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中国人和日本人对三国认知有何不同?

回答
中国人和日本人对三国历史的认知,虽然都以《三国演义》为核心,但在侧重点、解读方式、以及所引发的情感和价值认同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源于各自的文化背景、历史经历以及对《三国演义》这部文学作品的不同理解。

核心差异概览:

中国人: 更侧重于 忠义、仁德、智慧、权谋和国家统一的理想。视三国为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书中人物的情感认同深厚,常将人物性格与现实人生中的道德评价相联系。对历史的还原度有一定的期待,但更欣赏的是故事的艺术性和其中蕴含的哲理。
日本人: 更侧重于 个人英雄主义、武士道精神的雏形、忠诚、策略和对“义”的追求。将三国人物视为可以学习和效仿的典范,尤其是那些在乱世中崛起、忠心耿耿的人物。对《三国演义》的喜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精彩的故事性和人物塑造,将其视为一种具有东方美学和价值观的经典作品。

详细对比分析:

1. 对《三国演义》的理解与侧重:

中国人:
国民性叙事与道德批判: 《三国演义》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经典名著,它不仅仅是一部小说,更是承载了民族集体记忆和道德评判的标准。人们会根据书中人物的表现来评判现实中的忠奸、仁暴。例如,刘备的仁德、关羽的忠义、诸葛亮的智慧被奉为圭臬。
对历史的解读: 尽管知道《三国演义》是小说,但许多中国人仍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将其与真实历史进行对比,并对某些情节的“失真”有所讨论。但总体上,小说的艺术魅力和情感共鸣往往压倒了对历史准确性的严苛要求。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哲学观: 这句开场白已经深入人心,反映了中国人对历史周期性变迁的理解,以及对国家统一的深切渴望。三国正是这种大势的缩影。

日本人:
武士道精神的启蒙: 《三国演义》在日本的流行,极大地契合了日本武士阶层的精神需求。关羽的“义薄云天”,赵云的“忠勇无双”,张飞的“勇猛过人”等品质,都被视为武士道精神的早期体现和理想范本。日本人尤其欣赏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感和对主君的绝对忠诚。
个人英雄主义的崇拜: 日本读者更容易被那些在战场上叱咤风云、展现个人能力和勇气的英雄所吸引。诸葛亮固然受尊敬,但像吕布、赵云、关羽这样的纯粹武将型英雄,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可能更为突出。
策略与智谋的欣赏: 《三国演义》中的许多计谋、战术,如空城计、火烧赤壁等,都被日本人津津乐道,并应用于现实中的商业竞争、政治斗争甚至游戏设计中。这种对智慧的欣赏,带有更强的实用性和技巧性。
艺术化的审美: 日本人对《三国演义》的喜爱,也源于其精彩的故事情节、鲜明的人物塑造和戏剧性的冲突。他们能够从作品中提炼出一种独特的东方古典美学。

2. 人物评价的侧重点:

中国人:
刘备: 仁德的象征,天下英雄的归宿,虽然有时显得“仁义碍事”,但其“德”是凝聚人心的核心。
关羽: 忠义的化身,被神化为“关公”,是道德的楷模,从商者敬奉的对象。其“义”超越了国界和时间。
诸葛亮: 智慧的代名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典范。其忠诚和能力被放在极高的位置。
曹操: 虽然是“奸雄”,但其才能、胸襟和政治手腕也受到一部分人的肯定和敬佩,被视为乱世枭雄,是复杂人性的代表。

日本人:
关羽: 最受尊崇的人物之一。他的忠诚、勇武和对“义”的坚守,被视为完美的武士形象。在日本许多地方,关羽甚至被祭拜为神明(例如“三国志”的翻译者吉川英治笔下的“关帝”影响巨大)。
赵云: “忠勇”和“冷静”的代表。他在长坂坡七进七出的勇猛,以及对阿斗的保护,被看作是忠诚和责任感的极致体现。
诸葛亮: 智慧的化身,他的计谋和谋略被视为卓越的才能,日本人会学习和分析他的用兵之道。
吕布: “三国第一猛将”,虽然被视为“无义”之辈,但其超凡的武力和个人能力在中国和日本都受到极大的关注。在日本,吕布的勇猛往往会成为游戏和动漫中的重要元素,其负面评价相对减弱。
曹操: 在日本的评价会比在中国更为复杂且有时褒义更多。日本人更欣赏他的雄才大略、政治手腕和改革精神,将其视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而不仅仅是“奸雄”。

3. 价值认同与情感共鸣:

中国人:
家国情怀与民族认同: 三国故事与中国的统一和分裂历史紧密相连, resonates with the Chinese sense of nationalism and the desire for a strong, unified nation.
道德教化与人生哲学: 许多中国人从小就通过三国故事学习道德规范,将书中人物的经历视为人生经验的借鉴,从中感悟忠诚、仁义、智慧、坚韧等品质的重要性。
历史的厚重感: 作为中国历史的真实片段,三国时期在中国人心中带有特殊的历史厚重感和文化根基。

日本人:
个人价值与自我实现: 日本读者更倾向于从三国人物身上看到个人如何通过努力、忠诚和智慧在乱世中立足,并实现自我价值。
对“义”的绝对追求: 日本人对“义”的理解可能更加绝对和纯粹,与中国人的“义”有所区别,更强调对契约、承诺和忠诚的遵守,甚至不惜牺牲生命。
“侘寂”与悲剧美: 对于一些日本人来说,三国故事中人物的命运起伏、英雄的落幕以及乱世的残酷,也展现了一种独特的悲剧美,与日本的“侘寂”文化(接受短暂和不完美)有某种契合之处。
娱乐与文化产业的推动: 如今,大量以三国为题材的日本游戏(如《真·三国无双》系列)、动漫、漫画,极大地普及了三国文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再创作和演绎,形成了独特的日式三国文化符号。

4. 对现实生活的影响:

中国人: 关公被供奉在庙宇和商铺中;许多人会以诸葛亮的智慧作为处事原则;“得民心者得天下”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和人生信条。
日本人: 关羽成为日本三国题材作品中的常客,其形象深入人心;许多商业人士会研究曹操的经营之道;“忠诚”和“义理”依然是重要的社会价值观念。

总结:

虽然中国人和日本人对三国历史的喜爱都源于《三国演义》,但其解读视角和价值取向有所不同。中国人更看重国家、民族、道德伦理和历史的厚重感,将三国视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来传承和反思。而日本人则更侧重于个人英雄主义、武士道精神、策略智慧以及对“义”的极致追求,将三国视为一种具有东方美学的、可以学习和借鉴的文化现象。这种差异,正是不同文化背景下,同一部经典作品产生的丰富而多样的解读结果。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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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个日本人对于《三国演义》认知的不同,就是近些年日本人才了解人物专属武器的造型。举个最为典型的例子便是张飞的“丈八蛇矛”,直到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日本人还以为张飞使用的是“三叉枪”或者“薙刀”……

一、张飞与“丈八蛇矛”

历史上张飞的确用矛,但是历史上第一次提及张飞用“蛇矛”,还是南宋葛立方的诗歌《送舒殿丞》——“尚想当年老阿瞒,燕骑蛇矛走先主”;而到了元代的《三国志平话》,则将张飞的武器说成是“丈八神矛”、“丈八长枪”,而并非“丈八蛇矛”。

由于《三国演义》的作者除了参考《三国志》外,必然是使用了朱熹编辑的《通鉴纲目》来整理时间线,想必是看到了《通鉴纲目》后面几卷中东晋陈安使用“丈八蛇矛”勇武作战的记载,因此便选择了“丈八蛇矛”作为张飞的武器来综合民间的两种说法。

“矛尖形如蛇舌吐信,矛刃铸成波浪形蛇状”的“丈八蛇矛”作为张飞的武器,其实比《三国演义》出版的更晚,可考证的第一次张飞配上这种“蛇状矛”,是在万历二十八(1600)年唐贞予印刷的《汉寿亭侯志》的插图“三英战吕布”。

这种形态的“蛇状矛”在明朝时据说是作为仪仗武器,不具备什么实战效果,但毕竟读者是看个热闹,受人喜欢的主要角色的武器自然是怎么帅怎么来,到了清朝中期,我们现在认识中的“丈八蛇矛”开始作为张飞的专属武器流行了起来。

即便如此,在此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大部分带插图版本的《三国演义》仍旧把张飞的武器画成一般长矛。


二、江户时代日本人眼中的张飞与“丈八蛇矛”

虽然江户时代后,许多有汉学修养的日本文人购入了各种版本的《三国演义》,但是由于绝大多数日本人都看不懂白话文。因此日本人对于《三国演义》产生兴趣,还是通过阅读湖南文山[1]根据李卓吾评本《三国演义》在1689-1692年间翻译和刊行的《通俗三国志》。

湖南文山在翻译《通俗三国志》的时候,其实根据自己的理解修改了不少的内容,比如说可能是考虑到北伐期间“赵云年过七旬”,考虑到合理性,便把原著磐河大战对于“少年赵云”的描述给删除了。导致“江户时代日本人把赵云不当帅哥当猛男”。

这次却怪不得这哥俩,因为他们很忠实翻译了张飞使用“丈八蛇矛”、“点钢矛”。由于日本并没有仪仗性质的“蛇状矛”,且《通俗三国志》没有配图,加之日本当时又锁国,绝大部分日本人没有见过中国传来的带插图的《三国演义》,因此不知道张飞所使用的“丈八蛇矛”是什么武器,这就使得江户时代的“丈八蛇矛”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形态——

1.直枪

鸟居清满在1760年画的黄表纸版本的《通俗三国志》,是挑选湖南文山译本《通俗三国志》的名场面绘制的作品,其中张飞所使用的“丈八蛇矛”,就是一根普通的直枪……

“幽灵图“的发明者、著名画家圆山应举在18世纪末绘制的《张飞图》,张飞仍旧拿的是直枪。

浮世绘画师胜川春亭在1816年绘制的画作中,张飞也被画成了使用直枪。

葛饰北斋在1843年画过《雪中张飞图》,张飞拿的还是直枪……

2.蛇状矛

另一方面,1788年出版的都贺大陆编辑缩写、桂宗信绘制的《绘本三国志》里的“丈八蛇矛”和中国人印象中的“丈八蛇矛”相差无几,只是缺了“如蛇舌吐信的矛尖”。这很可能是桂宗信在参考《和汉三才图会》之外,还严格参考了来自清朝的相关画作的缘故。

1830-1835年之间刊载的重田贞一等翻译为日文假名、歌川国安及其门人绘制的《三国志画传》,由于歌川国安参考了《绘本三国志》,因此画的“丈八蛇矛”几乎和《绘本三国志》一模一样。

3.千奇百怪

至于歌川国安的师兄、浮世绘画家歌川国贞在1822-1826年之间画的张飞拿的武器还很有独创性,看起来比较像“戟”。

但是隔了没几年歌川国贞笔下的《五虎将之内 张飞》又人云亦云的拿起了直枪……

然后同样还是歌川国贞,到了他的《三国志 雪中张飞刘备图》中,张飞使用的“蛇矛”又和桂宗信画的“蛇矛”样式完全一致了……

而歌川国贞、国安的师弟歌川国芳在早年画的“蛇矛”也还非常富有独特性。

可同样是歌川国芳,到了他在1852年绘制的作品中,张飞所使用的“蛇矛”的波浪的部分又被无情省略了……

歌川国贞、歌川国芳绘制的浮世绘中,张飞所使用的“蛇矛”的样式不停的变换,其实也说明了一个问题,那便是江户时代的日本人对于张飞使用的“蛇矛”是什么样式,压根没有固定的印象。

到了极端的情况下,张飞在日本甚至使用上了连矛都算不上的武器……

比如日本网友kyo在榛名神社和八斗岛稻荷神社看到的两个“张飞喝退百万兵”的木雕中,张飞用的“蛇矛”完全是一根狼牙棒……

这很可能是当年的工匠手边只有江户时代风靡一时的《水浒传》,于是便按照“霹雳火秦明”的形象雕刻的张飞……

(林冲:你是张飞?那我满山都唤小什么啊??!)

4.三叉枪

最后,由池田东篱校定、葛饰戴斗绘制《绘本通俗三国志》在1836-1841年间出版,葛饰戴斗笔下的角色画风更加贴近于日本,因此在他的版本中张飞使用的是日本存在的“三叉枪”。

《绘本通俗三国志》在日本非常受欢迎,在此后的几十年间一直不断再版,成了未来许多画家或者漫画家的重要参考素材,因此反而比较接近国内的桂宗信版本的“蛇矛”就此消失的无影无踪……


三、明治到昭和期间的“丈八蛇矛”

主要活动于明治初期的浮世绘画家月冈芳年,是歌川国芳的学生。因此他许多作品都有意识地向老师看齐,比如说1872年绘制的《燕人张飞》,便完全是在模仿老师的《三国志英雄止(之)壹人 张飞》。因此早年在月冈芳年笔下的“蛇矛”和歌川国芳十分相似。

然而,到了1883年,月冈芳年放弃了老师的“原创蛇矛”,笔下的张飞所使用的“蛇矛”又变回了一般的直枪……

到了1884年,月冈芳年绘制的《張飛長坂橋百万勢睨返ス》中,干脆从大流让张飞使用起了《绘本通俗三国志》里张飞所使用的“三叉枪版蛇矛”……

《绘本通俗三国志》的影响力,还可以表现在1887年由小宫山五郎编辑的《三国志》中,张飞延续了《绘本通俗三国志》中拿“三叉枪”的形象……

《绘本通俗三国志》的这种影响力相当的持久,直到1953年菅大作的漫画《三国志》中,张飞还在使用三叉枪……

伊藤正树在1963年左右刊行的漫画《少年三国志》中,张飞是个少年形象,但是手里拿的却是薙刀而非蛇矛……


四、“丈八蛇矛”在日本的造型统一化

到了1971年,在日本大名鼎鼎的横山光辉版本的漫画《三国志》问世了。由于连载之初中日尚未建交,因此可以参考的资料比较少,因此横山光辉自称参考的最多的是《绘本通俗三国志》。

不过,这个版本中张飞形象非常有特色,我是看不出来和《绘本通俗三国志》有多大的联系,可能就是头顶上的头箍有点继承关系……甚至连“三叉枪版蛇矛”都惨遭无情抛弃,变成了薙刀……

直到第16卷为止,漫画中的张飞都在使用薙刀……

但是到了第19卷张飞关羽古城会时,张飞的武器突然变成了我们认识中的“丈八蛇矛”……

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在1978年的时候,由于中日关系的日益改善,横山光辉得以买到了一套中国出版的连环画《三国演义》当作分镜和道具参考资料……

1979-1980年开始连载的久保田千太郎原作、园田光庆绘制的《三国志》中,张飞最初也是使用《绘本通俗三国志》中的三叉戟……

但是到了1983-1984年重新连载期间,张飞用的“蛇矛”又变成了“弯曲如蛇状的形态”……

1982-1984年,由NHK制作的人偶剧《三国志》中,张飞使用的也是我们所熟悉的“丈八蛇矛”:

1985-1986年日本动画电影《三国志》中,张飞使用的也是我们熟悉版本的“丈八蛇矛“……

更不用说时代更晚,1992-1994年上映的东映版动画电影《三国志》中张飞所使用的“丈八蛇矛”了……

在日本几百年间流传的几百年的各种形态迥异的“丈八蛇矛”,就这样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短短几年中统一成了我们所熟悉的样式……是不是很不可思议呢?

参考

  1. ^ 天龙寺僧人月堂、义彻兄弟的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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