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高福院士对于论文争议的回应：大家混淆了论文与临床诊断？科学家是该先发表论文还是该先进行防控？
一、 “混淆了论文与临床诊断”：科学研究的特性与现实的张力
高福院士的这句话，我认为是在强调科学研究的内在逻辑和现实需求的区别。
科学研究的逻辑：严谨的验证与同行评审
科学研究，尤其是发表在顶级期刊上的论文，其核心是严谨的证据链、可重复的实验设计、严密的逻辑分析，以及最重要的——经过同行专家严格的评审（peer review）。这个过程是为了确保研究成果的可靠性、准确性和科学性。
实事求是： 科学家在研究过程中，需要基于现有数据进行推断，但往往需要留有余地，承认研究的局限性，并指出需要进一步验证的地方。任何一个严谨的科学结论，都不会是“百分之百绝对”，而是“在目前证据下最合理的解释”。
可重复性： 科学的基石是可重复性。一篇论文的价值，很多时候在于其方法和结论能否被其他研究者独立验证。
同行评审： 这是科学界自我纠错的重要机制。在论文发表前，其他专家会审阅研究的设计、方法、数据分析和结论，以确保其质量。这个过程本身就需要时间，并且有时会要求作者进行修改甚至推翻重做。
临床诊断的逻辑：及时性、有效性与权衡
临床诊断则不同。它需要及时性，医生面对患者时，必须根据现有的信息、经验和检测手段，尽快做出判断，以便采取治疗措施。这个判断可能不是百分之百准确，但往往是在现有条件下最有利的选择。
“最好的猜测”： 临床医生常常需要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做出判断，这是一种基于经验和证据的“最好猜测”，其目的是最大化患者的利益，并最小化潜在风险。
动态调整： 临床诊断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新信息的出现和病情的变化而动态调整。
决策的压力： 临床医生肩负着救死扶伤的责任，决策的及时性至关重要。
高福院士的“混淆”论点：
当他说“大家混淆了论文与临床诊断”时，他可能是在指出，公众或一些非专业人士，在看待某些研究成果时，过于强调其“论文”的“确定性”或“绝对性”，而忽视了科学研究的“过程性”和“不确定性”。同时，也可能是在批评有些人将尚在研究阶段、未经充分验证的发现，直接等同于了成熟的、可以指导临床实践的“诊断”或“结论”。
在公共卫生事件中，科学家发现一些新的病原体、传播途径或潜在的治疗方法，会尽快通过论文发表，与同行分享信息并寻求验证。但这些信息在发表时，往往还处于初步阶段，需要进一步的实验和临床观察来证实。如果公众或决策者将这些初步的论文结论直接视为“定论”，并据此做出重大决策，就可能出现问题。
二、 科学家是该先发表论文还是该先进行防控？一个两难的抉择
这个问题直击科学家的困境，尤其是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这是一个平衡“知识贡献”与“社会责任”的难题。
“先发表论文”的逻辑：
加速科学进步： 及时发表研究成果，可以与全球科学家共享信息，避免重复研究，加速对疾病的认识，从而更快地找到应对方法。
同行监督与完善： 通过发表，可以让更多同行审视研究的不足之处，提出改进意见，共同推动研究向前发展。
建立科学依据： 论文是科学发现的载体，是后续研究和决策的起点。
“先进行防控”的逻辑：
生命至上： 在公共卫生危机面前，及时采取防控措施，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首要任务。很多时候，等待科学研究的完全成熟可能已经为时过晚。
“预防为主”的原则： 公共卫生体系的核心原则之一就是预防。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采取审慎但积极的防控策略是必要且负责任的。
基于现有最优证据： 即使科学研究尚未完全成熟，科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也必须基于现有的最佳证据和流行病学模型，来指导防控工作。这种决策往往是在不确定性下的权衡。
现实中的困境与权衡：
证据的“时间窗口”： 科学家需要时间来完成严谨的研究和发表，而病毒的传播和疫情的发展却不等人。在这个“时间窗口”里，科学家必须做出选择。
“信息不对称”与“信息落差”： 科学家内部的研究进展，与面向公众和决策者的信息传递，存在着天然的落差。论文发表是一个滞后的过程，而实际防控需要的是超前和实时的信息。
“未知中的行动”： 在面对一种全新的疾病时，科学家本身就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他们可能通过初步观察、基因测序、流行病学调查等方式，提出一些初步的假设和建议。这些建议在正式论文发表之前，就已经被用于指导防控。
科学家的角色多样性： 一方面，科学家是严谨的研究者，追求真理；另一方面，在危机时刻，他们也必须承担起作为公共卫生专家的社会责任，将自己的知识和判断转化为可行的建议，甚至直接参与到防控策略的制定中。
高福院士的潜台词和可能的思考：
结合高福院士的表态，我们可以推测他可能在表达以下几层意思：
1. 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和不确定性： 他希望大家理解，科学研究是一个不断逼近真相的过程，论文发表的只是阶段性成果，带有一定程度的局限性，不能被视为绝对真理。
2. 区分学术探讨与实际决策： 论文中的一些观点可能是学术上的探讨，是激发后续研究的火花，但不能直接等同于已经确定的临床诊断或指导性政策。
3. 对过度“论文至上”的反思： 在某些情况下，过于追求论文发表的“完整性”和“严谨性”，可能会延误了及时防控的窗口期。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牺牲科学的严谨性，而是在科学严谨的基础上，如何更有效地服务于防控。
4. 科学家的“双重身份”： 科学家在公共卫生事件中，既是探索者，也是守护者。他们需要在实验室里追求真理，也要在公众视野下承担责任，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有效的公共卫生策略。
5. 寻求更有效的沟通机制： 如何在科学研究的早期阶段，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既保持科学的审慎，又能及时有效地向决策者和公众传递可靠信息，是需要思考的问题。或许，除了传统的论文发表，还需要更直接、更易于理解且能体现不确定性的信息传递方式。
总结来说，高福院士的这番话，实际上是在提醒我们：
理解科学的本质： 科学研究是渐进的，需要验证，论文是这一过程中的里程碑，而非终点。
尊重科学家的判断，但也要理解其局限： 在危机时刻，科学家基于现有证据提供的建议至关重要，但这些建议往往是在不确定性中的最优解，而不是绝对的定论。
公共卫生决策的复杂性： 最终的防控决策，是科学证据、社会经济成本、伦理考量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非仅仅取决于一项未完全成熟的科学研究。
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 尤其是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科学家不仅要做好研究，还要积极参与到社会责任的履行中，并在学术严谨性和社会紧迫性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
他可能是在呼吁一种更成熟、更理性的公众认知，以及更高效、更务实的科学与社会互动机制，尤其是在面对像新冠疫情这样的全球性挑战时。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议题。
网友意见
首先是王立铭教授的微博长文，该文章目前已被他设成仅他自己可见。
写得好吧？是不是感觉很有道理？
好。别急。我们再看原文。
别的不说，我就问你这个onset是什么意思？确诊？不，后面的confirmed才是确诊。
onset的指的是疾病的开始与发作。因而该图表说的是425例新冠病毒肺炎确诊病人的发作时间而非确诊时间。
发作早在12月份就开始了这没问题，但确诊大家都知道，要迟来得多，毕竟一开始谁都不知道这东西是个啥。
因此，作为一篇回溯性研究，说人传人其实早在12月份就出现了当然是OK的，真正有问题的是那帮带节奏的博主和公知，误导大家以为CDC早在12月份就有了相关病人的确诊信息，就有了人传人的“证据”，但是某些科研人员为了一己私利而与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
也是无语。
问责自有源头，但别让科研工作者心寒。
更新
设想一下，你以医生或专家的身份穿越回40天前的武汉，救民于水火：
1.作为医生，在同学群里提醒大家警惕病毒肺炎，很快就和其他七名医生被市里认定为散布谣言被“处理”——自己在工作中被感染病毒进ICU，家人也被感染（任务失败）；
2.作为专家，在12月底参加第一次调研，作为“清水衙门”派出的专家，公众并不清楚你们的调研过程、所得数据和上报情况，你也没敢私下发布数据——避免犯法，在此后十多天里地方政府公布病情已经被平稳控制、没有新增病患，眼见曙光在望，突然疫情爆发（任务失败）；
3.作为专家，在3周后参加第二次调研，由于上级实权部门领导的重视，这次你搜集到了更多数据，你上报结果，上级安排你接受央视采访、全力应对疫情，地方政府应对不力，疫情爆发（任务失败）；
4.作为专家，在3周后参加第二次调研，由于上级实权部门领导的重视，这次你搜集到了更多数据，你上报结果，上级安排你接受采访、应对疫情，用数据写成英文论文提交给同行评审、审稿通过后公开论文，有助于科研人员有效开展下一步工作，你接受大众媒体采访，地方政府应对不力，疫情爆发，被辱骂、背锅（任务失败）。
你穿越回去，作为医生，你可能不仅救不了你的同学同事、自己和家人，反而会被感染病毒、背着散布“谣言”的污名躺在ICU，大小便都无法下床；作为专家，你可能没啥存在感，可能被要求全力应对疫情，也可能因为发了sci论文而被辱骂（可能三者兼有）。就算你天天加班，就能保证拿到真实数据、上报结果后得到上级大力重视、各级政府高效应对，从而拯救苍生？
你会发现，作为医生或专家，在这类疫情面前，你（非实权部门）的工作对于发现和判断疫情很重要，但可能也仅此而已，疫情最终能否被有效应对，可能主要由实权部门的领导决定。
谢邀
一篇对现有流行病学证据汇总的文章，个案数425。
发文章和防控并不矛盾，其实疾控这两件事在十二月底都在进行了。刚刚出现不明原因肺炎时，我的很多同学都到了第一线，进入了战备状态，天天加班，消毒防控，并对疾病发生地和发病者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并将结果上报。
由于个案较少，调查结果效能不够，但是疾控一直在努力搞清楚这个疾病。得到的结果，也及时进行了上报，指导防控。
但不得不说，基层的疾控力量还是太薄弱，都出现了人手不够的情况，很多环节都出现了问题。
吃一堑长一智吧。
想注销尚未成功，自行删除。
高福院士在奋战的时候，一堆营销号在背后捅刀带节奏，这样真的是让人寒心的一件事。
在一月七日我们才在实验室检测出新型冠状病毒，获得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经核酸检测病毒阳性结果15例，2020年一月十日已完成病原核酸检测，初步诊断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41例，出院两例，重症七例死亡一例，密切观察739人，医护人员419人。一月十一日武汉卫健委通报，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病原体为新型冠状病毒。
所以一月十日之前，武汉并没新冠肺炎，只有不明原因肺炎，所以一月十一之前事情是这样，人群A去过海鲜市场得了不明原因肺炎，人群B没去过海鲜市场得了不明原因肺炎，我们也不知道他们这两种是不是一个病毒引起的同一种肺炎，所以我们在一个病例检测出新冠以后，用试剂看看是不是同一种，结果真的是一种，但是我们也不能得出结论，这是人传染人，有可能A在海鲜市场感染，B在菜市场甚至超市接触到这种病毒感染。
所以唯一能确定人传人的就是上面密切观察的医护人员，也不可能四百多医护人员全部用试剂测，所以就只能密切观察医护人员是否发病。一月二十日钟南山院士公布了人传人，医护人员感染。但是这个病是有潜伏期的，应该是一月二十日左右几名医护人员确诊，所以感染时间差不多就是一月一日到一月十日之间，这时我们才可以说存在人传人现象。
拿自己今天刚发出来的文章回答吧。
我觉得至少应该分清楚三个事情：
CDC、卫健委、武汉政府
临床治疗、临床研究、流行病研究
我不是医学专业或者生物专业相关的，但是也能明确的告诉各位这些都不是一件事情。
你不可能让做专门研究的人上ICU，也不可能让拿着手术刀的人只专心写论文。
为什么要进行回顾性分析？
回顾性研究指的是从以往临床工作积累的病例资料中，选择某一时期同类临床资料进行整理、分析，以从中总结经验、找出规律、指导实践的研究。
我们需要进行这一步骤，来参考以往的传染疫情，指导我们进行下一步控防工作，同时也是为了能够更好地针对病毒机理进行研究。回溯性研究发现人传人，意味着我们追本溯源，发现只有12月存在人传人才能够演化成现在的感染状况，而并不是12月份我们就知道可以人传人，断章取义的看到“human transmission”就武断的以直觉认为阴谋论简直就是可笑至极。
为什么会有科学家现在做这些？
不是现在做，而是每时每刻都在做，我们的每一名科研工作人员都在自己的岗位上进行着研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向和专业，有做病毒学的有做流行病的有做临床的，每个方向都需要人投入精力，也都在产出论文和其他成果？
防疫防控和发论文并不互斥，也并不构成资源浪费。
而断章取义混淆视听的那个人，是真的又蠢又坏。
更新一下。
很多人还是在评论区要审判罪人。这很明显是一个人祸而不是天灾，所以民众需要宣泄口，也就是一个背锅人。这个我理解，所以我在评论区一直比较克制。
但是冤有头债有主，不能让在做事的科学家出来挡箭。你问我高福和CDC这次做的是不是一百分，老实讲，我也觉得这次考砸了。CDC毕竟是国家公卫体系的中流砥柱，这次疫情这么大，CDC肯定要检讨。但不分青红皂白把CDC的所有科学家定位为罪人，很明显是找错了人。
说句难听的，CDC何德何能，要祸国殃民也轮不到他们，他们哪有这个力量？
真要分析责任，我建议大家发动力量扒扒以下三点：
第一点是，1月初采取的措施基于的是第一批专家组的结论，而第一批专家组获得了什么信息（这牵涉到湖北地方政府是否有隐瞒），做了什么结论，政府得到这个结论后又有没有打折，不得而知。
第二点是，专家组回去后有十多天没有新增病例，这又是因为什么。卫健委后来又派出了包括高福和钟南山在内的第二批专家组并确认了人传人，但在这之前，CDC是否了解疫区的真实情况？
第三点是，高福在获知有关疫情的任何学术结论的时候，有没有第一时间向卫健委高层与湖北省地方政府通报？
以上三点，都不得而知，也没有任何事实证据。因此我认为此时并不能拿着论文给高福罗织莫须有的罪名。
简单的说什么叫回顾性分析。
我1月20号确诊了一个病例，经过追踪，确认他感染发病是在1月1号，那么他就算做了1月1号的数据。
而不是很多人以为的，他是1月1号就发现的病例。
回顾性分析也不是要等疫情结束以后再慢慢做。要随时总结数据，随时分析，才能不断把握病毒的变化，为当下的防控提供指导。
等疫情结束再分析？黄花菜都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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