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该不该在香港征税？该不该让香港承担军费？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且敏感的问题，涉及到香港的历史、政治、经济以及“一国两制”的原则。要详细地探讨中央是否应该在香港征税以及香港是否应该承担军费，我们需要从多个层面来分析。
一、 中央是否应该在香港征税？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理解香港的税收制度和中央政府的财政关系。
香港的税收制度： 香港实行的是低税率、简单税制，以吸引国际资本和人才。主要的税种包括利得税（企业所得税）、薪俸税（个人所得税）以及印花税等。香港特区政府负责征收和管理其自身的税收，并且财政独立，没有向中央政府上缴财政收入的义务。
“一国两制”下的自治权： 《基本法》明确规定，香港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其中，财政管理权是特区高度自治的重要体现。这意味着香港特区政府有权自行制定和管理自己的税收政策，中央政府无权直接在香港征收除国家关税之外的任何税项。
中央过去的实践： 在“一国两制”框架下，中央政府从未在香港直接征收地方性税收。香港的财政收入主要用于满足其自身的公共开支，剩余部分由特区政府自行支配。
潜在的“理由”与争论点：
“国家贡献”说： 有观点认为，既然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它理应在经济发展和国家建设中做出贡献，包括承担一定的财政责任。尤其是在国家面临重大支出或需要时，香港作为发达地区，应该有所承担。
“税收主权”说： 从主权国家的角度看，中央政府拥有对国家全境的税收主权。理论上，中央政府可以针对任何地区设定税收。
“经济协调”与“统一市场”：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的推进，部分声音认为，在某些特定领域（例如某些全国性的税种、或用于区域协调发展的特定基金），可以探讨中央在香港的征税可能性，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和要素的自由流动。
“财政赤字”与“中央负担”： 尽管香港财政充裕，但国家整体的财政支出巨大，尤其是在国防、科研、社会保障等领域。从这个角度看，中央可能会认为，香港作为一个富裕地区，适度承担国家财政责任是合乎情理的。
反对和顾虑：
损害“一国两制”和自治权： 最直接的反对声音是，中央在香港征税将严重违背《基本法》关于香港高度自治的规定，破坏“一国两制”的原则。这会被视为中央干预香港内部事务，削弱香港的独特性和国际竞争力。
打击营商环境：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和贸易中心，其低税率是吸引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中央引入新的税种或提高税率，可能会导致资金外流，企业搬迁，严重损害香港的营商环境。
实践操作困难： 如何在香港现有税制基础上引入中央税种？如何避免双重征税？如何处理香港与内地税制的差异？这些都将面临巨大的操作和法律挑战。
历史和政治敏感性： 香港回归中国并非是为了让其承担更多的国家财政负担，而是基于历史和政治的考虑。“一国两制”的初心是保持香港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
总结： 从法律和“一国两制”的原则来看，中央在香港直接征收与国家关税无关的税项，是不被允许的，也与香港的自治权相悖。尽管有“国家贡献”等理论上的探讨，但实践中，此举会面临巨大的法律、政治和经济阻力，并可能严重损害香港的独特性和国际地位。目前，中央政府更多的是通过其他方式（如鼓励投资、支持发展、加强合作）来促进香港参与国家发展，而非直接的税收征管。
二、 该不该让香港承担军费？
这个问题同样需要从《基本法》、历史实践以及国家安全和财政分配等角度来审视。
《基本法》的规定：
《基本法》第五十一条明确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财政收入不开支于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在必要时向下述地区提供财政援助：(a)无力支付其因实施本法而产生之开支的香港特别行政区；(b)需予提供额外援助以应付某一财政年度之财政赤字的香港特别行政区。”
《基本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在('九七'后)五十年内不变。”
《基本法》第一百四十五条提到：“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政务司司长在外，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可以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签署一切需要签署的协议。”（这里提到的是行政长官的权力，与中央的军事管理权并列）。
《基本法》附件一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基本法》附件一也规定了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国防和外交事务享有绝对的主权。
《基本法》下中央对香港的国防责任： 《基本法》第二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并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并按本法规定实行。
关键点在于，《基本法》明确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维持本区域的社会治安，但国防事务是中央政府的专属责任。 《基本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而国家国防、外交则属于中央政府的管辖范畴，无需香港特别行政区承担。
历史实践： 自香港回归以来，国防和驻军的费用完全由中央政府承担。驻港部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派遣和管理的，其经费也由中央财政拨付，香港特区政府不负责也无须负责。
“理由”与争论点：
“国家安全共享”说： 有观点认为，国家安全是所有公民和地区共同的责任。既然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那么在国家整体国防建设中，理应贡献力量。尤其是在面对外部威胁时，香港的安全也离不开国家的整体安全屏障。
“财政负担”分担： 随着国家军事现代化和军费开支的增长，中央政府可能希望更公平地分担国家建设的成本。
“大湾区”融合与责任：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香港与内地的联系日益紧密，部分人认为，这种融合也应包含一定程度的责任共担。
“中央援助”的对等性： 《基本法》规定中央在必要时向下属地区提供财政援助，但香港自回归以来财政健康，无需中央援助。那么，是否应有一种“对等”的责任，即在香港不需要中央财政援助时，香港也应为国家提供支持？（这一论点存在争议，因为《基本法》的规定是单向的援助，而非义务性的贡献）。
反对和顾虑：
《基本法》的明确规定： 这是最直接和最核心的反对理由。《基本法》将国防事务明确为中央政府的责任，而香港的责任是维持治安。让香港承担军费，将直接违反《基本法》。
“一国两制”原则的基石： 香港之所以能够保持繁荣稳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政治、经济、法律体系与内地不同，这种差异性是“一国两制”的精髓。如果开始让香港承担中央政府的责任（如军费），会模糊“一国”与“两制”的界限，动摇“一国两制”的根基。
香港的独特性： 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其制度设计是为了适应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国防和军事属于国家主权层面，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和负责，这与香港的经济功能定位不同。
实践操作的复杂性： 如何界定“军费”？是直接拨付给驻港部队，还是以其他形式（如捐赠）？如何确保这笔资金不会被用来干预香港的自治？这些操作上的难题也是巨大的。
政治信号和国际观感： 让香港承担军费，会向世界传递一个信号，即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控制力在加强，这可能会引起国际社会的担忧，影响香港的国际声誉和投资环境。
“谁守卫谁”的问题： 香港的驻军是保护国家主权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稳定，其主要责任对象是国家安全，而非单纯的为香港特区政府“买单”。
总结： 根据《基本法》的明确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没有义务承担中央政府的军费。 国防是中央政府的责任，其相关费用也由中央财政承担。虽然有关于“国家安全共享”的理论探讨，但从法律和“一国两制”原则的角度来看，让香港承担军费不仅是违反《基本法》的行为，更会严重损害香港的自治权和其独特性，对“一国两制”的实践造成颠覆性的影响。这种做法不符合回归的初衷和香港的特殊地位。
总而言之，关于中央是否应该在香港征税以及香港是否应该承担军费，尽管存在一些从“国家整体利益”或“责任共担”角度出发的讨论，但 从现行的法律框架，《基本法》和“一国两制”的原则出发，这两项提议都难以在当前及可预见的未来被实施，并且会引起极大的争议和反对。 香港的核心价值和国际地位正是建立在其独特的制度和高度自治之上，任何可能削弱这些特质的举措，都会对香港的未来发展构成严峻挑战。
一、 中央是否应该在香港征税？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理解香港的税收制度和中央政府的财政关系。
香港的税收制度： 香港实行的是低税率、简单税制，以吸引国际资本和人才。主要的税种包括利得税（企业所得税）、薪俸税（个人所得税）以及印花税等。香港特区政府负责征收和管理其自身的税收，并且财政独立，没有向中央政府上缴财政收入的义务。
“一国两制”下的自治权： 《基本法》明确规定，香港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其中，财政管理权是特区高度自治的重要体现。这意味着香港特区政府有权自行制定和管理自己的税收政策，中央政府无权直接在香港征收除国家关税之外的任何税项。
中央过去的实践： 在“一国两制”框架下，中央政府从未在香港直接征收地方性税收。香港的财政收入主要用于满足其自身的公共开支，剩余部分由特区政府自行支配。
潜在的“理由”与争论点：
“国家贡献”说： 有观点认为，既然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它理应在经济发展和国家建设中做出贡献，包括承担一定的财政责任。尤其是在国家面临重大支出或需要时，香港作为发达地区，应该有所承担。
“税收主权”说： 从主权国家的角度看，中央政府拥有对国家全境的税收主权。理论上，中央政府可以针对任何地区设定税收。
“经济协调”与“统一市场”：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的推进，部分声音认为，在某些特定领域（例如某些全国性的税种、或用于区域协调发展的特定基金），可以探讨中央在香港的征税可能性，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和要素的自由流动。
“财政赤字”与“中央负担”： 尽管香港财政充裕，但国家整体的财政支出巨大，尤其是在国防、科研、社会保障等领域。从这个角度看，中央可能会认为，香港作为一个富裕地区，适度承担国家财政责任是合乎情理的。
反对和顾虑：
损害“一国两制”和自治权： 最直接的反对声音是，中央在香港征税将严重违背《基本法》关于香港高度自治的规定，破坏“一国两制”的原则。这会被视为中央干预香港内部事务，削弱香港的独特性和国际竞争力。
打击营商环境：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和贸易中心，其低税率是吸引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中央引入新的税种或提高税率，可能会导致资金外流，企业搬迁，严重损害香港的营商环境。
实践操作困难： 如何在香港现有税制基础上引入中央税种？如何避免双重征税？如何处理香港与内地税制的差异？这些都将面临巨大的操作和法律挑战。
历史和政治敏感性： 香港回归中国并非是为了让其承担更多的国家财政负担，而是基于历史和政治的考虑。“一国两制”的初心是保持香港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
总结： 从法律和“一国两制”的原则来看，中央在香港直接征收与国家关税无关的税项，是不被允许的，也与香港的自治权相悖。尽管有“国家贡献”等理论上的探讨，但实践中，此举会面临巨大的法律、政治和经济阻力，并可能严重损害香港的独特性和国际地位。目前，中央政府更多的是通过其他方式（如鼓励投资、支持发展、加强合作）来促进香港参与国家发展，而非直接的税收征管。
二、 该不该让香港承担军费？
这个问题同样需要从《基本法》、历史实践以及国家安全和财政分配等角度来审视。
《基本法》的规定：
《基本法》第五十一条明确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财政收入不开支于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在必要时向下述地区提供财政援助：(a)无力支付其因实施本法而产生之开支的香港特别行政区；(b)需予提供额外援助以应付某一财政年度之财政赤字的香港特别行政区。”
《基本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在('九七'后)五十年内不变。”
《基本法》第一百四十五条提到：“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政务司司长在外，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可以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签署一切需要签署的协议。”（这里提到的是行政长官的权力，与中央的军事管理权并列）。
《基本法》附件一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基本法》附件一也规定了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国防和外交事务享有绝对的主权。
《基本法》下中央对香港的国防责任： 《基本法》第二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并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并按本法规定实行。
关键点在于，《基本法》明确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维持本区域的社会治安，但国防事务是中央政府的专属责任。 《基本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而国家国防、外交则属于中央政府的管辖范畴，无需香港特别行政区承担。
历史实践： 自香港回归以来，国防和驻军的费用完全由中央政府承担。驻港部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派遣和管理的，其经费也由中央财政拨付，香港特区政府不负责也无须负责。
“理由”与争论点：
“国家安全共享”说： 有观点认为，国家安全是所有公民和地区共同的责任。既然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那么在国家整体国防建设中，理应贡献力量。尤其是在面对外部威胁时，香港的安全也离不开国家的整体安全屏障。
“财政负担”分担： 随着国家军事现代化和军费开支的增长，中央政府可能希望更公平地分担国家建设的成本。
“大湾区”融合与责任：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香港与内地的联系日益紧密，部分人认为，这种融合也应包含一定程度的责任共担。
“中央援助”的对等性： 《基本法》规定中央在必要时向下属地区提供财政援助，但香港自回归以来财政健康，无需中央援助。那么，是否应有一种“对等”的责任，即在香港不需要中央财政援助时，香港也应为国家提供支持？（这一论点存在争议，因为《基本法》的规定是单向的援助，而非义务性的贡献）。
反对和顾虑：
《基本法》的明确规定： 这是最直接和最核心的反对理由。《基本法》将国防事务明确为中央政府的责任，而香港的责任是维持治安。让香港承担军费，将直接违反《基本法》。
“一国两制”原则的基石： 香港之所以能够保持繁荣稳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政治、经济、法律体系与内地不同，这种差异性是“一国两制”的精髓。如果开始让香港承担中央政府的责任（如军费），会模糊“一国”与“两制”的界限，动摇“一国两制”的根基。
香港的独特性： 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其制度设计是为了适应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国防和军事属于国家主权层面，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和负责，这与香港的经济功能定位不同。
实践操作的复杂性： 如何界定“军费”？是直接拨付给驻港部队，还是以其他形式（如捐赠）？如何确保这笔资金不会被用来干预香港的自治？这些操作上的难题也是巨大的。
政治信号和国际观感： 让香港承担军费，会向世界传递一个信号，即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控制力在加强，这可能会引起国际社会的担忧，影响香港的国际声誉和投资环境。
“谁守卫谁”的问题： 香港的驻军是保护国家主权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稳定，其主要责任对象是国家安全，而非单纯的为香港特区政府“买单”。
总结： 根据《基本法》的明确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没有义务承担中央政府的军费。 国防是中央政府的责任，其相关费用也由中央财政承担。虽然有关于“国家安全共享”的理论探讨，但从法律和“一国两制”原则的角度来看，让香港承担军费不仅是违反《基本法》的行为，更会严重损害香港的自治权和其独特性，对“一国两制”的实践造成颠覆性的影响。这种做法不符合回归的初衷和香港的特殊地位。
总而言之，关于中央是否应该在香港征税以及香港是否应该承担军费，尽管存在一些从“国家整体利益”或“责任共担”角度出发的讨论，但 从现行的法律框架，《基本法》和“一国两制”的原则出发，这两项提议都难以在当前及可预见的未来被实施，并且会引起极大的争议和反对。 香港的核心价值和国际地位正是建立在其独特的制度和高度自治之上，任何可能削弱这些特质的举措，都会对香港的未来发展构成严峻挑战。
网友意见
支持承担军费！！
我支持按人口比例分配軍費！香港交軍費的話就不用整天被人道德綁架
把錢算清楚，兩邊都心安理得， 何樂而不為
來進行一些很簡單的數學計算，所有資料來源於維基：
2017年中國軍費 10000億RMB 解放軍總人數： 230萬 駐港解放軍人數： 0.6萬 0.6/230 x 10000億 =26.086億RMB 按軍人人數比例,香港在2017年應該負擔， 26.086 億RMB 的運費。 感覺上不太多。。。。不過這樣計算不太公平，最公平就是按人頭計算
2017年中國軍費 10000億RMB 中國總人口 130000萬 香港人口 730萬 730萬/ 130000萬 = 0.005615= 0.56% 10000億x0.56%=56億 按人口比例,香港在2017年應該負擔, 56億RMB 的軍費
==
假設，香港每年應繳付 56億RMB軍費
2016/2017 ,香港庫房年度盈餘 928億港元（787億 rmb), (787/56)= 14 非常粗略地計算,以2017年的數據， 香港政府的盈餘，足以一口氣繳付 14年 的軍費
2016/2017 ,香港庫房儲備9357億港元 (7 937億 rmb) ， （7937/56)= 141 非常粗略地計算,以2017年的數據， 香港政府的儲備，足以一口氣繳付 141年 的軍費
結論：根據過去十年的香港財政表現,哪怕軍費再多兩三倍，香港政府的財政能力都是足以應付，卓卓有餘。
順便看看2018年，假如香港需要交軍費：
2017《財政預算案》 , 17/18年度收入5077億元(4306億rmb)，開支4914億元 (4168億rmb)。 4168億+ 56億（軍費）=4224億rmb , 少於預計收入 （4306億rmb） 。 所以，萬一2018年突然之間需要交軍費，根據預計，還是會有差不多100億港幣的盈餘
最後，我想說一句：
其他參考數字：
香港高鐵超支 超過250億港幣 （212 億rmb） , 約等於 4年軍費
港珠澳大橋、蓮塘口岸超支 逾200億 （169.6億rmb) ,約等於 3年軍費
機場第三條跑道計劃 , 造價1415億元 (1200億rmb) ,約等於 22年軍費
2017年香港政府購買東江水花費 48億 (40億rmb) , 多於 半年軍費
2015年至2016年度，香港警務處預算 ， 168.007億(142億rmb) , 約少於 3年軍費
根據計算香港過去十年所浪費的水費高達 45億（38億rmb) , 多於 半年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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