
说实话，以前在电视里新闻里听见看见这样的消息会觉得很酷。但当自己身临其境的时候才能感觉到巨大的压力。没有任何人可以帮你，没有任何辅助检查，没有什么有效的药品，连氧气包都没有。只有十几个乘务员和乘警围着看你，等你说话给意见给指示。那种情况下，所有人都视你为权威，你嘴一张，要错了可能就会导致巨大的失误，甚至有可能生生端走一条人命。
而且，我国的医师处方权是严格规定在注册医院内的，院外120怎样不是很清楚，但这种现场志愿救助是法律的空白。甚至连基本的法律精神都不确定，见义勇为助人为乐到底是从好的方面去鼓励还是严格管控，没人给个说法。如果诊断错误救助失败医师是否需要承担责任谁也说不清。
所以，经历过那次以后，我想了很多。这种情况，最适合挺身而出的是急诊科医师，其次是内科医师。而我，没有全面的急救技巧，最多只能作为他们的支持和辅助，是不适合独立应对这种情况的。
前两天有个新闻，上海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葛均波（中科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在赴美航班上救助了一位美国患者。巧的是这位患者正好是房颤术后心慌，对了他的路。可如果是个急腹症呢？或者脑血管意外？癫痫发作？只怕葛院士的压力也会很大吧。
站在事外评价总是很容易，身处其中才能体会不一样的滋味。挺身而出的都是好人，而没有站出来的也不能说冷漠。弘扬正义构建和谐可以表彰热心肠，但不应该批判那些沉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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