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国外不充分借鉴中国新冠肺炎防治的经验？

关于“为什么国外不充分借鉴中国新冠肺炎防治的经验”这个问题，可以从多个维度进行分析，并且涉及到很多复杂因素。以下我将尽量详细地阐述：

一、疫情初期的不同认知和应对策略的差异

中国模式的独特性和早期压制：
中国在疫情初期采取了极端的“清零”政策，包括大规模封锁、强制隔离、出行限制、大规模核酸检测等。这种模式的有效性，尤其是在控制病毒早期传播方面，是显著的。
然而，这种模式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社会治理体系、以及民众的高度配合。这些因素在许多西方国家是难以复制的。
早期认知差异：在疫情早期，全球许多国家对新冠病毒的传染性、致病性以及传播方式的认知并不如中国清晰和及时。很多国家最初是按照对待季节性流感的方式来应对，希望通过限制聚集和保持社交距离来减缓传播，而不是采取彻底的“清零”措施。

西方国家采取的策略（早期）：
“群体免疫”理论（初期）：一些国家（如英国早期）曾考虑过“群体免疫”的策略，即允许病毒在部分人群中传播以建立群体免疫。虽然这一策略后来被修正或放弃，但它反映了早期对病毒传播和影响的不同判断。
“压平曲线”（Flatten the curve）：大多数西方国家采取的是“压平曲线”策略，旨在通过社交距离、戴口罩、限制聚集等措施减缓病毒传播速度，避免医疗系统崩溃，而不是追求零感染。
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优先：西方国家普遍高度重视个人自由和权利。大规模、强制性的封锁和出行限制与这些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和法律体系存在冲突。因此，在没有压倒性证据和广泛社会共识的情况下，实施类似中国的严厉措施面临巨大的政治和社会阻力。

二、经济和社会成本的考量

中国模式的高昂成本：
中国实行的“清零”政策虽然在控制病毒传播方面卓有成效，但也付出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成本。长时间的封锁、停工、出行限制严重影响了经济活动，给供应链和全球经济带来了冲击。
对个人生活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包括对心理健康、教育、社交活动等的限制。

西方国家的权衡：
西方国家在制定防疫政策时，需要仔细权衡公共卫生需求与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
他们认为，长期的、严厉的封锁可能会对经济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导致失业率上升、企业倒闭、贫富差距加剧等问题。
因此，他们更倾向于在一定程度上“与病毒共存”，通过疫苗接种、药物研发、医疗系统升级等方式来管理疫情，而不是试图完全消灭病毒。

三、社会制度和治理模式的差异

中国：强国家动员与集中式决策：
中国共产党拥有强大的执政能力和资源动员能力。在危机时刻，政府能够迅速做出决策并强制执行，社会组织和公民也普遍接受政府的统一指挥。
这种模式使得大规模封锁和强制措施能够相对顺利地实施。

西方国家：多元化社会、分权制和民主程序：
西方国家通常是多元化的民主社会，权力分散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司法部门之间。
政策制定需要经过议会辩论、专家咨询、公众意见征集等多个环节，决策过程相对漫长且复杂。
民众的权利和自由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政府的权力受到制约。强制性措施的实施需要充分的法律依据和社会支持，否则容易引发抗议和法律挑战。

四、科学认知的演变和策略调整

病毒特性的不断更新：随着疫情的发展，科学界对新冠病毒的了解也在不断深入。病毒的变异、传播方式（如气溶胶传播）、疫苗和药物的有效性等信息都在不断更新。
从“清零”到“与病毒共存”的全球性转变：随着疫苗的普及和病毒变异株（如奥密克戎）的出现，许多国家认识到“清零”策略在长远来看是难以持续的，并且其经济和社会成本过高。因此，全球范围内都出现了从“清零”或严格限制到“与病毒共存”的策略转变。
借鉴的含义多样化： “借鉴”并非意味着完全照搬。其他国家可能会借鉴中国在早期控制疫情中的某些技术手段（如早期的大规模核酸检测作为监测工具），或者在快速建设方舱医院方面的经验，但并不会全盘采纳其整体的社会管控模式。

五、政治因素和国家关系

地缘政治和信任问题：在某些情况下，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也会影响到经验的借鉴。对中国的戒备、不信任或竞争关系，可能会使得一些国家在主动寻求或采纳中国经验时有所保留。
“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一些国家对中国崛起的警惕，可能会影响到其对中国模式的评价和借鉴意愿。

六、实际操作和细节的差异

技术能力和资源：大规模核酸检测、行程码追踪等技术手段，需要强大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和数据管理能力。一些国家在这方面可能存在差距。
社会文化：口罩佩戴、社交距离、居家隔离等行为的接受度也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

总结来说，国外不充分借鉴中国新冠肺炎防治经验，并非简单的不愿学习，而是因为：

1. 中国模式具有其独特的国情和制度基础，许多要素难以在其他国家复制。
2. 西方国家在疫情初期对病毒的认知和风险评估与中国不同，选择了不同的应对策略。
3. 经济、社会成本和个人自由是西方国家在政策制定时必须权衡的重要因素。
4. 社会制度、治理模式和法律体系的根本差异限制了政策的采纳范围。
5. 科学认知的演变和全球策略的调整也使得“清零”模式的吸引力下降。
6. 政治和地缘政治因素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验的借鉴。

因此，更准确的说法是，其他国家在应对新冠疫情时，是在自身国情、价值观、经济承受能力、以及不断演变的科学认知基础之上，选择性地吸收和调整各种防疫策略，而非全盘照搬单一模式。中国经验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但不能简单地期待其他国家完全复制。

网友意见

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建议去B站看一部纪录片《派出所的故事》，里面有三期节目专门记录的就是抗疫期间上海某派出所的日常工作情况，包括如何处理矛盾纠纷、如何做好隔离人员生活保障、如何抓捕诈骗分子等等。当然，这其中也间接记录了社区工作人员是如何事无巨细的摸排管理每一个住户的。纪录片挺有意思，有时间的人可以看一看。

中国这次能取得抗击疫情的胜利，一部分是一线医护人员的功劳，但在医院之外的这些人也同样是胜利的保障。欧美国家在医护人员的素质上并不比中国差，但至少在目前，他们是无法完成这样的动员的。

更何况，在前面两个月，他们把中国的防疫政策骂的一无是处，现在再去借鉴中国的经验，这脸还要不要了？

因为，他们历史上经历的苦难太少。

美国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的米歇尔·盖尔范德(Michele Gelfand)教授，3月13日在《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Globe)上发表文章《绝疫求生：美国必须紧起来》（To survive the coronavirus, the United States must tighten up）。

文章中说，她曾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根据各国将公共规则置于个人自由之上的程度将其归类为“紧”或“松”。文章里说：“像中国、新加坡和奥地利这样的严密社会，有许多规范社会行为的规则和惩罚。这些地方的公民习惯于以加强良好行为为目的的高度监控。在美国、意大利和巴西等宽松文化国家，规则较弱，也更加宽容。”

与一些政治性论文不同，她认为，严格程度和宽松程度之间的这些差异不是随机的：“法律最严格、刑罚最严厉的，是那些有过饥荒、战争、自然灾害，以及瘟疫暴发历史的国家，是的，还有那些病原体暴发的国家。这些灾害频发的国家已习得几个世纪以来的惨痛教训：严格的规则和秩序能挽救生命。与此同时，面临着很少威胁的文化——例如美国——拥有放任自流的奢侈。”

盖尔范德说，这非常明显，“像新加坡和香港这样以‘严格’著称的社会……已对新冠病毒做出了最有效的反应。”

在文章最后，盖尔范德总结说：“在所有不确定因素中，我们要记住，病毒的轨迹不仅与冠状病毒的性质有关，文化的影响也一样大。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宽松的文化设定需要做出重大转变。”

所以说，美国的精英们也同样明白，优越的环境培养出放荡不羁的个性，而恶劣的条件自然会造就纪律严明的团体。很多情况下，“多难兴邦”不仅是一句自我安慰自我调侃的口号。

以前我们也沉迷意识形态斗争，阶级斗争，资产阶级的任何东西都当成毒药。

后来国家穷到爆，企业赚不来钱，人民饭都吃不上，于是我们发现世界不是非黑即白，我们可以走中间地带，或者第三条路。

我们不在拘泥于一成不变的原教旨主义纲领，我们开始动态的自我变革。与其说是一种意识形态，不如说是一种看待意识形态的一种态度。

有了那种开放且自我革新的态度后。

我们开始意识到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我们变得实事求是，相信科学是第一生产力，认为经济发展是头等大事，让人民幸福是最重要的使命。

于是我们学会接纳，接纳西方的市场经济，接纳西方的先进文化，合适的都可以拿过来，甚至开创一国两制这种别人不敢想的事。

而这个学费交了整整一代人。

现在西方把控话语权，让我们产生了一个误解，误以为我们没有全盘接受西化就是不够开明，让我们以为没有给西方白老爷跪下就是腐朽，甚至一部分疯子觉得我们没和苏联一样解体就是逆时代潮流。

那是因为西方意识形态输出过于强势了，那并不是开明，只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另一个极端。毕竟俄罗斯发展到今天，香蕉人谁想移民过去？伊拉克是民主了，谁想过去住两天？我也没见他们谁因此说美国输出的价值观有毒啊，因为他们并没有科学客观的看待这件事，他们依旧是抱着意识形态跳大神。西方理念输出者有很大一部分根本没有包容心，只要求我们包容甚至被取代。

事实上我们是非常能够接纳其他不同意识形态体制优点的。远胜于他们对我们体制的接纳。有些西方学者也很惊叹这一点:中国很了解西方，但西方不了解中国（如马丁雅克）。

就像我们发现自己不如西方的时候，会考虑学习，吸纳优势，虽然也咣咣咣讲一大堆政治，但是不耽误挣钱，不耽误吃饭，甚至还恨不得挣得比资本主义还多。最后我们直接拿发展结果来衡量前面摸的石头对不对，而这个观念在今天就成了废话。这不就是和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完全不同了吗。

究其根本，是因为现在中国全民已经有了共识，我们认为生命中有健康，有钱，快乐这些就够了，“讲政治”是手段不是目的，像防疫这种生死大事，我们会配合国家以科学自救，而不是靠意识形态获得天神护体。西方政治正确其实是很偏激的，他们容不得第二种意识形态，甚至觉得中国制度会把一切搞砸，哪怕是我们有非典的经验去防疫，也依然觉得我们会死的很惨。他们甚至同情起我们的自由问题，而忘了选择配合政府也是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们的民间最大的自由意志呼声正是要求最强硬手段挽救最多的生命。所以他们对自由的理解，极其狭隘，甚至可怕，可怕到疫情期间能眼睁睁看着民众死去，都不敢强硬一点封锁城市。他们已经腐朽到了这个地步，为什么不去学学如何包容其他思想呢？

因为他们是世界的主流声音，所以彼此之间不觉得自己不开化。疯人院里病友们都觉得自己是正常人，只而外面的正常人才有病。

固执至此，更不要说向蛮夷（中国）学习。就算学了点东西到最后也是师夷长技以制夷。

我们犯过这种病，所以每每看到他们出错，我们总会会心一笑说“他们又拿了大清的剧本。”

疫情期间需要发挥集体主义的时候，他们能学咱什么呢？

封城？难。

他们刚骂完中国，自己疫情就来了。这些媒体人搜集封城相关资料的时候，输入关键字搜出来的说不定还是自己昨天骂中国的文章呢。脸红的尴尬还没消退，你让他们一时之间怎么转变？

说句不好听的，想学到全民共识级别的认知，得流血。不是我咒他们的老百姓，我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我只是阐述一个冷酷的事实，想要进步你只能面对它。

你不得不承认有的时候，社会的进步就是带血的，想要收获必然要付出代价。

想让这些西方人理解世界制度上的多元化，光靠那些假惺惺的白左是完全不够的。必须得用生命级别的“真香定律”去体会，用心去看，接受自己“学了中国的方法并不代表退步”这个事实。而且不能是少部分精英觉醒，要大部分国民一起认同。不然这些先驱过几年就不再是执政党了，就四年一届的工作，他们敢逆着来么。

我的私心从不是美国死更多人，我的私心是希望他们永远学不会实事求是，那是我们好不容易学到的东西，你没交学费，凭什么懂。

人在美国，我经过这两个礼拜在医院的经历，算是搞明白了一些事。下个礼拜就要帮忙分流急诊室的病人了，给前线减轻负担。

随着测试人数越来越多，病例也是会多。现在最有可能的应对方案是走韩国路线。加大分母, 减少死亡率。然后逐步复工。大规模的全国封锁不太可能。制度和经济上都不允许。韩国毕竟是民主世界的盟友，模仿韩国不丢脸。

不可能走中国路线。因为西方世界是彻底鄙视中国的。我读关于新冠病毒的医学文献和一些社论，发现对于一个发生在敌对发展中国家的事都不算事。要不是意大利躺了欧美也不会重视。中国发的论文在医学界也是被藐视的。It’s from China = it’s all BS. 住院医每周一次的文献俱乐部(Journal Club) 如果讨论了来自中国的论文是被直接嘲笑的。伊朗，土耳其或者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是一样的待遇。前一阵子中国的许多论文因为抄袭和做假被撤销了，在学术界更是做实了中国不行的看法。

不过说回来，反正是联邦制，每个地方的抗疫政策都不一样。有严防死守的，也有心大不禁足的。看看50个州最后表现怎么样。

给全国的经济刺激法案也算是史无前例了。可以给全民基本收入（UBI) 一个实验的土壤。最近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可high了，梦想成真的实验环境，估计接下来关于经济政策，社交关系，未来工作和远程教育的论文会有不少。

开始开放外国人短期行医交流来支援前线了。医护人员的移民政策也是利好。肯定会有一堆人要来。美利坚依然能吸引到人才。毕竟对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人民来说，依然认同美国。毕竟在哪都是卖命的韭菜，美国的韭菜还能赚的多点。

接下来就是舆论战。指责中国是必然的。欧美的口径会差不多。所以中国不论做什么都有错，除了盟友外，还不如不做，毕竟国内也有很多事在发生。

在双边的舆论导向下，中国民众对于西方肯定有看法。但是西方从高层到普通百姓都不会care中国民众想什么，但是中国人对于国外的看法会很在意，这就是很多问题的根本所在。中国不需要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同。

这就比如肯尼亚来交换的医学生给我描述内罗毕的繁华和肯尼亚这些年的进步，我只会怀疑的皱皱眉头，然后心想关我什么事。

西方世界对于中国就是这么个态度，可能还更差。你想让别人认可你，但是人家可能连评价都不想评价，而是直接无视。而军方和高层需要一个假想敌，这个敌人上个世纪是苏联，这个世纪轮到中国了。

这会和20世纪初的那场流感很像。我最近在听的一些医学播客都在讨论1918的大流感有2.5%的死亡率，多轮爆发，或许新冠肺炎也会如此。疫情结束后，西方世界可能会死一批人，但是除了中国外可能世界上没人会记得中国的封城，临时医院和抗疫经验。最后只能在一些传染病的文献上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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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醒来这么多赞，感谢关注的诸位。只是个人观点，赞同的喷我的都有。不过我也不在意喷我的。这就是一个交流的平台而已。我把一些英文单词改成中文的了，希望会顺畅一些。

有一些人非常关心我的健康和生命，以及对我何时感染冠状病毒非常着急。我测了两次都是阴性。谢谢大家的关心。前线的物资的确紧缺，不过这个礼拜开始好很多了。

一些人会觉得我高华，理中客，屁股坐歪了，说的话政治不正确。但对于我来说这就是我切身体会到的事实，不一定每个人都爱听。我在中国没有任何资产，就在知乎上写点东西，不收割中国的红利，没有利益交集，连支付宝都因为没有身份证而开不了。做人不做矮大紧。我上有老，下有小，都在美国。我当然希望美国能扛过去，华人社会可以抱团增加影响力。美国真要反华，发生了二战日本人集中营的事情也只能认栽。毕竟华人连排华法案的那段时间也过去了不是么。

关于亚裔的歧视肯定有。医疗行业会好一些。昨天看门诊的时候一个大妈突然塞给我一包鞋套，让我保护好自己。其他的医生也有收到来自病人的捐赠。作为华裔医生，能做的就是做好本分的事，看病人，看会诊，做手术，等疫情高峰来了帮助急症分流一些非呼吸道疾病的病人。本地的华人组织也在给医院捐赠大量的物资，当地的医院也很感激。同样的组织也捐赠了许多物资给武汉。

美国每个地方的死亡率都不太一样，不过综合起来1-2%的死亡率。纽约的疫情暂时减缓，一些作死不隔离的南部州可能会严重。现在就是局部地区隔离，调资源缓解严重地区的疫情，然后长期耗着，保证现有医疗资源可以满足需要住院治疗的人数。不是彻底的消灭病毒，而只是平缓曲线，打持久战，或许会拖到疫苗/有效的治疗方案出台。

最后真的有可能世界上许多人会得病，然后每年除了流感季还有新冠肺炎季。

然后中国会面临一个问题：到底是继续严防死守还是世界大同？这就是经济和政治的双重考量了。

谁先研发出有效的疫苗，谁就有舆论的话语权。不然真的有可能在若干年后描述新冠肺炎各国反应的时候，会用“中国在前期采取了非常激进的措施”而一笔带过。

因为充分借鉴了就会让江山变色，就会让民众明白国家是资产阶级的。

等着看戏吧。估计几个全民医保的国家还好。

某个灯塔，呵呵呵呵……会生动指出莆田系当道会是什么后果。

充分借鉴了哟。

美国新冠病例早就有了，但是却被摁住声称是流感不是新冠。直到资本家在熔断前卖完股票才开始应对。

美国开始应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病毒的过错归为中国，说是武汉病毒研究所放出来的，把病毒改名为china病毒，或者wuhan病毒来转移大家的视线

德国扣留意大利的口罩。

英法美的官员被问到某地有多少人感染，医院能否负担，官员回答不知道。

这一切是不是历历在目

就连意大利封城，意大利市民逃离意大利城市的方法都和我们国家一模一样的。

就问你充分不充分

因为阶段完全不同。

新冠肺炎最大的特点是新，新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大家完全不了解，丝毫不掌握。中国是疫情最先爆发的国家，是完全在黑暗中防疫，所以能用的办法，就是把想到的方法全用上，例如，人群隔离，空间消毒，立法禁野生动物交易。

后续爆发国家与中国最大的差别，是了解程度的区别。虽然新冠病毒的新字依然在，但他们面对的新，和中国面对的新，其实完全不同。通过信息量的增多，他们基本明白了一件事，就是新冠病毒就像你走夜路时，面前突然冲出一条野狗，哪怕你是个健康人，肯定也会吓一跳，但也仅限于此。如果你本就有基础疾病，那也确实有吓傻，或吓死的可能。但新冠不是饿狼（非典），更不是惡虎（埃博拉）。相对了解后的权衡，与中国那种完全陌生状态下的权衡，肯定是不同的。

多说一句就是，在初始阶段，我们也希望将病毒彻底扼杀，永绝后患。但现在看来，永绝已经很难很难了，培养自身免疫，可能是未来最有效的途径了。

我相信，很多朋友会质疑我所说，对此我很理解。从疫情爆发到现在，中国部分自媒体人根据市场需求，打造了各种洗脑焦虑文。例如初期的基因战……现在再看，真的，何止是荒唐……

我举报后，将截图发到了朋友圈，很多朋友责问。直到小留学生事件后，他们才发现，不知道和不存在，不是一回事。

当基因战没市场后，就该打焦虑牌了。

美国没感染时，打阴谋牌，美国感染最多时，打嘲笑牌……一句话，中国老百姓怎么你们了，要如此愚弄？

第一阶段打基因噱头，第二阶段搞地域对立，第三阶段贩卖焦虑，第四阶段视情形，变换攻击点，第五阶段煽动所谓的历史仇恨……很多自媒体人说，我们这是在打意识形态战！但问题是，外国人或许用微信，但他们几乎不看公众号，你们打了半天，最后的结果，就是把留学生都打回来了。本来抗疫都成功了，现在好，继续防输入！这还是我天天举报的情况下……

腾讯不是没有鉴别的能力，我八成的举报，它们都会在一段时候后给予回馈，快则两日，最慢月三个月。但既然有能力，为什么不在发布前便对内容加以核实呢？非要等传播数十万次，别人举报后呢？中国患者，上有百度竞价，下有莆田系，已经是天罗地网，如果公众号再煽风点火，也是让人无奈。

先上结论

我们不能理所应当地以为，所有政府都会把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放在第一位。按照很多国家的逻辑，感染了，死掉了，还能顺带解决老龄化问题，岂不美哉？

借鉴中国的经验，对很多国家来说GDP会直接腰斩，老百姓失去亲人最多骂娘，大资本亏了钱，可是直接要换政府的。

甩手不管，报上来的只是一个个死亡数字，借鉴中国，损失的可是白花花的银子啊

你们失去的只是生命，我失去的可是真金白银啊

就以美帝为例好了

目前来看，最严重的是纽约州，其他地方的确诊基本只有它的零头。

可能对美帝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对口援助，而美国有50个州，刨去几个太远、人太少的，比如夏威夷和阿拉斯加。剩下各州的医疗资源也能把纽约州包圆了，可是为啥他们没这么做呢？

很简单，因为钱

那么谁给他们钱呢？中央财政先垫付？美帝应该叫联邦财政，恰恰联邦管事的又是个商人，从商人手里要钱是不容易的。

纽约州现存确诊近5万，呼吸机不够了，要订三万台，大统领批示：呼吸机太贵，没人比我更懂纽约，你们不需要

这就是资本主义人类灯塔吗？爱了爱了

如果没钱也想学中国呢？那你需要一群勇敢的人

钟老义无反顾登上去武汉列车的时候，没有想过谁给他钱
李兰娟院士深夜赴武汉的时候，也没想过谁给她钱
全国各地医务人员，奋不顾身写下请战书的时候，不光没想过谁给他们钱，可能也没想过自己是不是能安然无恙地回来

说得最多的是不计报酬，无论生死。

“中国总是被他们最勇敢的人保护的很好。”这句话不是说说而已

在高考领域，有一个传说，叫衡水中学。

2019年，衡水中学培养出275名清北学生。

问：既然清北率是中学极为看重的指标，其他学校为什么不充分借鉴衡水模式来提高清北率呢？

答案很简单，学不了也学不来。

你以为其他学校真不想学衡水中学？

回到抗击新冠肺炎的问题，撇开国情和民情来谈抄作业，都是耍流氓。

他们不想借鉴吗？奈何实力不允许呀！

《火神山建设不完全手册》

作者：微博@偶脚得偶还可以抢救一下

原文链接：weibo.cn/2906218975/4469769116149070

首先，你需要一个紧急命令：由中建三局牵头，武汉建工、武汉市政、汉阳市政等企业参建，在武汉知音湖畔5万平方米的滩涂坡地上，指挥7500名建设者和近千台机械设备，向全体国人和倍受煎熬的武汉市民立下军立状——“十天，建成一所可容纳1000张床位的救命医院”。

紧接着你需要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在78分钟内，将17年前小汤山医院的设计和施工图纸全部整理完善完毕。然后毫无保留的提交给武汉中信建筑设计院，并由全国勘察设计大师黄锡璆博士反复叮嘱经验得失。

你需要中信建筑设计院在1小时内召集60名设计人员，同时设立公益项目，联络全国数百名BIM设计师共同参与，全力以赴投入战斗：24小时内拿出设计方案，60个小时内与施工单位协商敲定施工图纸。

你需要武汉航发集团，迅速进场开始场地平整、道路以及排水工程施工；同时由两家上市公司高能环境和东方雨虹组成紧急工程建设团队，负责防渗工程、污水处理和医疗垃圾转运设施建设；还要在最困难的时候召唤中铁工业旗下中铁重工，火速增援追赶工期。

你需要国家电网，260多名电力职工不眠不休24小时连续施工。在1月31日前完成两条10千伏线路迁改、24台箱式变压器落位工作、8000米电力电缆铺设，并按时开始送电。

你需要亿纬锂能，在电力电缆铺设完成前，紧急提供静音发电车，以解决通讯基站等关键设备的应急供电问题。

你需要华为、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铁塔、中国电子、中国信科等前后方企业紧密配合、协同作战，在36小时迅速完成5G信号覆盖后，还交付了云资源、核心系统的计算与存储设备，并建成与解放军总医院的远程会诊系统。

然后你可以在三棵桂花树后架设一个摄像头开通直播，再召唤几千万个云监工，看着由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徐工机械支援保障的“送灰宗”、“呕泥酱”们24小时忙忙碌碌。

你需要中石油现场加油车，并征用中石化知音大道加油站为项目现场提供油品保障，同时提供方便面、开水，开会场地和临时厕所。

你需要三峡集团鄂州电厂全部生产人员驻厂，为武汉用电提供保证；中国铁建高速公路优先放行火神山医院物资；宝武钢、浙商中拓、五矿发展提供钢材；中国建材提供石膏板、龙骨。

你还得用中国外运送来的食品、中粮集团捐赠的粮油为数千名工人供应一日三餐；需要在一天之内由湖北中百仓储联手阿里巴巴旗下淘鲜达建成一个“无接触收银”超市，为工人和医务工作者便捷、安全的提供生活物资供应。

施工中，你需要华新股份的水泥、河北军辉的防火涂料、正大制管的镀锌圆钢、华美节能的橡塑绝热保温材料、惠达卫浴的5931件马桶和龙头、海湾安全的消防报警器、佳强节能等三家企业的3500套装配式集成房、新兴际华的球墨铸铁管、永高股份的市政及建筑管道、中国一冶的4800套钢构件、株洲麦格米特的50套电源设备、上海冠龙公司的2000台阀门。

房子建好接下来装修，你需要中建深装的100名管理人员、500名施工人员，在3天内完成室内外地胶铺设、卫生间和缓冲间地砖铺设以及200余间病房的室内装饰任务。

装修完成，信息系统建设你需要联想集团提供的全套2000多台计算机设备和进驻现场的专业IT服务团队；TCL电子提供的全部公共LCD显示屏；小米提供的平板电脑；紫光、烽火通信、奇安信提供的网络及安全设备；卫宁健康提供的互联网医院云平台。

专业设备必不可缺，你需要联影医疗、上海信投、东软集团的CT设备、潍坊雅士股份的ICU病房和手术室专用医疗空调、上海集成电路行业协会的热成像芯片、上海昕诺飞的930套紫外消毒灯、欧普照明的专业照明设备、乐普医疗的2000支电子体温计与700台指夹血氧仪、汇清科技和奥佳华的专业空气净化器、猎户星空的医疗服务机器人；欧亚达家居的物管团队和床铺物资。

以上所有的物资运输，都依赖于顺丰、中通、申通、韵达、EMS、阿里巴巴物流平台等中国物流巨头联合开通的国内及全球绿色通道，免费从海内外各地为武汉运输救援物资。

最后，让专业团队安装好格力空调，等海尔的工程师因为道路封闭背着冰箱赶到现场，把美的饮水机、热水器安置到位。门外，由宇通客车和江铃集团捐赠的几十辆负压救护车已经整装待发。

你想到的，总会有人及时提供；你想不到的，也会有人提供。

价值20万元的文件柜，14家洛阳家具企业连夜赶工，发货后才告诉你“不用买，我们捐。”

8000斤冬瓜、上海青、香菜，是河南沈丘白集镇退伍老兵王国辉驱车300公里，在大年三十直接送到工地的。

1吨“资中血橙”，是并不富裕的四川资中县水南镇农民黄成精挑细选发来的。

400个板凳，是营业不到一年的淘宝店主金辰不忍看到昼夜赶工的工人们席地而坐捐献的。

……

哪有什么“基建狂魔”，

只有争分夺秒的“生死时速”。

不用无谓的“震惊、喝彩”，

只要绝不放弃的咬牙坚持。

屏息，忍痛。

全村的龙把最硬的鳞给你，

哪怕自己也是伤痕累累……

呵呵。中国咋不借鉴苏联的经济经验？

啊，之前借鉴了啊。而且大家还相信了四分之三的世界人民在受苦。

科学的事，居然不是科学去解决。

媒体一旦只报道一种声音，就会像下面这样

中国人比较纯良，国家喊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为了不引起外交冲突，苦水也尽可能自己咽，洋大人的事情大嘛，必须出妙招，至于那些拿着洋人国籍的“前中国人”，又没白皮肤，你还敢要矿泉水要跑步？

为什么要问国外，而不问中国自己呢？为什么中国还落后这么多版本，还停留在上世纪威权盛行时期的强制操作呢？事实上，只要中国积极推进激化代际矛盾、性别矛盾、地域矛盾等做法，中国就可以充分借鉴国外新冠肺炎防治经验。

要懂得谁是“先进”。

这我就要吹一波入关学鬼才约瑟夫·鼎了

当然已经借鉴了。

「借鉴」不一定要抄袭，中国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数据和措施的经验。帝国理工大学从1月份到现在，已经出具了12份科研报告，为英国治疫提供了很多的洞见。就像我在之前一个答案中打过的一个比喻，抗疫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不是一个「作业」，而是一个「擂台」。因为作业是有标准答案的，1+1=2，抄了，就对了，这没什么悬念；但是擂台的话，你需要观察双方的招数，然后仔细分析对手的特点，和正在打的对手的特点，看哪些自己可以做，哪些自己应该做，哪些自己做起来有困难。

报告1和2，估计了武汉潜在的新冠感染者^[1]^[2]。报告3则讨论了新冠的传播性，以及武汉封城前后，对传播性的改变^[3]。报告4则讨论了新冠的严重程度，并且用撤侨的数据分析了新冠的「无症状感染者」的存在^[4]；报告5则指出新冠的传播特点，新冠的传播方差非常的大^[5]。

报告6则研究了中国对外的输出，表明可能存在三分之二的漏诊^[6]。报告7则用撤侨中包含的确诊人数作为关键变量，来反推武汉的新冠流行程度，这个算法用来测试其他国家的新冠的输入者，也同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7]。报告8则研究了新冠的症状进程^[8]。

报告9则是一个关键性的报告，用武汉和意大利的数据，来推断各种不同的干预措施对新冠最终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的改变^[9]，报告10倒是和中国没什么关系，是对英国本地人的一个调查，看看民众对政府措施的支持^[10]，而报告11发生在英国全境封锁之后，研究的是中国对一些隔离措施的放松的影响，其实也在指导英国今后如何放松自己的管制^[11]；而截止到目前为止，最新的报告12则是从全球化的视角来估计新冠的严重程度，也是希望世界上有能力的各个国家能联合起来，帮助其他贫困的发展中国家，一起降低新冠的全球感染和继续传播的风险^[12]。

12个报告，只有报告10和报告12和武汉的关系不大，其余10个报告都用到了武汉的经验和数据，甚至于前几个报告中，武汉数据就是唯一的数据来源，这个如果不叫借鉴，什么叫借鉴呢？

至于具体的措施，这个不是说直接拷贝就能完事的，有很多的考量，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服从度」的问题。这是一个行为科学的问题^[13]，很多时候并不是政府宣布了一个事情，民众就会听的。这一点和中国显著不同。在中国，无论是民众对政策的服从和信任，还是街道等基层组织对政策的执行性都比较强，所以在政策制定的时候，往往对于从行为科学的角度上如何「诱导」民众服从政府的政策不需要做太多的考量。但是在欧洲，这就是一个事。如果民众不听，那么政府要么就放纵，或者让警察强制。前者显然会让措施名存实亡，后者增加了执法成本，也会让警察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民众的抗议。

比如说：目前所有的科学证据，对「禁止大型室外集会」对新冠传播的影响都是有疑问的^[14]。也就是没有证据表明大型露天的集会——比如当时被群嘲各种马拉松，球赛和日本的一些民俗活动，会导致新冠的爆发；而新冠的传播更多的是密闭环境下的小型和中型集会。而如果在不禁止酒吧的前提下，禁止了大型的室外聚会，那么人们很可能纷纷的跑到酒吧里面去看球聚会，这样新冠的传播风险不一定就减少了。

而如果禁止大型聚会的同时，又禁止了酒吧等小型聚会的场所，并且像现在这样规定「聚会不能超过两个人」，这样倒是严格了，但是在疫情不严重的时候规定的如此严格，很可能造成民众的反弹，最后导致各种措施都无法得到严格的执行。

而如果真的不禁止大型聚会，也有问题。问题在于，几乎所有的民众都认为大型集会是危险的。看当时日本万人祭祀和马拉松的时候，国内外对之的群嘲也可见一斑。所以如果政府头铁，继续不禁止大型集会的话，政府就很可能会被认为是「懒政」、「没有能力的」，从而其他的政策，民众可能也不听了。所以「禁止大型集会」这个措施，更多的是起到安慰作用，让民众认为政府还是关注这件事情，并且认真的在做事，这样政府真正希望执行的最关键措施——「隔离老人3个月」才能执行下去。

欧洲国家土地面积都不大不小，说不大，是因为爆发起来就是全国性的，没有纵深；说不小，是因为比新加坡大很多，很难支持的起长期大范围的全国范围内的排查追踪。所以借鉴主要是数据上和医生的经验上，这些从论文和报告上来看，一直都在进行，并且在不断的加深。而具体的措施，都是根据各自的情况因地制宜的。

参考

体制问题

现在担心的是

经此一役

我们还能做人畜无害的小白兔吗？

明眼人一看

你这个国家的体制从上到下就TM是为全面战争量身定制的

新中国的制度有一定的特殊性。

中华是农耕文明，农耕文明为了灌溉，往往在大江大河附近。经常有水患。治水需要组织起来，很容易产生有组织力的大国家。

小国寡民即使风调雨顺，也会被有组织消灭掉。

到了秦帝国的时候，中国的治国模式已经确定了法家这套。

秦国的耕战制度，实际上就是2000多年后的总体战。

这个算民族传统的东西，清朝末年，在没有抗生素的情况下，还能防住东北鼠疫，就是靠这种体制。

新中国是学苏联，而苏联是现在总体战下组织起来的制度，这套包含计划经济的总体战组织是人类历史最强的。

现在这个防疫的动员，相比毛时代爱国卫生运动，消灭血吸虫病，毛毛雨了。

这次是几万人支援，十亿人宅家而已。

爱国卫生运动是全国几亿人一起为了共同目标无偿劳动。只是当年没钱，没机械，没生产力而已。

现代工业时代的总体战是德国人提出来的，多个国家用过这种组织方式。一战能打成尸山血海，背后就是这套东西在支撑。

二战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内部崩溃掉，德国打到最后，日本打到原子弹。

只是二战以后，这套不流行了。

到了冷战结束以后，和平与发展是主流，只有少数国家还没有放弃这套制度。

这套制度也有僵硬的问题，所以要一定程度放开自由。需要有一个平衡，什么时候集权组织，什么时候分权灵活。

但是，你完全放弃，组织不起来一定有问题。

欧美国家并没有完全放弃总体战，特朗普能让通用产呼吸机，就是引用战争的法律。

意大利，西班牙也能动员军队。瑞士也能让预备役动员。

只是，他们动的有点晚，措施也不够强硬，而且不得法。

现在还不强迫全民口罩，不让全民自制口罩，强调洗手就很迷。

隔离居家政策太软。

西方国家没有总体战的基层组织，但是军队是有的。我们让居委会大妈，社区工作者，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员工干的活，他们只有军队和公务员能干。

终身吃财政饭的人，关键时候才能听你话啊。

西方国家只有用军队才能做有效隔离。

这种传染病一旦传开，必须先有效隔离，然后应收尽收，才能切断传染源。

其实，措施执行好，一个月就可以控制住，两个月就可以基本胜利。

以后，戴好口罩，做好监控就可以了。再有一个月隐藏病例出来，口罩都不用了，正常生活。

由于歧视中国导致的信息差，西方国家没有一个知道这个病毒是什么水平的病毒。

没有一个西方国家早点进行战争级别的动员，早点动手防治。各国都是添油战术，逐步加码。

措施在病毒后面，所以老晚一步。

意大利，西班牙死的多了，现在有点意思了，但是措施还不够强，应收尽收也没做到。

其他国家更差。

如果这些国家继续鸵鸟下去，这次估计会搞成加强1918流感的大悲剧，一直等到疫苗出来。

有一种菌，叫做幽门螺旋杆菌。这种菌会诱发胃癌。（诱发，是指会诱导，不是百分百，这只是其中一个因素，举个例子，他可能会让万分之一的癌症发病率变成万分之1.1，这就是个例子）中国是这种菌的高发国家，因此我们国家的胃癌人数也非常高。（胃癌的发病也和别的因素有关，但是此菌的确是重要因素之一）简单来说，我们中国人口是世界的五分之一，但胃癌比例却是世界的一半。（此数据有偏差，但也是医生告诉我的，实际我查了，大差不差）换算一下，基本我们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是世界的两倍左右。

现在每年中国胃癌的新发病例大概在三十万，其中一半都活不过五年，会痛苦的死去。你可以算算我们每年会因此白白死去多少人。这还并不是一个只属于老年人的疾病，中年发病率也不低。

这种菌的防治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抗生素杀菌后分餐，换句话说，只要国家一道禁令，禁止合餐，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政府为何不做呢？

因为很简单，比起防治胃癌，我们的民众更不愿意舍弃合餐的习惯，因为这是文化。这其实非常反直观，但是文化的改变并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民众对于生活习惯被改变的不适也很难控制。

新冠这个事也是一样，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中国明显处理的更好，但国外的一些骚操作并不是没有来由，其原因就是文化背景不同。在政府权力分散，民众热衷自由的环境下，确实很难防治，哪怕是操作看似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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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评论区出现了一些常见的知乎杠精。我在这里统一回复一下：

第一：胃癌的诱发，其实是所有癌症的诱发都是多因素的，这不用我多讲，东亚胃癌发病高也和我们高钠盐饮食有关系，当然也和别的因素有关系，进一步讲，甚至每个国家的细节都不相同。但这不影响文章主旨，本文主旨在于，我们不能因为这些疾病就在短时间内强迫民众改变自己的文化习惯。你就算换成讨论高钠盐饮食，或者别的也一样。

第二：我为何选择讨论幽门螺旋杆菌，不是因为我闲的没事干，而是最近我得了，导致胃溃疡，听了医生的科普分享下。幽门螺旋杆菌，的确不会百分之百致病，但这确实是一级致癌物，而且是导致胃癌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感染率在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左右，不容小觑。的确，就算解决了幽门螺旋杆菌，也许只能把致癌率降低十分之几，百分之几，乃至千分之几，但这也很重要，因为小小的几率乘以巨大的样本容量都是命。尽管现在在学界对此菌的防治以及致癌率依然有争议，但这不是我们忽视的理由。人家争议争的是那几个百分点，不是在争有害无害，一级致癌物跑不了，肯定有害。

第三，我真的奉劝杠精们，咱们这是写小文章不是写论文，数据什么的，肯定是大约，但大差不差。而且我只是挑了其中一个因素，我知道肯定有人会指着这一点杠：你看，这么多因素，他就分析了一个，他是什么居心！我就想说：您累不累啊。我没有任何义务在这给你分析那么多，咱读文章搞清楚主旨就完了。

第四，我这里说给一些学生听，如果你读这篇文章，得出了我想说的是：胃癌百分之百是由幽门螺旋杆菌造成，而政府不看不管，最后得出我就是个公知这个结论。那我对此确实感到担忧，如前面所说，知乎上的任何文章都是对一个有限的现象分析其中有限的原因，这是一个常识，这不用让大家在每篇文章中都反复重申。如果你用如此极端的方式理解别人，那就好像锤子眼里谁都是钉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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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有的朋友还在纠结评论区前几个卧龙凤雏的言论，我随便挑一个吐槽下。

我们拿日本这个为例，其实日本在历史上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率在百分之50到80之间，但在政府的努力下，现在已经降到了百分之20左右。

但是有意思的是，日本的发病率甚至在一段时间内上升了。你如果到这里觉得奇怪是非常正常的，因为这就是统计容易带偏人思路的地方，片面的数据会诱导你得出错误的结论。

这个发病率上升原因是因为日本的消除胃癌计划，简单来说，这个计划就是早发现早根除，他们对20岁以下青少年的早筛查纳入了医保，还有其他鼓励排查的政策，这就是发病率的由来，换句话说，他们把胃癌早期发现的病例统计了进去。从另一个角度讲，由于早治疗，病死率就下降了。这和不疼不检查，不疼到影响工作就一率胃溃疡处理的操作比，肯定会得出更高的感染率，和更低的死亡率。

所以说如果你只用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率和胃癌发病率的数据进行分析，很容易得出，在日本，幽门螺旋杆菌对胃癌没有影响，甚至是有益的这种奇怪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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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谈谈分餐和这个菌的之间的关系。首先我就在北京，去的大医院，瞧的专家，这里给大家分享经验。

医生对我的建议是，其实很多时候，如果没有明显症状是不建议处理的，因为习惯和卫生问题，导致很多人开了四联后，的确是治好了，但是没过多久又感染了。你要是反复用抗生素，副作用不说，肯定会有耐药性，所以在治疗的同时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是必须的，而且家庭内部一但发现一定要一起检查治疗，并且公勺公筷并且分餐，这是医生的建议，我觉得还是比较靠谱的，没毛病。虽然政府没有强制我们改变，但我们自己为了自己的健康，改变一下是没啥问题的。

像评论区这种：日本也分餐啊，日本也胃癌发病率高啊，所以我们用不着听这些。我觉得真的，要不是这两天闲在家打老头环打腻了，我真的懒得回。

首先日本分餐从二战开始的，而那个年代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率就相当高了，这时候习惯的改变带来的影响是滞后的，因为家庭内部还有别的因素会影响交叉感染，比如夫妻亲亲之类的。到现在他们感染率到百分之20多是多少年积累的结果啊，而感染率的问题我已经谈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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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回我们的主旨，对于日本的讨论其实更能印证我说的政策的制定，一定要在短期内尊重民众的习惯，人家没有强迫民众改变饮食之类的生活习惯，而是着手于早排查，早治疗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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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化对政策的影响，这肯定不是唯一的因素，正如我前面说的，当我的文章的主旨是：a是b发生的一个原因时，你大可不必跟我杠c也是b发生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也没说不是。你可以想象一下，现实世界的复杂是不可能用一篇文章总结的，如我前面所说，这是一个常识，不用反复重申。当我说a是b的一个原因时，我们都应该默认我并没有说a是唯一的原因。在知乎，如果用这种角度看文章，会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争议。

“We must remember that these are people, not numbers.”

因为统治西方社会的精英阶层，并不服务于全体国民。

他们医疗体制的最初设计，也不是致力于解决全体国民的健康问题。

类似于“实力不允许”、“没有动员力”、“没有应急资源”等等借口，不过是因为西方体制的建立，最根本是为了少部分人而设计的。

所以政府层面的动员，必然是充分考虑经济、金融等利益相关因素以后的妥协方案，必然是滞后的、被动的。

而本应起着缓冲作用的全民医疗系统，也因为制度建立之初的宗旨不同，反而没能发挥作用。

美国有着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系统，这个先进体现在针对疾病的深入认知、创新性药物、综合性的疗法和完备先进的诊疗设备等等方面。

但这些先进的前提是，少数阶层的资产可以为单个患者消耗大量医疗资源而买单。

这也与美国绝大多数医疗服务是私有的相适应——“越个体的越昂贵，越广谱的越廉价”。

高昂的利润，必然是针对少数高消费群体。

读欧美的临床研究，感受最深的是对一个患者的诊治，可能需要十几个医师+几十名护理及社工人员。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的专家门诊半天至少也有50个号，一个病房里三个患者，管床的医生和护士最多也只有一人。

而美国的一名医生，可能只需要服务几名患者，预约制门诊下，一天可能只对几名患者进行诊治。更不用说在手术等过程中，一名患者所消耗的医疗资源无比巨大。

同时，掌控着话语权的欧美学界，一直输出着医疗的“精细化、个体化、重资源模式”。中国的医生们也被灌输着，我们的诊治模式应该要像美国一样。

孰优孰劣，在日常的运行中体现不出差异来。

但或许这次疫情，能让我们反思：

“什么样的医疗体制，是真正对国民好的体制。”

在面对全民医疗的话题上，特别是医疗资源都相对紧缺的时候，

我们是应该学习美国模式下，通过高昂的医疗成本、繁重的人力消耗和重资源式的医疗体制，达到部分患者的高质量痊愈？

还是改进我们现在高效率、成本控制和重覆盖，达到所有患者都可享受，但没有那么高满意度的治疗？

医疗资源永远是有限的，而面对广大人口来说，医疗需求却是接近无限的。

这一次疫情，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日常诟病的医疗体制，国家体制，在这个时候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因为它最初的设计，就是为了覆盖，而不是深入。

因为我们医疗所面向的，是全民，而不是个体。

每一个社会体制的背后，都是政治；

每一个政治的背后，都是执政者的理念与信仰。

中国的方法其实不难，不就是封城、封闭社区、隔离治疗、管控交通、全民戴口罩吗？

但在欧美各国，真的不容易做到。

因为国民不同、文化不同、制度也不同。所以整个国家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也是完全不同的，最终的目标也是不同的。

首先，大家看起来都是人，都一个鼻子两只眼睛，但思维方式完全是两种人。

咱们同胞中很难出现极端反智挑战舔马桶盖的脑残……说白了，我们怕死，我们惜命，我们谦虚，我们爱学习，我们不懂我们会去读书、去上网搜索、去听专家学者科普讲解，并且分析判断。

咱们同胞中也很难出现在重大灾难中无组织无纪律不服指挥肆意妄为的奇葩，就算有，那也是短时间就被群众指着鼻子骂到自己躲起来的傻X……说白了，我们懂事，我们讲道理，我们局气，我们有组织有纪律很听话。不要觉得这就不够“自由意志”了，真正的自由，是懂得轻重缓急，懂得顾大局明大势，整体上趋利避害，这样才能真正保护好自己。

我们自古以来，有一种“集体主义”文化，其实人族没有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之所以薪火相传繁荣昌盛，靠的就是集体主义。不要觉得集体主义就伤害了个体的利益，实际上，利他才能利己。一个社会群体，如果把利他看做天经地义的事情，那么大部分人都能获得正向的反馈，大部分人都会从中收益，群体收益，不就是个体收益吗？

自有社会分工以来，没有人能够脱离社会和集体生存下去，你一个人再牛逼再强大再富有，也不可能种粮食盖房子拉电线造口罩造呼吸机抢救自己什么都能干。遇到极端情况，你有钱也没用，人家不卖你有什么办法？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靠他人活着的，我们每个人也是为他人活着的。

我们潜意识都懂这个道理，西方国家宣传自由、人权宣传得太久了，以至于从上到下，把自己忽悠瘸了，民众们把自我看得比世界都重要，所以无法鼓舞起大家为他人奉献，为整个社会做出一定的牺牲。其实很多时候，牺牲一点私利是必须的，比如说———疫情爆发的时候，封闭城市，封闭社区，把自己关在家中，举国之力去援助一地……这些都需要奉献和牺牲。这种时候，就需要党组织的力量，需要先锋队的力量，需要政委带头冲锋的那种传统。

中学历史教科书经常讲一句话，叫“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还会经常强调“人民群众的力量”，那么什么叫“人民的力量”？很简单，就是14亿人民在充分了解到问题严重性之后，都能严格执行社区封闭管理，把自己关在家里，每个人都戴口罩，减少感染风险，为抗击疫情做出最重要的贡献。

抽象说，就是遇到重大危机的时候，人民能够充分理解宏观意图，高效组织起来，渡过短时间的混乱，快速执行决策，两三个人就是一个集体，十来个人就能形成“支部”，行使民主集中制，从上到下，从点到面，如臂使指。就戴口罩这点小事，欧美各国到现在两个多月都没有完全做到。

有人问，为什么你不站着普通人的视角看问题？同志，我正是站在普通人的视角，才劝你相信国家，依靠组织，信任集体。面对重大灾难的时候，只有集体主义，才能保护每一个普通人的利益。

举个例子，当洪水来了的时候，方舟能载几个人？美国队长能救几个人？而我们万众一心修筑大坝、疏通河流，能救多少人？

我就问你，面对新冠疫情这样客观存在的、高传染性、极度危险的敌人，自由主义管用吗？自私管用吗？你一个人可以消灭病毒、阻断传染吗？你一个人可以在混乱中抢到粮食和药品吗？

所以说，在这种时候，支持国家、支持政府、相信身边的每个人，帮助身边的每个人，就是帮自己。

然后，就是全产业链和生产力的问题，全世界的一切产业，都可以在我们本土找到，任何东西，我们自己都可以生产，可能性能不是最好，但我们都能造。我们不需要在火烧眉毛的时候问别人买，不需要低声下气讨价还价。需要的时候，自己家的产业随时可以顶上。

不要小看这个能力，就算美国也没有这个能力。欧美高端技术高端产品听起来牛上天，但其实大多只是设计，制造全部是中国代工，更有些大品牌，设计制造都交给代工厂，自己这是贴个牌，看起来赚取了高额利润，但到了这种疫情爆发的危急时刻，你既不能造又来不及下订单，就算有技术储备，也没办法短时间内开生产线招来大量的熟练技术工人。许多欧美发达国家，已经习惯于只做产业链贸易链上的一环，其他的反正可以买……德国、法国、意大利最近抢来抢去的破事，不就证明了这一切吗？

最后，就是大一统国家和松散联盟、联邦国家的区别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了。武汉最高峰的时候，有十几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医护人员，有无数物资源源不断输入。人命关天，那个时候没有人讨价还价，都只是出钱出力出物资，万众一心去解决问题。

大家再看美国，纽约危急成这样，全美国有多少州支援纽约？联邦政府帮了什么忙？通用公司生产口罩还要和政府讲价钱……

我们抗击疫情的目标是让绝大多数人的生命安全有保障，而他们的目标是———“股市不能跌”？“大选不能输”？“政客资本家继续发财赚钱”？

如果照搬中国模式，

他们会陷入体制悖论中。

我来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1.有两辆一模一样的卡车，A卡车和B卡车。这两辆车属于不同公司，但工作一模一样，运货。

2.A公司的模式是这样的：卡车由司机贷款买，油钱司机自己加，生意自己跑，多少都是自己的，交个份子钱就行。

3.B公司的模式是这样的：软硬件费用公司包了，任务由公司安排，司机拿基本工资，多劳多得。

4.疫情发生了。

5.A公司：疫情严重，建议停工。司机：可怜的司机们打爆了电话，挨个跟客户解释自己的情况，绞尽脑汁去避免支付违约金，被各种劈头盖脸骂爹骂娘。打完电话后，还要忙着取消自己预订的加油套餐，在跟加油公司扯皮半天后，钱还得照付，油先放那以后慢慢加。解决好怎么停工的问题之后，回家一看生活账单和必须支付的卡车贷款，崩溃地问公司能不能救助一下，公司礼貌地回绝了。司机们一咬牙，决定不停工了。买几个口罩继续干。

6.B公司：经研究决定停工。司机：哦。

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生命线，也是最敏感和脆弱的神经，

资本关系的不断嵌套组成了这些国家的命脉，

所以没人敢主动去停止它。

中国也有市场经济，也有出租车模式，

但中国的市场经济本质上是运行在可控框架中的一个沙盒。

一旦出错，一键恢复。

美国选择了救资本

中国选择了救人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选择，就这么简单。

至于各自的选择是对还是错，时间会证明一切！

坐标美国。

作为“全场挨打”的海外华人，还是定居在目前确诊人数全球第一的美国，我们经历了上半场，现在又来亲身参与下半场，搞不好还要参加加时赛。

从一月底到现在，两个月时间，一向不关心政治的我，也被迫天天看新闻。这个问题我从一开始就有疑惑，就是为啥西方国家非要自己碰的头破血流也不愿意虚心借鉴中国经验？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思考，尽量从客观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

——态度

我觉得态度真的是排在首要地位的。

拿我自己的经历来说，作为所在公司为数不多的华人员工之一，因为全程目睹了国内抗疫的艰辛与举国之力的巨大付出与牺牲，我在2月底3月初分别因为Covid-19的担忧给公司HR发了至少三封信，结果换得的是HR建议去咨询下员工心理救助组织，意思就是我这种Concern“担忧”都是Overact（过度反应。更不用说那会我身边的美国同事们都因为川普还有很多官方媒体的报道说这个就是个“大感冒”而完全不重视。

是他们从不看国际新闻吗？是他们不知道中国正在经历这个灾难吗？当然不是，我身边美国人大部分都知道这件事，不少还纷纷来安慰我，那为什么不重视呢？

归根到底，就是态度上对中国的轻视，可能很多美国人印象中中国还是那个医疗体系不完善，居住环境脏乱差，人们不注重个人卫生的国家。骨子里这样对中国的认知，你们觉得西方国家尤其美国会在还没撞南墙的时候主动虚心借鉴中国新冠肺炎防治经验？不借机狠狠批判下我们防疫中中央集权制这样的体制那就不叫美利坚了。

另外，在1月2月中国整体经济休克，集中全国力量抗疫时候，西方媒体在干嘛？在抨击我们的“方舱”是集中营，在推特上抓着几个典型开始大肆宣扬我们武汉封城是剥夺人的基本权利，抓着李文亮医生的事迹大肆抨击我们的体制，都这么撕破脸了，你觉得他们好意思现反过来再来充分借鉴中国新冠肺炎防治的经验？

——体制与民众生活消费习惯的不同

除了态度，还有个很多的因素是——就算想借鉴，很多真的借鉴不来。中国在武汉确诊人数四百多例的时候一声令下半夜就封城了，而且后来事实证明，“封城”是阻断感染重要的手段。

但美国敢吗？和中国人爱储蓄又有几个肯借你钱的亲戚朋友不同，大部分美国人都是靠每半个月发的一次工资（paycheck）来生活，没积蓄，也没得人可以求助借钱。美国如果敢在华盛顿州就几百例时或者纽约就几百例时严厉的封城，那些因为封城失去收入来源，没钱屯粮，没钱还信用卡的美国人不举着抢杆子造反才怪。

这才是为什么，美国在抗疫初期就赶紧开始提议拨款发钱，一提议就是2万亿美金的刺激经济法案，简单粗暴的给所有年收入低于7万5美金的美国人每人1200美金，政府很了解他们民众的性格和消费习惯，先维稳，否则后续抗疫根本没法彻底进行。

另外在美国，如果你想限制公民的权利，必须要通过法律方式来实现，而不像我们国家，钟南山院士一个呼吁，中央一个命令，大家直接就乖乖的在家呆着了，偶尔不乖的，也有无数的居委会大妈，小区保安，邻里监督等等让你乖的。美国能行吗？就算现在基本上美国所有的州都实行了“shelter in place”这样的居家令，也只是“呼吁”“再呼吁”“建议”“再建议”大家待在家里。而且还是允许大家外出散步遛狗遛猫爬山等等（这是美国人的一般生活习惯），据说还是很多美国人不听劝，海滩party，华盛顿赏樱花，球场打球，公园野餐等等，比比皆是。怎么办？据说纽约州州长也很着急啊，但再着急，他也不能一声令下去把乱逛的人抓起来。

所以体制不同，民众生活习惯等等的不同，很难让美国去完全借鉴中国的防疫经验。

——策略不同

可能一开始美国就没有打算学习中国的抗疫方式，毕竟他们没有SARS的痛，也没有足够重视新冠病毒。所以比起整个国家一下子停摆，然后集中火力用一个月时间歼灭疫区中心病毒，美国采取的是走一步看一步，尽量去”flatten the curve“，就是减缓病毒传播速度，减轻短时间对医疗资源的挤兑。这个”减缓“而不是”歼灭“，就显示了美国策略和中国就不在一个方向上，不在一个方向，又怎样去借鉴中国的办法呢？

说到底，每个国家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和情况，西方国家会为他们的轻敌及傲慢付出代价，但我们也不应该倨傲，我相信随着疫情不断恶化，西方国家会开始看向中国，学习中国的经验教训，但，我个人还是认为，一定程度的借鉴是可能的，但完全的照搬不现实。

最后，希望全球的疫情都尽快平复，毕竟每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是一座孤岛，能够独善其身的。

各种关于美国疫情相关文章，请关注公众号：卫小妖GOGOGO

在英国生活多年，我觉得是一种在西方民主国家普遍存在的自大心里在作祟。

这是一种很复杂的情感。混合着地域歧视，就像上世纪90年代上海土著脑海里的云南贵州新疆西藏的那种；制度歧视，就像我们眼中的北朝鲜；以及人种歧视。

在新冠肆虐东亚时，西方的各种解读充分体现了制度与种族歧视：最开始批评中国政府无能、批评中国政府造假、后来日韩爆发的时候还有人说黄种人更易感。

这些歧视形成了一个很难打破的偏见，以至于这次新冠在中国爆发没有引起重视，认为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在日本爆发也没有引起重视，认为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在韩国大爆发还没有引起重视，仍觉得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因为人种和制度的不同，西方国家无法对发生在远东的灾难感同身受。这种傲慢导致了西方最初的不重视。最终引起重视的，是病毒在意大利这个西方白人为主的民主社会爆发。他们终于认识到这个爆发也会出现在自己的国家。

这时候若能立即醒悟、向远东国家取经、吸取他们的教训，其实还为时不晚。但在看不见的敌人面前，西方社会极强的个人主义让他们的政府很难有足够的动员力，毕竟不是每个人都会对这个看不见的敌人感到恐惧。而政府对人民的生活方式实施强力的限制又是十分反民主反自由的一个概念，很难从议会那里获得这项权利，即使获得了，也会因为害怕染上独裁政府的恶名而犹豫不决。

WHO的调查员从中国回来以后就大声疾呼大家学习中国，但BBC的记者似乎更关心用皮里阳秋的提问来暗示中国政府或掩盖真相以及剥夺人民自由。

必须等到火烧眉毛、民众恐慌情绪足够让大多数人都会主动配合呆在家的时候，政府才会响应人民号召、从国会手上争取到限制大多数人自由的权利。

所以事到如今，整个西方陷入恐慌，股市崩盘、超市空架。大家终于都开始借鉴中国防病的政策经验，封国封城了。但口罩是绝对不能戴的，这辈子都不能戴的。

为什么？

这又涉及到西方对东方整体的地域歧视了。

你生长在北上广的繁华都市，会听取在云贵藏疆行医的一名草医的治疗经验么？

不会。

你宁可相信你的常识、勤洗手、不模脸、保持两米的距离。

做公共医疗政策的医生们也是人，在没有亲自去中日韩调查的情况下，很难打破这种地域歧视。

西方医学界对来中国这个“偏远地区“的医疗研究报告一直抱有怀疑态度。一方面是他们才是现代医学的诞生地，中国的西医发展的确跟他们有很大差距。另一方面病例报告不是自然科学与工程学，你不信可以重复我的实验让我打你的脸。国际医学界看不起中国的医学研究就好像北上广看不起云贵藏疆的草医一样，是一种基于歧视的偏见，他们在看到自己国家出现气溶胶传染的报告之前，是绝对不会让大家戴口罩的。

疫情过后这种偏见会不会有好转？

不会。

你不会因为错过了一次发大财机会，而改变你对欠发达地区商人的偏见。

现在全世界开始指责中国太晚公布疫情。

但我们去年发现出现集中病例的时候就第一时间就通知了WHO。三周后（中间还隔个懒洋洋的新年）就确认了人传人、宣布了疫情、封闭了武汉、并发表了病毒基因组的论文。

WHO在二月就敲响了警钟。

可惜他们没能叫醒那个一直装睡的西方。

七千万人口的英国，在昨天刚发布的官方乐观估计，要死两万人。而人口数经常被拿来与英国做比较的江苏省，这次疫情零死亡。

在海外的知友，听到别人抹黑我们国家推迟报告病毒的，可以把下面这篇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甩他们脸上。

我截取重要的说一下：们12月31号就通知了世卫有集中患病的情况，一周以后就确定了病毒，再用一周就把更具体的疫情信息报给了世卫，并给出了基因测序。之后我们知道在第三周我们就确定了人传人，并着手封了武汉城。

注意到这是元旦前后，我们的公共卫生工作者也是要过元旦的，但他们却只用了两三周，就完成了相关的数据分析研究，并拍板封掉武汉城这种极端重大的决定，显然是顶着巨大的压力，完全不可能有节假休息的。

而西方媒体和政客为了政治利益而抹黑他们，污蔑他们掩盖事实推迟报告，是对医疗科学研究极大的不尊重，对科学家们极大的不公平。

最近那个经常无脑黑中国的纽约时报也开始黑美国（其实他们一直都是到处黑的），给了一片深入报道讲述美国CDC早在一月就从中国的CDC认识了病毒的可怕性。只可惜因为他们不愿意采用WHO推荐的德国产的测试材料，一意孤行从新造轮子，加上FDA的许可批准周期极长，导致了整个国家的疾控反应晚了一个多月。

这些天国外媒体开始轰炸自己政府不做测试这个问题，主要以韩国的成功例子作为对比。无脑黑中国的当然还是有，但很多左派和中立媒体已经开始转口风了。

时间能揭露真相。甩锅总不能长久。

鸦片战争以后，整整过去了20年，直到第二次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之后（1860），中国才开启了洋务运动（1861-1895）。

中日甲午海战之后，中国在军力不弱于日本的情况下惨败。于是才在1898嚷嚷着要借鉴日本的明治维新。但是直到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之后，在1901年老佛爷才真的开始推动庚子新政。

这次防疫欧美的失利并没有触动到欧美统治阶层的利益，所以如果做个类比的话也就是相当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此类推，让欧美学中国制度的皮毛还要20年，要彻底该换思维还要50年。前提是中国的确在未来方方面面全方位超越。

为什么不借鉴中国的经验？

因为中国的经验并不仅仅是纸张上的几行字，而是一套政治体制。承认中国政治体制有优越性对欧美来说已经具有重大的心理障碍。能够参考中国的制度结合自己的情况进行制度创新就更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给人民发钱，甩锅，骂街都可以快速见成效，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风险极大且见效极慢，对政治人物来说，一个不留神就会被人唾弃，所以自然没有政治人物会推进。

总之，这次疫情最让我感到有趣的事情在于，好像所谓的民主制度也没有办法跳出300年治乱循环的大规律。

中西方本来就不一样，西方想着是什么？群体免疫抗抗过去就算了。

而在我们的文化中生命的价值在于抗争，在于迎难而上。

所以我们东方神话里有大禹治水，有后羿射日，有女娲补天。

但是你想想西方神话描述的是什么？

面对洪水他们选择的是诺亚方舟，苟活一部分人作为种子，抛弃了大多数。

在面对灭世级别的灾难面前，敢于选择更艰难的一条路的国家其实不多。

中国人编不出诺亚方舟的故事，中国人会流传符合他们价值观的故事：

疾病流行，神农尝百草；

洪水来了，大禹治水；

旱灾来临，后羿射日；

天破了，女娲补天；

甚至一开始没有天地，那就盘古开天地；

就算打不过，化成了精卫也要继续填海，化成刑天也要继续战斗，虽千万人吾往矣。

还有苏武牧羊、张骞出塞、孔明北伐、祖逖北伐、红军长征、流浪地球等等等等，一脉相承。

在盘古身躯化成的土地上，到处都是不愿意做奴隶的人，这就是炎黄子孙不可亵渎的东西，这就是刻在民族骨子里的精神，在这次疫情中真的切切实实体现出来了。

顺便安利下西域战神阿凡提的高赞回答：

很明显，大部分欧美人都不想过大防疫日子，所以没有给予自己的政府进行大防疫的权力

甲之蜜糖，乙之砒霜。

中国模式能够成功，靠的是什么？一是触角延伸到社会每一个角落、几乎无所不包的国家机器，二是愿意信任并服从公权力的广大群众，这两个要素缺一不可。而这两点恰恰是西方社会所不具备的。在西方国家，对权力的制约与平衡向来在制度设计中被视作关键的一环，民众也一向对公权力缺乏信任，政府在行使权力时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掣肘，像中国这样，中央一声令下，第二天就连偏远县城的居委会大妈都能按照上级指示行动起来的场面，在西方国家是难以想象的（除非是处于战时总动员状态）。

那么，西方国家为什么不把我们这套体制学过去呢？是因为他们迂腐、愚蠢吗？其实并不是。20世纪，无所不能的利维坦在欧洲也曾经昙花一现，但是这一类的政治实践在欧洲最终全部以惨淡甚至惨痛的结局收场，这样的历史经验使得西方国家的人普遍认为，将整个社会全权托付给利维坦的做法实在太过冒险，因为在掌握了巨大的权力后，政府做好事固然更有效率，但是干起坏事来也同样更加彻底，因此他们宁愿去搞现在这种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尽管这会牺牲一部分效率，却能在很大程度上规避政治人物滥用权力的风险。

而中国的历史记忆则与西方有所不同，在近代，因为种种原因，以西方民主制度改造中国社会的尝试全部以失败告终，国家统一和工业化的实现，依托的是吸收了本土政治传统的列宁体制，尽管中国人因为这套体制的弊病也吃过苦头走过弯路，但是从整体上看，中国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凭借这套体制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总的来说，大多数人是从利维坦身上获了益的，而且同一些西方观察家所想象的不同，中国的体制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随着社会的发展也在不断做出一些调整和改革，表现出了一定自我纠错和革新的能力，如此一来，许多人自然会倾向于对体制表示信任（当然舆论的引导在一定程度上也发挥了作用）。

我无意去评判这两种模式的优劣。我想提醒各位的是，由于社会基础和历史传统的不同，政策和制度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往往是不能简单照搬的，而且世界上也不存在只占便宜不吃亏的模式，当你为了某些好处而选择了一种体制时，也一定会在别的地方付出一些代价。许多时候我们很难讲清楚一种体制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或许通往现代化的道路本来就不是单一的，因为复杂和多元一直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特点。

只有看透了曹操和刘备，才能读懂西方与中国。

1、

北宋时期，中国有一位著名的宰相叫吕夷简。

他有四个儿子，分别叫吕公绰、吕公弼、吕公著、吕公孺，四兄弟从小都聪明伶俐，品学兼优。

吕夷简十分欣慰，有一天突发奇想，就对夫人说：

“咱们家的的四个儿子以后必定都是高官显爵，就是不知道哪个有宰相的气量。所以我想了个预测的办法。”

过了几天，四兄弟正好从外面一起回来。

吕夷简和夫人依计行事：

派一个小丫鬟端着四件华美珍贵的茶瓷器在院内款款而行，突然，小丫鬟一个踉跄儿，四件宝器摔得满地皆是。

这时候，四兄弟当中的三个都大惊失色，接着面面相觑，然后奔走禀告。

唯有一人凝然不动，好像没发生什么大事一样。

此人就是老三吕公著，吕夷简莞尔一笑：

“此子将来必做宰相！”

果然，几十年后，吕公著接替司马光当上了北宋的宰相。

2、

现在请问：

吕夷简为什么能断定吕公著有宰相气量？

许多人读完这个故事都认为：

当然是因为吕公著性格稳重，遇事镇定。

包括记述这个故事的两位作者，一位是北宋画家刘延世（《孙公谈圃•卷下》），一位是明朝学者赵釴（《晏林子•卷三》），他们两位在著作中同样都是“稳重淡定”说法的支持者。

这个回答不能说不对，但是我觉得依然是浮于表面，并没有触及到本质。

那么本质究竟是什么呢？

3、

《论语》里面流传着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典故：

大约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当上了鲁国的大司寇。有一天他下班回到家，发现院子里的马厩已经烧成了灰烬。

当时的孔子焦心如焚，他赶紧找到管家，不停地重复着三个字：

“伤人乎？”

至于马的死伤情况，有人说是“不问”，有人说是“后问”。

但无论哪一种，都足够说明：

在孔子心里，人永远都排在第一位。

尽管在那个时代，马是一个国家相当奢侈的存在。

没错，孔子最了不起的一个理念就是：

“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

4、

而官宦世家出身的吕公著，自然是捧着儒家的学说长大的，而且他终身都在践行这一理念。

比如说：

朝廷国力有限，师出无名，却兴兵征伐西夏，只有他站出来替边境的老百姓说话。

再比如说：

有人为了让政府的权威能更好地震慑平民，主张恢复试行割鼻和砍脚这两种残忍的刑罚，他第一个站出来公然反对，最后此事胎死腹中。

还比如说：

宋神宗有一段时间很喜欢哲学思考，天天谈佛论道，他就劝谏说：“尧舜也懂得这些道理，但是他们更懂得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事情是“用人”和“安民”，所以才能成为尧舜。”

       【备注】：以上事例取材自《宋史•卷三百三十六•列传第九十五》

谈到这里，我想你就明白了：

吕夷简为什么一眼就能看出儿子吕公著具备宰相气量？

因为普通人所看重的琉璃玉器根本就没被吕公著放在眼里，唯一能让吕公著动心的是“稀世珍宝”只有一个，那就是——人。

如果当时那个小丫鬟自己也跟着摔倒在地，你觉得吕公著还会“凝然不动”吗？不可能！不要以为这没什么，好像很容易做到。

我们要知道：

在古代对于一个出生于官宦世家的普通人而言，一个买来的小丫鬟受伤还真不一定比四件珍贵的茶瓷器损坏重要。

所以，表面上看是吕公著的“稳重淡定”赢得了父亲的青睐。

其实吕公著之所以能“稳重淡定”的本质是因为他的观念：

“天地之性人为贵。”

没错，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差异并不是性格，而是观念。

所谓性格，不过是一个人思维惯性的别名。

5、

那么同样的到道理：

一个国家的政府和其他国家的政府本质差异并不在于所谓的政体，不在于它是一党制，两党制，还是多党制，也不在于它是议会内阁制、总统共和制，还是所谓的三权分立。

最根本的区别只有一个：

那就是这个政府的执政理念。

所谓的政体，只不过是一个国家执政理念集合的别称。

中国政府的执政理念是什么？

很简单，就是五个字：

为人民服务。

无论是“打土豪，分田地”，还是推翻“三座大山”，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都坚持的是“人民立场”，代表的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虽然它走过弯路，栽过跟头，但无损于它的本色。

西方政府执政理念是什么？

也很简单，也是五个字：

为资本服务。

无论是“竞选拉票”还是“施政定法”，西方政府从来就没有“整体利益”的观念，永远都是在某些代表“部分利益”的团体之间周旋和妥协，比如说所谓的普选制，你以为人民真的能根据自己的意志选择国家领导人吗？错了！无论你选上来的是谁，都只不过是资本家扶植的代言人而已。

就好像一群劫匪绑架了你，然后笑嘻嘻地说：

“你面前站着四个人，一个拿刀，一个拿枪，一个拿棒子，一个拿拳头，幸运的是，你自己有权利任意选其中一个人对你动刑。”

请问，你会觉得自己幸运吗？你会觉得自己有选择的自由吗？

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论断：

“资本主义只是用形式上的平等，来掩盖事实上的不平等。”

其实这个秘密早就被法国思想家卢梭发现了，他比马克思早一个世纪的时候就指出：

“英国人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卢梭《社会契约论•第三卷•第十五章》

因此，我们总会看到这样一个规律：

每当西方政府表现得为人民服务的时候，必定是资本家和人民的利益一致或者高度重合的时候。如果资本家和人民的利益发生冲突，西方政府的选择必定是“舍卒保车”。

如果“不舍卒”呢？那就很可能要“舍总统”。

比如美国历史上一共才44位总统，就有9位遭遇暗杀，其中4位遇刺丧生。谁能告诉我，这些遇刺的总统究竟是动了谁的奶酪？

一句话，中西方政府的本质决定了：

当一个有大事故发生的时候，中国政府首先的关注点是“人本身”，西方政府首先的关注点是精贵的“茶瓷器”。

有些人可能会反驳，但是不妨先静下心来，追本溯源。

根源在哪里呢？古希腊。

6、

其实古希腊的民主制，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维护奴隶主利益的制度。

比如说雅典，一共30万人口，但大约只有3万公民具有投票的政治权力。奴隶不是公民，女人也不是公民，哪怕是长期居住在雅典的外乡人也没资格成为公民。再加上由于各种各样的客观原因，经常出席公民大会的人数只有五六千。

所以古希腊的所谓民主制，本质上就是：

一部分奴隶主之间为了互相制衡和保持利益公平而不得不妥协出来的一个——分赃制。

这个“奴隶主的利益分赃制”，从两千五百年前的古希腊开始虽然中断过，但一路走来，走过十六世纪的西班牙、走过十七世纪的荷兰，走过十八世纪的法国，走过十九世纪的英国、走过二十世纪的美国，一直走到今天——二十一世纪的2020年，它只不过是染了个头发，换了件衣服，化了妆，整了容，只不过是把奴隶主改了名字叫资本家，把奴隶替换成了本国的弱势民众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众。本质上的它，从来都没有变过。

如果它变了，瑞典政府就绝不可能敢公然停止对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检测和统计；如果它变了，英国政府就绝不可能敢公然宣称“群体免疫法”；如果它变了，西班牙政府就绝不可能在确诊400多例的情况下，依然批准上百次超过几十万人的大规模集会和游行。如果它变了，德国政府就绝不会拦截瑞士的口罩；如果它变了，意大利政府就绝不会拦截瑞士的消毒液；如果它变了，法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就绝不会互相扣押对方的医疗物资。如果它变了，美国政府就绝不会......（此处省略一千字）

每当这个世界遭遇“考验”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所谓的民主，不过是奴隶主身上的遮羞布。

可笑的是，一群奴隶主用抢来的钱穿上了马甲，换上了西服，我们竟然还以为他们是文明的绅士。

7、

那么中国政府就没问题了吗？当然有，而且还不少。

尤其是在这次新冠肺炎发现的初期，武汉市政府和卫健委的表现可谓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典范，为了经济，为了政绩，欺上瞒下，变得没有魄力，失去了应有的决策担当，尽管这种“错误”也有着各种各样的客观因素的影响，但本质上，还是因为偏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执政理念，所以才导致本来可控的疫情爆发。幸好钟南山先生及时捅破了“人传人”的窗户纸，党中央及时纠正，最终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而正当我们反思自身并加紧控制疫情即将看到胜利的曙光时，突然发现，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开始爆发了，而且失控的主要是西方的国家。

这是为什么呢？有一个人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这个人就是世界卫生组织联合专家考察组外方组长布鲁斯·艾尔沃德，前段时间他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国的抗疫方式可以被复制，但这需要速度、资金、想象力和政治勇气。”

显而易见：

西方政府除了资金，其余三项条件都不具备。

什么是速度？

就是政府在决策的时候，不受资本力量左右的快速性；就是企业和各部门之间配合的时候，不受利益集团操控的自发性；就是基层干部和老百姓在追踪以及隔离流动人员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自觉性、积极性和精准性。

什么是想象力？

就是中国人不信邪，不怕鬼，不管你是什么瘟神。政府敢于“封城”，企业敢于“转型"，老百姓甘于“自封”。政府敢于“基建创新”，企业敢于“生产创新”，老百姓甘于“隔离创新”。就是整个社会从上到下自老及幼既敢于也甘于以一种高度默契的、世界医学史上前所未有的笨办法跟新冠病毒进行正面决战。而西方社会传统观念认为，病毒一旦进入“社区传播”阶段就基本上只能听天由命，然后被动地等待疫苗研发。

什么是政治勇气？

就是只要一项决策有利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坚决实行，不怕某些人不理解，不怕某些媒体不赞同，不怕经济损失，不怕政治攻击。

可惜的是，西方的许多国家徒有一手好牌，却打了个“溃不成军”。为了保障经济，为了保证选票，为了资本家的利益，为了自己的政治羽翼，视公共卫生如儿戏，置老百姓的生命健康于不顾，白白浪费了中国人举全国之力所创造出来的宝贵窗口期。

根本原因在哪里？

一个是为人民服务，一个是为资本服务。

中国政府当然有缺点，也会犯错误，需要改进的地方还很多，但大方向绝对是朝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西方政府当然有优点，有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甚至许多领域还很超前，但执政理念显然是需要调整和改变的。

8、

中西方政府之间，在某种程度上，主要在传播学的文学表现上，就好像是曹操和刘备。

比如：

曹操屠徐州，屠雍城，屠彭城，屠邺城，屠柳城，屠宛城，决漳水灌城，甚至还坑杀过袁绍的降卒。

但是他能写诗，懂浪漫，喜欢表演，很会替自己宣传。一般的书生是“以笔为刀”，他却是“以刀为笔”。屠了那么多城，同时也攒了不少灵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听听，这是多么悲天悯人的“绝唱”！以至于许多人都觉得他是一个“可爱的奸雄”。

刘备呢？心肠软，仁义为本，从未屠过城，还有过携老百姓渡江的伟大事迹。

但是他少文采，缺乏艺术细胞，也没留下什么被人传颂的诗句。当然，有时候甚至会一意孤行，听不进意见，犯各种各样的错误，所以许多人都把他当成了“伪君子”的代名词。

可是我们不要忘了：

奸雄再可爱，他也是奸雄，“宁我负人，毋人负我”才是奸雄的座右铭。你眼里的刘备再虚伪，他也是君子，“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才是他临终的遗言。

况且，刘备究竟是不是伪君子恐怕还不一定呢？

可悲的是，有一些人手里端的是刘备的饭碗，嘴里却念着曹操的诗。

更可悲的是，念就念吧，居然还当真了。

9、

最后，衷心希望世界各国在疫情面前，能跨越制度和文化的差别，放下种族和意识形态的偏见，携手并肩，一起对抗新冠肺炎。毕竟这一次世界大战，我们的敌人不是彼此，而是病毒。

作者：紫侠狼，90后文字狂生，夜色如墨，月光如我。

最后，有鉴于某些人对关于“为人民服务”和“为资本服务”的论断表示强烈不服！我今天就贴出世界几个发达国家领导人在本国新冠疫情初期的关注和讲话。正好趁机照一照各国领导人对“资本健康”和“人民健康”的态度。

【请看链接】：

跟中国人不会借鉴印度经验一样。

中国爆了，日本爆了，韩国爆了，米国都是吃瓜态度。

而意大利爆了，米国立即重视。

傲慢与鄙视链的原因。

就跟中国听说印度疫情，会想到这是他们擦屁股不用纸，科技落后。米国爆了，中国分分钟重视。

一味舔西方是一种自卑。

一味想让西方夸自己，学自己也是一种自卑。

人类是很有意思的动物，

人类不会从自己瞧不起的群体或个人身上学习经验教训（硬币的另一面就是会从自己膜拜的人或群体身上照单全收，这才有马云放个屁都是意味深长值得回味无穷的，米国的月亮都是圆的）。

中国不会被东南亚，印度，非洲疫情震撼到而去学习，除非传到身边而且严重。但米国欧洲发生了什么，这边马上会重视。(躺平任日策略日本都执行一个月了，很少人认真研究，但欧美一说，大量理中客就认真研究了。)

同样米国不会因为中国，韩国，日本发生了什么而震撼学习，但意大利，欧洲发生了什么却立即重视紧张了。(欧美对东亚有文化，人种的鄙视，对中国还有意形的鄙视。平时的夸赞，大多是礼节性的，局部的，就象我们夸咖喱好吃一样。而鄙视，轻视是潜意识，不自觉而深入骨髓的，无论人本身的善恶。如果不是抗美援朝，欧美看中国，不会高于埃塞俄比亚，经济发达了，也不会高过大清)

无它，各个群体的崇拜鄙视链或频谱不同而已。

中国自以为牺牲自己为全世界赢得时间和经验教训，除了得到有限几句礼貌性夸赞外，至少到目前为止没起到该起的作用。wh显现的问题，纷纷被重复显现一遍。即使细节可能有不同，目前结果基本一样。连起码的物资准备都没有做好。后果严重性的不同可能更归于医疗等基础设施的不同。

大刘说过，“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障碍，傲慢才是。”有其道理。

当然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中国，任何以为只有自己控制住了疫情，可以吃瓜坐看风云的态度，都是傲慢。

中国崛起的图章之一在于中国人自己相信自己。而不是满世界找“你看，外国人也夸我们呢”。

他傲任他傲，清风拂山岗。

他浪任他浪，明月照大江。

若干年前，有人吵吵着说：为什么中国不借鉴西方就完事了，为什么中国要摸着石头过河，为什么……？

我们要警惕，中国和外国的国情不同，

今天，又有人吵吵着说：为什么外国不借鉴中国就完事了，为什么……？

我们也要警惕，中国和外国的国情不同。

不借鉴最好。借鉴了等会让你赔偿巨额经济损失。

川普看着太平洋，忧愁地问：“为了让病毒在三个月内控制，我们到底需要什么？”

安东尼·福西回答道：“强大的国会，闭嘴干活的民主党、身先士卒的共和党员、统筹规划的委员会、不fake news的新闻、说一不二的公信力、国有医疗机构、全民医疗、精确管理到个人的系统、久经磨练的社区、具备组织力的基层干部、高效执行的中层、强大不图回报的军队、肯为群众牺牲的英雄、闭上臭嘴乖乖捐钱的财阀、主动配合并相信国家的民众、发达的交通网、几千个配套器械厂家、几百万熟练工人、表面私有实际听话的私企，总之，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美利坚来完成他。”

特朗普拿出烟盒“我们进展到哪一步了？”

福西：“能容纳300人的方舱医院？”

特朗普拿出打火机“我要成功概率高的计划。”

福西拿出《华盛顿、林肯、肯尼迪、罗斯福转基因复活计划》

特朗普拒绝“他们回来，谁当总统？”

福西凑到特朗普耳边，神秘地说：“给安倍打电话，让他明天偷袭珍珠港。您就可以唤醒沉睡的西方巨人。”

特朗普叹了口气，面向西雅图的夜景，柔滑的手指夹起烟卷，抽了口熊猫香烟，海风吹拂他金黄色的秀发，把雪白的烟雾拂过他迷人的侧脸，融入海浪里，他深蓝色的眼眸安静又充满醉人的迷离，不知在想什么。

为什么国外不充分借鉴中国新冠肺炎防治的经验？

网友意见

因为，他们历史上经历的苦难太少。

参考

“We must remember that these are people, not numbers.”

“什么样的医疗体制，是真正对国民好的体制。”

——态度

——体制与民众生活消费习惯的不同

——策略不同

中国崛起的图章之一在于中国人自己相信自己。而不是满世界找“你看，外国人也夸我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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