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战争中日本侵略者的面目是什么样子？

这是一篇日本士兵的忏悔录，代表了当时一部分日本侵华“鬼子兵”的心声和悔恨。

每年8月15日，看到日本政要到靖国神社里去参拜，我都气愤不已。那些像东条英机一样的战犯，有什么资格被参拜？

尽管我也如他们一样，曾是一名日本鬼子兵，在中国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
我活着，就是为了忏悔和救赎，对我们国家曾经伤害过的人民。

一：“虚假的口号，拉开侵华的序幕”

我叫元山俊美，出生于日本江津市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初三那年，家乡遭到台风袭击，农作物全被摧毁，房子也塌了。我只得转到火车司机学校半工半读，每周两次课，其余时间全部用于劳动。

三年后，我考取蒸汽机车副司机的执照。就在我准备考司机时，19岁的我收到一纸强制征兵令，成为了一名日本侵华士兵，那是1940年的冬天。临别那天，家乡突然大雪纷飞，双胞胎妹妹偷偷对我说：但愿大雪再厉害些，火车无法开动，哥哥就可以不走了。父母嘱咐我，将来一定要保护好体格羸弱的妹妹。那时候的日本父母们，送子出征时最忌讳说“你一定要活着回来”，因为那意味着懦弱，对天皇会不够尽忠。

妹妹一路送我到车站，火车开动时，机灵妹妹悄悄在我耳边说：“阿哥，你可一定要活着回来呀。”

火车吐着白烟，越开越快，妹妹孤单的身影渐渐消失。我们被送到了宇品军港，从这里乘船前往中国。离开日本前，一位将军来训话，他说现在亚洲只有日本和中国两个独立的国家，如果中国沦陷，下一个殖民地就是日本。日本唯一的出路就是全民武装起来，抵抗侵略！

新兵们被将军的话激愤起来，高喊：“打倒英美！”

将军还说：“这就是我们要跑到遥远的中国去打仗的原因，帮助中国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

我当时听得热血沸腾，以为要去挽救被帝国主义瓜分的亚洲。年轻的我就是抱着这样一种神圣的想法来到了中国。

二：“战场上，被泯灭的人性”

入伍后，新兵训练最常见的是“打耳光”，让两名新兵互打，直到双方眼眶青紫，腮帮红肿为止。如果谁稍微手下留情，将会面临更残忍的惩罚。老兵们还发明了五花八门的侮辱新兵游戏，把新兵的自尊一点点剥夺，最终让他们失去人性，变成战争机器，还美其名曰“锻造军人精神”。

有次我的一位伙伴生病了，吃饭时我看到碗里有蛋黄，便偷偷藏起来打算带给他吃。结果被一名老兵发现，将蛋黄打落在地，训斥道：“怎么能把好东西给病号，没用的人不配吃。”

接着我又被打了一顿耳光，直到老兵手疼才说：“掉在地上的蛋黄，可以给他吃了。”在无情的训练中，连同情都被剥夺。三个月的非人训练后，我被划为技术兵种，分配到哈尔滨郊外的日本关东军铁道兵第三联队，在一位老兵司机手下担任副司机，负责军火运输。

不用上战场，可以躲过血腥的厮杀，我感到很庆幸。一天，一匹马受到火车汽笛惊吓，拉着车向火车狂奔而来。赶车人拉不住，我赶紧拉起刹车杆，但最终还是撞上了。火车停下后，马被撞死，马车也被撞得粉碎，赶车人被压断了一条胳膊。

我在哈尔滨日本关东铁道兵部队服役

我赶紧跑去救人，忽然屁股上被踢了一脚，跌了个嘴啃泥。老兵司机冷笑着问我：“你想救他？”

我回答道：“他受了重伤，我们得把他送去医治。”话音未落，老兵连续几个巴掌打到我的脸上，吼道：“你今天救了这个中国人，不仅是你，连我也要受到最严厉的处罚。

如果将我们送到前线最危险的地方，你我的死期就到了。”对中国人必须见死不救，这条不成文的命令，是要杜绝我们与中国人产生任何一点感情。

军国主义者利用人的求生的欲望，把我们仅有的一点人性都掐灭掉。我不敢相信，如果真到了战场前线我该怎么办？

三:“我们凭什么要被当做谎言的炮灰？”

1944年初，由于日军节节败退，士兵严重缺乏，我被派往湖南前线，随部队参加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计划”，也就是第四次长沙会战。

6月27日晚，我们按命令组成7人小队潜入湖南的衡阳车站，破坏铁路设施，阻断中国军队撤退路线。夜幕中看不到半点星光，我们用绷带把带着死亡光亮的刺刀裹起来，以免刺刀反光或碰撞出声，而被发现。

我们这些铁道兵，虽然到中国已经好几年了，但从未与中国士兵短兵相接过，个个提心吊胆，谨慎前行。走出一个山谷后，我们看到了衡阳车站的灯光，大家骤然紧张起来，腿都有点颤抖。

我们慢慢往车站方向靠近，越接近车站，腿越抖得厉害。突然，不知道谁的水壶“砰”一声掉到地上，碰到石头发出清脆的声响。中国军队的岗哨被响声惊动，高喊：“什么人？口令！”我们被发现了，拼命往回逃跑。

紧接着枪声、炮声响起，子弹嗖嗖地飞过来，炮弹在周围炸开。突然，身边一名士兵被炸飞，弹片割开他的腹部。他一边抓着自己往外流的肠子，一边凄厉地喊道：“这就是天皇给我的报酬吗？见鬼去吧！”我一下惊呆了，在日本，天皇是绝对不可质疑的神圣偶像。

但那句饱含痛恨的嘶喊，从此在我脑中盘旋。1944年8月初，日军攻进衡阳市区。我随部队进入城中，到处都是残垣断壁，硝烟弥漫，尸体堆积如山，血腥味充斥着整个衡阳城。

看着惨烈的战场，我不知道我们到底在干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远离故乡和亲人来这里杀人或被杀？

四：“我一生再没喝过日本清酒，也不喝洋酒，只喝中国老酒”

衡阳沦陷前，早已桥毁路断，没有一条完整的道路，也没留下一粒粮食，这样的破坏没有当地的老百姓参与，几乎不可能完成。

可见中国老百姓对我们到底有着多大的仇恨和决心，我们这些野蛮的入侵者，还有什么胜利可言？

我被派到冷水滩据点，看管四名中国游击队员，只见四个人的手被绳子绑在一起，如果有人试图跳水逃跑，就会把别人也拖下水，这样谁也跑不掉。

老大名叫卞庆，其他三人都很年轻，我的任务就是24小时在舢板上看管他们。他们从小生长在水边，非常适应这样的船上生活，而我一直在晕船。

他们竟教我怎样保持平衡，用什么姿势吃饭，才不会晕呕，甚至他们还教我说中国话。几天下来，我感到自己有点错位了，好像是跟四位朋友在一起生活。

没过几天，忽然传来命令，让我们放弃据点，准备全体撤退与大部队会合。大队长命令我：“处理掉他们。”我心想他们跟我一样，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有父母、兄弟姐妹，卞庆还有妻子和儿子。

所以下定决心放他们走。傍晚时，我解开卞庆等人的绳索，对他们说：“你们走吧。”卞庆睁大眼睛，怀疑地对我说：“等我们上岸以后，你再从背后开枪打死我们？”“天黑后，我睡觉，你们走。”我告诉卞庆。晚上我到船舱假装睡下，听见他们悄悄走了。

我突然如释重负，感到很欣慰，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对得起良心的事。第二天破晓时，我从舢板上起来，在一层薄雾中，突然看到卞庆他们四人匆匆走来。我紧张起来，一瞬间脑里闪过一个念头：“难道他们武装起来回来杀我了？”可是等我看到他们脸上的表情，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不必用语言就可以传达的友善之色。

顿时我放心了，手中紧握的枪也放了下来。卞庆从破旧的衣服下拿出一瓶老酒，旁边的年轻人拿出几个破口碗。卞庆往破碗里倒满了老酒，然后说：“我们没什么好东西感谢救命之恩，就用这碗老酒代表我们的感谢吧。”

然后，卞庆四人齐声说：“为元山干杯！”这是我在中国五年中，第一次喝中国老酒，也是我24岁第一次喝老酒。此后，我一生再没喝过日本清酒，也不喝洋酒，只喝中国老酒。

五：“本该早就结束的战争”

1945年1月，我被分配到洞庭湖运输队，负责押运被强行征用的中国民船运送军需。大多押运兵对船夫常常又打又骂，有时候连饭也不让吃。

我一直感到对不起中国人民，对船夫们很和蔼，不催赶，不逼迫。

他们也感受到了我的善意。一天船队走到湖中央时，突然枪声大作，我一时不知所措，只听子弹在周围乱飞，湖上没有躲藏的地方，即使跳进水里，也随时都有被击毙的可能。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船老大悄悄拉了下我的衣袖，打开船板，暗示我与他们一起躲进船舱底下，我这才有幸捡了一条命。

这次袭击，好几个日军押运兵都被打死，有的跳进湖里，再也没有浮起来。我真没想到，我对船夫们那点小小的关心，就得到他们如此回报。我想起东北那位被压断胳膊的车夫，内心充满愧疚。后来我时常与船夫一起摇橹，他们还教了我船工喊拉纤的号子。

我知道船老大他们都缺盐，就从日军军需处偷了一些食盐，悄悄送给他们。偷盐事件暴露后，中队长将我狠狠打了一顿，我气鼓鼓没回宿舍，在船上和船夫住了一夜。

心想这些盐本就是中国的，我只是还他们一点点，有什么不对。虽然被打了，但我还是感觉做了一件人做的事，很开心。

但我第二天就被强行押送到了文明铺据点，虽然大战已停，但这里仍是最危险之地，生死只能由命了。我在这里惶惶不可终日呆了四个多月，1945年8月18日下午，我正在搬运残缺不全的武器，一位参谋长骑马过来对我说：“你是哪个部队的，武器已经没用了，丢掉吧。战争结束了，我们败了，回日本吧。”

原来早在3天前，8月15日，日本天皇就广播了《停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看着拍马远去的参谋长，我抬起头来仰望天空。五年了，我不曾眺望过头顶的蓝天。那句“回日本吧！”久久停留在我的耳边，这是我五年军旅生活中，唯一接到的人性化命令。

中国人民举国欢庆抗战的胜利，我也终于得以脱掉令我讨厌的军装。我依然记得当年入伍时，不愿意穿军装回家乡，也不愿穿军装和母亲合影。

文明铺远方的山峦、身边的丘陵变得那样美丽，树木的叶子散发着绿色的光泽。一个念头占据了我的脑海：我，活下来了！我，可以回家了！

六：“我们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鬼子”，我们对中国充满愧疚”

活下来的我们都变成了俘虏。刚开始部队还有一些存粮，十几天过后，已经到了吃早无晚的地步。平时傲慢的日本军官们也放下身段，动员大家一起想办法。有人建议：我们可以给中国人干活，卖苦力换口粮。

可中国人恨透了我们，哪那么容易获得帮助。我突然想起了押运船的薛老大，他们那么善良，对我不会见死不救的。我到湖边一打听，居然有不少人认识他。虽然他不在，船工们还是接待了我，其他几个得到过盐的船老大也过来见了我。

他们得知我们没饭吃了，同情地说：鬼子们放下武器，就是一般老百姓。元山当时帮过我们，也不能看着他们饿死。我和他们提出，我们这些俘虏可以给他们干活，只要给口粮吃就行。几个船老大先商量了一阵，又派人去找附近的乡绅和一些头面人物商量，最后让我们去修路，条件是干一天活，发一天粮食。

因为船老大们对我的信任，我成了日军中队的领导，带领日本兵战俘去给中国老百姓修路，修路发的粮食很充足，只是下雨天干不了活，就没有粮。其他中队的日本兵，也想模仿我们，不过他们没有像船老大一样的朋友。

因为吃不上饭，日本兵战俘也有少数饿死、病死。虽然做苦力，每天劳动量很大，但当时我们并不觉得苦。我们日军来到中国犯下的罪行，这岂能是做苦力就能偿还得清的？当时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只有一个希望——回家。

对于我而言，用自己的劳动换取粮食，与战场送死、当炮灰的那种恐惧相比，简直是一种解脱。薛老大还曾多次派船工给我们送来盐和大米，他给我捎来一句话：“元山，一定要坚持住，坚持到回家的那天。”

12月29日，我终于踏上了回家之路，在连云港上船的那一刻，薛老大、卞庆、船工、那只残破的酒碗，在我脑中一一闪过。中国人的宽容和善良，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当船越过中国领海基线时，我和几个士兵来到夹板，朝中国的山川深深地鞠躬。

我们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鬼子”，我们对中国充满愧疚。我暗自发誓，为了这些曾被我们国家伤害过的人民，必须做点什么来补偿他们。

七：“到最后，我一无所有”

1946年1月2日，我终于到达日本舞鹤港。破旧的轮船缓缓驶入舞鹤港，气氛冷冷清清，岸边码头的一面墙上，贴着船上士兵的名字。岸边的亲人，焦虑地寻找着。

那些等不到儿子的绝望母亲、等来丈夫骨灰的寡妇，更加使整个港口沉浸在悲情的氛围中。我远远地看到母亲，她的头发已经花白，穿着一件打了补丁的黑白小叶子纹样的日常和服，拎着一个用蓝染方块布结好的四四方方的包袱，日语里叫“重箱”，这在接士兵的人群中，是一个令人羡慕的东西。

母亲为了装满这个重箱，足足存了半年。母亲来不及擦眼泪，赶紧招呼我去吃重箱的食物，我舍不得自己吃，招呼小分队10个归国战友一起吃。重箱最底层是芥菜叶包饭团，中间是豆渣与土豆泥拌在一起的日式沙拉，最上一层是煮熟的黑豆、蚕豆和红豆。在日本，黑豆代表和平，蚕豆代表自由，红豆代表开运。

五年没有吃过家乡菜的战友们眼冒绿光，那饭团的美味让大家舌头都颤抖了。多年后，每次战友相聚，都不会忘记母亲的饭团和象征和平自由的豆子。除了重箱，母亲还带了一根生的白萝卜，这是当时最好的维生素补给品。

而我除了一身旧衣服、一个坑坑洼洼的铝饭盒和一个凹凸不平的军用水壶，一无所有。

在回家乡的火车上，母亲才告诉我，父亲已经去世了，家里没有劳动力，妹妹拼命干活，结果重活把妹妹的腰压弯了，再也直不起来了。

沿路到处是残破的房屋，我回到家，打开柜子，昔日值钱的衣物全都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堆国债单据。我先到陵园看了看父亲，才去看卧床不起的妹妹。

妹妹有些艰难地侧过身来，只见心爱的妹妹身体变形了，驼着背，比原来矮了20厘米，像虾米一样。我强忍着内心的悲痛，微笑着对妹妹说：“我现在活着回来了，这也要感谢你的祝福。妈妈说，你不停歇的为我祈祷，所以我才能活着回来......”

看着残破的家乡，卧病在床的妹妹，想着侵略战争把日本千万无辜百姓变成骨灰回来，这时候，天皇军国主义者们为什么不去剖腹自杀？

八：“种下樱花，走上救赎之路”

战后的日本政府已经瘫痪，但我来不及多想，全部精力都用在给妹妹治病上，经常背着妹妹到各处去寻医问药。三个月后，妹妹虽然腰不能直立，但终于可以走路不用卧床了。

领居的大儿子在中国战死，每次见我都说：“要是我儿子还活着，该多好呀，我们就有靠山了。”几年后，妹妹身体基本恢复，生活能够自理，也找到善良的丈夫，我才决定离开家前往东京，找到铁道部要求恢复工作。

在东京，我亲身体会了战败国的道德衰败和耻辱。恢复工作之路异常曲折，我和之前的战友慢慢取得联系，大家聊得最多的竟然是日本共产党。

那是日本当时唯一为底层民众着想的党，经过深思熟虑，我决定加入日本共产党，同时将毕生精力和收入都投入到各种反战活动中，以揭露日军在华的罪行。

上世纪90年代，我们组建了一个“揭露731部队罪行之会”。日本731部队在中国，用中国人进行活体实验，但这惨绝人寰的罪行，大多日本人并不知道。

展览举办后，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当然也引起了日本右翼分子的关注，电话骚扰、恐吓、谩骂、人身伤害。在演讲时，我还被人从展台上狠狠推下，差点没命。

展览困难重重，但我们坚持了下来，一直延续到今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日军曾经在中国的种种罪行，特别是对年轻的学生有很好的宣传作用。

每年8月15日，当看到日本政要到靖国神社里去参拜，我都气愤不已。那些像东条英机一样的战犯，有什么资格被参拜？我们四处游行抗议、演讲宣传，抵制那些右翼分子参拜靖国神社。

我想，要解决靖国神社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取消靖国神社，让那些士兵回家。不要让那些无辜士兵的灵魂，还要再被国家利用。中日建交后，我曾先后39次来到中国，想要寻找当初帮助过我的船工薛老大、卞庆他们，但一直杳无音讯。

2000年3月12日，时隔五十多年后，我带着200棵日本樱花树树苗，再次到文明铺。与文明铺的学生们，一起种下和平幼苗。

我知道，这些樱花当然不可能抚平曾经的伤痛。我到文明铺种樱花，是想告诉这里的人民，当年侵略过这里的一些人，正在反省和忏悔。

后来，我收到了一些中国人的来信，有位70多岁的老人说：元山俊美的到访，我在理性上表示欢迎，但情感方面却无法欢迎。

确实，正如另一位89岁的中国老人，在信中用强调的口气说：日本政府应该像元山俊美这样不忘历史，鼓起勇气，到中国来向中国人民谢罪。我的有生之年等不到那天，我将种樱花的照片挂在家中最显目的地方，时刻提醒每一个看到的人，我们的救赎之路还未完成。

后记

2002年，元山俊美去世。2019年，他中日混血的妻子元山里子根据他的回忆录，出版发行了《他和我的东瀛物语》一书。

元山里子一直惦记着丈夫心中的遗憾，她想替亡夫达成所愿：“希望有人能提供那位姓薛的船老大和卞庆（音）4位农民的线索。明年是元山捐赠樱花20年，明年樱花盛开的时候，我期待着在樱花树下与他们相见。”

我家里成分比较复杂，姥爷是共产党八路的军官，曾祖父是国民党地方派系的军官，解放后曾祖父蹲的政治犯劳改营，负责人是姥爷。。。两位老人健在的时候，讲过不少日本人的事，所以我先从当时军人的角度讲讲，再谈谈自己的想法，最后缀一段《东史郎日记》的内容吧。

1，我姥爷讲过，37、38年的日本军人，跟之后的日本军人，有很大不同。39年以前，没见过完整的日本俘虏（除了缺胳膊少腿的），即使落了包围没有退路，也是战死不降；冲锋起来不怕死，很震撼。。。这些人，洗脑最深，战争机器一般。不过战争打到后面，“怂”的日本兵就多了，被围了，一群人枪口指着他，真有尿裤子的（无贬义，正常人面临死亡，很容易崩溃）。火力一强，军官喊得再急，也不敢硬冲了。

——其实这也是符合大环境的。战争前期，中国战场上日军基本是编号靠前的常备师团，都是职业军人出身，像被称作钢军的第5师团。打到后面，兵员损失加上精锐的部队多数调到了太平洋战场，原本是预备役的都送上了战场，很多日本平民，训练下就急忙送到了中国，以前杀鸡都哆嗦。维持治安可以，冲锋打仗不行，很多文艺兵，像

回答中所讲的故事主角，就是之一。

2，曾祖父读过书受过教育，他的感觉，日本侵华那会儿，中国人受教育程度太低，多数民众连日本在哪都不知道，保家卫国什么的更没有概念。你说日本人占领了城市，杀了很多人，他说跟我们村有啥关系。这可不是今天的民族虚无主义，而是蒙昧无知。穷得吃不到肉，跟素食主义完全是两码事。而当时的日本军人，确实内心骄傲，普遍觉得中国人是劣等民族，贫穷落后、麻木无知。至于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在当时，已是极少数，主流社会更崇尚西方文化吧。文化的吸引力，取决于国家的富强程度，想想今天的美国。

3，在弱者面对征服者的时候，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普遍存在的。你被压服了，他不用对你好，只要没你想象的那么差，你就会感动；当你觉得他杀你就像按死一只蚂蚁，且不会受到任何惩罚的时候，他给你一个微笑，就能把你融化，觉得他人性至善。很多人对日本人的回忆不坏，一来是受各路压迫太久，饿死比起被刺刀挑死，想来也无大差别；二来也是斯症的缘故吧。

4，国家灾难时，人性的恶就像脱缰的马，被放大到极致。这与和平时代的刑事犯罪不同，杀人、强奸都会受到惩罚。而在大灾难下，所有人的恶都会被掩盖在大背景下。灾难结束后，愿意承认自己犯罪的人太少，每个人都在心底都归咎于大环境，而逃避自责。文革如此，日本侵华也如此。于是很多日本兵回忆战争，往往是小文艺，说说无关痛痒的故事，站出来承认自己杀人、强奸、纵火的能有几人？很多红卫兵回忆文革，往往是激情彭拜、热火朝天，站出来承认自己殴打老师、右派能有几人？很多人施害在先，受害在后，但为何总是强调自己如何受害，而回避自己曾经施害？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不是简单的怪罪外界，是一种稀缺而高尚的品德。

另外，推荐《东史郎日记》，很详实的个人经历。摘抄东史郎第一次砍人的片段，战争时胡乱杀掉几个人，放在当时，实在普遍。

       “ 坦克队士兵征收时带回来的4个支那人今天要被处死。当时， 路过我们驻地附近的人、征收来扛行李的苦力都被我们杀了。 潞王坟车站成了屠杀场。我们是死神。 我本来就打算杀掉他们。这4个支那人中有3个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 一个是超过40岁的中年人。  ………  我跟在青年的身后，看到他脖子上流着血，我一时冲动地想就这 么走着杀了他。我大声叫道：“杀！”可是小队长制止说：“再往前 走。”不久，我们来到了扔着昨天杀掉的尸体附近，我猛地从鞘里拔 出刀。战友取下系在年轻人脖子上的带子，脱去他的上衣。  　　我原想就这么站着容易砍，可战友们说“跪着试试”，让年轻人 跪下了。“嘿！”我使劲儿砍下去。用刀砍人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 一次。那一瞬间，我闭上了眼睛。砍的同时，我把刀斜了一下，自然 我的身体也斜着，没有去看年轻人的死。  　　站在我身后的之岛一等兵叫道：“啊，太上了！”回头一看， 年轻人服服帖帖，已奄奄一息，耳朵上方的头部已被砍去一半左右， 刀口下方的血突然像细细的喷泉似的喷出五六寸高，那血红的刀口像裂 为两半的石榴，裂口大约有两寸长。年轻人被砍的瞬间，哼也没哼。 砍的瞬间我也什么都不想，可是看到那石榴般皮开肉绽的刀口时，忽 然感到一阵恶心。砍的瞬间，觉得一定能砍中的。我的疏忽是在砍的 瞬间没有右旋一下，也许是下手轻了点儿。头骨被劈成两半，可刀没 有丝毫损坏。那是因为砍时刀在眼前拉了一下。如果像砍树那样，太 深了砍不动，还会损坏刀。 ”      

略偏题，回答的是印度尼西亚的日本兵。

二战的时候，我们家都在印尼，爷爷姑婆都年纪不大。印尼那时候还是荷兰人的殖民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荷兰人很快就败退了。

日本人来了，日子照样过，不过把华人学校都改成了日语学校，我公太（曾祖父）不愿意，不让我爷爷去上学。

我两个姑婆当时还是小鬼，经常去围观日本兵营，日本人会给小孩糖吃，但是也会在集中营里面杀人。按照姑婆的说法，日本兵会砍人的头，人血喷得老高，用牛粪往颈部盖住喷血，无头人还会站起来走两步才倒下。

当时我家是开杂货店的，经常会偷偷送食的给集中营里面的华人吃。姑婆他们都是小鬼，日本人也不太防备他们，经常送一点发糕什么的。

日子还是过得下去的。

⋯⋯⋯⋯⋯⋯⋯⋯⋯⋯

再说一个笑话，那时候日本人要小孩见面就向他问好，说“板载（万岁）”。

小孩子就调皮啊，故意说成“bang sai”（闽南话“放屎”）。日本兵听了很开心，给糖吃。

于是以后天天见面就问候皇军如厕有否。

⋯⋯

等到日本人一走，印尼人就宣布独立了，然后和荷兰人打独立战争，不过这些军队的主要任务是抢华人，先把华人赶到森林里，然后把他们的社区洗劫一空⋯⋯

还有那些穆斯林，经常要打圣战，荷兰人没杀几个，屠杀华人倒是勤快⋯⋯

后面屠华的事就不讲了。

所以，印尼人算什么东西，连鬼子都不如。（偏题有点厉害）

在战争中讨论个人我觉得意义不大，首先，战争是很残酷的，尤其是近代以来的总体战，没有战场和后方的区别，很多平民都被卷入了战争的漩涡；其次，有几个基本事实是不能忽略的：一，抗日战争的爆发是日本人发动的，目的是掠夺我们的资源和领土，二，日军在战斗中及非战斗行动中大量屠杀了战俘、无辜平民，这其中既有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有组织的大规模屠杀，也有肆意的个人行为，三，日军除了731部队毫无人性地活体实验，在战斗中也使用了大量的化学武器等特别不人道违反日内瓦公约的武器。最后，在以上的基础上，部分日本人在中国在某个时间段内对中国人友好，甚至交朋友的情况肯定是存在的，几百万人中这情况甚至可以说是不少的。问题是你心情好的时候给我们俩蜜枣，心情不好或者长官命令的时候，就拿刺刀捅我们的胸膛，这种情况小清新们怎么看？我知道你们有很多人反感tg的宣传，说实话，确实tg的宣传有些技巧很拙劣，但是历史残酷地摆在我们面前，大家仔细想想吧。最后真的想了解这类情况的可以去看萨苏的博客，我给大家贴一段印象深刻的吧。

“南京，当我们谈起抗日战争的时候，是一个类似梦魇的名字。这个城市永远和那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联系在一起。

然而，在1939年6月10日，这个城市的名字，却可以和“复仇”两个字联系在一起了。

就在这一天，在南京的日本总领事馆，本来举行欢迎外务省次长清水留三郎的招待会，变成了一场混乱的闹剧。参加招待会的日本军政高官和伪政权巨奸们纷纷倒地，口吐白沫，抽搐不已，目瞪口呆的日本特务好久才反应过来——有人投毒！

这个时间，正是南京大屠杀之后一年半，所有的日本人都当明白这投毒的意义。

中国人在复仇！

这就是日本新闻界当时所称的“南京毒杀事件”。”

“江苏省委宣传部曾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了一本名为《群英谱》的文史资料集，曾经提到这次事件。此案在当时的大后方也有报道。这名复仇者，大名詹长麟，是一名为军统局工作的中国地下工作者，1934年打入日本在南京的总领事馆担任服务员。1936年，他哥哥詹长炳也打入日本领事馆，两人一起为提供抗战所需情报而工作。

日军攻陷南京，领事馆的工作并不是护身符，大屠杀中詹氏兄弟一家也未能幸免。财产遭劫，房子被烧，连妻子也遭到日军强暴。”

“时年93岁的詹老人面对记者，曾谈到他毒死的日本书记官平时和他私交还可以，记者问他后悔不后悔，他用拐仗使劲跺着地说：“我是诚心诚意杀他们的，我是中国人啊，我要报仇呀！我要我的祖国呀！”

字字血泪。壮哉，复仇的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