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背叛了苏维埃？

前南共领导人吉拉斯在入狱前写过一本书《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

以下是原文摘录：

在苏联实行工业化和集体化以及摧毁资本主义的所有权以后，将产生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在1936年新宪法颁布时，斯大林曾宣告“剥削阶级”已不复存在，资产阶级及古时传下来的阶级事实上是被消灭了，不过，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阶级却形成了。

像过去的其他阶级一样，这个阶级会认为其权力的建立将实现所有人的幸福和自由，他们作如此想法是可以理解的。这个新阶级与其他阶级的唯一差别是：它对它的幻想的迟迟不能实现用更粗暴的方式来处理。因此它肯定了它的权力比历史上以前的任何其他阶级更为完全，它的阶级幻想和偏见因而也比其他任何阶级更大。

这个新阶级之所以能够夺取政权，是工人阶级和贫苦大众努力的结果。这些人是共产党，或者说新阶级必须依靠群众，而新阶级的利益同他们有最密切的联系。在新阶级未取得政权和确立其权威地位以前，两者的关系确实如此。在这以后，这个新阶级对无产阶级和贫民的兴趣只限于利用他们去发展生产和控制这些最勇猛和最难驾驭的社会力量。

旧日工人阶级的儿女是这个新阶级最靠得住的成员。为社会供应最有天赋的代表本是奴隶不可避免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新的剥削和统治阶级就从被剥削的阶级中产生了。

一个特殊的阶层来统治全体人民······构成这个进行统治的官僚集团（或者，我的术语讲，这个新阶级）核心的只是官僚中的一个特殊阶层，他们并不是行政官员。实际上，那是一群党的官僚，或者说政治官僚。

从历史的观点看，尽管这个新阶级一直在逃避事实，但它总是经常地被迫保卫其政权和所有权。它必须经常地证明，它是如何成功地创造着一个幸福人民的社会，人人都享有平等权利，并且已经废除了一切形式的剥削。

如果到了这种地步，有一个阶级、一个政党或一个领袖完全阻塞批评，或掌握绝对权力，那么他对现实的判断必然陷入不切实际，自负而虚伪的境地。

当这个新阶级退出历史舞台时——这一天必然要到来的——人类对于它的逝去将比对以往其他阶级的逝去更少有惋惜之感。除开利己的东西外，使一切都窒息而死，因此它就必然会使自己遭到失败和可耻的毁灭。

当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成了一个新的阶级，而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便不需要谁来背叛它，它将自己走向毁灭。

成败苏维埃

2021年，苏联解体三十年了。三十年前，轰然倒下的参天巨厦，震惊了当时地球上的大多数人，三十年过去了，余波仍旧没有散去，无论是2020年的南高加索地区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冲突，还是今年俄乌边境的大演武，都在提醒人们回忆起过去的庞然巨物。各种争论也从来没有停息过，无论是如果当年不解体哪有今天的各种地缘政治冲突这种缅怀感叹，也有今天的麻烦都是苏联留下的祸根这种指责批判。当然更多的是对苏联历史的反思，究竟苏联因何而生，为何而亡，仍旧引发不断的争论。

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争论也开始日趋多元化，渐渐的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布党史观”和在此基础上诞生于七八十年代，盛行于九十年代的“反布党史观”，而是将过去没有被纳入视线的很多历史细节问题进行再审视和分析，以此为基础建立新的历史观框架。这里就来谈一个过去虽然被摆在明面上，但是一直因为被层层光环笼罩，以至于没能被正确理解的概念。这就是关于什么是“苏维埃”的问题。

苏维埃之前的“苏维埃”

很多人可能会奇怪，苏维埃这个概念，稍微对政治和俄国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是耳熟能详，是非常清楚的事情，苏联本身就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联盟”这个正式名称的简写，直接按照政治学概念理解即可，又有什么好探讨的？

当然，也因为太熟悉了，所以很多人也会忽略其本身的含义，所以这里引用一下百度百科对苏维埃一词的理解。

苏维埃，俄语意即“代表会议”或“委员会”，是指俄国无产阶级于1905年革命时期创造的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组织形式，它起源于1905年俄国革命，是一种工人和农民的民主形式，其代表可以随时选举并随时更换，暗含着巴黎公社式的政权形式。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成为俄国新型的政权的标志，城市和乡村的最基本生产单位都有苏维埃，苏维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不仅可以立法，还可以直接派生行政机构。

但是如果看俄语苏维埃（СОВЕТ）一词的解释，除了上述解释外，还有其他诸如协商会议，集体组织的意思，任何的平权代表讨论磋商机构，都可以叫苏维埃（СОВЕТ），比如联合国安理会俄语里就叫“СОВЕТ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ООН”即联合国安全苏维埃，当然这个翻译对中国人来说肯定是无比的刺耳。出于防止对政治概念的混淆，苏维埃在中国是个特定的翻译名词，这一方面无疑是正确的，另外一方面也因此导致对苏俄历史与政治上很多概念的认知错位。

为什么要纠缠这种概念，因为不厘清概念就无法深入细节。既然我们知道了苏维埃（СОВЕТ）是一种协商会议的意思，那么百度百科里面的下一层解释，即苏维埃作为一种组织形式，起源于1905年革命，这个说法就很有问题了。比如说起源于1810年的俄罗斯帝国上议院，也被翻译为国务委员会，俄语也叫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совет,也可以翻译为国家苏维埃的意思，总不能说一百年后的俄国革命穿越时空影响了一百年前的沙俄国家机构设置吧？

那么既然截然对立互相仇视的双方，都不约而同的使用苏维埃（СОВЕТ）作为其主要的领导机构和组织形式，那么一个合理的推论就是这个概念有着更加久远，更加深入人心乃至更加有代表性的来源。

近年来，俄国史学界和政论界，对古罗斯以来的自治传统关注和论述颇多。总结出来的各种阶层不同时代的自治/协商组织包括市民大会（维契），波雅尔贵族议会（杜马），全国实力派联盟（缙绅大会），那么所有这些自治组织当中，最底层的，级别最低的，也是最贴近普通民众的，就是苏维埃（СОВЕТ）。当然，这种俄国自治机构最大的特征是他同时具备立法，执法和行政的职能，而并非是简单的空谈讨论场合。

下诺夫哥罗德的市民大会（油画）

详细讨论俄国自治传统不在本文论述范围之内，这里只关注与苏维埃（СОВЕТ）有关的事情。虽然一直只是最底层的自治机构，但是苏维埃（СОВЕТ）也曾经在俄国历史上大放异彩，再造河山。这段历史过去一直云山雾罩的隐藏在很多细节背后，近年来则备受重视。

17世纪初，俄国正在经历其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也被称为“混乱年代”。国内即没有合法的沙皇，被莫斯科波雅尔贵族控制的国家杜马，跟着国家杜马脚步摇摆的各地市民大会，久不召开的缙绅大会都名声扫地，在普通人的眼里丧失了合法性乃至成了坏蛋和叛徒的代名词。1611年，史称“第一民兵团”的义勇军接近莫斯科，因为不愿意接受被其视为叛徒的波雅尔杜马的命令，25个城市的代表签署协议，建立“全地苏维埃”（СОВЕТ ВСЕЯ ЗЕМЛИ）,以此作为最高权力机构对各地发出征召令。当然第一民兵团很快就因为内部混乱，以及众多城市对此机构的抵制，并没有太大的作为。但是第二年，诞生于下诺夫哥罗德的“第二民兵团”，则获得了更多的支持，来自全俄各地各阶层的代表，再次建立了“全地苏维埃”（СОВЕТ ВСЕЯ ЗЕМЛИ），并且第一次将莫斯科公国改名为俄罗斯国，宣称将共赴国难，再造国体。同年第二民兵团击败了波兰占领军，顺利的解放了莫斯科。

第二民兵团受到圣三一教堂主教的祝福

那么起到如此作用的“全地苏维埃”（СОВЕТ ВСЕЯ ЗЕМЛИ），为什么在后来的历史当中默默无闻，几乎被忽略了呢？这在相当程度上就是源于类似类似机构的弱点了，平等协商这种话说起来很美妙，但是一旦碰到重要问题，就会因为人人平权导致无法快速做出决策，也很难保证决策的正确性，这在日后的历史当中还会一再上演。这也是为什么有长久自治传统的古罗斯城邦，要不断的邀请外来的大公以及后来的沙皇做领导，也是出于要打系统补丁的原因。当然这种一元独裁与自治组织共同存在的政治形态，他们之间的互动，妥协，斗争，也就构成了俄国独特的内生力和张力。

当波兰占领军被驱离莫斯科之后，摆在各种势力面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尽快选出新的沙皇，而第二民兵团即使立下重大功劳，但是由各地自治组织派来的军队，并不是民兵团领导人的家臣，又因为是非脱产士兵不能长期留在莫斯科。这种情况下，实力对比当中，反倒是世卿世禄的波雅尔贵族们占据了更加有利的地位，尤其是波雅尔贵族又拉拢了部分第一民兵团的职业军队（哥萨克），又打着召开更加广泛的代表共同参与讨论国事的名义，召开缙绅大会来选皇。那么相当程度上留在莫斯科的全地苏维埃代表们，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了缙绅大会的代表。这对前者来说是个不小的身份提升，就像前面说过的那样，苏维埃是非常低级的自治组织，而缙绅大会则是正经的统治阶级。如果布党愿意好好写这段历史的话，其实可以可以大书特书农民和小市民的阶级局限性和对政治斗争的不敏感性。奈何布党也和罗曼诺夫王朝一样，也对这事讳莫如深。

这也是后来很多人看俄国这段历史感到莫名奇妙的地方，怎么小市民商人农民也能派遣代表一起选皇了？乃至怀疑其真实性，实际情况是选皇大会是两个组织合并而来的。后来罗曼诺夫家族为了宣传其合法性一直强调选皇大会代表的来源广泛，所以代表全体臣民的意见，但是又不提全地苏维埃，而是一味的将其和缙绅大会混淆。搞的后世不但普通人搞不懂，连很多职业历史学家都为了缙绅大会是否有底层代表一事吵了很多年。

正是因为选皇大会成员的来源复杂，各种利益诉求南辕北辙，最后凡是亲自下场想举荐自己的人选统统落马，反而选了躲得远远暗中吃瓜的米哈伊尔*罗曼诺夫。消息传来，把他们母子吓的躲在修道院里不肯出来。

罗曼诺夫王朝建立之后，俄国的政治进程主线就是加强中央集权，但是不要被加强中央集权这个名词骗了，准确的说是相对的加强了中央集权，于此同时因为实际控制力度的不足，或者说即使中央层面的君主独裁制度的确立后，与之同时俄国地方自治传统并没有消失，只是丧失了在中央层面的制度性发声和利益诉求渠道。

从第一任沙皇米哈伊尔与缙绅大会共天下，到他的儿子阿列克谢实质性取消了缙绅大会，再到他的孙子费多尔取消贵族们的世卿世禄。一方面看起来在中央制度设计上确实是绝对皇权占据了优势，但是一旦中央有所变动，比如费多尔英年早逝，长公主索菲亚执政，搞的第一个事情就是再次召开缙绅大会，以此确立自己摄政的合法性。再到后来的叶卡捷琳娜二世政变上台，法理上也是一塌糊涂缺乏依据，她搞的全国派代表来首都讨论法律问题，其实也可以视作缙绅大会的缩水版，以此确立了其地位的合法性。

那么作为皇权最初合法性来源的缙绅大会，都成了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机构，被取消了世卿世禄的波雅尔贵族们，也别搞杜马什么的给沙皇添堵了。也改名降级吧，改成什么名字？改名叫苏维埃，1726年成立的最高枢密院，俄语就叫“верховный тайный совет”,最高秘密苏维埃。

那么这是顶层建筑当中苏维埃一词的变迁来源，而除了顶层变迁外还有另外一个演变路线，即社会底层苏维埃作为一种自治组织，也并没有随着罗曼诺夫王朝的建立而消亡。虽然第二民兵团在政治上被分化和打压，乃至民族英雄米宁与博扎尔斯基作为贵族都没有传承下来。但是本来就是底层的草根苏维埃组织仍旧有着杂草般的生命力，无论是农村公社级别的长老会，也就是“长者苏维埃”，还是外出经商做工时候形成的互助组织里，以及暗中影响力颇大的各种非官方教会派系，也都是结成苏维埃这种自治机构来管理内部事务和对外争取利益保卫自己，由此形成了沙俄社会平静表面下的潜流。

当然，苏维埃并非是一个统一的组织，只是有需要的地区，人群，教会，企业经常就会自发的建立起来，或是是加入已有的类似组织。如果做个简单比较，中国人最能理解的，比较接近的概念，就是帮派会党的意思。

米宁与博扎尔斯基的青铜雕像，坐落在莫斯科红场

俄国革命与苏维埃

实际上，现在谈到20世纪的俄国革命，是分为两个层面的进程，互相之间有交叉，但是不能混淆。一个层面是权贵和大资产阶级的革命，即贵族们希望夺回被沙皇褫夺，自己祖先们拥有过的特权，当然这个进程从19世纪初就开始了，乃至有大贵族给沙皇写信说您要明白，按照血缘来说，我们家更有被称为沙皇的资格。而20世纪后这一进程中又加入了新兴的沙俄本土大资产阶级，同样希望能够限制皇权和固化自己的特权。而另外一个则是底层的革命，即农民和工人的革命，经常将两者混淆也是看待苏俄历史问题的一大误区。

那么前者，也就是富贵阶层的革命，其要求就是重新召开杜马（议会），以及被议会控制的责任政府。为什么会有这种要求？可以回忆一下本文的开头部分：俄国的自治机构，是立法执法行政三位一体的组织。他本质上和西方三权分立的概念就是冲突的，虽然可以套用同一套政治名词来描述，但是实际上有很大的差别。而同样另外一家在近代立宪开议叫喊颇欢的国家日本，则没有对受议会控制的责任政府那种近乎病态的追求。当然一方面我们知道伊藤博文搞日本宪法和议会是学习德国，但是另外一方面他搞的这套东西和日本历史上的武家重臣合议也没有太大区别。而同样其他的东亚国家则对宪法议会这些事情跟着时髦喊一喊，风声过了也就当个球放了。

而1905年开始的俄国底层革命，传统布党史观叙述下，是接受了西方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们，走向民众并且启发了他们，同时受法国巴黎公社的影响，建立了苏维埃组织。但是这种说法二十世纪之后的历史当中很难得到印证，就是说跨文化圈的符号，概念，理论，在传播的时候其接受程度和号召力都是很差的，需要非常长时间的耕耘才能结果。比如同样的革命思想传到印度能产生等转世灵童领导我们取得革命胜利的说法，而非洲则诞生了搞黑巫术的革命党。如果说是有过几十年的耕耘，又有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沙俄帝国的文教水平与识字率到底怎么样？现在我们都知道，20世纪后期21世纪初期接受过完整高等教育后多数人都搞不清的思想理论细节，如果说布党传统史观叙述下那么强大的宣传能力，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能让俄国穷人普遍接受，这要么是沙俄教育水平突破天际，要么是叙述当中有极大问题。

如果承认，苏维埃作为俄国长期存在的民间自治组织，有极大的威望和动员能力，受到西方革命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们，只是因为与其在理念上有契合之处，加上这种自治组织入会门槛颇低，来去自由，所以可以加入其中，可以通过其组织推广自己的理念。而按照这种“入伙说”，二月革命之后相当多的历史脉络，就能更加清晰合理，而不是一部因为被裁剪导致镜头不断跳跃的黑白电影。

其实这种入伙说并不奇怪，乃至可以说是更加合理的说法，比如中国辛亥革命前，尤其是辛亥革命后，会党都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参与力量，要一直到三十年代后期才相对退潮，这也是一种外来思想和本土传统组织和理念的结合与碰撞。而过去俄国革命叙述当中则完全没有本土化的过程描述，一切都用列宁的天才和国际革命有无以伦比的号召力来解释，所以就无法理解斯大林时期产生的转变，乃至有了“列宁死，苏联亡”的笑话出来。.

那么在这个新的框架下，重新简单梳理1917年二月革命后的俄国革命史。

就像前面说的那样，二月革命实际上是在两个层面进行的，一个是社会顶层权贵们搞的政变兵变，另外一个是底层群众街头运动，两者之间有互动和互相支持，但是整体上不是一回事。顶层政变者们希望的结果是尼古拉二世退位，成立受控于杜马的责任政府，实际上是要恢复俄国传统贵族皇族的特权，同时分羹的还有新兴的资产阶级；而在权力交替的混乱期间里，俄国的国家机器尤其是镇压机器陷入了瘫痪，刚刚拿到退位诏书的俄国杜马几乎同时就被彼得格勒苏维埃给革了命，连办公场合塔夫利宫都被彼得格勒苏维埃占据了一半的地盘。但是彼得格勒苏维埃当时也是一个大杂烩，里面即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革命党），但大多数成员还是来自底层社区，企业和机构的代表，并非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这时的布尔什维克并没有多少成员，多数人不是在国外流亡就是西伯利亚修理地球呢，列宁一个月前在瑞士刚刚演讲说我们这些老人是看不到俄国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来临了。

彼得格勒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强占了原属于国家杜马的办公场地塔夫利宫。从当时遗留下来的照片可以看出，会场里参与会议的人数密密麻麻，他从形式上更加承接全民参与的市民大会或是苏维埃这种俄国传统自治组织，而非西方式议会。有人可能不明白这种参与人数带来的影响，因为参与人数数量太多成员不固定并且随意进出，少数的警卫安保人员根本无法保护主席台上成员的安全和维持现场秩序，主席台上发言人如果不让旁听者满意很容易被拉下来揍一顿，这个和现代西方政治体制下的议会假打架可不一样。拿到退位诏书后本来得意洋洋想接收政权的帝国杜马特别委员会，就是被这样拳打脚踢赶出了自己的会场。

局势的主要转折点是临时政府成立的第二天，临时政府总理李沃夫公爵上任后立刻签署命令，将沙俄政府任命的州长市长督军等官员一律免职，他命令地方自治委员会等机构接替政府的职能。但是这种异想天开的命令压根实践不了，地方自治委员会几乎都是嘴炮大本营，实际政务根本不懂，导致整个俄国国家机构瘫痪，无法运转。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各地纷纷成立的苏维埃，大多也不是受政党的影响，而是社会权力真空后的自然现象，从底层自治单位主动站出来接掌权力和维持秩序和社会运转。顺便说一下彼得格勒苏维埃当时只是本地的苏维埃，对外地苏维埃并没有上下级关系或是管辖权，要到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之后才有资格自称中央苏维埃，同样对地方的管辖能力也很可疑。

四月份列宁回国后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主要是针对当时彼得格勒苏维埃上下分裂的情况，当时苏维埃主席团等人多数都是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党，很多西化的理念与做派，加上和临时政府勾勾搭搭，而中下层的苏维埃成员则是来自社区企业这种本土底层人士，非常看不惯这种做派。列宁的这个口号就主要是针对他们来的，这种中下层的激进分子大喜过望，觉得总算有了领头羊，乃至纷纷自称布尔什维克。布党从二月份不到3000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团里十四个位置当中仅有一个席位的小党，在六七月份期间膨胀到了4-5万人。七月兵变很大程度上是激进的士兵们主动要求布党上位，而布党自己也被搞的措手不及。虽然兵变失败后列宁被迫逃亡，但是也因此看到了临时政府的虚弱性，开始策划之后的武装夺权行动。

至今被不少人念念不忘的立宪会议，其实就是俄国缙绅大会的翻版，甚至比历史上实权派参与的缙绅大会还差很多，选出来的都是各路嘴炮没有实际力量。临时政府一直拖延召开立宪会议，到了十月革命后中央苏维埃制定了相关立宪会议的章程，一方面是希望立宪会议确立中央苏维埃的合法性，但是也做了补丁，即立宪会议不得做出违背中央苏维埃决议的决议，否则中央苏维埃有权将其解散。所以说就当时而言，关掉立宪会议也是合法合乎章程的做法。事后布党自己拍电影瞎吹派水兵驱散了立宪会议云云，为此多年后背上了暴力解散合法权力机关的罪名。至于二月革命期间一跳八丈高的俄罗斯杜马，早在六月份就自我解散了，解散仪式上还有人上台讲话称杜马就是一个夭折的死胎儿，活该早死早托生.....

油画《水兵们驱散了立宪会议》，固然在法理和程序上有问题，但是前面提到大会发言人不符合听众胃口就可以将其揍一顿打出去的传统，那么这种驱散的方式其实很符合当时普通人的口味和认知。

十月革命之后，有一个很大的认知误区。就是“苏维埃政权不等于布尔什维克政权”，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内战期间，有部分“白军”的战斗口号是“为了没有布党和犹太鬼的苏维埃”而战斗，按照中国人的理解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清君侧”，而黑旗军马赫诺的部队，也一直自称是苏维埃正统。

这种情况，一直到1921年内战基本结束后，也只是稍有好转，当时的统一是非常形式化的。乃至有的地区权力归属地方布党党部，有的地方权力归属地方苏维埃，还有的地方权力居然归了地方契卡主持，可能也算“罗斯大地，三权分立”了。

苏维埃的名与实

苏维埃这种组织形式，可以以最低成本最快时间团结动员最多的人，但是其缺点也同样的突出，就是做出决策非常困难，尤其是覆盖范围过大，面临的问题非传统办法可以解决的变革时代，更是如此。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上俄国的自治组织一定要和某种形式的一元决策和执行单位相结合，才能解决这个致命的弱点。

俄国革命期间，布党一方面利用苏维埃这一名称的威望和形势，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力，另外一方面有着自己鲜明主张的现代政党，也必然要承担起那个一元决策与执行单位的角色，而这一过程中又不可避免的重复俄国历史上，一元决策核心与自治组织互相斗争的过程。正是这种背景下，整个布党在俄国革命期间的言行有极大的矛盾，让无数的后人不解以及争论。这个矛盾简单说就是布党必须“说最民主的话，做最独裁的事”。也正是这个俄国苏维埃本身的复杂性和认知程度问题，导致了对布党和俄国革命理解上的分歧，因为他并不能被来自欧洲的政治语言和理论在同一框架下完整描述，最后只能是众盲摸象，鸡同鸭讲。

面对当时的局势，布党也只能自觉不自觉，自愿或是被迫的采取了一些措施解决这些问题。其中第一条就是在违反列宁本人意愿的情况下，将其无限神化，乃至打造成了新的“神”。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神化，有些地方甚至是把列宁画像当做东正教圣像代替品来对待的，还有沙俄将军投奔布党后，见到列宁嚎啕大哭跪下亲吻他的手指，这做派估计和感受新的政治思想号召也没啥大关系。

第二条就是加强党组织的建设，中央派往各地建立党部，支持党员在地方苏维埃里担任主要职务，以确保当地苏维埃不能通过违反党组织做出的决定。其实和前面提到的以苏维埃的决议限制立宪会议，做法差不多。当然在内战期间，以及整个二十年代，地方上这种党组织和苏维埃之间呈现的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复杂即斗争又合作的局面，党的地位和权威还不是那么无可置疑的。

如果说前面两条很容易理解，也比较符合一般的认知，那么第三条就有些复杂了，影响也更加的深远。1917年10月27日，也就是十月革命不久后，中央苏维埃即通过决议，设立人民委员会，以作为苏维埃组织的执行机构，也就是后来苏联政府的雏形和前身。这个看起来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看俄语的话，这个机构的名字也叫“人民委员苏维埃”（Совет нородных комиссаров）。虽然早期也确实企图使用苏维埃这种平权协商的模式组建现代政府机构，但是那种部长们随时一言不合就可以拍桌子撂挑子的做法实在是即不适应工业化的现代社会，也不适应当时内外交困的苏俄现状。

理念面对现实只能低头，人民委员苏维埃只能迅速的职业官僚化，虽然布党官僚化一直是个经久不衰的话题，但是实际的情况还是远远超乎后人的想像。苏联政府的官僚化，甚至都不是原来说的自发产生的官僚组织，还把黑锅扣在了斯大林头上。苏联政府的官僚化，起源于大量任用原沙俄政府的官僚们。到了内战结束时期，苏联政府各个部位的成员，有60-80%皆是前沙俄政府雇员，有的部门更是高达90%以上。大量熟悉政务的前沙俄官僚加入苏维埃政权，一方面也保障了新兴的政府可以勉强操纵复杂的现代国家机器和工业社会，维持内政和后勤。作为对比的白军则没人给他们做这些工作，只能要么抢劫要么找外国政府借贷，最后沦为“白匪”。至于说沙俄官僚们为何宁愿集体加入布党也不给白军干活，则是另外一个复杂的话题了，不在本文的范围之内。

但是命运的礼物，早就在暗中标好了价格，这样大规模任用旧官僚，在党内引起轩然大波和激烈反弹。1919年底-1920年年初，布党元老之一的斯列亚普尼柯夫就带领党内底层工人出身的党员们，对布党中央发起挑战要求其交出对经济问题的管辖权，这就是史上（非）著名的“工人反对派”运动。这事当时影响颇大，后世则少见于史册所知的人不多。而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企业工人大多数都是支持工人反对派的，并且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罢工和组织工人武装，当时两地市区街垒岗哨林立，不断响起枪声，新一轮内战一触即发。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爆发了克朗斯塔德水兵暴动，面临这种危机的情况下工人反对派被迫让步最后被解散及边缘化，布党中央也做出了一定的调整和妥协。而工人反对派当时列举的一大罪状，就是布党中央大量启用前沙俄的官僚。

如果说工人反对派带来的影响只局限在整个20年代，那么另外一个影响则是持续了整个苏联的历史，即“苏维埃政权的名实不符”。

前面说过，苏维埃这种机构，无论是俄国传统，还是革命党早期的理念，都是平权协商，同时立法，执法和行政三位一体的机构，如被称为无政府主义者的马赫诺，就是这种理念的坚持者。但是这种机构，实际上在现代工业社会又很难落实到实处，其实在农业社会都难落实，西欧地区这种原始公社的遗留产物在公元十世纪就解体了，在东方农业国家里解体的更早，只有俄国特殊的历史和地理原因将其保留了下来。

那么人民委员苏维埃建立后，为了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把中央苏维埃的实际权力，转交了给这个机构，因为都叫苏维埃，这在后来苏联的历史上产生了极大的概念混淆。即所谓的苏联政权（Советская власть），指的到底是什么？是平权协商，同时立法，执法和行政三位一体的机构？是现代政治理论意义上的立法议会？还是职业官僚组成的政府？

那么在1918年4月1日，斯威尔特洛夫毫不掩饰的称人民委员苏维埃是“集立法，执行和行政”权力于一身的权力机构。这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在理念和传统上都是说不通的，属于典型的狸猫换太子偷梁换柱挂羊头卖X肉，但是又出于种种原因这个做法被保留了下来。但是这种做法在当时就普遍不被接受，尤其是地方上独立的苏维埃组织们当中更是如此，所以也就不要奇怪为什么苏俄内战期间会出现大量“为了没有布党和犹太鬼的苏维埃而战”这种事情，这里的犹太鬼指的就是斯威尔特洛夫和他的犹太裔特派员们。为了方便理解，可以类比为不同的苏维埃之间的战争，就像晋代司马家诸王内战是一个道理。

雅科夫*斯威尔特洛夫，十月革命前后布尔什维克党最有能力的干部，其影响甚至超过托洛斯基。于1919年3月英年早逝，死因历来众说纷纭，其中一个版本是在外地对工人演讲时要求工人们继续忍受物资缺乏的困难，节约物资支援世界革命，遭被激怒的工人们殴打，伤重不治。因其喜好黑衣，无论是生前死后都被称为反对布党的敌人称为“革命的黑魔鬼”，托洛斯基才捞到一个“革命的妖精”这个外号。

那么这种地方/基层苏维埃和布党控制的国家顶层机构，一直存在各种在理念，利益和目标方面的差异，除了在少部分目标外，大多数都是南辕北辙鸡同鸭讲。一个很典型的例子，1920年10初，苏俄红军人数差不多是550万人，而同年8月爆发的华沙战役，红军参战人数不超过20万人。而这个时候俄国境内多数的成建制白军已经被消灭，而被布党高层视为世界革命重要环节的波兰战役却没有多少部队参与。

这在传统的布党史观下也是说不通的事情，但是如果做个类比可能更加容易理解，就是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美国的各个部队其实是本州的部队，而不是大陆议会更不是华盛顿的部队。同样红军人数众多，但是都是受本地影响更多，对世界革命这事即不太懂更没有兴趣，所以动员不起来。同理还有按照中国人的思维，很难理解为什么“红军之父”的托洛斯基居然会在政治上一败涂地，就是因为多数红军其实对这位红军之父也没啥兴趣，他真的想依靠军队上位被提前冰镐伺候的可能性更大。

1936上映播放的苏联电影《夏伯阳》，被认为是“高大全艺术形象”的起源，但是在这部电影里，也表现出普通老百姓和士兵分不清什么是布尔什维克什么是共产国际，作为主人公的夏伯阳也不太分的清，只好说我跟着列宁走，列宁在哪一方我就支持谁。可以想像当初的实际情况，要比电影里表现出来的有更大的差距。

夏伯阳剧照

整个20年代，这种地方/基层苏维埃代表，和首都苏维埃高层的冲突随时可见：

苏维埃高层：我们要容忍宗教

基层代表：砸烂教堂，打死神父

苏维埃高层：我们推行新经济政策是临时措施

基层代表：这都是混进来的叛徒在搞破坏

苏维埃高层：俄语是大国沙文的体现，普希金是贵族狗崽子

基层代表：信不信我们当场打烂你们的狗头？

正是这些在20年代随处可见的矛盾和冲突，也就是导致整个苏联二三十年代的政治动荡，与之相比，顶层的理论辩论，则是一种“茶杯里的风暴”了。现在很有些人沾沾自喜的觉得自己抓到了斯大林的理论漏洞，或是左右摇摆立场不定。实际上，斯大林也是跟着自己的“选民们”，也就是来自俄罗斯传统中部工业区的干部团还有苏维埃代表们一起摇摆，以此获得他们的支持才能执掌大权。

当然很多人常年被斯大林这个党的总书记头衔所误导，其实俄语里总书记和秘书长是同一个词，联合国秘书长也可以叫联合国总书记，但是谁会觉得这职务有啥权力？斯大林早年的职务按照内容来看被翻译为秘书长更加合适，主要的工作内容是政治局开完会后把会议内容安排人打印下发，连是否执行了都管不到，同时兼职被其他大佬们视为不重要杂务的人事任免工作。至于作为“无限权力”证据的列宁遗嘱，有很大概率是伪造的。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20年代末期，关于苏联集体化和工业化方面，经济与工业需要方面的论述已经颇多，但是政治考量方面则极少提及。换句话说，苏联集体化工业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苏联中央集权的需要和过程。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布党的各个地方党委取得了实际的统治权，中央也因此强化了统治力度与话语权。但是这并非是问题的终结而是下一轮麻烦的开始，因为当时主要通过扩大党员入党，即原来地方实力派成了党员，也就因此要受党委指挥的方式，进行温和的“侵吞”。但是这种方式同样也是有代价的，就是把过去的党外矛盾，都演化为了党内矛盾，苏联整个30年代的政治动荡更加激烈严重，最后一直到大清洗才算再次告了一个段落。

当然和本文有关的内容，实际上就是传统概念上的苏维埃组织在政治上的地位直线下滑，这个时候再提苏维埃政权，多数情况下指的是有专业官僚们构成的苏联政府了。三十年代末，苏联修改宪法，确认最高苏维埃为苏联最高权力机关，但是这个时候，这个最高苏维埃其实和现代政治意义上的立法机关没什么区别了，最少从形式上消除了历史苏维埃传统与现代政治理论之间的冲突。

当然三十年代后期还有个传统苏维埃最后的回音，1936年苏联宪法改革，号召削减苏共党委在管理国家事务中的地位，而要加强苏维埃政权的作用，搞差额投票选举。实际上这释放了一个错误的信号，导致苏联地方政府和传统苏维埃组织都认为自己的好日子来临了，立刻准备夺权，而党委当然不愿意放弃花了将近20年才夺来的领导地位，立刻苏联就陷入了腥风血雨当中，这就是苏联大清洗爆发的一个主要原因。虽然说赫秃子以来将大清洗描述为都是斯大林个人精神有问题的说法纯粹瞎扯淡，但是斯大林自己主持编制的《布党简史》，开创了“布党史观”，搞意识形态正确挂帅而不是客观描述历史，这口黑锅怎么也要背一些。即然布党/列宁一贯正确，其理论号召力无以伦比能量巨大，那后面的一系列政治斗争就只可能是有人搞破坏了，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他让托洛斯基背，他不在了就只好自己背了。

败也苏维埃

大清洗后的1939年，斯大林再次发出号召，要求削减党委在管理国家事务中的地位，而要加强苏维埃政权的作用，这里就很明确的表明苏维埃政权指的是人民委员苏维埃，即苏联政府了。那之后很长的时间里，苏联的政治生活主要是围绕党委和政府之间的权力斗争，这部分内容在本人关于赫鲁晓夫的作品中有所提及。苏维埃作为一个组织，已经不在成为重要的角色，派代表参加会议，也是后来人们熟悉的“报以热烈的掌声”，而不是准备冲上主席台打破某某的狗头了。

但是在宣传领域，人们的记忆当中，意识形态的叙述里，布党史观的传播中，平权协商的苏维埃组织仍旧是苏联政权合法性的来源，代表最大的政治正确，和列宁一起成了苏联不可改变的祖宗之法。而另外一方面，苏维埃组织不断的在历史当中轮回重生，延绵不绝，也就代表着这种形式和理念符合俄国的国情与人民的认知。而苏维埃组织被排除在苏联政治进程之外后，固然没有了因此产生的政治斗争和不稳定性，同时也没有了其带来的强大动员能力与参与者的热情。五十年代之后，苏联社会日趋颓丧，缺乏动力，组织散漫瘫痪，不得不说与“苏维埃名实不符”这种情况有相当大的关系。

时光飞逝，到了1988年，在党政两大系统压迫下的戈尔巴乔夫，如同风箱中的老鼠一样煎熬。当然这不是要给老戈翻案，而是和大清洗一样，如果不了解相关背景，就会觉得老戈此人做事莫名奇妙，不是叛徒就是蠢货。当然苏联党政系统的特点和历史演变本文也不深入讨论，大家只要知道老戈当时唯一的权力就是撤换一些党政部门领导人，但是完全无法让哪怕换了领导人的部门按照自己的意图去做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这些机构就是九头蛇一样，砍了一个脑袋又长出来，再砍还长，一点办法都没有。

同时苏联社会上缺乏对劳动的热情，那么戈尔巴乔夫就想了个“高招”，即能恢复人民对政治和对劳动的热情，也能给自己找到新的权力支撑点。

这个“天才”的主意就是恢复苏维埃正统，然后有这个正统苏维埃给自己背书，绕过苏联党政两套班子，赋予自己新设机构和职务以合法性，重新构建苏联的权力框架。那么恢复苏维埃正统的办法当然是搞全民投票选举人民代表，由选出来的人民代表组成新的最高苏维埃，而新的苏维埃则会设立苏联总统的职务，老戈就是可以无缝衔接，担任苏联总统然后以此为名义发号施令了。

这事吧，说起来也不能全都怪老戈天真，毕竟被布党史观教育了那么多年，人民光荣人民正确，凡是阻挠人民选举的都是坏蛋，例如尼古拉二世不搞议会选举就是大大的坏蛋。善于党内权力斗争但严重缺乏基层锻炼和地方工作经验的老戈可能完全没有思考过，由革命思想引导的人民群众和被利益驱动的民粹的区别是什么，以及他将放出怎样的野兽。

1989年苏联这次选举，整个就是群魔乱舞，各种闲杂人等投机分子都蹦出来了。具体过程不去描述了，本来已经是政治尸体的叶利钦就此原地满血复活了，本来如果按照过去苏联党政系统形成的格局，这个时候的叶利钦已经完全没有政治前途了，他本人也是半隐退并且三番五次写党内公开信检讨道歉。苏维埃政治和其配套的广场政治，其不成熟性在这次选举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在整个莫斯科市民当中关于叶利钦的各种神话不断传播不断加码，最后传的各种稀奇古怪，但是却让他成了人民心中的救星。当然这事因为实在太蠢大多数人都希望将其忘记，所以后来人们普遍记得叶利钦是个祸国殃民的大酒鬼，而不记得这个大酒鬼是他们亲手将其抬上神坛的。那段时间莫斯科不断的发起数十万人上街游行支持叶利钦的集会，最后他以92%的高票当选莫斯科市人民代表，那次参加投票的人数高达适龄选民的90%以上，也就是说全市80%以上的成年人都支持了他。

叶利钦--人民的候选人

又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万众支持叶利钦一事成了日后莫斯科居民不愿意回忆起来的黑历史

还好，只是屈膝亲吻手指，而不是跪了下去，时代还是在进步，就是慢了点....

如此大的民望支持，很多人都不自觉的受了影响，哪怕再苏联高层都有很多人开始押宝叶利钦，不但主动给予其方便，还修改对其不利的内部小规模投票结果，最后让叶利钦一路顺利的当选人民代表并且得以到达会场参与代表大会。更加离谱的是，本来戈尔巴乔夫等人的想法是即然没法阻挠，那就让叶利钦当个普通议员吧，而在大会选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应该宣布胜利闭幕的时候，有一个最高主席团的成员公开发言称选举不公，当着戈尔巴乔夫的面要求把自己的主席团成员地位转让给叶利钦。众目睽睽之下戈尔巴乔夫被搞的措手不及，只能答应了。

如果是在当时苏联已经成型的党政系统内，这么大的“事故”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作为一个平权协商的组织，苏维埃里发生这种事情就是非常平常了。在第二年，老戈没记性还美滋滋的搞各个加盟共和国的地方人民代表选举，以及由其选出的地方苏维埃代表。这下魔鬼被彻底放出来了，各地苏维埃立刻就成了民族分裂和讨伐苏联党政两套班子的大本营，叶利钦也顺利的改选为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人民代表，带着无以伦比的耀眼光环成了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在设立总统职务后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了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总统。再次强调一下，苏维埃本来就是三权合一的机构，最高苏维埃首脑本来也就应该有行政最高长官的身份，同样发生的事情也纷纷发生在其他加盟共和国。那之后各个加盟共和国有了独立的立法行政机构，本来长时间作为苏联框架维系者的党政机关则成了过街老鼠被万人锤，那么共和国之间谈不拢合作条件去分家，就只剩下时间的问题了。

一直有人问/笑话苏联末期为什么人民不出来保卫苏维埃，其实能问出这问题来也是布党史观的受害者。带领大家闹分裂的本来就是最高苏维埃，还要保卫哪门子的苏维埃？这是又一场“不同苏维埃之间的内战”，而且这新头领名正言顺的不比那个不让大家喝酒的秃头好多了么？苏联之所以那么突然的解体了，其经济因素是第二位的，最致命的原因还是政治制度设计上的先天矛盾，也就是国体建设问题。

不是尾声

梦终归会醒来，苏联解体后，冷酷的政治经济现实把各个前加盟共和国抛入了深渊，民众最终也为自己的狂热和幼稚付出了代价。

和1937年一样，苏维埃组织最终也在退幕前留下了最后的回声。长期以来一直支持叶利钦的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没错，被翻译为俄罗斯联邦议会的那个机构，其实就是从苏联末期延续下来的最高苏维埃，也在冷酷的社会现实面前，与其反目成仇甚至兵戎相见。

如果不考虑经济领域的分歧，那么对未来俄罗斯联邦的国家构架，两者之间就有着极大的分歧。一方面的主张是由最高苏维埃任命总统，控制政府，继续维持过去的三权合一机构的框架，而另一方面则是建立超级总统制共和国，议会则学习西方国家只负责立法问题。这一争论在1993年10月的隆隆炮声中被终结，苏维埃这种组织形式，也从法律层面在俄国消失了，这一事件史称为“炮轰白宫”，至今死亡人数仍旧有争论，从死伤数十人到死者堆满了体育场各种说法都有，不少中国人还作为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旁观了这一过程。

不过后来这一事件又经常被描述为议会方面想恢复苏联，这是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后决战云云，其实这个被炮轰的议会就是苏联最大的掘墓人，只能说报应不爽活该倒霉。

遭到炮击的最高苏维埃办公楼

政治热情来得快去的也快，而没有了广场上人山人海的支持群众，裸奔的最高苏维埃也只是另外一个等待被驱散的立宪议会。

1993年炮轰白宫过程中最玄幻的事件是，其最坚决的支持者竟然是当时刚刚浮出水面不久的俄罗斯保皇党，不少人打着代表保皇党的黑黄白旗帜捧着尼古拉二世的圣像在白宫前与支持叶利钦的军队激烈对抗。上图这两面旗帜下一次在同一个阵营里同时升起来的时候，已经是多年之后的东乌克兰战争期间了。

亚历山大*博罗代，俄罗斯著名保皇党成员。1993年在白宫广场指挥保皇党战斗组织奋战到最后一刻，在最高苏维埃通电投降后才带人逃脱。2014年东乌克兰战争期间，曾经担任顿涅兹克共和国部长苏维埃主席的职务。现任顿巴斯志愿兵协会主席，与俄官方私下合作颇多。本文写作期间，有消息传来，他刚刚通过了统俄党杜马选举的党内预选，十有八九9月份要去当议员了。

这之后苏维埃作为一种政治组织在俄罗斯国家层面消亡了，新的上下议会已经是仿造西方国家的制度设计了。但是俄罗斯的各个州和加盟共和国的地方最高苏维埃，也是经历了一番中央与地方的斗争，才陆续被取消改为新的地方议会形式。即使这样，个别地区的地方议会至今仍旧冠以最高苏维埃的名称。

这里说句题外话，涉及到老叶的历史评价。过去老叶有两种历史评价，一种就是酒鬼国贼叛徒王八蛋。

另外一种就是自由派的评价，“他给俄国带来了光，自由和幸福”。花了50亿美元修建而成的叶利钦纪念馆就都是这种内容。

近年来陆续出现了第三种声音，就是说叶利钦作为政治家，虽然犯了重重错误罪孽深重，但是还是为俄罗斯立下了四大功绩不能完全抹杀。这四大功绩排行第二的就是1993年毅然决定炮轰白宫，从制度上消除了俄罗斯国家政体设计上的不稳定因素；排行第三的是1993年宪法确立了俄罗斯是超级总统制国家；排行第四的功劳则是1994年发动第一次车臣战争，虽然过程狼狈不堪，但是阻止了俄罗斯国家进一步解体。当然排名第一位的功绩，很多人都知道，也是长期以来被视为叶利钦的唯一功劳，就是选出普京当继承人。

那么是否可以说苏维埃已经在俄罗斯消失，只能说作为政治遗产来说，苏维埃这个名称已经彻底和左翼运动挂钩了，目前只有他们还会继续打着这个旗帜。但是前面说过，平权协商这种组织形式，本身符合俄国的传统和历史条件，它仍旧会继续长期存在下去。相当程度上来说，普京上台前后建立的统一俄罗斯党（中间几次改名，不要太在意），本质上即不是现代西方意义上的选举政党，也不是列宁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政党，而是俄罗斯全国各地实力派联盟，它的组织形式很大程度上也是那种平权协商的模式，要到了2016年之后随着普京政权的不断巩固才逐渐下降为执行组织。

而这种形式的自组织改换个名称，比如叫委员会，联盟或是其他什么的，在俄罗斯方方面面仍旧存在，无论是政界还是民间。比如今年新鲜出炉的政党，由“公正俄罗斯”，“为了真理”和“爱国党”三家联合，组织框架还是这种平权协商进出自由，又搞的鸡飞狗跳乌烟瘴气内斗不亦乐乎。

总之，理解苏维埃这种特殊的组织形式，对理解俄国的历史现状与未来，都是关键性的钥匙。

参考资料：

1. 关于古罗斯地方自治的一些论文

* Реферат: Центальное и мест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в 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 - BestReferat.ru

*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в 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 -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и права (studme.org)

* Зарождение институтов самоуправления в России, Местное самоуправление в 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 -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 местного самоуправления в РФ (vuzlit.ru)

关于全地苏维埃的一些介绍，虽然这篇文章的作者还是将全地苏维埃和缙绅大会经常等同混用，视为一体。

«Совет Всея Земли» и его роль в управлен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м - Истор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bstudy.net)

人民委员苏维埃和斯威特洛夫对其的定性

Совет народных комиссаров — Википедия (wikipedia.org)

尤里*茹可夫关于苏联宪法改革和大清洗之间关系的论述

Репрессии и Конституция СССР 1936 года | Ю. Н. Жуков — FEDY (fedy-diary.ru)

关于列宁遗嘱是否伪造一事的来源

https://zen.yandex.ru/media/zavtra/pervoe-porajenie-stalina-5d34949ea1b4f100ad6d5d66
尤里*茹可夫对照过列宁的医疗记录和他后期文章的书写日期，有的时候文章发表日当天的医疗记录是列宁连见到克鲁普斯卡娅都无法说出她的名字。这是他的采访记录。他在自己的书里《斯大林--第一次失败》也写了这事。

本文始发微信公众号 新潮沉思录 下面是一位读者的留言：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马克思这句话真的可以说是唯物史观的精髓之一了

简单说就是：俄罗斯抛弃了苏联，或者俄罗斯不想背着苏联过日子了，办事的就是叶利钦

很多具体事件和背景，可以参见扬大的东西，我认为他是相关苏联俄罗斯回答里比较靠谱的。

提供一个思路吧：

很多人看国别问题都喜欢理想化，就如同我们中国的体系难道是在白纸上弄出来的？一个国家的历史、地缘、文化都是这个国家之所以是现在这个样子的原因，而不仅仅是所谓意识形态，用意识形态去分析一切只能掉进美国的陷阱。

东正教传统、沙皇、寒冬、巨大国土而人口稀少且民族复杂，普鲁士影响等等，这些都是苏联表象下的深层东西，不说这些只论阶级斗阵、意识形态和美苏争霸会非常单薄，不能将苏联等同于社会主义，这是错误的，苏联和美国分别是大陆型西方文明和海洋型西方文明经过几百年锤炼和斗争中诞生的形态，背后是东正教和新教，为什么冷战开启他们如此在意所谓的意识形态斗争，是因为都是一神教，一神教强调的是普世性和排他性，东正教在苏联底层文化驱动中的作用一直就没有很好的讨论，这跟你信教不信教没关系，是底层文化逻辑问题，这跟中华思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君子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完全不一样，想想十字军东征和传教士吧。

中国人血液里流淌的是什么？是中华几千年的历史，是我们相信“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们知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我们知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们更知道要想得到美好生活需要“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我们能感动于李白杜甫的诗句，是“还我河山”，是敬祖宗远鬼神，是唐宋元明清的历史更迭，是“滚滚长江东逝水”“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是我们近代一百年的屈辱，是教员建立新中国以来的奋斗不息，这是我们的文化的根，是一脉相承的！所有这些全部的积淀才决定我们是中国人。很多人讨论印度的时候，总爱说，印度缺一个教员，的确，但你怎么就不想想印度那种真封建松散的宗教性的国家怎么会产生教员？教员的思想根植于这片土地，这个民族，这个文化，而不是相反。没有伟人是凭空诞生的！什么叫中国化的马列？听王明的会是什么结果？一样，列柠斯大林之所以诞生在苏联，跟俄罗斯的历史文化地缘没关系？谈苏联的叛徒？我们百年革命历史上叛徒少吗？投降派少吗？当年上海小船上最后能站在天安门上的有几个？

一个道理，讨论苏联的时候，都把苏联当成了“全新国家”本身就是错误的，苏联人都成为了没有历史联系，没有文化关联的人！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可以真的抛开自己的历史，他们至少写俄文吧，他们至少读普希金吧，他们知道读高尔基，托尔斯泰吧？他们至少听柴可夫斯基吧！他们至少自豪于各个大帝征战欧陆给他们民族带来的荣耀吧，他们至少知道沙皇来源于东罗马帝国吧！他们自豪于打败拿破仑和希特勒吧，他们至少爱喝伏特加吧！没有这些你更无法解释当今俄罗斯为什么选择葡京！如果一个外国人这么讨论教员，不在乎教员一生读了多少遍的《资治通鉴》，不关心教员写的伟大诗篇，不看教员对各类历史书的批注，不讨论中华文明的过去，不知道中华文明本就具备的强烈自我革命性，不知道中华文明本就非宗教性而是至少2000年以上的世俗文明，不知道中国人是擅长下围棋的民族，你认为这是个合格的历史学家吗？讨论当下中国可以抛开历史吗？嗯，的确，一般公知都这样，所以我为什么说不管历史不顾文化，只论意识形态就会掉进美国预设的陷阱。

别说中俄这种有深厚历史积淀的国家，小国家一样啊，即使都选择西式制度，日韩和西方一样吗？日本和韩国一样吗？越南即使现在为什么执着于学习中国？韩国和北边兄弟为什么这么执着于强调主体性而不惜偷文化？你看看半岛周边都是什么国家。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的政治形态一样吗？我们们耻笑沙特体制的时候研究过沙特的过去吗？为什么疫情过去一年半了，明显中国体制和办法对解决疫情最有成效最成功，别的国家为什么不学？他们学的了吗？以己度人本身就不对，更不能以人度己！单用意识形态去套只能把自己掉进去。当下典型就是凤梨岛，疫情都暴了，就是不普筛，就是不弄方舱医院，反正大陆做的正确的事它都不做！意识形态，哼？！

不知生焉知死，看似每个历史人物的个人选择，却忽略是什么东西导致他们做的如此选择，是什么推动他们向这个方向走。一个国家的历史地缘文化到底如何影响一个人的行为方式！到底如何影响一个国家的走向！东欧苏联倒了，中国为什么没倒，教员如果拘泥于意识形态，我们会让尼克松来北京吗？我们怎么会联美抗苏？怎么会改革开放？在强调一遍，我们是下围棋的诞生36计的文明，我们是以柔克刚的民族，我们不以宗教血缘为纲！我们是伪装成国家的文明！

当然不是说就事论事不对，而是深层次的讨论可能更有意义，我只提供一个思路。

苏维埃从初始设定上就必然如此。苏维埃只是按照它自己的初始设定在现实生活中的运行规律得到了它的结果。

MARX主义规划的社会主义，从来不是靠道德圣人维持的。什么官僚堕落、人性贪欲，本来就应该被包括在初始设定考量内。

因为苏维埃的初始设定故意不包括这些东西，才勉强使之成立，这样强行设定的苏维埃就不符合唯物史观，而是意志的早产儿，则灭亡也就不足为奇。

。。。。。。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MARX或我（Engels）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

——1890年9月,Engels致Bloch的回信。

俄罗斯在公投时在投票上额外印了第二项：您认为引进由公民直选的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是必要的吗？

赞成票71.4%

据此举办的1991年6月22日的总统直选结果：

叶利钦 得票率为57.3%；

日里诺夫斯基（新纳粹）7.81%；

图列耶夫（东正教-地方自治派）6.81%；

雷日科夫（保留旧苏联 渐进改革派）16.85%；

巴卡京（戈地图派）3.42%；

马卡绍夫（保留旧苏联 819派）3.74%；

还有少量废票。

当然此时819政变还没有发生。但竞选俄罗斯总统时宣传主张这个派别是存在的。可惜的是，得票率太惨了。新纳粹，拿的票比他两倍都多了。之后搞819政变 ，结果迅速失败 ，也就不足为奇了。

上亿俄罗斯人的直接选举，就是这么一个结果。硬说只是什么糕程管料背叛 或者坚称 糕程无视公投的民意结果，不免太滑稽了吧。

叶利钦 得票率为57.3%；日里诺夫斯基（新纳粹）7.81%；图列耶夫（东正教-地方自治派）6.81%； 这三者相加，71.9% 与 全苏公投中俄罗斯第二项公投选赞成票的 71.4% 。比例几乎一致。

所以必然的 也只能认为 原苏联的俄罗斯部分的那部分 公投赞成票 不是赞成保留苏联 ，仅仅是赞成一个独联体。

至于乌克兰部分，乌克兰的第二项 “是否赞成只有在《乌克兰国家主权宣言》基础上才参加新联盟”已经清晰到不需要分析了。

推荐大卫科兹的著作：《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

在这本书里，科兹告诉大家，瓦解苏联的不是别人，而正是苏共高层的党-国精英。

对于苏联的党—国精英来说，他们虽然是一个共产主义政党的领导者，但他们多数对共产主义没有信仰。正如科兹所说：“他们之所以加入共产党，是因为入党对他们在职务上的提升有好处。他们受到激励，不是由于献身于某一意识形态，而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和权力。通过入党和进入到精英阶层，他们确实可以得到钱与权。”

因此，当他们感觉瓦解共产党对自己更有利的时候，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这么做。

那么，苏共高层精英为什么要自己瓦解自己呢？

第一，在苏联的体制下，这些官僚分子可以享受一定的特权，但是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压制了他们的发财欲望。苏共干部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收入差距，远远小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富豪与人民之间的差距：“一个苏联大企业的总经理的报酬大约是一般产业工人的4倍，而美国企业总裁的报酬一般是普通工人的150倍。”

即使是最高领导人，也是如此：“在苏联体制下，最高领导人的工资是一般产业工人的8倍。1993年，在美国，产业工人的平均收入大约是每年2.5万美元。这种工资水平的8倍那就是一年20万美元。而美国高层精英每星期的收入都超过这个水平”、“苏联高层领导拥有舒适的住房，但是，它也不能和美国公司和政府部门的高层领导的私人住宅相比。戈尔巴乔夫总统本人住的是一套有四间住房的、外表很普通的房子，坐落在列宁山区。紧邻着是希武德那兹将军的家和另一个不知名人士的家。苏联前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在退休之后，在莫斯科郊外有一个舒适的家，但是，要是在美国，一个比较成功的医生和律师就可能拥有这样一栋房子。尼古拉·雷日科夫的财富和权力是无法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级官员相比的。”

第二，苏共的高级干部所享受的特权，与自己的权力、职务是挂钩的。他无法像资本家一样，积累的自己私人财富，“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合法的途径积累物质财富几乎是不可能的。积累了一定物质财富的苏联领导人总是担惊受怕，唯恐有一天被人发现或被起诉，因为这样的事情总是时有发生。”一旦他们因为权力斗争失去了自己的职位，那就意味着他们将无法维持原有的生活水平。

同时，他们也无法将自己的权力遗传给自己的子女，“除了极高级的官员外，其党—国精英的普通成员是不允许把自己的身份传给下一代的。”

第三，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过程中，很多党-政精英把国有财产转化为自己的私有财富，一夜暴富，尝到了甜头的他们希望彻底瓦解苏联社会主义体制，以使他们鲸吞更多的财富。

科兹说：“早在1987年，许多党—国精英就开始离开自己的职位而变成了资本家了——也就是说，他们建设的或者说为之奋斗的是新的私人企业。作为这一进程的一部分，各种各样的国有企业、社会主义经济被它们的管理者不动声色地、偷偷摸摸地转变成了私人的、有利可图的企业。这一做法在进行了好几年之后，又变成了官方的政策。”

所以科兹得出结论说，瓦解苏联的不是人民群众，而是苏共的党—政精英。

苏共瓦解了，苏联解体了，曾经的超级大国变成了一个二流国家。人民群众辛辛苦苦积累数十年的财富，被少数寡头瓜分。

而这些寡头，大部分都是原先的苏共高级干部。

苏共是唯一一个在自己葬礼上跳舞的政党。

推荐科兹的讲座：小镇讲座第5期：大卫·科兹x阳和平_哔哩哔哩_bilibili

柏林墙倒塌后，东德的大量社会公用资金也神秘消失。

德国国会最终调查现大量资金流向了奥地利商人、斯塔西非正式雇员马丁·施拉夫设在列支敦士登的账户。目前这位施拉夫坐拥数十亿欧元

他曾负责与东德进行贸易往来。许多斯塔西高级官员也在他旗下的公司谋得了职位。例如斯塔西在德累斯顿的长官 Herbert Kohler 在1990年将17000万马克以购买硬盘的名义转至他的账户，几个月之后再到他的公司工作。

另外这位施拉夫先生和普京关系不错

去年8月中旬，奥地利女外长克奈斯尔举行婚礼，俄罗斯总统普京受邀出席并送上了祝福和礼物。而外长办婚礼的酒店就是属于这位奥地利商人施拉夫的。

评论区被关了是好事，之前已经有十来个人在我评论区被封了。

对于苏联的阶级问题很多人都已经说了，我重点谈一谈苏联官僚体系的态度。

严格的来说，苏联官僚不是铁板一块，在变色的问题上态度并不一致。

先回顾一下历史，在50年代的时候，换皮变色的思想就已经出现在苏共领导层了，其代表人物就是贝利亚，斯大林死后，贝利亚很快就提出要实行多党制和市场化，将波罗的海三国、西白俄罗斯、西乌克兰等新领土的农业用地分配给个人（很讽刺，被自由派视为苏联独裁专制象征的KGB，其一把手却是体制内自由派）。然而没过多久，贝利亚就在政治斗争中输给赫鲁晓夫并被处决，这些主张大多没有实现，但是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治下，苏联还是推动了很大程度上的市场化，给予各国营工厂高度自主权，这些权力基本落到了厂长手中，而这些厂长和他们中产生的经济官僚在尝到了甜头后，想进一步摆脱上级约束，逐渐成为了苏共内部自由化的主力。

时间到了80年代，此时的苏共内部大概可以分为三派，一派是赫勃时代的老官僚，他们较为保守，希望继续保持赫勃时代的体制，一派是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掌权派，他们希望逐步向资本主义过渡，但是具体以什么形式过渡到什么程度，没有细致的规划，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而第三派就是之前提到的支持自由化的经济官僚，他们主张直接实行西方体制。

从表面上看，第一派是苏共高层的主力，第二派名义上掌握了最高权力，而第三派只是苏共的边缘人。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巴乔夫选择利用自由派来扳倒苏共内的保守派，在苏联乃至整个东欧推行自由化。然而，自由化很快就超出了戈尔巴乔夫的控制，保守派的老人先后因年事已高去世，体制内自由派和知识分子、大城市市民、各地分离势力等体制外反对派迅速合流，还得到了西方的支持，权力失去了平衡。

东欧国家由于政权本来就不够稳固，一些国家的执政党是多党合并而来的，缺乏强大的基层组织，而且在50年代就一定程度上允许民间组建反对党（比如东德、波兰、匈牙利），体制内外的自由派都十分强大，仅仅改革了两三年就爆发了东欧剧变。

紧接着，苏联的形势也在1990年失去控制，先是赫勃时代就已经很强大的地方势力借机兴风作浪，波罗的海三国宣布独立，而主要的推动者就是苏共在当地的党组织（当然在此之前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已经爆发了战争）。随后，叶利钦拉拢了经济官僚和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地头蛇，迅速把联盟中央变成空壳。戈尔巴乔夫在这个时候试图通过全民公投最后一搏，打算改成苏维埃主权国家联盟来一定程度上保住苏联，虽然公投以七成的比例通过，却并没有任何意义，不可能指望一张纸能约束各加盟共和国。这种情况下，亚佐耶夫等人孤掷一注，发动“八·一九”事件，然而也以失败告终，叶利钦等人彻底控制了局势，很快，苏联解体。

从最后的结果来看，其实苏共的三派官僚到最后都没有得到多少好处，政治斗争失败的保守派和掌权派就不用说了，哪怕是斗争胜利的体制内自由派，虽然在90年代大量侵吞国有资产，变身寡头。然而最后还是没有握住权力，让它落到以普京为代表的体制外自由派手里（普京是自由派出身，他的老师就是叶利钦的政敌，俄罗斯90年代最著名的自由派圣彼得堡市长索布恰克），而那些叶利钦时代的寡头也都被普京打倒，为他人做嫁衣。

如果有后悔药可吃的话，我想苏联的官僚们，肯定更希望像越南一样换心不换皮吧。

将来哪天有时间，我再谈谈越南是怎样做到换心不换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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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谈一下越南。声明：下述全部内容都是有据可查的越南真实历史，请不要无端联想。

越南于1986年开始革新开放，在八十年代末风云巨变的时候，越南的改革还刚刚起步，所以受到冲击较小，所以既没有像苏东一样被体制内外的反对派掀翻，也免于像其他国家一样，先提拔自由派来对付保守派，结果发现自己控制不了自由派，不得不掀桌子清洗两派的尴尬。

虽然平稳的度过了80年代，但依然有一个问题摆在越南面前，那就是以什么形式什么程度过渡到资本主义。越南当时选择了一条比较稳健的路线，就是政治上有限的改一改，经济上大幅的向以日本和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资本主义模式靠拢，利用低廉的人力成本，相对较高的劳动力素质和漫长的海岸线，借助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东风，接受产业转移，走出口导向，完成原始积累后，利用国家机器和低廉的人力成本进行国家投资，抢占新兴行业，实现产业转型，而整个发展过程都离不开低廉的人力成本，所以东亚资本主义模式必然意味着对劳动者强力的压榨，这也是在日本和四小龙经济腾飞时期常见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有个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既然越南不给经济官僚、资本家、亲西方知识分子还有地方实力派等体制内外反对派多少政治权利，又要依靠他们搞市场化以及同西方搞好关系，那么应该怎么安抚他们？越南给出的解决方案就是，给他们有限的政治权利，偶尔推行有限的自由化改革，最重要的是放任他们腐败，只要腐败程度没有严重到破坏国家运转的程度，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然这种事情得雨露均沾，其他人同样不能亏待了，在这种情况下，越军也被允许经商。

时间来到了2008年，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受到重创，欧盟更是到现在都没有恢复过来。而越南和老大姐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两国从08年到现在占全球经济的比重都增加了一倍有余。在这种形式下，以阮富仲为代表的越共领导层逐渐认为，向资本主义靠拢并不意味着要向西方体制靠拢，其他的模式依然可以成功走资。再加上经过几十年的建设，经济官僚和知识分子不再稀缺，完全可以找到更可靠的人，体制内外的那些亲西方反对派已经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了。

随后2010年，越南爆发了一场惊天大案，越南船舶工业集团腐败案。这场腐败案涉案金额相当于2009年越南GDP的5%，前前后后处理了8年，把越南船舶工业集团所有的高管拉下马。最关键的是，此案还牵扯到了偏向自由化的时任越南总理阮晋勇，2012年，阮晋勇被越共中央不公开处分，并成为导致阮晋勇和偏向自由化的越南南方系失势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随后，阮富仲在多个部门开始反腐，此前给与经济官僚们的腐败特权，转眼成为了他们的绞刑架，大量南方系高管落马，帮助阮富仲在2016年彻底战胜阮晋勇，成功连任，阮晋勇被迫卸任。

阮晋勇卸任时，其实双方还是做出了一些妥协的，阮晋勇的心腹丁罗升被越级提拔，成为越南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越南无常委）。不过，很快又发生了另一个大案——越南国家石油和天然气集团腐败案，此案案发后不久，此案关键人物越南国家石油和天然气集团董事长郑春青逃亡德国，结果在斯洛伐克内务部的帮助下，越南情报部门成功将其绑架回国，还一度引发了越南、斯洛伐克和德国的外交纠纷。而越南国家石油和天然气集团是丁罗升发迹之地，理所当然的，丁罗升也落马了。

随后越南的反腐从中央迈向地方，大量颇有根基的地方实力派落马，阮富仲还借机整顿了《越南青年报》等一批喜欢唱反调的南方媒体。而体制内的自由派被成功打压钳制后，体制外自由派自然也难逃一劫。与此同时，越南还加强了各方面的控制，特别是网络管制(虽然没有gfx，大部分国际互联网巨头都愿意接受越南政府的审查，甚至配合抓人)。做完这些后，阮富仲再度连任，顺理成章的成为黎笋之后最有权势的越南领导人。

严格说起来，直到苏联解体，没有任何一个苏联领袖是真正的打算背叛苏维埃的。

包括你滴勋宗——勃列日涅夫，也包括最后把苏联搞死的戈尔巴乔夫。

别总上来就说勋宗上台，苏维埃就彻底堕落了，所以苏维埃就完蛋了。

勋宗上台前极其沉稳，几十年从来没有间断过学习。而且不投机取巧，不落井下石。

上台后虽然私心极重，勋宗肯定是谈不上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他给自己家小孩谋福利，挖苏维埃社会主义墙角。

但是人家用人不避嫌，即便不是自己的派系，有才能就会用。

安德罗波夫，就不是勋宗的人。最后也成了勋宗的接班人。

就是戈尔巴乔夫，他也是抱着拯救苏维埃，把苏联越变越好，改善人民生活的想法才去实施改革的。

他想的不可能是：哈哈我早就看你们苏维埃不爽了，我就是抱着搞死你的想法上台的。

他有病？做苏维埃主席，或者做他后来的苏维埃总统，这种真正的权倾一世不比他现在舒服得多？

要能完成自己所想的“民主化”，他估计还妄想自己能流芳百世。他说的什么我早就抱着搞死苏维埃的想法上台，那就跟想着“我什么都不要，我就是要让你解体”一样，这就成了正经的理想主义者了，这还会让苏联解体？

他说的这种话和被骗了不说自己蠢，说自己是花钱买教训的人一样搞笑。

换句话说，苏维埃最后解体，没有一个人需要负全责，或者说，根本没有“从哪一届才开始变质的”这个概念。

是从斯大林开始的每一个人都要为苏维埃解体这件事情上负责任，包括和斯大林有政治斗争的布哈林和托洛茨基，谁也别想往外摘。

斯大林的责任在哪？斯大林推翻了列宁的很多既定政策，当然，这个有马上要爆发二战的原因在这里，斯大林别无选择。

列宁为了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理念和唯物主义思维，大规模清除了教会的影响，对着东正教进行绝对打压。

他剥夺了东正教的国教地位，收回教会的土地，将教会与学校分离，但也并未完全禁止传教活动。在他的手上东正教乖的像只布偶猫。

斯大林开始确实也继续走着列宁的路线，而且更加强硬，到了三十年代，把教堂基本都给关了。

但是到了卫国战争时期，为了增强抵抗力量，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所以又将大批宗教工作人员释放，把教堂重新启用，甚至开始启用牧师，部分军队配备了牧师允许士兵做祷告。

列宁一直致力于消除民族之间的矛盾，提出过苏维埃联盟的加盟共和国可以随时退出和加入，为的是以后在世界革命的帮助下，能够让全世界各个地区的人民都加入苏维埃的大家庭，一起向着同一个目标前进。

斯大林呢？斯大林根本就不同意加盟共和国随意退出联盟，只是因为他非常尊重列宁，愿意跟随他，才和列宁站在了一起。

斯大林有大国沙文主义的思维，但是他本质上还谈不上一个民族主义者。只是自身有着大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情结。

在国际局势上，斯大林也违背了列宁建立第三国际的初衷，列宁原本想要通过苏联，给予其它国家的同志们更多的帮助和支援，希望他们建立自己的无产阶级政权。

结果列宁死后，共产国际直接成了莫斯科进行权力斗争的工具，苏联自身的政治斗争把世界各地的共产党给害惨了，包括中国。

博古李德王明刘仁静，他们的背后哪一个不是站着一个苏联大佬？苏维埃的权力斗争把中国革命给害惨了。

二战结束之后，斯大林又放弃了支援法共，意共，希共，还试图控制南斯拉夫，所以跟铁托也闹翻了。

对中国，又把东北交给了国民党反动派，彻底寒了中共的心。

但是有一说一，这些东西斯大林不知道吗？斯大林知道，斯大林也进行了反思和措施。

解散第三国际就是这个目的：

经验表明，无论是在马克思、列宁时代，还是在现在，由一个国际中心来领导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工人运动都是不可能的……当我们建立共产国际的时候，我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以为我们可以领导所有国家中的工人运动。这是我们的过错。共产国际的继续存在会败坏国际主义的思想名声，这是我们所不想要的。

这段话难道不是说给苏维埃未来的领导层的吗？但是有任何人听吗？难道赫鲁晓夫听了吗？难道勃列日涅夫听了吗？

斯大林偏离了列宁的路线，但你就能说他的路线就是完全错误的吗？难道他不是一个纯粹的共产主义者吗？

赫鲁晓夫又是怎么做的？赫鲁晓夫又偏离了斯大林的路线一些，斯大林时期，党的力量是完全控制军队的，结果赫鲁晓夫有朱可夫的军方大佬的帮助下才成功上位。

党被枪杆子带着走？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然后对东欧盟友和中国，赫鲁晓夫做的比斯大林还过分。对待中国，提出了共建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试图侵犯中国主权。在欧洲，东欧各国则完全变成了苏联的卫星国和傀儡国：利用波兹南事件干涉波兰内政，武装干涉匈牙利。斯大林解散共产国际的原因，赫鲁晓夫是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

比起斯大林，赫鲁晓夫的民族主义情结显然也更重，1954年，苏联为庆祝俄罗斯与乌克兰结盟300周年，赫鲁晓夫就把克里米亚州作为“恒久友谊的象征”，从俄罗斯管辖划归乌克兰管辖。

苏联从社会主义大本营开始逐渐蜕变成“乌克兰人的苏联”。

但赫鲁晓夫难道就没有可取之处？赫鲁晓夫积极改善民生，给苏联人民带来了实惠，他重复了列宁的许多论点，自己试图把斯大林路线改回到列宁的路线上去，当然，结果是越改越糟糕。

我非常同意这句话：赫鲁晓夫真的信仰共产主义，真的试图按照他的理解造福他的国家与国民。只不过很多时候，他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存在偏差。

但是你就能说赫鲁晓夫从一开始就背叛了苏维埃，赫鲁晓夫就是反动派，赫鲁晓夫就是间谍，这谈得上吗？肯定是谈不上的。

我想说的就是，把苏维埃最终解体，归罪于哪一个人，这是肯定不对的。甚至可以说，这就是完全错误的。

问题在于，有时候，为了妥协现实而造成一点点路线的偏差，你认为这没关系，但其实会引起连锁反应。

“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4.27），《列宁选集》第4卷第257页，参见《列宁文选》第2卷第766页

列宁的话，你们这些人，是一个字也没有听。

当你为了现实，而去妥协的做了一件错事，为了弥补这个过错，你可能需要再做第二件错事，为了弥补第二件错事，又要去做第三件错事，每一件事都好像只是偏离曾经的理想那么一点点，但是走到最后你才发现已经走的那么远，再也回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