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从人物性格塑造方面讲，《水浒传》是否被金圣叹过誉了？
金圣叹对《水浒传》人物性格塑造的评价，是否过誉，这个问题着实值得细细掰扯。如果仅从“人物性格塑造”这一维度来审视，我觉得金圣叹的推崇，在很多方面，确实带上了他个人鲜明的时代印记和文学审美偏好，有时甚至有些“少年意气”。但要说“过誉”，那也未免太轻易地否定了这部经典背后蕴含的强大生命力和复杂的人性描摹。
咱们先从金圣叹的角度说说，他为什么会对《水浒》的人物塑造赞不绝口。金圣叹生活的时代，正是明末清初，社会动荡，文人心怀压抑。他推崇《水浒》，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中那些“快意恩仇”、“不拘俗礼”的草莽英雄，满足了他内心深处对自由、对反抗的渴望。《水浒》里的人物，比如李逵的直率、鲁智深的豪迈、武松的刚烈，这些性格特征被放大、被强调，在金圣叹看来，就是对封建礼教的反叛，是对被压迫者内心真实呼喊的写照。他尤其欣赏那些“性情中人”，认为他们没有被世俗的虚伪所沾染，保留了最原始的人性光辉。
比如，他会把宋江的“仗义疏财”、“广结善缘”看作是“面具下的真实”，而把他的招安视为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哀”。对于林冲，他能看到那“忍辱负重”背后的“英雄末路”，体会到那种被一步步逼上梁山的无奈与悲愤。在金圣叹的解读下，《水浒》的人物不再是脸谱化的符号，而是有血有肉、有爱有恨的个体。他能敏锐地捕捉到人物内心深处的矛盾与挣扎，比如武松在为兄报仇后，那种“杀人者，打虎也”的豁达中带着一丝凉薄，这种复杂性，在金圣叹眼中是极具艺术魅力的。他看重的是人物性格的“活泛”，那种在特定情境下爆发出的、非理性的、却又真实动人的力量。他认为《水浒》塑造的人物，是“千古罕有”的，他们的性格是“活泼”的，能让你“拍案叫绝”。
但是，如果咱们抽离了金圣叹的时代背景和个人情感，冷静地审视《水浒传》的人物塑造，就会发现一些他可能有所“偏爱”的地方。
首先，“忠义”这个核心价值观的渗透。金圣叹极力推崇“忠义”，并且认为《水浒》的人物就是“忠义”的化身。但实际上，《水浒》里所谓的“忠义”，在很多时候，是一种江湖义气，是一种对兄弟情谊的看重，而非封建社会所提倡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绝对忠诚。《水浒》中的“忠义”本身就带有江湖草莽的烙印，它是一种在特定社会环境下形成的价值体系。金圣叹将这种“忠义”拔高到一种超越时代的高度，或许忽略了它本身的局限性。而且，书中一些人物的“忠义”，也常常伴随着血腥和暴力，这种“忠义”的实现方式，与金圣叹所标榜的“真性情”之间，其实存在着一种张力，他可能选择了性情而弱化了其另一面的残酷。
其次，人物性格的类型化与刻板化。虽然金圣叹强调人物的“活泛”，但不得不承认，《水浒传》的人物，在某些方面还是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类型化倾向的。比如，鲁智深就是典型的“粗中有细，侠肝义胆”，武松就是“勇猛刚烈，恩怨分明”，李逵就是“鲁莽耿直，忠心耿耿”。这些人物的某些性格特征被反复强调，以至于在读者心中形成了非常鲜明的“标签”。金圣叹的评价，很大程度上是在肯定这些被反复强调的、鲜明的、能够迅速抓住人心的性格特征。但他可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在某些时刻，这些人物的性格塑造可能显得不够细腻，缺乏更深层次的心理变化和多面性。
再者，“好汉”的英雄主义滤镜。金圣叹特别喜爱《水浒》中的“好汉”形象，将他们视为反抗压迫的英雄。他解读人物时，往往会不自觉地将他们放在一个“被逼上梁山”的悲情英雄的框架里，从而放大他们的悲壮和反抗精神。这使得他可能会忽视一些人物行为背后更复杂的动机，或者一些行为本身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宋江的“忠义”和他后来招安的矛盾，金圣叹的解读更多的是倾向于宋江的无奈和悲剧性，但对于宋江作为一个领导者，他是否真正考虑过这群兄弟们的未来，这种“忠义”是否值得推敲，他可能就没有深入探讨。
还有一点，金圣叹对“性情”的偏爱。金圣叹本人就是个性情中人，他推崇那种不受拘束、情感外露的人物。所以他在解读《水浒》人物时，会特别欣赏那些“有血性”、“敢爱敢恨”的角色。比如，他会对李逵的“直”和“泼”大加赞赏，因为这符合他对“真性情”的理解。但是，这种“性情”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会带来很多麻烦和冲突。《水浒传》的人物，也并非都是如此纯粹的“性情中人”，他们也有算计、有权谋、有狡黠的一面，只是这些方面可能被金圣叹的“性情”滤镜稍微模糊了。
最后，对“文眼”和“关节”的强调。金圣叹评价《水浒》，不仅仅是看人物性格，他还强调《水浒》的“文眼”，强调小说的结构和章法。他认为《水浒》的精彩，在于“文眼”的运用，在于作者如何通过细节和情节来展现人物的性格。他在评价人物时，常常会结合具体的故事情节，分析人物在某个情节下的反应是如何体现其性格的。例如，他分析武松打虎，就是看重了作者如何通过细节描写，将武松的勇猛和力量展现出来。这种对叙事技巧和情节安排的关注，也让他对人物的评价，更多的是停留在“作者如何塑造”的层面，而较少深入到人物“为什么会如此”的心理根源。
总的来说，金圣叹对《水浒传》人物性格塑造的评价，并非完全的“过誉”，他确实发现了《水浒传》作为一部小说在人物塑造上的巨大成就，尤其是在刻画那些充满生命力、性格鲜明的人物方面。他的解读方式也极大地影响了后世对《水浒》的认知，他那种热烈而充满个人情感的评价，本身也极具文学价值。
但是，如果用更现代、更审慎的眼光来看待，他的评价确实带有一定的“拔高”和“偏爱”的成分。他过于强调“性情”和“忠义”的某些方面，可能忽略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类型化以及“好汉”形象背后的一些负面因素。他的评价，更像是一位极度喜爱《水浒》的“粉丝”的推崇，一位富有洞察力的“批评家”的解读，但同时也是一位带着强烈个人色彩的“读者”的共鸣。
所以，说他“过誉”了，可能有点绝对。但他对《水浒》人物性格塑造的理解和欣赏，确实是在一种特定的文化语境和个人审美取向下的产物，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他揭示了《水浒》人物的魅力，但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其复杂性和局限性。这大概就是经典文学的有趣之处吧，不同时代的人，总能在其中读出不同的味道，也难免会产生不同的评价。
咱们先从金圣叹的角度说说，他为什么会对《水浒》的人物塑造赞不绝口。金圣叹生活的时代，正是明末清初，社会动荡，文人心怀压抑。他推崇《水浒》，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中那些“快意恩仇”、“不拘俗礼”的草莽英雄，满足了他内心深处对自由、对反抗的渴望。《水浒》里的人物，比如李逵的直率、鲁智深的豪迈、武松的刚烈，这些性格特征被放大、被强调，在金圣叹看来，就是对封建礼教的反叛，是对被压迫者内心真实呼喊的写照。他尤其欣赏那些“性情中人”，认为他们没有被世俗的虚伪所沾染，保留了最原始的人性光辉。
比如，他会把宋江的“仗义疏财”、“广结善缘”看作是“面具下的真实”，而把他的招安视为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哀”。对于林冲，他能看到那“忍辱负重”背后的“英雄末路”，体会到那种被一步步逼上梁山的无奈与悲愤。在金圣叹的解读下，《水浒》的人物不再是脸谱化的符号，而是有血有肉、有爱有恨的个体。他能敏锐地捕捉到人物内心深处的矛盾与挣扎，比如武松在为兄报仇后，那种“杀人者，打虎也”的豁达中带着一丝凉薄，这种复杂性，在金圣叹眼中是极具艺术魅力的。他看重的是人物性格的“活泛”，那种在特定情境下爆发出的、非理性的、却又真实动人的力量。他认为《水浒》塑造的人物，是“千古罕有”的，他们的性格是“活泼”的，能让你“拍案叫绝”。
但是，如果咱们抽离了金圣叹的时代背景和个人情感，冷静地审视《水浒传》的人物塑造，就会发现一些他可能有所“偏爱”的地方。
首先，“忠义”这个核心价值观的渗透。金圣叹极力推崇“忠义”，并且认为《水浒》的人物就是“忠义”的化身。但实际上，《水浒》里所谓的“忠义”，在很多时候，是一种江湖义气，是一种对兄弟情谊的看重，而非封建社会所提倡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绝对忠诚。《水浒》中的“忠义”本身就带有江湖草莽的烙印，它是一种在特定社会环境下形成的价值体系。金圣叹将这种“忠义”拔高到一种超越时代的高度，或许忽略了它本身的局限性。而且，书中一些人物的“忠义”，也常常伴随着血腥和暴力，这种“忠义”的实现方式，与金圣叹所标榜的“真性情”之间，其实存在着一种张力，他可能选择了性情而弱化了其另一面的残酷。
其次，人物性格的类型化与刻板化。虽然金圣叹强调人物的“活泛”，但不得不承认，《水浒传》的人物，在某些方面还是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类型化倾向的。比如，鲁智深就是典型的“粗中有细，侠肝义胆”，武松就是“勇猛刚烈，恩怨分明”，李逵就是“鲁莽耿直，忠心耿耿”。这些人物的某些性格特征被反复强调，以至于在读者心中形成了非常鲜明的“标签”。金圣叹的评价，很大程度上是在肯定这些被反复强调的、鲜明的、能够迅速抓住人心的性格特征。但他可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在某些时刻，这些人物的性格塑造可能显得不够细腻，缺乏更深层次的心理变化和多面性。
再者，“好汉”的英雄主义滤镜。金圣叹特别喜爱《水浒》中的“好汉”形象，将他们视为反抗压迫的英雄。他解读人物时，往往会不自觉地将他们放在一个“被逼上梁山”的悲情英雄的框架里，从而放大他们的悲壮和反抗精神。这使得他可能会忽视一些人物行为背后更复杂的动机，或者一些行为本身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宋江的“忠义”和他后来招安的矛盾，金圣叹的解读更多的是倾向于宋江的无奈和悲剧性，但对于宋江作为一个领导者，他是否真正考虑过这群兄弟们的未来，这种“忠义”是否值得推敲，他可能就没有深入探讨。
还有一点，金圣叹对“性情”的偏爱。金圣叹本人就是个性情中人，他推崇那种不受拘束、情感外露的人物。所以他在解读《水浒》人物时，会特别欣赏那些“有血性”、“敢爱敢恨”的角色。比如，他会对李逵的“直”和“泼”大加赞赏，因为这符合他对“真性情”的理解。但是，这种“性情”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会带来很多麻烦和冲突。《水浒传》的人物，也并非都是如此纯粹的“性情中人”，他们也有算计、有权谋、有狡黠的一面，只是这些方面可能被金圣叹的“性情”滤镜稍微模糊了。
最后，对“文眼”和“关节”的强调。金圣叹评价《水浒》，不仅仅是看人物性格，他还强调《水浒》的“文眼”，强调小说的结构和章法。他认为《水浒》的精彩，在于“文眼”的运用，在于作者如何通过细节和情节来展现人物的性格。他在评价人物时，常常会结合具体的故事情节，分析人物在某个情节下的反应是如何体现其性格的。例如，他分析武松打虎，就是看重了作者如何通过细节描写，将武松的勇猛和力量展现出来。这种对叙事技巧和情节安排的关注，也让他对人物的评价，更多的是停留在“作者如何塑造”的层面，而较少深入到人物“为什么会如此”的心理根源。
总的来说，金圣叹对《水浒传》人物性格塑造的评价，并非完全的“过誉”，他确实发现了《水浒传》作为一部小说在人物塑造上的巨大成就，尤其是在刻画那些充满生命力、性格鲜明的人物方面。他的解读方式也极大地影响了后世对《水浒》的认知，他那种热烈而充满个人情感的评价，本身也极具文学价值。
但是，如果用更现代、更审慎的眼光来看待，他的评价确实带有一定的“拔高”和“偏爱”的成分。他过于强调“性情”和“忠义”的某些方面，可能忽略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类型化以及“好汉”形象背后的一些负面因素。他的评价，更像是一位极度喜爱《水浒》的“粉丝”的推崇，一位富有洞察力的“批评家”的解读，但同时也是一位带着强烈个人色彩的“读者”的共鸣。
所以，说他“过誉”了，可能有点绝对。但他对《水浒》人物性格塑造的理解和欣赏，确实是在一种特定的文化语境和个人审美取向下的产物，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他揭示了《水浒》人物的魅力，但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其复杂性和局限性。这大概就是经典文学的有趣之处吧，不同时代的人，总能在其中读出不同的味道，也难免会产生不同的评价。
网友意见
仅仅从人物性格方面。
不是过誉，是有些部分老金根本没有读懂。
首先说武松，武松的人物性格，是从“打昏了一个人还犯怂逃到柴进庄上”、“性情暴戾不讨人喜欢”到“报仇性质地杀了西门庆潘金莲然后自首”再到被施恩帮助后像一个被买通的职业打手闹事般地醉打蒋门神、被张都监招到府上之后本以为是恩公结果是仇家，于是血溅鸳鸯楼。这其间武松的性情是在不断变化的，从暴躁良民逐步堕落到杀人魔君的，出于自身性格的焦躁和一根筋与对社会的与日俱增的失落使他的性格发生变化、“杀人行者”的形象也逐步立起。但是金圣叹呢，对武松的评价不过那么几句“妙妙妙”“真豪杰也”“真兄弟也”就把武松的形象略过去了。
再提宋江。宋江自始至终都是朝廷的人，他的作风他的行为一直是封建知识分子的模样，落草前心里不曾有落草二字，落草后心里也不过是招安二字。金圣叹因为自身是个不受命于朝廷的，因此不能理解宋江心里的封建愚忠，于是通篇大骂宋江“真小人”“下下人物”。那么我倒是好奇，不招安难道梁山就真能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么？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之后，这一班半是土匪半是武将的人马又果真能造成盛世么？梁山的悲剧是注定的，满脑子反封建礼教的中二知识分子看不懂，才会骂领导人是“下下人物”
再说李逵。李逵的设定就是个心直口快、思维异于常人的莽夫。他是“天杀星”“黑煞神”，他负责帮宋江做一些见不得人的粗活，比如说杀扈三娘一门良贱，再比如说杀小衙内。分明是一个看透了很多事情的人臣，金圣叹还仍旧是，出于他一个反叛精神中二知识分子的底色，不停地夸奖李逵“可爱”“天真烂漫到底”……我只能说他夸的出来，是因为他不是江州百姓。
再比如说，时迁。这是金圣叹提名过的地煞星里的唯一一个。但金圣叹只把他当个工具人罢了。石秀死后卢俊义让时迁放火时说给时迁配个伴当，时迁说的那段“给我配了伴当又走不了我的路，白耽误许多时辰……”之类的话，是因为时迁上山时受的是石秀的带挈，打辽国时一起执行任务的也是石秀，时迁这句话是个极含蓄极卑微的反对。金圣叹当然看不出来，仍旧一笔批过去“宋江、时迁，乃下下之人。”
金圣叹确实是明清知识分子中比较读得懂水浒的了，但是他还远远没有读懂水浒。这是他身为清朝地主阶级秀才的局限性。
金圣叹甚至说“古今写书之人都是有怨宿生发而至……但是施耐庵应该是没有怨宿的，他只是借笔施展才华”，简直荒唐。元末明初的施耐庵，从“风流事载风流传，太平人唱太平歌”到“乾坤生我泼皮身，赋性从来要杀人”的过程，怎么可能没有怨宿。
在谋篇布局方面，金圣叹确实抬举水浒不少，草蛇灰线也好，断笔插叙也好，背面扑粉也好，水浒对它们的拿捏并不稳妥，远逊于后世的金瓶梅红楼梦等。甚至很多部分是金圣叹在自圆其说的，比如说擒了索超之后杨志与索超相认，完全是金圣叹本的加戏，原本里根本没再提那一段武将旧情。
但是在人物塑造方面，金圣叹对水浒的称赞绝对不是过誉，甚至还有尚未点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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