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说「你所站立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国……」更多的好人进入体制内，最终就有可能改变体制，这句话成立吗？为什么？
崔卫平先生这句话的本意，是指个体的责任感和能动性，强调我们每个人所处的具体位置、所做出的具体行动，都构成了“中国”的一部分，也影响着“中国”的走向。它鼓励人们不要沉溺于宏大的叙事或抽象的抱怨，而是要从自身出发，在自己的领域内发挥积极作用。
至于“更多的好人进入体制内，最终就有可能改变体制”这句话，是否成立，以及为什么，这涉及到一个复杂而微妙的社会学、政治学和心理学问题。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分析：
一、 为什么“更多的好人进入体制内，有可能改变体制”？
“好人”的潜质与力量：
道德和良知： “好人”通常意味着他们具有较高的道德水准、良知和责任感。当这些人进入体制，他们更有可能坚持公平、正义的原则，抵制腐败和不正之风。
理想主义和改革动力： 一部分“好人”可能怀揣着改革体制、使其更有效率、更符合人民利益的理想。他们的存在可以成为体制内一股改革的动力。
专业能力和效率提升： 如果“好人”同时也是有能力、有专业知识的人，他们的加入可以提升体制的运作效率和质量，解决实际问题，从而赢得民众的信任，间接促成体制的积极改变。
示范效应和价值传播： 好人在体制内的积极表现，可以产生示范效应，鼓励其他体制内的人效仿，并逐渐在体制内形成一种重视良知、担当和效率的文化。
制衡与监督： 即使不能直接改变大方向，拥有良知和责任感的个体，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也可以起到一定的制衡和监督作用，防止更坏的事情发生。
“进入体制”的途径与影响：
政策制定与执行： 体制内是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好人进入，可以在政策的源头就注入善意和理性，使政策更能体现人民的根本利益。
资源配置与分配： 体制掌握着大量的资源。好人进入，可以相对公平地分配资源，避免资源被滥用或私占，从而改善社会福利和公平性。
规章制度的建设与完善： 好人可以通过参与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堵塞漏洞，提高透明度，增加问责制，从而从根本上规范体制的运作。
二、 为什么“更多的好人进入体制内，不一定能改变体制”，甚至可能“被体制改变”？
这是更需要深入探讨的部分，因为现实往往比理想复杂得多。
体制的惯性与反噬力：
强大的路径依赖： 体制往往有其固有的运行逻辑和既定的利益格局，这种路径依赖非常强大。新人很难在短时间内打破这种惯性。
“老油条”的经验与策略： 体制内往往有大量经验丰富、深谙体制运作之道的人，他们可能已经适应了体制的规则，甚至成为既得利益者。他们可能通过各种方式来同化或排斥新进入的“好人”。
制度性障碍： 即使“好人”有心改变，但如果现有制度本身存在缺陷，例如权力过于集中、缺乏有效监督、信息不透明、问责机制不健全等，那么个体的好人很难施展拳脚，反而可能被制度的僵化和低效所困扰。
“被格式化”的风险： 体制内部存在着强大的同化机制。新进入的个体可能因为需要适应环境、争取资源、获得晋升，而不得不逐渐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沟通方式，甚至改变自己的原则和理想，最终被体制的“游戏规则”所“格式化”。例如，为了得到一个晋升机会，不得不参与一些并不认同的活动。
沉默成本与利益交换： 如果一个“好人”想要推动改变，可能需要付出巨大的沉默成本，甚至承担被排挤、打击的风险。而体制内的一些人可能更倾向于维持现状，或者通过利益交换来保持稳定，从而阻碍改变。
理想的“殉道者”： 少数特别坚守原则的“好人”可能会因为不愿同流合污而遭受打压，甚至被“边缘化”，成为体制改革的“殉道者”，反而失去了进一步发挥作用的机会。
“好人”定义的模糊性与多样性：
“好人”的标准是什么？ “好人”的定义本身是多元的。有些人可能认为善良、温和是“好人”，而有些人可能认为敢于斗争、坚持原则才是“好人”。如果进入体制的是后者，他们可能更有可能挑战体制，但也更容易被体制边缘化。如果是前者，他们可能难以对抗体制的既有力量。
个人能力与资源： “好人”进入体制，如果缺乏必要的能力、资源和影响力，即便有好的意愿，也难以产生实质性的改变。
“好人”也会犯错误： 人性是复杂的。即使是秉持良好初衷进入体制的人，在复杂的环境下，也可能因为各种原因犯错误，甚至被腐蚀。
改变体制的必要条件：
系统性改革： 体制性的改变往往需要系统性的改革，包括制度的革新、权力结构的调整、法律法规的完善等。仅仅依靠个体的“好人”是不足以完成的。
外部力量的推动： 公众的监督、舆论的压力、公民社会的参与，也是推动体制改变的重要力量。如果体制内“好人”的努力缺乏外部的支持，其改变的力量也会被削弱。
政治意愿： 最终决定体制改变方向和力度的，往往是最高层的政治意愿。如果最高层缺乏改革的决心，那么体制内“好人”的努力将难以奏效。
三、 结论与反思：
“更多的好人进入体制内，最终就有可能改变体制”这句话，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但实践中极具挑战性，并且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可能性存在，但不必然。 好人的进入为体制注入了积极的因素，是改变的可能性之一，但这种可能性能否实现，取决于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
“改变体制”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一代代人的努力，以及制度、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配合。
崔卫平先生的话，更是一种对个体责任的呼唤。 它强调的是，即便体制存在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首先做好自己的事情，在自己的位置上发挥积极作用。这本身就是对“中国”的一种贡献。
进入体制内的“好人”需要策略、智慧和韧性。 他们需要了解体制的运作规律，找到合适的切入点，与志同道合者联合，并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信念，才能在复杂环境中生存并发挥作用。
总而言之，好人进入体制是改变体制的潜在力量，但体制的惯性、反噬力以及改革的复杂性，都意味着改变之路充满坎坷。这句论断的成立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改变体制”以及“好人”在体制内的生存与行动能力。 最重要的是，不能仅将改变体制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好人进入体制”上，而应认识到，体制改革需要多方面的力量，包括制度设计、公众参与、舆论监督以及最高层的政治意愿。
至于“更多的好人进入体制内，最终就有可能改变体制”这句话，是否成立，以及为什么，这涉及到一个复杂而微妙的社会学、政治学和心理学问题。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分析：
一、 为什么“更多的好人进入体制内，有可能改变体制”？
“好人”的潜质与力量：
道德和良知： “好人”通常意味着他们具有较高的道德水准、良知和责任感。当这些人进入体制，他们更有可能坚持公平、正义的原则，抵制腐败和不正之风。
理想主义和改革动力： 一部分“好人”可能怀揣着改革体制、使其更有效率、更符合人民利益的理想。他们的存在可以成为体制内一股改革的动力。
专业能力和效率提升： 如果“好人”同时也是有能力、有专业知识的人，他们的加入可以提升体制的运作效率和质量，解决实际问题，从而赢得民众的信任，间接促成体制的积极改变。
示范效应和价值传播： 好人在体制内的积极表现，可以产生示范效应，鼓励其他体制内的人效仿，并逐渐在体制内形成一种重视良知、担当和效率的文化。
制衡与监督： 即使不能直接改变大方向，拥有良知和责任感的个体，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也可以起到一定的制衡和监督作用，防止更坏的事情发生。
“进入体制”的途径与影响：
政策制定与执行： 体制内是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好人进入，可以在政策的源头就注入善意和理性，使政策更能体现人民的根本利益。
资源配置与分配： 体制掌握着大量的资源。好人进入，可以相对公平地分配资源，避免资源被滥用或私占，从而改善社会福利和公平性。
规章制度的建设与完善： 好人可以通过参与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堵塞漏洞，提高透明度，增加问责制，从而从根本上规范体制的运作。
二、 为什么“更多的好人进入体制内，不一定能改变体制”，甚至可能“被体制改变”？
这是更需要深入探讨的部分，因为现实往往比理想复杂得多。
体制的惯性与反噬力：
强大的路径依赖： 体制往往有其固有的运行逻辑和既定的利益格局，这种路径依赖非常强大。新人很难在短时间内打破这种惯性。
“老油条”的经验与策略： 体制内往往有大量经验丰富、深谙体制运作之道的人，他们可能已经适应了体制的规则，甚至成为既得利益者。他们可能通过各种方式来同化或排斥新进入的“好人”。
制度性障碍： 即使“好人”有心改变，但如果现有制度本身存在缺陷，例如权力过于集中、缺乏有效监督、信息不透明、问责机制不健全等，那么个体的好人很难施展拳脚，反而可能被制度的僵化和低效所困扰。
“被格式化”的风险： 体制内部存在着强大的同化机制。新进入的个体可能因为需要适应环境、争取资源、获得晋升，而不得不逐渐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沟通方式，甚至改变自己的原则和理想，最终被体制的“游戏规则”所“格式化”。例如，为了得到一个晋升机会，不得不参与一些并不认同的活动。
沉默成本与利益交换： 如果一个“好人”想要推动改变，可能需要付出巨大的沉默成本，甚至承担被排挤、打击的风险。而体制内的一些人可能更倾向于维持现状，或者通过利益交换来保持稳定，从而阻碍改变。
理想的“殉道者”： 少数特别坚守原则的“好人”可能会因为不愿同流合污而遭受打压，甚至被“边缘化”，成为体制改革的“殉道者”，反而失去了进一步发挥作用的机会。
“好人”定义的模糊性与多样性：
“好人”的标准是什么？ “好人”的定义本身是多元的。有些人可能认为善良、温和是“好人”，而有些人可能认为敢于斗争、坚持原则才是“好人”。如果进入体制的是后者，他们可能更有可能挑战体制，但也更容易被体制边缘化。如果是前者，他们可能难以对抗体制的既有力量。
个人能力与资源： “好人”进入体制，如果缺乏必要的能力、资源和影响力，即便有好的意愿，也难以产生实质性的改变。
“好人”也会犯错误： 人性是复杂的。即使是秉持良好初衷进入体制的人，在复杂的环境下，也可能因为各种原因犯错误，甚至被腐蚀。
改变体制的必要条件：
系统性改革： 体制性的改变往往需要系统性的改革，包括制度的革新、权力结构的调整、法律法规的完善等。仅仅依靠个体的“好人”是不足以完成的。
外部力量的推动： 公众的监督、舆论的压力、公民社会的参与，也是推动体制改变的重要力量。如果体制内“好人”的努力缺乏外部的支持，其改变的力量也会被削弱。
政治意愿： 最终决定体制改变方向和力度的，往往是最高层的政治意愿。如果最高层缺乏改革的决心，那么体制内“好人”的努力将难以奏效。
三、 结论与反思：
“更多的好人进入体制内，最终就有可能改变体制”这句话，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但实践中极具挑战性，并且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可能性存在，但不必然。 好人的进入为体制注入了积极的因素，是改变的可能性之一，但这种可能性能否实现，取决于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
“改变体制”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一代代人的努力，以及制度、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配合。
崔卫平先生的话，更是一种对个体责任的呼唤。 它强调的是，即便体制存在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首先做好自己的事情，在自己的位置上发挥积极作用。这本身就是对“中国”的一种贡献。
进入体制内的“好人”需要策略、智慧和韧性。 他们需要了解体制的运作规律，找到合适的切入点，与志同道合者联合，并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信念，才能在复杂环境中生存并发挥作用。
总而言之，好人进入体制是改变体制的潜在力量，但体制的惯性、反噬力以及改革的复杂性，都意味着改变之路充满坎坷。这句论断的成立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改变体制”以及“好人”在体制内的生存与行动能力。 最重要的是，不能仅将改变体制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好人进入体制”上，而应认识到，体制改革需要多方面的力量，包括制度设计、公众参与、舆论监督以及最高层的政治意愿。
网友意见
谢邀。
这几句话，只是为了说话方便的一种假设，那里会有这么想当然的事，实际进程也不会是这样的。
我常觉得，市场经济是伟大的组织部长，要不然，商界出不了那么多精英，商界也因有了他们而精彩。是市场发掘并培育了他们。要在传统体制下，他们要么还是农民、车间工人、迂夫子，不会在另一重领域里去大显神通。要是有这种可能，某天，突然取消市场经济，他们将重新碌碌无为（请别误解，只从他们得以展示才干的意思上说，并无贬芸芸众生之意。）
体制内外都有好人，坏人，好人也不是自封的，他是由行事的结果来判断的。
一个好的体制，需要的是依这个体制设立的初衷，依法依规正确并勤于履职的人。你不是这样的人，难进去，进去了，也呆不住，会被剔出来。
现在，你可以感觉到全社会呼唤的力量，也可以感觉到一种监督的力量。这些力量，在产生挤的推进作用，挤到哪一天，会让人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谁也拿不出这个时间表。
随着中产阶级的壮大，民主化是不可阻挡的。毕竟不是所有的中产阶级都会跑路，大多数还是要留在这片土地上。那么这个社会就必须给他们留下足够的阳光和空气。尼德兰被西班牙王室所奴役的时候，没有人相信这些身上沾满盐粒的渔民能够反抗一个帝国，更没有人相信那些只知道钱袋子叮当响而不顾死活的海上商人冒险者能开启世界历史。但是，他们做到了。所以，要改变世界，我们也能，只看条件是否成熟。 我们此时此刻条件还不具备（如果都具备了，那么它早就发生了），不过我们的社会有产生这些条件的潜力。
链接里那文章我看了，不太好。
关于“好人从政”的设想，近代史上的知识分子尝试过，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王宠惠，失败了。我觉得这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不是仅凭着几个专家教授来改变的，任何一种体制要长久存在都需要大多数成员的认可和参与。尤其是现代社会，个人主义大行其道，体制一定要尊重公民才能长久。“进体制”这个词，更多时候意味着吃官饭。在一个十几亿人的国家里，不，在任何国家里，吃官饭的人总归是少数人。现实点说，当旧体制越来越无法动摇的时候，恰恰是新的社会力量开始觉醒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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