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1968 年前后，中法美日捷等多国年轻人都陷入了狂热、造反、激进当中？

这个问题牵扯的国家实在太多，建议题主把中法美日改成捷法美日，68年初的布拉格之春明显比整个六七十年代一直在高潮的中国更具世界意义的代表性。具体参见这本书，已经写的很概括了（其中无论是布拉格之春还是五月风暴或者马丁路德金被刺等单个历史事件都足够写几本大书了。）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4011286/

我家恰好有这本书，我把其中的一段符合题意的段落的打出来

有四种历史因素共同促成了1968：在当时方兴未艾的民权运动起了典范作用；这一代人自视与上一代人截然不同并有着强烈的疏离感，因而拒斥一切权威；一场受全世界共同憎恶的战争为所有叛逆者提供了一个叛逆的理由；还有当这所有一切发生时，电视正方兴未艾，但尚不成熟，对电视的控制、精选和包装还没到今天这样的程度。1968年，当天能收看到来自世界另一地的电视本身就是一个扣人心弦，崭新的技术奇迹。

因为当时已经距离二战结束二十多年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居然还没打起来，而且很有可能以后也打不起来了。

各国为应对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产生的重税、兵役、管制，也就在战后新一代人眼里，全都变得面目可憎起来了。

实际上80年代末的苏东波，本质上也是这个问题。辛辛苦苦遵纪备战，究竟是为了什么啊，为了根本不会发生的面对面全面战争，什么钢铁洪流步兵堑壕全是不可能碰到的事情，白辛苦那么多青春汗水，那还不郁闷的发出愤怒：X你XX！ 吗？

谢邀

我对其它国家都不熟，只能说美国，想来法国也有点类似，其它的就不清楚了。

说起 68 年席卷美国的学生运动，很多人自然会想到婴儿潮，也会想到冷战时期压抑的环境，让理想主义的学生突然爆发。

但是，也必须看到，在 60 年代，美国最大的学生团体，其实是“争取自由青年美国人（Young Americans For Freedom)”，一个保守派的政治团体。也可想而之，大部分美国年轻人，对于政治其实没那么积极。就像民权运动中的南方白人，他们只是在搭一个顺风车而已。

学生运动在 60 年代，乃至 70 年代初的强势，并非在于他们的数量，而是因为他们的战斗方法。

一.

美国的学生运动，可以直追溯到 1960 年民权运动时发起的入座（sit-in）运动。到 1961 年夏天，学生发起了「自由乘车运动（ Freedom Rides ）」，带上了保释金，留下了遗嘱，坐着长途汽车前往南方挑战种族隔离的候车室。最后，肯尼迪政府因为这活动让美国在国际上颜面无存，迅速出手，让联邦执法官介入摆平了此事。因为这种事情让政府很难堪，肯尼迪就向学生组织示意，希望他们换个形式，比如，可以走让黑人选民注册的路线，这样如果黑人选民多了，投票有力量了，自然就好办事了。肯尼迪还号召慈善机构为相关活动捐款。民权运动领袖一想，这种作法有益无害，也就开始支持。

于是，美国的学生就从自由骑士变成了选民注册志愿者。

选民注册，最有意义的莫过于在大选年。61 年之后的第一个大选年，就是 1964 年。于是，几个著名的民权运动组织发起了自由投票运动（Freedom Vote）。其中，最过积极的，是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他们在年初定下了“自由夏天（Freedom Summer）”计划，要在密西西比注册大量的黑人选民，并由此选出黑人代表，最后在 8 月份民主党总统提名的党代会上，取代传统的白人南方代表。学生组织认为，既然有了大量的黑人民主党选民，他们理应在党代会上有自己的声音。

于是，大批北方学生在夏天南下，冒着生命危险，在密西西比各地，开设学校和诊所，并借机注册黑人选民。他们把自己发动的选民称为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Mississippi Freedom Democratic Party，MFDP）。到民主党党代会前，MFDP 一共注册了 8 万黑人，并组成了代表团，要求在党代会上入座。

这事让约翰逊总统大发雷霆，因为他需要南方的选票，自然不想惹了南方的白人代表，同时，他更不想这些 MFDP 代表在电视观众前大发议论，昭显民主党内部的不团结。于是，在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的斡旋下，通过了一个妥协方案，原本的白人代表可以落座，前提是要宣誓向党效忠，同时，MFDP 也可以派两人落座。万没想到的是，双方代表都不接受妥协。结果白人代表离开党代会回去了，留下的座位被收回，MFDP 的代表也没坐成。

这是第一次，民权运动内部白人自由派和黑人发生巨大的公开分歧。黑人意识到，种族歧视不只是在南方，白人很多时候不过是在做样子。于是，黑人民权运动组织开始收缩回自身的圈子，把白人从组织中挤了出去，转而投向以黑人自己为中心的黑权运动。

从一定程度上，在 64 年以后，学生运动和黑权运动走上了两条平行，却又极其相似的道路。黑人不再要求白人的认同，开始强调自身的独立性和能动性，并大力推进黑人自己的文化。

这一边，白人学生从民权运动中被推了出来，也就自然的开始寻找新的位置，政治依附点。因为在民主党党代会上的失利，学生运动也和自由派分手，对主流社会开始失望，坚决的和方兴未艾的反文化运动合为一体，形成了新左派。反文化运动从 50 年代垮掉的一代脱胎而来，和学生运动中个人即政治的核心理念一脉相承，从而为学生运动提供了文化理论内核以支撑学生的外在诉求，把学生运动中的对道德和良心的追求具体化了，而民权运动则为学生组织提供了一整套的实战经验和方法，让关注于自我表达的反文化开始寻找现实社会中的倾泻口。对于以个人即政治为中心思想的学生运动，自然会选择和自己的生活最密切相关的社会问题，这就是学校本身。

在冷战时期，公立大学因为《退伍军人权利法（G. I. Bill）》而迅速发展，学生人数也飞增。但是，大学的体系却是僵化的。因为麦卡锡主义当道，大学里的老师都被要求宣誓效忠。比如，在加州，就要求所有大学员工宣誓自己不是共产党员，在伯克利分校，有上百名员工因为不愿宣誓而被免职。案子打到州高院，效忠令被改成了宣誓效忠美国宪法，并把免职员工复职，才算了结，而这个效忠令也一直维持至今。

虽然一开始只是效忠令，到 1953 年，麦卡锡主义的高峰时期，大规模的听证会开始了。学校因为害怕形像受影响，开始解聘各种有共产主义倾向，可能会出席听证会的人。因为这种开除并非出于员工的职业操守，而是纯粹的政治理念，这种政治行为自然严重伤害了大学里的学术独立气氛。整个学术领域开始去政治化，气氛一片和谐，和美国当时全国上下的军事工业复合体打成一气，成为了为国家大批量高速度输送模式化人才的教育流水线，学校的领导层，不再是开放的对待和引导各方意见，扶持新生思想的教育者，而成了这个工厂的老板，机械的执行生产任务。

学校是学生自己的生活世界，对于学生，学校里的问题当然对他们最有直接影响。于是从“自由夏天”归来的学生，在 1964 年秋天，在伯克利发动了“言论自由运动（Freedom Speech Movement）”，要让学生，成为学校的主人，改变学校僵化的体系，创造学术自由的环境。学生们施起了他们在民权运动中演练出的战术，在学校里开始了新一轮的“入座（sit-in）”运动，把抓人的警车变成了发表政治演讲的地方。他们还把“入座”变成“入教（teach-in）”，在学生中进行自己的宣传活动，设立“自由课堂（Freedom classes）”，自己开课。到第二年初，校方终于妥协，允许学生进行公开的政治讨论。

二.

随着第一战取胜，学生运动开始把目光放远，于是，战斗的焦点，就开始投向越战。

像对学校体制开战一样，越战是学生运动的自然选择。因为毕竟，战争是年轻人来打，来当炮灰的。而且，因为美国当时的征兵制度，中产阶级是主要的征兵对像。他们的家庭经济稳定，所以成长环境好，身体素质也就好，不像穷人家的孩子，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怪问题。比如在一战期间，美国征兵处发现，有大量年轻人的视力和牙齿都惊人的差，淘汰率达到三成。到二战期间，军方特意放宽了标准，比如体重只要 105 磅，还有一半牙幸存就可以入伍，可是，部分地区的淘汰率，依然达到了惊人的 70%。这种现像促成了美国医疗医疗保险体系的成熟，在二战期间，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因此不降反增：白人的平均寿命增加了 3 年，黑人 5 年。除了身体检查，征兵还要根据智力进行筛选。而在越战征兵时，拳王默罕默德·阿里第一次征兵检查就不合格，因为读写能力不过关。只读过四年书的阿里坦然承认，自己只是最伟大的，不是最聪明的。

这样的结果，就让素质好，但家里没有路子的中产阶级成为被征兵的主力对像。因为大学生暂时不用服兵役，这也让很多这样的年轻人选择了上大学来逃避越战。但是，上学只是暂时的解决方案，因为只要在征兵处挂上号了，一毕业，就要去服兵役。于是，兵役就像一柄利剑，悬在很多学生头顶，让他们像是被判了缓刑的犯人。

可这时候，民权运动遇到的巨大阻力，比如在党代会上的失利，又让学生对主流社会产生了深深的失望。因为学生所一力推进的社会改革，很显然并没有被党派领袖当成一回事。这样，学生和黑人一样，都开始不由自主的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体系进行反思，革命浪漫主义开始兴盛。事实上，浪漫主义在十九世纪在欧洲初次登上历史舞台时，就是对工业化社会的一种反思。浪漫主义认为启蒙运动带来的理性思维，把整个世界都给物化了，而工业化更是把人作为个体给物化成了职业和工种。浪漫主义不认为社会是一个机器，要机械精准的运作，他们认为社会应该像一个活生生的人一样，有内在的有机关联。因为这种不可分割性，他们也就不相信社会能像机器一样，可以进行修补，拆卸，和组件更新，能够逐步的改进。相比起来，民权运动在 1965 年以前，是相信社会是可以一步一步更新的，那就是撤销恶法，另立新法。于是随着这种浪漫思维的强势，也就标志着民权运动开始走入一个新的阶段：

如果说，平等是民权运动在 1965 年以前的标志性词汇，解放，就成了 1965 年以后各种民权运动的口号。

浪漫派的人往往呈现出两个极端，要么是相当保守的，要么是相当激进的。激进者认为一但社会已经无法维持旧的机制，就像一个重病不治的病人，必须来一场革命才能重生。比如马克思，就是一个相当有浪漫情怀的人。于是，马克思主义重新在校园里走红，也就不难理解。而第三世界殖民地国家里正在进行的独立运动，就印证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危机。在西欧，同样的危机感也被明显的感觉到。因为随着北约的建立，西欧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美国的殖民地，由美国负责他们国家的防务政策。这样，传统的殖民国家开始感到的被殖民的些许味道。而对于美国学生来说，离他们最近的，无疑是越战。反战也成为黑权运动和学生运动之间最有共鸣的共同诉求。

1965 年 4 月，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在华盛顿组织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反战示威。有一万多人参加。当时的示威者和民权运动时的示威者相差无几，还是身穿西服领带，也没发生什么冲突。

5 月，作为一种入教运动，杰瑞·鲁宾（Jerry Rubin）在伯克利组织了三万人参加的越南日活动。5 月 2 日，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在活动中发表演讲。在演讲中，梅勒提议为了表示对约翰逊政府的越南政策的篾视，大家把总统的头像倒举起来（组织者早就准备好了相关的总统头像纽扣）。这一像征性的举动发出了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新一代的学生运动不需要追求政府的支持，不再尊重传统的权力体系，而是要公然的嘲弄和挑战整个冷战机器，和它所代表的死板僵化的政治环境。

6 月 14 日，CBS 播放了专题记录片《伯克利叛逆者（The Berkeley Rebels》。学生运动领袖迈克尔·罗斯曼（Michael Rossman）对着困惑不解的受访者说，他们不是成年人，他们是 25 岁一代。有人注意到了纪录片中一闪而过的标语：“要做爱，不做战（MAKE LOVE, NOT WAR）”。而数天以前的 6 月 5 日，高院刚刚通过了历史性的格里斯沃尔德案（Griswold v. Connecticut）判决，认定服用避孕药属于个人隐私，受宪法保护。消除了这个重要的障碍后，个人即政治的概念，就在转眼间，以一种意想不到方式，杀入到反战运动中，让性解放的大门轰然打开。不久，反战运动又引入了新的策略，就是公然撕毁征兵卡，以显示自己不合作的态度。

对于约翰逊政府来说，他们则完全陷在了冷战思维中不能自拔，无法区分民族独立的去殖民化运动和共产主义的势力发展之间的区别，用一种非黑即白的态度去认定所有的所谓共产国家是一个整体，没有差异，也不肯在任何地方放松一步，生怕被国内的保守势力抓住把柄。于是，不想成为第一个输掉战争的美国总统的约翰逊，开始把越战逐步升级。到 1965 年底，驻越南士兵是 20 万，到 66 年翻倍到 39 万，到 68 年，升至 53.5 万人。面对国内年轻人中的反战情绪，国会通过决议，认定任何撕毁征兵卡的行为都是非法行为。

到 1967 年，征兵条件被放宽，征兵年龄被扩大到 18 岁至 35 岁，并且只要年满 24 岁，不管是否是在校学生，都要立刻去服兵役。默罕默德·阿里就是在这时被重新要求去服兵役的。于是，主动逃兵役人数开始飙升，在 1967 年是 8%，到 1971 年升至 41%，撕毁征兵卡，公然挑战政府权威的行为更加严重。而反战运动，也在 1968 年开始，进入了它的巅峰岁月。而 1968 年，因为是大选年，更是显得份外引人注目。

1968 年 3 月 31 日，总统约翰逊因为越战泥潭而主动退出了民主党候选人提名，给了反战运动一次推动自己政治诉求的机会，让民主党初选火药味十足。火上浇油的是，仅 4 天后，马丁·路德·金就被暗杀，动机至今不明。有很多人猜测，这是因为马丁·路德·金的反战立场，让政府策划了这次谋杀。6 月，反战候选人罗伯特·肯尼迪被不满美国中东政策的阿拉伯份子暗杀。由于罗伯特·肯尼迪的突然去逝，反战阵营没能联合起来，而是继续分裂成两个阵营，和未参加初选的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在芝加哥的民主党党代会上一争高下。

另一边，学生激进份子在 1964 年的党代会失利后，选择了在党派政治体系之外，通过制造媒体事件来吸引国内国际的关注，来影响政治议程。1967 年底，以杰瑞·鲁宾和阿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为首的反战领袖成立了青年国际党（Youth International Party），还推举了一头猪作自己的候选人。青年国际党在 8 月的党代会期间在芝加哥组织了“生命节日（Festival of Life）”反战大狂欢，数万抗议者从各地赶来，通过一次反文化的大展示来公然表达对执政党的不满。可想而知，这种不合作的态度必然会带来巨大的冲突，将党代会变成一次媒体直播下的大型骚乱。最后，反战运动无功而反，休伯特·汉弗莱轻松拿下总统提名。

结果，在随后的大选中，由于民主党内部分裂，尼克松凭借精心打造的法律和秩序的形像，堪堪险胜了汉弗莱不到一个百分点，民主党失去白宫。

这时候，民主党痛定思痛，决定改革。它终于接受了学生运动在 64 年时大力推进的政治构想，决定在总统候选人提名上全面采用初选制度，并且，在党代会的代表构成上，减少党内大佬的权力，采用更民主的方式，给予各种社会群体，比如黑人，年轻人，妇女等等相应的代表数，向民权运动者的理念靠拢。

1972 年，伴随着反战运动的逐步升级，国会决定在年底前撤出越南。

三.

从表面上看，学生引领的反战运动终于取得了政治上的成功，但是，其实不然。

学生运动中的激进份子毕竟在社会中只是极少数。他们的构想是，通过示威活动引发媒体事件，来对政府施加压力，最终完成改变。这看上去和民权运动前十年里，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抵抗手法极其相似，但却少了重要的一点，就是非暴力。

示威的作用是为了把强势的对手拉回到谈判桌前，这就需要保持对对手的尊重，而不是侮辱和嘲弄。当激进学生不可避免的和警察发生暴力冲突后，就失去了道德制高点。这时候，虽然一样会产生恶劣的负面消息，但是作为当权者却不会妥协，因为一旦这样做了，在大量的媒体报告下，反而会让政府显得，它是在极端份子的暴力胁迫下完成的这一改变。而任何一个政府如果这样作了，就会失去主流社会的信任和支持。所以反战份子在党代会上闹得越凶，代表传统的汉弗莱越有优势。而当民主党在失利后改变自己，向左派的主张靠拢时，就不可避免的被贴上了所有反文化的负面标签，成为混乱，低效，和软弱的代名词，并将让民主党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里一直背上这个包袱，直到克林顿时期，才开始解脱。另一方面，共和党则利用这个机会，以一种不向公然挑战现行制度的激进份子妥协的态度，一举抢回了政治上的强势地位，让保守派在未来四十年里，成为美国政坛的主导力量。

同样，在越战上，反战运动虽然制造了巨大的媒体效应，对美国的越战政策却没有实质性影响。因为政府越无视这些过激的示威行动，就越能树立自己的法律和秩序的形像，赢得普通人的支持。真正让越战政策开始改变的，还是几次重要的丑闻。比如在 1969 年，美萊村屠杀在被政府刻意遮盖了一年多后被媒体曝光，让普通民众意识到了越战中美军正在经历的道德危机。在 1971 年，五角大楼文件被媒体发表，大众才意识到，原来政府早在数年前就对越战报以怀疑的态度。这些事件，让普通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大大降低，也就让越战的支持率急转直下，最终让尼克松政府决定，要让美国快速体面的离开越南。

这么看，学生运动其实没有达到它的直接目的，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恰恰相反。而学生运动和同时期的黑权运动，它们真正的重要性不是在纵向深度上的政治冲击，而是在横向上的社会影响。

随着民权运动分裂为黑权和学生运动这样的分支运动，原本为了共同目标而形成的联合阵线开始瓦解。在这个阵线中的各种弱势社会群体，也像黑人和学生那样，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群体的政治目标。女权，同性恋组织，其它少数民族，都相继登场，而民权运动，以及黑权和学生运动，为这些寻求自己权益的弱势群体，提供了一整套从理论到战术的现成方法，让他们可以快速的借鉴和发挥。

对同性恋群体来说，他们打出了“同性恋的自豪（gay pride）”这样的口号，这无疑是从黑权运动中的“黑人的自毫（Black pride）”搬过来的概念。像反战运动撕毁征兵证一样，因为军队不收同性恋士兵，同性恋者开始用公然出柜的形式来反战，让同性恋群体的诉求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浮出水面。1969 年 6 月 28 日，当警察一如即往的对纽约格林威治村的石墙酒巴进行检查时，同性恋者第一次，像黑人一样，选择了公然对抗，这就是著名的“石墙暴乱（Stonewall riot）”。同性恋者，终于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力量，响应了艾伦·金斯堡的名句：“美国，让我把自己酷儿的肩放到车轮之下（America I'm putting my queer shoulder to the wheel.）”。到 70 年代初，美国精神病医学学会终于宣布，同性恋并非心理疾病，同性恋者也是正常人。

对于女权主义者来说，她们在 65 年从民权运动中分离出来，在 66 年成立了世界妇女组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女权运动者把个人即政治的战术发挥到极致，通过反思女性的平日生活唤起妇女的自我肯定意识，让女性为自己骄傲。通过个人经历，比如招工和报酬上的不平等，来引发社会共鸣。她们把强奸和白人种族主义者对黑人的私刑联系起来，首次让社会意识到强奸对女性的重大伤害，法律对女性的不公正（比如纽约地方法律说，强奸指控只有第三方在场才成立）。她们像民权运动一样，直接起诉这些恶法，为女性争取政治和经济权利。

以塞萨·查维斯（Cesar Chavez）为首的墨西哥裔移民则接起了传统工会的班，去把分散在各地的季节性农民工组织起来，成立联合农业工人工会（United Farm Workers）。他们学习民权运动中公车抵制的手法，号召全国消费者以不买葡萄的方式支持工会的抗争，提高农民工待遇。

美国印第安人则利用自己得天独厚的历史，效仿黑权运动，开始了自己的独立运动。在 60 年代末，他们开始了一系列的占领运动，要求获得更多的土地权，保护印第安文化。从 1969 年到 1971 年，他们像征性的占领了旧金山恶魔岛（Alcatraz Island）长达 13 个月，1972 年占领了联邦政府的印第安人事务局（Bureau of Indian Affair）一周，1973 年占领了曾经暴发过白人屠杀印第安人的伤膝（Wounded Knee）数月。因为这些活动，印第安人的贫困状态受到社会注意，政府给保留地的补贴大涨，印第安人还在 1988 年获得了在自己保留地上开设赌场的权利。

就连保守派也开始意识到这些政治斗争手法的有效性，开始利用草根运动来介入党派政治体系，推进自己的政治诉求。1964 年，保守派和自由派站在一起，参加了伯克利的“言论自由运动”。反对堕胎者，也开始像民权运动一样，在堕胎诊所前拉起抗议线，日以继以的站岗抗议。最大的影响，莫过于占美国三分之一选民的福音派教徒，开始走出教堂进入政治生活。他们仿效黑人民权运动中的南方黑人教会，利用自己教会现成的组织网络，迅速高效的组织选民，支持代表自己政治观念的政治家，成为现在美国政治中的一支主导力量。

最终，那些激进的民权组织，也和学生运动，黑权运动一样，在快速的推进中开始分裂，和主流社会脱节，碎成一个个分支，慢慢形成了自己的亚文化群体，美国社会被割裂开来，形成了一条条巨大的文化鸿沟。相比之下，保守派虽然是少数，理念上却均一的多，行动上也更统一。于是，当保守派完成了内部的结构调整后，一举将这些狂飙突进的左翼组织斩成两段。

但是，经过这一场缠斗，美国主流社会不可避免的和民权运动的激流发生文化上的碰撞，传统的文化等级架构被摧毁，美国也不可避免的走向多元的后现代文化。虽然说保守派抢回了政治优势，但是，对于左派来说，斗争的焦点则已经转向了文化战场。

在 1969 年，旧金山诞生了一个专门迎合叛逆年青人的服装商店，它的名字，就叫作“鸿沟（GAP）”。

是的，黑权和学生运动的最重要意义，其实是揭开了后现代时代文化战争的大幕，在这战场上拼杀的，是一个个的亚文化群体，而它们在失去了联邦政府的大力支持的同时，却获得了另一支或许更强大的同盟军，自由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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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答案提到了婴儿潮和学生数量的激增，配合上 50 年代的保守，的确是主因。这一点上，可参考我最近的另一个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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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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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硬广：

本文已收入本人文集《天堂在上，美国在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