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古代历代汉族王朝都没有将辽东以北的吉林省地区实现郡县化，这有什么危害？
下面我将详细阐述原因和危害：
为何历代汉族王朝未能将辽东以北的吉林省地区实现郡县化？
1. 地理环境的制约与挑战：
辽阔而崎岖的地形： 吉林省大部分地区位于长白山余脉和松嫩平原以东，地形复杂，山峦叠嶂，河流纵横。这使得传统的汉族王朝所擅长的以平原地区为基础的郡县管理模式难以有效施展。交通不便，信息传递缓慢，使得中央政府的号令难以传达到偏远地区。
严酷的气候条件： 吉林地区冬季漫长而严寒，气候条件恶劣，这增加了汉族王朝进行大规模移民、建设、驻军和维持统治的成本和难度。与中原温暖湿润的气候相比，这是巨大的挑战。
原始森林与沼泽地带： 大片原始森林和沼泽地带，既是天然的屏障，也阻碍了耕种和定居，使得“化内之地”的扩张变得更加困难。
2. 民族构成与统治策略的差异：
非汉族政权的长期存在与强大： 吉林及其周边地区长期以来是东胡、匈奴、鲜卑、扶余、高句丽、契丹、女真等北方民族的活动区域。这些民族建立了强大的政权，如高句丽、渤海国、辽、金、后金等，他们拥有自己的社会制度、军事力量和文化认同，与汉族王朝形成了长期的对抗、竞争甚至并存关系。
“羁縻统治”和“土司制度”的普遍应用： 面对这些强大的非汉族政权和相对独立的民族部落，汉族王朝在很多时期选择了“羁縻统治”或“土司制度”。这种制度允许当地原有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保留权力，通过朝贡、册封等方式接受中央政府的“名义”上的宗主权，但实际上地方自治程度较高。这是一种相对灵活且成本较低的统治方式，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郡县化。
民族同化程度不高： 相比于接近汉族文化核心区的地区，吉林地区的民族同化进程非常缓慢。地理隔离、文化差异以及持续的民族冲突，都限制了汉族文化和制度的深入渗透。
3. 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与战略考量：
经济基础薄弱： 汉族王朝的核心经济基础在中原和江南地区，这些地区是人口稠密、农业发达的区域。吉林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土地的开发程度不高，商业和手工业也不发达。因此，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回报较低的边疆地区，尤其是尚未完全纳入统治的区域，其经济效益和战略价值在早期阶段可能不如巩固核心区域。
战略防御的重点偏移： 历代汉族王朝在防御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时，其战略重点往往集中在长城沿线和辽东半岛。例如，对抗匈奴、鲜卑、契丹等主要敌人时，会投入大量兵力在阴山、长城一线以及辽西地区。辽东以北的吉林地区，虽然在某些时期（如唐朝的安东都护府）有过军事存在，但更多时候是作为战略缓冲地带或被动的防御前沿，而非主动的开发和控制核心。
4. 历史上的短暂控制与反复：
唐朝的有限管辖： 唐朝在巅峰时期曾设置过安东都护府，管辖范围一度触及辽东以北地区，与高句丽作战并控制其部分土地。但唐朝的控制力在东北地区相对薄弱，且随着安史之乱和后来的藩镇割据，这种控制力迅速瓦解。
宋朝的侧重： 宋朝在与辽、金、元等北方政权的对峙中，其战略重心主要在中原和关外地区，对远至吉林的区域并未进行实质性的郡县化。
明朝的卫所制度与长城防御： 明朝在东北地区设立了辽东都司，并实行卫所制度，在辽河流域建立了军事防御体系。明朝也曾试图通过招抚、移民等方式影响吉林地区，但其控制力也主要集中在辽东半岛，向北的延伸有限，且最终被后金（清）所取代。后金虽然以吉林地区为重要根据地，但其统治方式在初期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汉族郡县制。
5. 政治和文化认同的长期演变：
边疆与核心的界定： 历代王朝的政治和文化认同，通常是以农耕文明为主导的汉族文化区域为核心。吉林地区在地理和文化上与汉族核心区域存在较大距离，在很长时期内不被视为“化内之地”，其民族构成和生活方式也与汉族存在显著差异。
未将辽东以北吉林地区实现郡县化的危害和影响：
尽管从王朝统治的某些角度看，羁縻统治等方式可以降低成本和避免大规模冲突，但未能实现更深入的郡县化也带来了显著的危害和长期的影响：
1. 边疆不稳与持续的民族冲突：
游牧民族的威胁长期存在： 未能将这些地区纳入有效的郡县管理，意味着这些地区的原住民民族（如满族的前身女真等）拥有独立或半独立的力量，并可能对汉族王朝构成军事威胁。历史上，北方民族的南下侵扰一直是汉族王朝面临的重大挑战，而这些未被充分控制的北方地区正是这些威胁的潜在或直接来源。
王朝兴衰的诱因： 很多汉族王朝的覆灭，都与北方民族的崛起和入侵有关。如果早期能在战略上更深入地控制和开发这些地区，加强民族融合，或许能从根本上削弱这些威胁。
2. 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潜在挑战：
战略纵深不足： 缺乏对远北地区的有效控制，使得国家在战略上处于被动。一旦北方出现强大的政权，很容易越过已控制的区域深入汉族核心腹地。
历史上的领土争端： 在近代，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东北亚地缘政治的变化，吉林地区以及更北的区域成为中俄等国领土争端的热点。如果中国在历史上能更早、更有效地将这些地区纳入行政体系，并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和移民，或许能为近代国家领土主权的维护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3. 经济发展潜力的错失：
资源开发受限： 吉林地区拥有丰富的森林、矿产、土地等资源，但由于长期的政局不稳定和开发不足，这些资源的潜力未能得到充分发挥，错失了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的机会。
农业和商业交流的障碍： 郡县化有助于建立统一的经济体系、度量衡、市场和税收制度，促进区域间的经济交流和发展。缺乏郡县化，意味着这些方面的潜力被限制。
4. 文化认同和国家凝聚力的削弱：
民族隔阂加深： 长期未能实现有效的文化渗透和民族融合，导致汉族文化与当地民族文化之间存在较深的隔阂，不利于形成统一的国家认同感。
国家向心力不足： 过于依赖羁縻统治，使得地方民族政权与中央政府的联系仅仅是名义上的，缺乏制度化的认同和忠诚，影响了国家整体的凝聚力。
5. 对明清交替历史进程的影响：
后金/清的崛起： 正是由于明朝对辽东以北，特别是吉林地区（如后来的宁古塔等地）的控制相对薄弱，为后金（后来的清朝）的崛起提供了空间和温床。女真各部得以在此集结、发展壮大，最终推翻明朝。从某种意义上说，未能对这些地区进行有效郡县化，间接导致了汉族王朝的更替。
清朝统治的特殊性： 虽然清朝是东北兴起并统治全国的王朝，其统治本身也包含了一些非汉族统治模式的特征，并且其对吉林地区的开发和统治方式与传统的汉族郡县制有所不同。
总结来说， 中国古代历代汉族王朝未能将辽东以北的吉林省地区实现充分的郡县化，是地理、民族、经济、军事、政治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种状况虽然在某些时期可能是一种现实的选择或妥协，但从长远来看，却导致了边疆不稳、潜在的领土风险、经济发展滞后以及国家凝聚力不足等一系列危害。它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尤其是在民族关系和国家疆域的形成过程中。
网友意见
这个问题蛮大的，我也只略谈一个角度。
很多知友在谈论古代东北时容易拿现代情况去想当然的生搬硬套，一个典型的情况就是往往将边墙以外的东北视为单一的渔猎文明地区，以至于甚至出现了连外兴安岭以北或者尼布楚一类地方都能被视为“大清龙兴之地”的事情。有一点常常被忽视的是：
大兴安岭是蒙古高原和东北平原的分界线，但却并不是农耕/渔猎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
讨论辽东防务时，绝不能忽视游牧力量的影响。我们就拿明朝这个典型案例来说，晚明时期，今日中国东北地区的几个主要蒙古势力有——
西辽河和辽河流域的内喀尔喀蒙古五部——乌济叶特、弘吉剌、巴岳特、扎鲁特和巴林部。它们组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
老哈河以东，广宁以北的辽河套地区是实力最强、蒙古大汗所在的察哈尔本部，共有八大鄂托克，包括浩齐特、奈曼、克什克腾、乌珠穆沁、苏尼特敖汉、阿喇克绰特和主亦惕等；
大兴安岭以东直至松花江上游，嫩江流域左右岸地区是独立于蒙古六万户之外的嫩科尔沁部；
大兴安岭以西，从呼伦贝尔直到克鲁伦河、石勒喀河地区分布着阿鲁蒙古各部，包括合撒儿系的阿鲁科尔沁、乌喇特和茂明安部，斡赤斤系的四子部落、翁牛特喀喇车里克等部，以及别里古台系的阿巴嘎、阿巴哈纳尔部；
如果以上的说法较为抽象，那可以举一些更为直观的例子：即使是在明亡清兴东北蒙古各部被重新洗牌，嫩科尔沁在被置十札萨克旗而“南迁西移”大范围向西南流动的情况下，我们仍能感受到蒙古在此的强烈存在感：
黑龙江松嫩平原腹地有个肇源县，早在大金朝的时候就因为“以太祖兵胜辽，肇基王绩于此”得名肇州而置县，按照一般人的想象这在明清也得是妥妥的满洲龙兴之地，然而，在清朝前中期，这里却一直都是蒙古郭尔罗斯前旗的牧场，一直延伸到哈尔滨附近；而江南的郭尔罗斯后旗，旗境一直延伸到长春附近；
顺便说一句，曹大佐的老家大庆当时是杜尔伯特蒙古人的牧场。
从明朝的角度说，自嘉靖年间蒙古汗庭东迁（也可能是南迁）以后，辽东边墙之外，从辽西的广宁到辽北的开原广大地区已经是处处“尽皆蒙古毡帐”；从现代人的方面看，可以说此时哈大铁路沈阳-哈尔滨段以西绝大部分地区都已经是蒙古各部的驻牧地。
在说明这种特殊情况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先审视一下东北地区的地理环境。
首先，很多人眼中辽东是一个适合农业发展的地区，然而恰恰相反，辽东并不是农业生产的好地方。
辽宁省面积狭小，而明朝辽东比之还要小一圈；跟一般人臆想中东北处处大平原不同，辽宁省的辽东辽西绝大部分地区都是山地丘陵，只有辽河两岸的下辽河平原属于平原地区，面积仅有3.8万平方千米；而明朝的辽东比之还要凄惨，下辽河以西的平原地区，是一片广大的河湖沼泽地带，即明代难以耕种的“辽泽”，根本就不在边墙之内；
自牛庄抵广宁二百里，大野泥浓，唐朝所谓辽泽。霖霾则陆地行舟，以是行旅不通。
地下多水患，自驿堡墩台而外，居民绝少，四望无烟，惟芦苇萧萧耳。
明朝实控的平原地区只有下辽河东岸平原，面积仅有约2万平方千米，这是什么概念呢？曾博的老家湖南省郴州市面积大约就是2万平方千米。
说到这里，可能又会有人问：为什么专提“下辽河”呢？实际上，辽东西北部的西辽河流域也是一片广袤的平原，但是我们看一下这张降水量地图，不难发现，东北地区的400mm等降水量线大体上与大兴安岭的北段、南段平齐，但是在大兴安岭中段，即辽宁西北、内蒙古东南部、吉林省西部却骤然出现了一个突出部，而这块位于大兴安岭以东，横亘在东北与华北之间的地区之腹心，就是在漠南游牧史上堪与河套地区相媲美的另一个游牧重地——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
西辽河与老哈河一带多沙丘，南岸是著名的科尔沁沙地。沙丘间有草原低地与冲积平原，今属半农半牧区。西面靠大兴安岭南麓、东麓的地区多森林，南方的燕山地区由中低山丘陵与盆地构成。温带干旱与湿润区的分界就在燕山北的承德、锦州一线。大小凌河流域夹在努鲁儿虎山、医巫闾山与燕山地区之间，多高山，丘陵起伏。辽西草原是东北最干旱的地区。其在古代长年难以发展农耕，大部分时候是游牧民族的乐园。
早在秦汉时，这里就是乌桓、鲜卑的驻牧地（当时其主要活动在大兴安岭东麓、东南麓与大小凌河、燕山北麓的森林草原地区）；
隋唐时，这里是著名的“两蕃（契丹、奚）”之地，有所谓饶乐都督府、松漠都督府，其中的契丹在唐末五代终于从西辽河上游的森林草原“平地松林”与科尔沁沙地一带的沙化草原“辽海”之中崛起，依据这块如楔子一般嵌在华北与东北之间的土地东取辽东，南收燕云，建立了辽帝国。契丹大辽的国之根基不在东京辽阳府，不在西京大同府，不在南京析津府（今北京），而在燕山以北的西拉木伦河河谷。“辽之基业根本在山北之临潢”，辽的上京临潢府在西拉木伦河一带，而中京大定府则在老哈河一带；
而到了明朝后期嘉靖年间，恣意横行的右翼领袖俺答汗实在太过耀眼，以至于人们常常忽视了当时的另一个事件——打来孙库达汗率领蒙古左翼20万人马迁往辽东边外草滩，北元汗庭来到了辽西西拉木伦河流域。察哈尔万户和内喀尔喀五部吞并了原兀良哈三卫地区，科尔沁也越过大兴安岭向东扩张，占据了嫩江流域。辽东边外，大凌河、老哈河、西拉木伦河、嫩江、松花江流域的广大草场渐渐都为左翼蒙古诸部所占据。
辽东的边防形势从此愈发紧张，李成梁上任以前、卸任以后辽东长官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李第一次卸职后十年间换了8任），实际上就反映了日益沉重的边防压力下辽东镇的种种困难。
在嘉靖三十六年土蛮汗继承汗位之后，察哈尔万户发展到了顶峰。
察哈尔在土蛮汗时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虽然汉文史料中所载的察哈尔之事有些是涉及到林丹汗时期，但是实属土蛮汗时期形成的局面和规模。据上述史料统计，阿喇克楚特部控弦之士25000人；帖良固惕部(多罗特部) 5000人；乌珠穆沁部30000人；苏尼特部7000——8000人；敖汉奈曼部10000余人；兀鲁特部满10000人；蒿齐特和克石旦二部以低限数目估算合计足有15000 人马；土蛮汗直系一枝有50000人马。察哈尔部当时的兵力用最保守的算法，至少也在15万人以上。
有学者认为如果把内喀尔喀、嫩科尔沁、阿鲁等其余诸部落加在一起，恐怕明人所谓“土蛮汗控弦四十万”都并不夸张。我个人觉得这未免还是有些夸大其词，不过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是，明朝后期辽东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最大的敌人不是女真，而是以察哈尔为代表的蒙古左翼诸部。
除此以外，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科尔沁部翻越大兴安岭，占据了岭南的松嫩草原。起先他们来到了辽东边外，驻牧在开原、铁岭西北，经常与内喀尔喀一同入寇，
先是，北虏虎喇哈赤及魁猛磕、打来孙等欲假道东夷内侵，不遂。
又辽东境外，有虏二枝，一名魁猛可，一名虎喇哈赤，专为难于辽西。
后来，其又“离开原边外千余里”“避居混同江”，来到松花江口一带控制整个嫩江流域，并通过役使女真部落得到了巨大的贸易收入。
自恍惚太立寨混同红口，凡江东夷过江入市者，皆记货税之，间以兵渡江东掠，于是江东夷皆畏而服之。自混同江以东，黑龙江以西数千里内数十种夷每家纳貂皮一张、鱼皮二张，以此称富强，安心江上，西交北关南交奴酋以通贸易。女直一种所不尽为奴酋并者，皆恍惚太之力也。
从图中大家可以看到，东北地区有三大平原，三江平原去边绝远，辽河平原只有下辽河左岸狭小的一片可用；而松嫩平原虽然是极为广阔的黑土地，却是嫩科尔沁部的牧场——这其实并不稀奇，乌克兰大平原虽然是世界最大黑土地，东欧的富饶粮仓，但在18世纪以前的几千年间却是从斯基泰到克里米亚鞑靼等各路游牧民族的乐园。
松嫩草原是欧亚草原的最东端，水热条件充沛，无霜期140天左右。地带性的土壤为黑钙土，此外，还有风沙土、盐化草甸土、碱化草甸土以及少量的栗钙土分布。
松嫩草原是我国草原带自然条件最好的草原区之一，代表性的植被类型为贝加尔针茅草原。因此，其类型为草甸草原，在植被区划上属森林草原。即使在闯关东大力开发农业之后，这一地区仍然保留着森林草原的景观。只是森林仅为耐干旱的家榆和蒙古黄榆为代表的榆树林，草原是以贝加尔针茅为代表的草甸草原。
现在的黑龙江、吉林二省西部，还有哈吐气、浩德、宁姜、包拉温都等多个蒙古乡。
所以说，知乎上有个问题问明末能不能通过闯关东疏散人口，答案当然是不能。辽东土地狭小，北界开原冬季已有零下三十度，再往北就为所谓黑土地，大家不去把藩王吊路灯却去强行突破松辽分水岭跑到松嫩平原跟蒙古牧民争夺草场开荒，怕不是神经错乱。
最后，东北的蒙古在明末又遭遇了什么呢？
我们应该铭记那位17世纪热河省的成吉思汗——虎墩兔憨。
1624年林丹攻打科尔沁部，1625 年后金与科尔沁联盟成立；
1627 年林丹进攻内尔喀五部，1628 年扎鲁特部、巴林部归顺后金；
1627年林丹汗兼并南察哈尔各部，同年敖汉奈曼两部归金朝；
1627 年林丹汗西征攻打喀喇沁大营，1628 年喀喇沁部与后金立誓联盟，1629 年喀喇沁部归顺后金；
1629 年林丹汗北征外喀尔喀及阿鲁部，1630年阿鲁部归顺后金；
1631 年林丹汗征阿鲁诸部，1631年阿鲁四子部兄弟老大长僧格和硕齐、老二索诺木、老三鄂木布弟兄首次悉数前来朝见皇太极，表示正式归附后金；
1632 年林丹汗北征孛罗科尔沁、阿巴哈部，1633年阿鲁蒙古的乌喇特和茂明安归附后金；
林丹汗西迁仅用一年时间，完全控制了右翼三万户；归化城土默特、鄂尔多斯及永谢布喀喇沁均崩溃，紧接着皇太极先后三次西征察哈尔，1634年右翼各部归顺后金；
1633年林丹汗率部逃往青海，1634年7月林丹死于青海西喇卫古尔（撒里畏兀儿）部落大草滩（今天祝藏族自治县境内）。
只能说，林丹抗金无能而残蒙有术，一味的攘外必先安内对其他蒙古部落残酷攻杀，为渊驱鱼而已。
例如说，努尔哈赤晚年攻宁远失败后曾讨伐内喀尔喀五部，还只是逼迫其都逃往西拉木伦河以北，辽河套为之一空；战败的诸部本想“差人会虎墩兔憨助兵报仇”，结果却被林丹直接攻打，自嘉靖以来威震辽东的五大营崩溃了，扎鲁特巴林二部逃往嫩科尔沁，其余三部都被兼并。
林丹向西败逃后，还一路焚掠，喀喇沁万户解体，土默川惨遭屠戮，待清军到来后却又只能一败涂地。林丹的败亡，内喀尔喀的降服，右翼蒙古的残破，嫩科尔沁独立性的丧失，阿鲁蒙古的南移使得爱新国得以着手重建调动东北地区蒙古各部，在从西拉木伦到河套几千里间大量真空区重建新秩序。
嫩科尔沁部属部要“南迁”，郭尔罗斯部领地南迁至乌拉近地，松花江西岸；杜尔伯特、扎赉特部则移居在嫩江两岸科尔沁部本部原有领地。第二步是嫩科尔沁部本部的“西移”，嫩科尔沁部右翼向西游牧至察哈尔属地，即原内喀尔喀五部之地；与天聪汗关系密切的嫩科尔沁部左翼诸台吉迁徙路向西南延伸至盛京近地。
而嫩科尔沁部的原牧地，则被南迁的达斡尔等部占据。
长期的战乱动荡使得归化城一带几乎成为无人区。在南迁后起初被安置在西拉木伦河一带的阿鲁诸部中，为防护战略要地归化城不被土默特残部和喀尔喀、卫拉特威胁，清廷又将原驻牧于大兴安岭到尼布楚一带的四子部落、乌拉特部、茂明安部等整体搬迁到了阴山一带，形成了清朝外藩蒙古中的乌兰察布盟。
本答案的内容，其实是我的新书《萨尔浒》里面的一部分内容，虽然书名叫《萨尔浒》，但是我用更多的篇幅，讲述了从元朝末年开始到明朝中前期，明朝对东北地方的经营、辽东都司的建设，以及明、蒙、朝鲜和女真四方关系的变迁历史。
就利用写这个答案的机会，透露其中有关东北地理历史常识的一个小片段吧。
1、
首先，因为松辽分水岭的存在，把东北地区分隔成南、北两大水系，两大平原。分水岭以南是辽河流域、辽河平原；分水岭以北是松花江—黑龙江流域，松嫩平原。
古代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无法突破这条分水岭产生的地理隔阂。
辽河流域和松花江流域，又处在东北最大的平原区。诸位应该听说过“南满”和“北满”这个说法。什么中G北满临时省委、南满铁路等等。
最早把“满洲”这个地理区域，以南北相区分的标界，也是松辽分水岭。时至今日，松辽分水岭依然是辽宁省和吉林省的省界。
2、
其次，题主有一些陈述是错误的，东北在古代不是“较适宜农耕的地区”，恰恰相反，是不适合农耕的地区。
3、
松辽分水岭的东段，就是如今辽宁省与吉林省的省界，东起中朝两国边境，向西北方向延伸，一直到吉林四平；西段在吉林省的西南，位于公主岭（怀德）—长岭—通榆。
这道分水岭以南的河流，都往南流，汇入辽河，最后流入渤海，属于辽河水系、或者说辽河流域、辽河平原。
这道分水岭以北的河流，都往北流，汇入松花江—黑龙江，最后流入西北太平洋鄂霍次克海，属于松花江水系、松嫩平原。
松辽分水岭的存在和东北地区寒冷气候，限制了南满向北满的水路运输，阻碍农业人口和农业文明由南向北扩展的进程——
接下来，笔者就用明朝，这个中国典型的封建集权专制政权作为例子，通过辽东都司和奴尔干都司两个区域机构的波折变迁，来解释松辽分水岭的作用。
4、
在古代，东北地区有两个地理环境特色，一是水系众多，降水丰富；二是因寒冷的气候、大面积的原始森林和沼泽湿地环境（比如辽泽）等原因，本地农业很不发达，很多地方不产粮食。
惟东北奴儿干国，道在三译之表，其民曰吉列迷及诸种野人杂居焉。皆闻风慕化，未能自至。况其地不生五谷，不产布帛，畜养惟狗。或野□□□□□□□□□物，或以捕鱼为业，食肉而衣皮，好弓矢。诸般衣食之艰，不胜为言。是以皇帝敕使三至其国，招安抚慰，□□安矣。圣心以民安而未善，永乐九年春，特遣内官亦失哈等率官军一千余人、巨船二十五艘，复至其国，开设奴儿干都司。”——《永宁寺碑》碑文。
“况其地不生五谷”——碑文中这几个字，再次驳斥了题主“较适宜农耕”的误解。
明初永乐到宣德年间，曾经短暂地突破了松辽分水岭的地理隔阂，在松辽分水岭以北建立奴尔干都司，派遣亦失哈等女真族太监，数次组织对松花江—黑龙江—混同江流域的探险，招抚当地野人女真等等土著部落。
奴尔干Nirugan，在女真语里的意思是图画，形容景致壮阔秀丽，仿若在画中畅游。领导探险主要人物：康旺、佟达剌塔、王肇舟、亦失哈等人，也都是女真人，他们是从辽东都司东宁卫和三万卫里提拔起来的女真族军官。
这说明一件事，即中原王朝必须先控制辽东（南满），以辽东为基础，再尝试向北突破，进入松辽分水岭以北地区。
5、
明朝初年，辽东是形势很复杂的战区。明军、高丽/朝鲜、北元军阀（比如纳哈出）等势力，在辽东半岛和辽河流域反复拉锯对抗，辽东地区受战火残毁，无法组织正常农业生产。
所以明朝是从中原地区通过海运，把粮食运到辽东去。朱元璋洪武年间，海运船队大致是从江苏刘家港启程，以辽东半岛最南端的旅顺或辽河口的牛庄驿码头为海运的终点。
当时的辽河，可以组织内河航运。海运来的粮食物资，在牛庄驿码头卸货，在这里改为河船，顺辽河上溯，再通过辽河的上游支流大清河，一直可以到达辽北的开原。
所以位于大清河上游的开原，最后成为明朝辽东都司控制的最北端，原因就在于这里是辽河流域的最北端，从辽河口装船的粮食和各种物资，可以利用辽河航运，以相对可以接受的低成本运过来。
6、
永乐年间，明成祖执意经营奴尔干都司，要招抚当地女真土著。
亦失哈探索黑龙江—混同江下游女真各部土著，也是利用水路，走松花江—黑龙江的航道，所以明朝的第一步，是在松辽分水岭以北，选择一个女真语叫“阿什哈达”的地方，当地靠近长白山山脉，林木资源极为丰富。明朝在此设立造船厂，从辽东都司调来一批戍边军人，还从南方调拨一批工匠。
于是，这个地方的新名字就是“船厂”，即今天吉林省的吉林市，位于松花江的岸边——
我在图中，标出两个红圈：右上的是吉林（船厂），左下是开原（明朝辽东都司的开原城，比今天的开原略靠北）。
建设船厂的汉族人员，有很多是受谪贬发配的明朝文武官员。首任“钦委造船总兵官”刘清，原本是陕西都司都指挥使，在永乐七年，因“坐事谪戍辽东”，才被安排了这么一个苦差事。
永乐七年（1409年）初夏，船厂开始造船。到宣德五年（1430年）十一月，明宣宗就下旨，“罢松花江造船之役（《明宣宗实录》宣德五年十一月庚戌）”，船厂前后大致存在了20年。
对于非常依赖水路作为交通路线的奴尔干都司来说，船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保障基础。当明宣宗表示“罢松花江造船”时，他心里就已经打算放弃奴尔干都司了。
7、
明宣宗罢船厂、弃奴尔干都司，是宣德时期，明朝持续内缩、守成的诸多表现之一。明宣宗如此急着放弃船厂，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船厂在松辽分水岭以北，本地又不产粮食，除了林木资源丰富，也没有其他造船资源（比如铁）。供养船厂的各种物资，都要从内地和辽东运过来。但是松辽分水岭的存在，导致不能只利用辽河的水运。粮食物资运到了开原，必须上岸，改为畜力和人力，改走陆路，再运到船厂。舟车劳顿，大费周折，运输成本高昂。而经营奴尔干都司，在经济上还不能给明朝产生明显受益，政治上的收益也不高（明宣宗认为不高）。投入太大，产出却没有，赔本买卖做不下去了。
第二、船厂这个地方，在偏僻的苦寒之地。明代的辽东都司，本身就是发配犯人和谪贬官员的“远恶军州”。船厂比辽东更靠北，更加偏僻荒凉。调配到船厂的工匠很多都是南方人，吃不消这种苦日子，经常逃跑，难以维持；
第三，明成祖虽然有五次北伐，但没有彻底击败鞑靼、瓦剌和兀良哈蒙古三大部。宣德年间，明朝又逐渐转入防守状态，船厂靠近兀良哈三卫和鞑靼的游牧地，受到严重的威胁。
明朝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经济、小农生产模式为基础皇权专制政权，他是“以农为本”的方针来看待领土的经济价值和政治价值的。
北满这片地方，第一不产粮食、第二因松辽分水岭存在，运粮食过去的成本还太高；第三受蒙古威胁严重，没有一个相对和平安稳的环境让他组织早期的持续开发。
既然如此，那就不要了。所以奴尔干都司昙花一现（永乐九年到宣德八年，前后约22年）。明朝在辽东的稳固控制区，又退回松辽分水岭以南，最北就是开原和周边的几个堡城。
8、
中国近代从晚清以来，“闯关东”的这次移民，其性质和明代（包括清代中前期）的农业社会完全不一样。
我以前写过一个相关帖子，曾解释过“闯关东”的这次移民，和以前的农业移民的区别：蓬勃发展的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对移民人口的吸纳。
清末到民国，因俄罗斯、日本势力对东北地区的殖民渗透，在东北地区出现修建铁路（比如中东铁路、满铁）、开矿山、经营煤矿等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和基础设置建设热潮，出现了诸如辽宁鞍山等典型的煤铁复合型工业城市/工矿资源开发型城市，随之又带动了工商业、运输业、服务业等等行业的发展。这些劳动密集型的第二第三产业，需要招募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
尤其是工业和铁路的出现，改变了以前过分依赖水路运输的迁徙和物资流动方式。
1897～1903年期间，俄国人在东北境内修建中东铁路和中东铁路南满线（南满铁路）。
下图是日俄战争后，日本“满铁”经营的南满铁路。南满铁路北起哈尔滨、南到辽东半岛最南端的大连/旅顺，中间连接长春、四平、沈阳（奉天）等城市——
这条铁路纵贯南北，不仅突破了松辽分水岭，而且取代了辽河水运、松花江水运为主的旧式水运交通体系。
铁路建成后，一批铁路沿线城市兴起。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吉林和长春两成城市的关系对调：
在没有铁路之前，东北地区的城镇，普遍存在“依河而兴”的现象，辽阳、沈阳、开原，位于南满的明辽东都司三大城，都分布在辽河/浑河的岸边。吉林也一直是东北松嫩地区（北满）的军政重镇。明朝的船厂、清朝的吉林将军府驻地，相当于省会。
南满铁路建成后，“依路而兴”就取代了“依河而兴”。长春迅速成为铁路沿线的新兴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而吉林的地位不断下降。时至今日，长春依然是吉林的省会。
而吉林市……说起来，我身边有几位地理盲朋友，他们是不知道吉林省还有一个吉林市的～
大致就是如此吧。总之，在人类生产力和科技水平并不高的农业社会时代，地理环境对人类活动的限制是非常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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