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面对侵略时的不同表现？

在历史的长河中，面对外敌入侵，中华民族和日本民族都曾经历过剧烈的动荡与抗争。然而，两者在表现形式、应对策略以及最终结果上，却显露出截然不同的轨迹。这种差异并非偶然，而是深深根植于各自的文化传统、社会结构、政治体制以及民族心理。

一、侵略的性质与接受者：谁是施暴者，谁是受害者？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在中日两国近代史上，扮演“侵略者”和“被侵略者”角色的历史事实是明确的。

中华民族在近代史上，尤其是在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遭受了来自西方列强和日本的系统性侵略。这些侵略导致了中国主权的丧失、领土的割裂、人民的苦难以及国家命脉的动摇。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放通商口岸，割让土地，民族资本受到压制，文化遭受冲击。日本的侵略，从甲午战争到全面侵华战争，更是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无数生灵涂炭，文明古国遭受重创。

日本民族在其历史上的某个时期，也曾扮演过侵略者的角色，但其近代接受侵略的经历，与中国有着本质区别。当日本在19世纪中期“开国”时，它所面对的是以西方工业革命为基础的强大武力。然而，日本并非像中国那样遭受了占领或瓜分，而是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学习和吸收西方的技术、制度和思想，走上了“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道路，摇身一变成为亚洲的帝国主义强国，并进而对他国发动了侵略。

因此，谈论中日两国“面对侵略时的不同表现”，首先要明确，在中国是“被侵略”和“反抗侵略”，而在日本，尽管也经历过外部压力，但其主导性的是“学习外部”并“成为侵略者”。将两国放在同一框架下讨论“面对侵略”的“表现”，容易产生混淆，因为其所处的历史情境和角色是根本不同的。

二、反抗的模式与动力：是国家层面的统一抵抗，还是社会层面的零散抗争？

即使不纠结于角色定位，仅从“抵抗外来力量”这一行为本身来看，两国在面对外部压力时也展现出不同的特点。

中国：抵抗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在中国近代史上，抵抗侵略的表现是复杂而多样的，既有官方的抵抗，也有民间的自发反抗。
官方的抵抗：历届中国政府，从晚清到民国，在面对侵略时，其抵抗是断断续续且充满犹豫的。晚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中表现出军事上的落后和战略上的失误，虽然有抵抗，但往往被外部力量轻易击溃。即便有少数忠诚的将领和士兵英勇作战，也难以挽救整体的颓势。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政府在面对日本侵略时，虽然在抗日战争期间进行了长期的艰苦抵抗，但内部的政治分裂和军事上的差距，使得抵抗过程异常艰难。国民政府的抵抗主要集中在正面战场，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则以游击战和人民战争的形式展开，展现了人民的顽强生命力。
民间的自发反抗：除了官方的抵抗，民间层面的反抗层出不穷。从太平天国运动对西方干涉的间接反应，到义和团运动“扶清灭洋”的激进表达，再到抗日战争时期全民参与的抵抗，都展现了中国人民不屈的精神。这些民间反抗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如组织程度不高、思想观念不一，有时甚至会与外国势力产生复杂的关系。然而，正是这些星星之火，最终汇聚成了抗击外侮的洪流。
反抗的动力：中国的反抗动力是多层次的。既有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民族主义，也有对外国侵略者残酷剥削和压迫的反抗，更有对传统文化和民族尊严的守护。在不同时期，这些动力有侧重，但总体上，是中华民族在生死存亡关头迸发出的不屈意志。

日本：学习与转化的“抵抗”
日本在近代面临西方列强的压力时，其主要的“表现”是学习和改革，而非直接的军事对抗。
“开国”与学习：当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黑船抵达日本，迫使日本“开国”时，日本的反应是深刻的危机感。然而，与中国不同的是，日本统治阶级迅速认识到自身的落后，并将其转化为变革的动力。他们没有选择大规模的军事抵抗，而是通过幕末的动荡，最终推翻了德川幕府，建立了明治政府。
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是日本面对外部压力最显著的“表现”。日本派遣大量留学生到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军事、政治和法律制度，引进西方的技术设备，改革政治体制，发展工业，建立现代军队。这是一种主动适应和转化的策略，目的是在不失去国家独立的前提下，提升国家的实力，以应对潜在的威胁。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的“抵抗”是通过“学习”和“内化”来完成的，目标是将自己变成一个能与西方列强抗衡的国家。
转变为侵略者：这种学习和转化的策略，使得日本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并成功摆脱了被殖民的命运。然而，这种崛起也导致了其民族性格和国家战略的转变，从被动接受西方压力者，转变为主动寻求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者。其对外侵略，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其在近代化过程中，将学习到的西方扩张逻辑内化并付诸实践的体现。

三、民族精神与文化认知：是屈辱的觉醒，还是机遇的把握？

两国面对外部力量时的不同表现，也折射出其内在的民族精神和文化认知差异。

中国：被侵略的屈辱与民族觉醒的阵痛
中国在近代遭受的侵略，是一段充满屈辱的历史。这种屈辱深深地烙印在民族记忆中，也成为民族觉醒的强大催化剂。
传统文化的冲击与反思：面对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和政治制度，中国传统的“天朝上国”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数千年的农耕文明和儒家思想体系，在工业革命的浪潮面前显得步履维艰。这种冲击引发了深刻的文化反思，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到后来的全盘西化思潮，都体现了中国在寻找自身发展道路上的艰难探索。
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侵略的残酷性反而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热情。在共同的敌人面前，无论是汉族还是其他民族，都逐渐认识到团结一致的重要性。这种在血与火中淬炼出的民族凝聚力，是最终能够抵抗侵略的重要精神支撑。
“亡国灭种”的危机感：侵略的不断深入，尤其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让中国人民感受到了“亡国灭种”的切肤之痛。这种深重的危机感，成为推动全国人民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抵抗的最直接动力。

日本：机遇的把握与“脱亚入欧”的逻辑
日本在面对西方压力时，更多的是将其视为一种外部机遇，一种可以借助外力来推动自身变革的契机。
主动学习与自我改造：日本民族的文化中，向来有学习和吸收外来文化的传统（如从中国学习）。明治维新时期，这种传统被以更激进、更系统的方式加以运用。日本统治者认识到，想要在国际舞台上立足，必须主动学习并超越西方，而不是固守陈规。
民族自尊的补偿与超越：面对西方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日本的反应并非是文化上的自我否定，而是通过模仿和超越，来证明自身的价值和能力。这种对自身民族性的肯定，以及通过对外扩张来寻求国际地位的心理，成为其侵略行为的重要驱动力。
“脱亚入欧”的逻辑：日本在近代推行“脱亚入欧”政策，一方面是为了摆脱西方列强的压迫，另一方面也隐含着一种优越感，认为自己已经融入了西方文明的圈子，并可以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甚至在某些方面加以超越。这种逻辑也助长了其对外侵略的合理化叙事。

总结来说，中日两国在面对外来力量时的不同表现，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关键点：

角色差异：中国是被侵略者，其表现是抵抗；日本在近代主要面对外部压力时，其表现是学习和改革，并在此基础上转变为侵略者。
应对策略：中国的抵抗是多层次、复杂且充满牺牲的；日本的应对是主动的学习、改革和转化，目的是实现国家现代化和崛起。
内在动力：中国的抵抗源于对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和生存的捍卫，带有强烈的反抗压迫的色彩；日本的改革和崛起则更多地来自于对自身落后的认识、对国际地位的追求，以及学习西方文明并加以超越的野心。

因此，当我们在谈论两国“面对侵略时的不同表现”时，必须清晰地界定“侵略”的指向和“表现”的具体内容。中国是在遭受侵略时表现出英勇顽强的抵抗；而日本在近代面对外部压力时，是通过改革来避免被侵略，并最终走上了侵略他人的道路。这两者的“表现”，虽然都与“外来力量”有关，但其性质、动机和结果却有着天壤之别。

网友意见

谢邀。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和我默念三遍：

尊王攘夷、王政复古都是统治集团内部的自嗨。

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就是因为在面临民族危机的关键时刻，无论中日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在群众普遍缺乏现代国家民族意识且政治参与度相当之低的情况下，统治集团内部的反应与分化对局势的演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的“左派”幼稚病》中指出，被统治者和统治者都不想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就是革命（或者说任何形式的变革）爆发的最有利契机。换言之，只有在爆发了全国性的危机，致使统治集团进退失据、内部分化时，对旧制度、旧社会的变革才有可能真正到来。按照这一逻辑。我们可以做如下这番推理：只要统治集团中的核心势力（即最顽固最保守的势力）仍然握有相当的政治资源，对于集团内部其他实力派（一般而言具有比较强的革新意识）的控制和震慑即可继续维系，统治者内在的惰性也就会继续阻止变革的到来和发展。用这一观点去看待甲午之前的中日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统治集团中的核心势力败光自身政治资源的速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日两国的近代化历程。

必须明确一点：黑船开国对于日本的震动远远大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对于中国的震动，佩里舰队开进江户所带来的颠覆性影响迅速传导到了日本各地。与中国知识界在列强入侵面前极其缓慢的反应相比，日本知识界几乎是在黑船开国的同时就掀起了广泛的救亡运动。此外，黑船事件之前就此起彼伏的农民斗争在外国列强接踵而至之后，其主要斗争对象就从地方上的地主、官吏和富商扩大到了包括外国殖民者在内的绝大多数反动势力。虽然农民的反侵略斗争带有明显的盲目排外性质，但斗争对象的变化意味着幕府的统治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动摇迹象。然而，相较于农民的普遍反抗情绪，对于幕府而言更具危险性的是野心勃勃的西南强藩、具有改革意识的公卿幕吏以及开始与实力派藩主密切联络的京都朝廷。也就是说，佩里舰队的到来和《日美亲善条约》的签署在短时间内使幕府所掌握的政治资源迅速流失，从而导致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分歧分化和幕府政权的全方面危机。在此危急时刻，安政大狱（所波及者基本上都是上层的公卿、藩主、幕吏以及颇有影响力的民间思想家）将幕府的最后一点政治资源和威望也消耗殆尽。德川庆喜上位后，人才凋零、日暮途穷的幕府已经无力应对来自统治集团内部各个强有力挑战者的威胁。王政复古的顺利进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幕府的穷途末路。幕府一推即倒之后，统治集团内部的革新势力掌握了核心权力。明治维新也随之开始。

再来看看中国。在紫禁城的统治集团中，占据核心地位的是满清王族，居于外围的则是汉族地主。在甲午之前，鸦片战争以来除太平天国之外清王朝不曾遭遇过任何意义上的全国性危机——即使是太平天国，其直接起因亦非外国的殖民入侵。尽管对太平天国的镇压导致了曾、左、李等汉族地主势力的崛起，但另一个方面，太平天国这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反而让统治集团更为团结，降低了统治集团内部生变的可能。两次鸦片战争所波及范围都比较有限，而且随之到来的“同光中兴”不但阻止了政治资源的进一步流失，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满清王族的地位，知识分子普遍心向朝廷，在洋务运动中获利甚多的汉族地主也无意愿角逐最高执政权，相反更倾向于维护现行体制。叶赫纳拉氏的政治手腕也使满清王族可以驾驭汉族地主，防止其过分做大。这就导致了中国对于列强入侵的反应异乎寻常之慢。但伴随着甲午惨败和《辛丑条约》的签订，满清的政治资源也迅速流失殆尽，日本幕府所遭遇的灾难最后同样降临到满清王族身上。到20世纪初，上至官僚士绅下至平民百姓，人们对于清王朝都已经缺乏好感。辛亥革命中，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真正促成南方十七省独立、予以清王朝致命一击的并非孙文等革命党人，而是像程德全这样的旧官僚、立宪派。

综上所述，在近代中国和日本这种底层民众政治觉悟不高、政治参与度低的国家，在真正开启民智之前，其近代化基本上都依赖于自上而下的改革。而全方位、大范围的危机越早爆发，统治集团内部的分歧分化越快产生，统治集团中拥有新思想的中下层人士就越容易和居于核心地位的统治集团上层决裂并推翻后者，自上而下的深入改革就越快到来。中日莫不如是。唯一的区别是，日本体量过小，外国侵略所带来的影响迅速传播到了全国，导致幕府更早地败光了自己的政治资源。而中国体量太大，抗打击能力（或者称之为惰性）太强，满清王室败光政治资源的时间更长，所以近代化也就姗姗来迟。不过，和日本不同的是，在满清王朝被推翻后，中国自上而下的全面改革并没有如期而至，统治集团内部始终争权夺利不休。而已经觉醒过来的人民再也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停滞和开倒车。于是，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的劳苦大众登上了历史舞台，以自己的力量推动了中国的社会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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