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中国的工业化原始积累是如何完成的?

回答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起点,往往要追溯到一百多年前。那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农耕文明的烙印深刻,工业化如同一个遥远而奢侈的梦想。然而,为了生存和发展,国家不得不踏上这条艰难的道路,而工业化原始积累的过程,更是充满着艰辛、探索与牺牲。

一、 早期萌芽与曲折探索(清末民初):

近代中国的工业化,最早的火种并非来自国内自发的技术革新,而是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敲开国门后的被动回应。洋务运动可以看作是中国工业化原始积累的雏形。

洋务运动: “师夷长技以自强”,这是洋务派的核心理念。他们通过创办军事工业(如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和民用工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引进西方的技术、设备和管理模式。这些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基础,也积累了一批早期技术工人和管理人才。
资金来源: 主要依靠官办,部分来自官僚、买办的投资,还有一些是民间集股。但整体而言,资金是极其有限的,且受到国家财政的制约。
技术获取: 主要依靠从西方购买机器和聘请外国技术人员。这种“拿来主义”虽然能在短期内看到成效,但也意味着对外国技术的依赖,且难以消化吸收。
市场与人才: 早期工业产品主要满足军事需求,民用市场尚未真正打开。人才培养也相对缓慢,缺乏系统性的教育和培训体系。

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 辛亥革命后,随着“实业救国”思潮的兴起,民族资本主义迎来了一个短暂的春天。张謇、荣宗敬等实业家创办了大量纺织、面粉、机械等企业。
资金来源: 主要依靠民族资本家的个人储蓄、集股、向银行贷款等。但民族资本受制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融资渠道狭窄,资金实力薄弱。
技术来源: 仍然以外购为主,但也开始出现一些本土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
市场与发展: 民族工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和沿江地区,产品也多集中在轻工业领域,与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相比,发展相对滞后。

总的来说,清末民初的工业化原始积累,其特点是:

被动性与碎片化: 更多是回应外部压力和内部改良需求,缺乏统一的国家战略和规划。
官办与民办并存: 但官办企业效率不高,民办企业力量薄弱。
资金与技术瓶颈: 始终受到资金短缺和技术落后的制约。
市场有限: 广大农村市场未能有效激活,国内需求不足。

二、 社会主义改造与国家主导下的积累(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前):

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注入了全新的元素。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国家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力度和方式进行工业化原始积累。

没收官僚资本和私人资本: 将国民党政府官僚资本和少数帝国主义在华企业收归国有,这是国家掌握重要生产资料、为工业化奠定物质基础的关键一步。
优先发展重工业: 学习苏联模式,将重工业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优先地位。通过“一五”计划,集中全国力量建设了156项重点工程,涵盖了钢铁、煤炭、电力、机械制造等基础工业部门。
资金来源:
农业的贡献: 这是最重要也是最具争议的部分。国家通过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以较低的价格收购粮食和农产品,然后出口换取外汇,再投入到工业化建设中。农民的剩余被最大限度地集中起来,为工业化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资金。
人民的节约: 国家倡导厉行节约、勤俭办一切事业,鼓励人民为国家建设牺牲个人利益。
财政收入: 通过税收、国营企业利润等方式积累国家财政。
西方国家的援助(早期): 在“一五”时期,苏联提供了大量的技术、设备和资金援助,但这种援助并非无偿,也带有明确的政治和经济条件。
技术获取: 主要依靠苏联的援助和引进,同时开始了自主研发的尝试。
人力资源: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被组织起来,成为工业建设的后备军。国家通过统一分配和调动,将人力资源集中到工业部门。
市场: 计划经济体制下,市场被严格控制,产品主要通过国家指令性计划进行分配,满足工业化和国防建设的需要。

社会主义改造: 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分散的个体经济纳入集体经济和国家经济体系,从而能够更有效地集中资源,为工业化服务。

这一时期的工业化原始积累,其特点是:

国家主导与计划经济: 国家拥有绝对的权威和资源调动能力,通过计划经济模式来推进工业化。
牺牲农业,积累工业: 农业的低效率和低投入,为工业化提供了资金支持,但也导致了农业发展滞后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
高积累率: 国家将国民收入中很大一部分用于再投资,支持工业建设,这是一种典型的“重积累”模式。
重工业优先: 优先发展基础工业和军事工业,奠定了国家工业体系的基础,但忽视了轻工业和消费品生产,导致工业产品结构失衡,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
对外依赖(初期)与自力更生(后期): 在“一五”时期,高度依赖苏联援助;“大跃进”和之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但效率低下。

三、 改革开放后的转型与新的积累模式(改革开放至今):

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工业化积累模式的重大转型。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积累的动力和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利用国内市场潜力: 改革开放打破了原有的经济壁垒,激活了国内巨大的消费需求。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品市场迅速发展,为工业化提供了强大的市场驱动力。
吸引外资与技术: 通过建立经济特区、对外开放政策,中国成功吸引了大量外国资本、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外资的流入不仅带来了资金,更重要的是带来了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和管理理念,加速了中国工业的升级换代。
资本来源: 外商直接投资(FDI)、国际贷款、国内私人投资、国有企业利润再投资等。
技术获取: 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自主研发并存。
出口导向型经济: 利用劳动力成本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出口赚取外汇,再投入到更高级的工业化进程中。
积累方式: 通过低成本的劳动生产率提升,加上规模经济效应,实现快速积累。
国有企业改革: 释放国有企业的活力,使其成为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参与者,通过利润再投资和技术改造,进一步推动工业发展。
市场化机制的建立: 价格改革、要素市场化配置等,使得资源能够更有效地流动和配置,提高了经济运行效率,促进了积累的良性循环。

这一时期的工业化原始积累,其特点是:

市场化与多元化: 市场机制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资本来源和积累方式更加多元。
内需与外需并重: 强大的国内市场需求和出口导向并存,共同推动工业发展。
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结合: 在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自主研发能力的提升。
人均收入提高与工业化并进: 改革开放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为工业化提供了持续的消费拉动,积累与消费不再是简单的零和博弈。
粗放式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 早期积累模式伴随着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重等问题,现阶段正向更加注重效率、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转变。

总结:

中国的工业化原始积累,是一部从被动模仿到自主探索,从高度集权到市场驱动的宏大叙事。它经历了从洋务运动的零星尝试,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农业牺牲换取工业优先发展的艰辛岁月,再到改革开放后市场化、全球化驱动下的转型升级。

在这个过程中, 农业的贡献、人民的节约、国家的集中调动、对外开放带来的资本和技术,以及不断壮大的国内市场,共同构成了中国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多元动力。虽然不同阶段的积累方式各有其代价和局限性,但正是这些不同时期的努力和探索,最终奠定了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工业基础,也塑造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世界工厂的模样。这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充满了智慧、勇气、牺牲,也伴随着一些争议和反思,但最终的方向始终是为了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福祉。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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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刀差,城市剥削农村,工业剥削农业,农民供养工人。

由此带来的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制,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了都还没有被取消。未来也不会被取消了,还指望着城市化让农村人进城买房呢。

还有农业税,尤其是三提五统,改革开放后二十五年左右才取消。感谢江西省丰城市的勇士们,他们打响了反抗剥削的第一枪,好像也是迄今为止唯一响了的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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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3年9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发生了一场令所有与会者震惊的风波,那就是毛泽东与他多年的老友、负有盛名的民主人士梁漱溟之间的激烈争辩。辩论是由讨论周恩来总理作的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而起的。梁漱溟主要的意见是,中共“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农民生活依然很苦”。他还以引用他人的话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些话引起毛泽东很大的反感,给予激烈的反驳,而梁漱溟则不服,互相之间言语都很重。梁漱溟以看你“有没有雅量”来刺激毛泽东,但毛泽东并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表现“雅量”,他认为这里没有妥协的余地。

  毛泽东为什么会发这么大火呢?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立志要改变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侮的悲惨状态,然而当他的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接手的是一个满目疮痍,遍地废墟的国家。怎么在最短的时间里赶上世界的潮流,使中华民族能够挺起胸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工业化是强国的必由之路。

  毛泽东访问苏联时,所看到的苏联经济的发展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他们在十月革命时也很穷,不能造汽车,不能造飞机,但后来迅速发展起来。毛泽东一回国就对高层干部说:“这一历史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这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从极小的修理汽车、修理飞机的工厂,发展到制造汽车、制造飞机的大工厂。其他方面,将来我们的发展也是很大的。现在没有的,将来我们可以制造出来。”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像苏联那样,优先发展重工业,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建立起自己的工业基础。这个思想就凝聚成“过渡时期总路线”,其中作为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可是,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这些资金从哪里来?中国不可能像西方某些国家那样通过掠夺殖民地来获取资源和资金;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由于美国等国家的经济封锁,除了苏联以外,不可能得到什么外援。作为一个农业国,主要的渠道只有来自农业的积累。农业收入占国民收入总值的比例,一九四九年是百分之六十八点四,一九五二年是百分之五十七点七,直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一九五七年,还占到百分之四十六点八。这自然成为中国工业化资金的主要来源。

  摆在毛泽东面前有个抉择问题:如果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就不得不较多地取于农业和农民;如果要照顾农民的利益,可以为执政党和他本人赢得“仁政”的美誉,但就要减少急需的资金。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毛泽东只能采取前一种政策,他不能耽搁国家工业化的进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让梁漱溟的那种言论散布出去,就会挑拨农民与共产党的关系,引起他们的不满,从而危及国家工业化的大政方针,所以毛泽东必须奋起为这个政策辩护。

  他说:“说到‘施仁政’,我们是要施仁政的。但是,什么是最大的仁政?是抗美援朝。要施这个最大的仁政,就要有牺牲,就要用钱,就要多收些农业税。多收一些农业税,有些人就哇哇叫,还说什么他们是代表农民利益。我就不赞成这种意见。

  抗美援朝是施仁政,现在发展工业建设也是施仁政。

  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

  有的朋友现在片面强调小仁政,其实就是要抗美援朝战争别打了,重工业建设别干了。我们必须批评这种错误思想。”

  其实,毛泽东也批评苏联那种“把农民挖得很苦”的办法,主张“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我们统购农产品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农民并不吃亏,而且收购的价格还逐步有所增长。我们在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在向缺粮区农民供应粮食方面,一般略有补贴。”毛泽东要求各级政府做到:“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灾害以外,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

  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速度。可能有人会想,如果当时的中国人放慢一点步子,也许会过得舒服些。可是,慢了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这是真理。一个后起的国家,如果不立下赶超的志向,那么就会永远落在别人后面而改变不了受人制约的局面。毛泽东说得很对:“在世界上没有不搞实力的。”事实已经证明,处于领先地位的那些西方大国决不会愿意让后起国家赶上来,他们会千方百计地加以遏制,以免失去自己世界霸权的地位。所以,毛泽东有一种“只争朝夕”的紧迫感,这也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一个几乎没有基础条件的新生国家,最初打基础的工作必定是极其艰苦的,它没有高楼建起之后的那种辉煌,但要克服加倍的艰难、付出加倍的代价。这个重担历史地落在那一代中国人的身上,他们只有勇敢地承担起来,没有别的选择。

  历史走到今天,回过头去看,今天中国的腾飞,离不开那个时代打下的工业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中国就没有自主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只能发展成外国加工厂那样的受制于人的畸形经济。今天国家的安全,也离不开那个时代铸造的国防利器。如果当时因为艰难困苦就放弃努力,今天的中国甚至连核试验的权利也不会有。中国将永无成为世界一流大国的可能而时时处于其它核大国威胁的阴影之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指出: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10月毛泽东过世,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累计达4956.43亿元。建成了一批门类比较齐全的基础工业项目,涉及冶金、汽车、机械、煤炭、石油、电力、通信、化学、国防等领域,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且,中国不仅已经能够自行设计和批量生产汽车、飞机、坦克、拖拉机等,而且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氢弹,试制并成功发射了中远程导弹和人造卫星。从1953年到1976年,工业年均增长11.1%。取得这样的成就,全国人民都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包括低薪制,生活用品凭票供应等等,可以说是在勒紧裤腰带搞建设。正如台湾教授颜元叔所说:大陆人“一辈子吃了两辈子的苦”,换来了“两辈子甚至三辈子四辈子的成就”。在这当中,作出最大牺牲和最大贡献的,是中国最广大的农民。

  最后补充一点,尽管争辩异常激烈,但事后梁漱溟政协委员照当,生活待遇照旧,也没有受到任何组织处分。毛泽东的争辩是在维护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而不是为了争个人面子跟哪个人过不去。30年后,90岁高龄的梁漱溟谈及此事,自我反省道:“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指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其实,他还是没有理解一个大国领袖一切为了国家前途的宏大志愿与良苦用心。

补充说明:

必须指出的是,毛泽东在发展工业的同时,也一再强调反哺农业,一再调整农、轻、重的比例,增加对农业的投入(见《十大关系》)。同时,他认为,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根本的出路还是在于“实现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即机械化和电气化)”。 1958年11月,他提出:“我国人民面前的任务是:经过人民公社这种社会组织形式,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全国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要使人民公社具有雄厚的生产资料,就必须实现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即机械化和电气化)。“”当他看到一些公社办起了社队企业,非常高兴地说:“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

1959年底毛泽东组织高层官员结合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探讨如何使农村富裕起来,他说:“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10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二卷》所记载,1970年至1976年期间,地方“五小”工业和社队企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其发展速度是前所未有的。这是毛泽东上述设想付诸实践探索的具体体现。
该书给出的数据十分可观:“1970 年全国有近300个县、市兴建了小钢铁厂,90%的县建立了农机修造厂,20多个省、市、自治区建起手扶拖拉机厂、动力机械厂和农机具制造厂。全国建成投产小型化肥150 座,水泥厂300个,化纤厂65个,洗衣粉厂24个,甜菜糖厂91个,塑料原料厂35个,正在建设的小水电站达 12000多处。”
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个思路是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根本出路。中国后来出现的农村富裕乡镇,毫无例外地享受了乡镇企业的红利。

当然,只有坚持集体享有经济发展的成果的那些村子才能实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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