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人如何看待朝贡体系？

越南在古代涉及与北方大国的一系列朝贡时，会有意回避“朝贡”的记载，而是更多加入“邦交”，以暗示自己与北方的大国是平等的中华，南北各帝一方。

古代朝鲜人，在古籍记载上客观来说，确实是把中国视为宗主，比如外涉及中国皇帝的时候，都是单独尊称“帝”，以承认中国皇帝的天下之主身份，并在公开场合面对其他藩国时，会有意在国号前加注“有唐、有宋、有明”，例如“大明高丽国”、“大明朝鲜国”，且完全奉行中国年号历法，因此后来一些欧洲传教士来到朝鲜后经常把朝鲜当成中国的一个省，太正常不过了，当时欧洲很多国家，国王治下的领主，其自主性都不比朝鲜国王差，因此很长一段时间，欧洲绘制地理图的主流都是把朝鲜算成中国的一部分。

而越南就没有这么老实了，在越南古籍记载中，为了显示自己与北方大国的对等地位，称呼中国皇帝都不是单尊“帝”，而且称为“汉帝”“唐帝”“宋帝”“明帝”，这种有意在帝号前加注国号的做法，意图是不承认中国为天下共主，而是南北各称中华。

但因为实力差距，总会出现尴尬的局面，比如“北人遣使册帝为安南国王”这种尴尬局面是经常上演的，安南国王在受封时不得不脱去帝服，穿上中国皇帝赐予的官服，以明代记载，明初赐予安南国王皮牟服、一品官服，以至于安南国王在受封以后要向天使抱怨，说自己身为一国之王，却穿着一品官服受封，与自己治下的臣下无异，衣冠难分尊卑，希望天使回国后向皇帝美言，赐王服。

这种尴尬的局面也身为古代越南人所知，但越南人却很有实用主义精神，默认了这种局面的存在，按照越南史学家陈仲金的说法：我越孤悬南方，全无羽翼，又三面临敌，国窄人稀，与北方大国实力差距太大，倘若一味对抗不肯低头，则永无宁日，所以退一步，求封自保，而中国大多数时候也不会干涉我国的国政，因此默认这种局面，乃明智之举。

【本答案前两部分发布于2018年3月3日，后两部分发布于2018年3月9日】

谢匿名邀。题主问的是“越南人如何看待朝贡体系”，也就是指越南人的立场。首先越南人在古今的观点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而“朝贡体系”准确来说不妨叫“封贡体系”，因为还包括一个“册封”，另外这个朝贡体系既可以是中越历史上的特定关系，也可以是指整个东亚世界前近代的外交特点。所以我一方面以古今为分界来谈谈越南人的观点，另一方面侧重的是中越的封贡关系。

就越南古代而言，自从10世纪以后进入自主时代，基本上维持着“外王内帝”的体制，当然这个“外”主要是指中国或汉字文化圈，对于东南亚其他国家和后来的西方殖民者一直还是称帝的。“内帝”已经是众所周知，甚至他们还自称“中国”、在东南亚建立起“亚宗藩体系”，但是他们如何看待“外王”呢？古代的越南人是否将其弃如敝屣或置之度外呢？事实上并非如此，中越封贡在古代越南的政治生活中也是件大事，越南人在这一问题上保持高度的理性，可以说他们的“两面功夫”做得非常到位。他们以淡化从属地位的“邦交”（这词在阮朝用的多）一词来称呼对华关系，一面又不乏使用“事大”（跟朝鲜差不多）一词，在看似矛盾的两者间达成了近乎完美的自洽。

我就举一个例子。阮朝建国后，曾在全国征集邦交公馆（即接待清使之驿馆）对联，各地献上对联有数千副。阮朝政府最后共挑出153副，悬挂于专门接待清朝使者的邦交公馆各处。这些对联集中反映了古代尤其阮朝越南人对中越关系的认识，试举四副：

1. 往来信使常通，三接礼文相款曲；大小交邻有道，一家仁智共怡愉。
2. 江山万里驰驱有归宿处，南北两邦聘问在笑谈间。
3. 事大一心昭日月，保邦万世奠山河。
4. 舆地册封仰止北朝茅土，皇天书室俨然南国山河。

对联1用的是“交邻”一词，要知道这个词语在朝鲜只用于对日本、琉球的关系，对中国是万万用不得的；对联2用了“聘问”一词，正如《礼记·曲礼》 所言“诸侯使大夫问于诸侯曰聘”，其意义不言而喻；对联3则比较中规中矩，符合传统封贡关系应有的认识，体现的是孟子说的“事大者保其国”的思想；对联4一方面承认越南仰受“北朝册封”，另一方面又强调越南 “南国山河”的地位，可以说是对“外王内帝”的绝佳诠释。

通过对这些对联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古代越南人的认知中，一面自诩他们和“北朝”各帝一方，与中国进行“邦交”；一面认可自己相对于中国是小国，必须“事大”。他们并非乐意低中国一等，比如在阮朝，册封典礼都是在越南北部的河内举行的，但到了嗣德即位也就是鸦片战争后的道光末期，阮朝就打算将册封典礼移到中部的首都顺化。大臣阮登楷所奏理由是：“邦交大礼必于京师（顺化）行之，在我有无穷之利，在彼有必从之理……此议若成，清果以道路之难停其册封，则国体益尊，民生久利，尤为计之得”，也就是说，如果真的让清朝主动放弃册封（越南所说的“邦交大礼”），那是能提高国体的再好不过的情况了。但另一方面，如果清朝坚持册封，为了“保国”，越南还是不得不维持“事大”的形式。

阮朝学者黎统所编《邦交录》（从周朝越裳氏献白雉到清道光六年中越往来文书汇编）的序言中也说得很明确：

《春秋》载修好，《邹书（孟子）》论交邻，某幼学时闻之，而事在于古，不可讲求。……我越从古区宇自别……其国王之封，惟自李始。而往来贡聘之仪，莫备于后黎。从此辞令之庄雅，礼文之妥善，事体之周详，迄今昭然可考。某方知文献得称于中国也，信矣。而又知南国山河南帝居之。谶云：“南国山河南帝居，截然定分在天书”。其不废事大之礼者，智也。
——黎统《邦交录·序》

一句话，越南认为在各帝一方的同时维持封贡关系是“智”的表现（孟子所说“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

这个“智”的内在逻辑是什么？我国学者牛军凯引用了韩国学者郑容和对中韩封贡关系的分析，认为仅就封贡关系这一层面而言，韩越古代在政治目的上不谋而合：一是保持在东亚文明圈中文化上的小中心地位；二是确保国家安全；三是确保王朝的正统性和安全性。正因为这三个原因，越南才会不顾“帝国”之体面，坚持加入中国为中心的封贡体系。【此处安利牛教授的《王室后裔与叛乱者：越南莫氏家族与中国关系研究》这本书，本答案第一部分的大部分材料都转引的该书。】至于说韩越对封贡关系的认识有哪些不同，则可能是越南的工具理性更多，而朝鲜的价值理性更多，当然也不是说朝鲜对中国（包括明朝）百依百顺，“辽东别有一乾坤”的认识也是一直存在的，只是不像越南“南国山河南帝居”那么强烈罢了；而越南也不是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是“属国”，他们也承认中国为天下中心，“服事中国”这类字眼在他们的内部文书里也会出现。韩越比较，是个有趣的话题，包含历史、地理、文化、中国对两国认识差异等诸多因素，这里就不展开了。

总而言之，古代越南对封贡关系是重视并且认同的，这种认同更多是基于大小关系、实力对比的一种工具理性或者说功利性、现实性的目的，确实可以说是保国之“智”。

在封贡体系已经成为历史产物、民族主义话语主导下的现代越南，其所建构的中越关系史就是一部侵略和反侵略历史，越南所谓的三大独立宣言中有两个是针对中国（《南国山河》和《平吴大诰》），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他们对中国是“独立”了，不是什么“属国”，所以除了中越的战争与和平外，封贡关系倒是很少触及，并不重视。就算到了无法回避的场合，他们阐述封贡关系时也会强调这只是一种空名和礼仪形式，或解释为一种巧妙的外交政策，否定从属关系，所以对其古代王朝向中国称臣纳贡的行为是表示理解和肯定的（这跟韩国的情况有所不同，虽然韩国也存在类似越南的观点，但毕竟底气不足，对“事大主义”歇斯底里、将称臣中国视为耻辱的也大有人在，这确实就体现出两国祖宗的差距了）。

以上是越南近现代学者、也是阮朝唯一的首相陈仲金所撰《越南史略》的一部分（中译本翻译为陈重金《越南通史》）。作为右翼民族主义学者，陈氏的观点是温和的，对中越封贡的评价也是肯定的，称之为“机智巧妙的外交”，可以说部分继承了古代越南对封贡关系的认识，但并不放在越南历史的重点，这点则跟古代重视封贡体系的越南人是不同的。

越南现在当家的是越共，越共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以上是越南老一辈史家陈国旺、何文晋撰写的《越南封建制度史》第1集，谈到李宋关系时，其解释虽然很有左翼色彩，但也跟陈仲金差不多，认为封贡体系是“封建制度”的特定产物，只是“名义上臣服大国”，评价为“灵活政策”。

以上是越南在1985年2月28日到3月1日召开的一次以“批判中国史学界歪曲越南历史的扩张主义、霸权主义观点”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其纪要刊登于越南《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并被范宏贵翻译。文中驳斥中国认为越南是“藩属”、“诸侯”的观点，强调古代越南加入封贡体系是一种“柔婉的外交路线”。

然而，例外也不是没有，越共早期对阮朝对华外交的评价恰恰相反：

以上是1971年越共（当时还叫越劳）官方编纂出版的《越南历史》第1集中的一部分。从这段叙述来看，阮朝似乎是真心臣服清朝的“属国”，其“内帝”之举反而被说成是“笼络人心的伎俩”。当然这跟越共对阮朝的全盘否定是分不开的，尽管阮朝的对华外交与前代并无本质差异，但评价却显然被双标了，只因其被定性为勾结法暹外来势力镇压农民起义的“反动政权”。随着21世纪的越南逐渐去意识形态化，加上阮朝曾设立黄沙队、长沙队，成为其“东海”（南海）领土主权的依据，越南对阮朝的评价也大为改善，对其对华外交的叙述也继续沿袭“灵活的外交政策”的解释路径。

以上是一个叫裴辉南的越南在华留学生于2015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朝贡与册封—1802-1885年间越南与中国关系研究》，其中的史实硬伤可以无视（如黎利打败元军），关键是其反映的当代越南人对其古代加入封贡体系的基本认识——“为和平、独立实施灵活性、柔软性的外交战略”，在整个自主时代一以贯之，并采取肯定态度。这篇文章的综述部分列举了许多当代越南学术界对中越关系史和封贡体系的研究，亦基本上立足于这种认识展开。

总而言之，“机智巧妙的外交”、“灵活政策”、“柔婉的外交路线”、“为和平、独立实施灵活性、柔软性的外交战略”，这些是现代越南人对古代越南加入封贡体系的主流评价。

【以上为原答案，以下为补充内容】

前天有知友私信问我，提了几个问题，其中一个是想看下我原答案中提到的“越南内部文书”对他们自己是属国的表述。当时我的回答是牛军凯那本书里面有。但后来觉得这么泛泛而谈，有点不太负责任，又忙着写别的答案，所以暂时无暇顾及，今晚有空，就在答案里补充一下。另外，我觉得相比于《南国山河》、《平吴大诰》这种众所周知的对抗性文字外，体现从属性的表述也是不容忽视的，而越南人对这个最为敏感，坚决否认或者淡化处理，中国人或许比较喜闻乐见。当然就我个人而言，主要是重在分析越南人对封贡体系的心态，民族情绪尽量克服。

十一月十四日，司徒章肃国上侯元旦卒。元旦为人慈祥，儒雅有古君子风。上皇当幸其第，问疾及遗后事。元旦皆不言，但曰：“愿陛下敬明国如父，爱占城如子，则国家无事，臣虽死且不朽。”上皇为作诗，题其墓。……
史臣吴士连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君子心也。元旦同姓大臣，知胡氏之将篡陈，业之将终，不思艰贞与国同休戚，乃托子胡氏为身后计，图利而不顾义，舍道而惟计功，乌足为贤。且当时占人之患为急，而告以爱占城如子，事明国如父，乃事大字小，概常谈之说，奚补当务哉！惜其学问见识知及之，而仁不能守之也。
——《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八

这是陈朝光泰三年（1390年）时陈朝大臣陈元旦对掌握实权的太上皇陈艺宗的遗言。所谓“敬明国如父”，不由得让人联想到朝鲜宣祖以“中国孝子”自比的情况。朝鲜、越南对中国是否“孝顺”另当别论，至少他们与中国交往时是以儿子自居的。值得注意的是后来的史臣吴士连的评价，称“事大字小”是“常谈之说”，也就是说，“事大保国”是越南人的常识，不管他们再怎么自诩南国山河南帝居也必须“事大”，此外的“字小”则是针对越南自己建构的亚宗藩体系而言了。

此外还有一些例子（转引自牛军凯《王室与叛乱者》）：

• 李黎以前，虽常服事中国，而贡期未定年限，唯册封之后，即行报聘，间或修好献捷，方有通使。（潘辉注《历朝宪章类志》）
• 我国使臣贡献天朝，所以谨以小事大之礼也，而遣使往占城、哀牢诸属国，亦所以示绥怀远人之意也。（阮公宝《苏江志始》）

越南小说《皇黎一统志》也是体现着当时越南人的对华观。这是讲述清乾隆年间以后黎昭统帝为中心的故事，由于作者正是亲身参与者，所以也算是章回小说文体的一种史料。文中称清朝为中国、天朝、上国（如吴时志上黎帝书中说“外倚上国之势，內集勤王之师”，以及黎朝遗臣阮辉宿吊皇妃阮氏金殉死昭统帝的诗中言“越从上国允来援”、“上国同袍修戟日”等），只有阮惠在驱逐清军时称清朝为“北国”（小说中其他北国、北朝都指越南北方政权），可见越南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自认属国。但另一方面，“独立”的一面也在小说中体现出来，如安南之役时，清军一度占领升龙，黎昭统去两广总督孙士毅营那里商量军机，认出他的安南民众叹息道：“我南国自有帝王以来，未见有如此卑屈者！名虽为帝而号纪乾隆，事关总督，其与内属何异？”由此可见，在当时越南人心目中，“外王”和“内帝”是平衡的，“事大”和“独立”共存并且一样重要。借助越南古代小说理解中国形象也是一种巧妙方法，此处就不展开了（有兴趣的话可以看《越南汉文小说集成》，一共20册）。总之，在称中国为“北国”、“北朝”来分庭抗礼的同时，中国作为“天朝上国”的形象在越南也是存在的。

无论是牛军凯研究的莫氏家族，还是《皇黎一统志》的主人公黎昭统，甚至是打败清军、赶走黎昭统的阮惠，都堪称为利用封贡关系来巩固或夺回自身在越南国内地位的典例。那么，当越南遭遇外敌入侵时，是否也会利用封贡关系呢？古代越南在中南半岛算是一霸，虽然也并非没吃过亏（比如陈睿宗之死），但能威胁他的只有中国。到了近代，法国成为越南新的威胁。越南在被法国打败后，是否向中国求过援？关于这个问题，参见台湾学者郑永常的《嗣德帝的最后挣扎：1880年—1883年的中越秘密接触》（收入许文堂主编《越南、中国与台湾关系的转变》，此文我未找到电子版，有条件、感兴趣的知友可以去图书馆查阅），以及王志强、权赫秀（已过世）的《从1883年越南遣使来华看中越宗藩关系的终结-中国社会科学网》（有条件、感兴趣的知友可以看王志强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的书《李鸿章与越南问题(1881-1886)》 ）。要点如下：

• 越南自被法国入侵、在1862年签订《壬戌和约》并割南圻以来十余年间，丝毫没有将此事告知清政府。1868年中越恢复因太平天国而中断的封贡关系，第二年以黎峻为首的贡使抵达北京，在被直隶总督曾国藩问及与西洋人是否往来时仍故意隐瞒被法国侵略的情况。而且恢复封贡关系后，越南多次请求清朝入境剿匪（剿灭败退越南的反清武装），但也只字未提被法国侵略的事实，这应该与越南对清朝的实力判断有关。纸毕竟包不住火，第二年清廷就向军机处颁上谕，要求派人调查核实越南向法国割地的情况。直到1878年越南请求清军剿灭李扬才时，才不得不承认“自咸丰年间上国偶遭多故，臣国孤立，以致已失南陲六省土地，兵财渐形贫弱，虽非裂土，亦受恩封，不敢渎陈，惟甘罪痛”，1874年越南在同法国签订《甲戌和约》后也没有及时告知清朝。清朝自然不爽，不仅李鸿章质问越南使者“汝国擅自与法立约，先未呈明天朝，后又未专使申报，显违属邦体例。今隔十年，始咨呈约稿，于事何济？”，就是中法战争时期著名的主战派领袖张佩纶也将“我方恤小，越不告亡”列入作为废藩置省借口的越南三罪之一（另外两罪是“国中僭号”和“亲法疏我”）。
• 以清军成功消灭李扬才为契机，越南嗣德帝开始利用起封贡关系，请求清朝帮助越南抵制法国的侵略。但清朝代表唐廷庚来越时，嗣德帝不接见；越南使臣阮述等到天津求援时，直隶总督李鸿章也反应冷淡。总之，越南算是热脸贴了冷屁股。

这算是旧时越南人对待封贡体系的生动例子，个中奥秘想必大家应有体会。

本答案之前一直侧重于叙述政治方面，但因为看到有些答案提到封贡体系的经济问题，好像越南占了多大便宜似的。不过，我想说的是，这恐怕有想当然之嫌，至少越南学者并不这么认为，或者说有不同意见。

以上内容均摘自牛军凯教授的《王室与叛乱者》一书。由此可见，这位叫谢玉琏的越南学者认为在封贡关系中获利的是中国一方。至于事实是否如此是另一问题，因为题主问的本来就是“越南人如何看待朝贡体系”，我只负责呈现越南人的观点。

另外，引文中潘辉注认为越南与宋元是交聘关系、与明清是朝贡关系，也是一种有趣的认识，聊备一说。

这不是答案，只是探讨一下。我觉得这个问题比较重要，所以虽然所知甚少，也就斗胆不匿名了。

虽然我也很烦那种动不动强调“越南只是中国朝贡国”的天朝意识妄尊自大，但是…

我认为越南对中国封建王朝的朝贡称臣恐怕不完全是虚与委蛇，也有真心的成份在里面。这里面不仅有对文化的仰慕，而且毕竟是儒家文化圈，对效忠正统还是很看得重的。

对“宋明衣冠”的坚持，即使宋明都曾和越南为敌

自清帝入中国、剃发短衣、一守满洲故习。宋明衣冠礼俗为之荡然。北商往来日久、国人亦有效之者。乃严饬北人籍我国者、言语衣服、一遵国俗。 …… 沿边之民、亦不得效其声音衣服、违者罪之。

喃字推行困难，甚至难过朝鲜谚文

在越南历史上，喃字只有两段时间得到官方承认其地位。这两段时间分别是胡一元执政并篡夺陈朝的期间，以及西山朝阮光平执政的期间，政府会在公文书信里使用喃字。

向永历小朝廷求封

越南是明朝的藩属，明朝灭亡了两年，安南统治者黎真宗还派使臣找到在福建自立为帝的隆武政权，请求册封他为安南国王。清军占领福建后，将其使臣抓起来送到北京。安南看到永历皇帝在广西即位后，又派使臣到广西拜见永历帝求封。永历帝册封了安南国王，还派了使臣到安南去宣布赐封，安南国王行三拜九叩之礼。

帮助桂王守土

【桂林瞿阁部】越南•阮攸
中原大势已颓唐，竭力孤城控一方。
终日死中心不动，千秋地下发犹长。
残明庙社多秋草，全越山河尽夕阳。
共道中华尚节义，如何香火太凄凉。

嘉庆十七年（1812），阮攸使清途经桂林，作《桂林瞿阁部》诗。瞿阁部，即瞿式耜，明朝殿阁大学士（宰辅）兼六部尚书，尊称阁部。1646年（永历元年），拥立桂王为帝，留守桂林，多次击退清兵，后来英勇殉国。 知乎用户：越南汉诗有哪些优秀作品？

如果古代越南人像现代越南民族主义者叙述得那样，在假扮称臣的同时一直有着一颗独立国家的心，那么似乎看到中原改朝换代，改弦易辙就行了，不必后来再效忠明廷那么多年。

另外想求证一下两件事，1）我还记得越南曾经“替”明朝“补铸”永历通宝的方孔钱，不知是否为真；2）元亡明兴的时候，也有越南儒者一直效忠元朝，不肯向明朝称臣的。

安南历史上以小中华自居，自己也认为自己是小朝贡圈的中心

以黎圣宗讨伐占婆的诏书为例，用心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