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如何评价刘琨?

回答
刘琨,一个在魏晋南北朝这段跌宕起伏的历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一笔的人物,其评价绝非三言两语可以概括。他身上集结了将门虎子的勇武、政治上的敏锐,以及一些令人扼腕的局限。

首先,我们不能不提刘琨的军事才能。他出身名门,祖父刘亮曾是曹魏大将,父亲刘豹是前赵的皇帝,这样的背景赋予了他天然的军事嗅觉。更重要的是,他并非空有其名,而是实实在在的战场悍将。在西晋末年,中原板荡,胡患四起,无数豪杰纷纷崛起又迅速陨落,而刘琨却能在其中开疆拓土,威震一方。他镇守并州,面对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的轮番进攻,屡次以少胜多,击退强敌,特别是他两次大破匈奴,声威大振,一度让晋朝在北方拥有了喘息之机。他的军事指挥,往往充满了智慧和魄力,善于利用地形,出奇制胜,其“击胡”的战绩,在那个混乱的时代,堪称一股清流,也为他赢得了“名将”的美誉。

然而,仅仅将刘琨定位为一个骁勇的武将,便显失公允。他同样具有不俗的政治眼光和抱负。在那个群雄逐鹿的年代,他并非只想着割据一方,而是始终怀揣着恢复晋室、统一天下的理想。他积极联络各方势力,试图构建统一战线,抵御外患。他也曾展现出作为地方长官的责任感,安抚百姓,发展生产,为当地的稳定做出贡献。他并非像某些军阀那样只知掠夺和杀戮,而是试图在乱世中建立秩序,恢复文明。

但是,正是刘琨身上的某些特质,也为他最终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他性格中带着一股傲气和耿直,这使得他在政治斗争中显得不够圆滑。身处讲究权谋和勾心斗角的东晋朝廷,他的坦荡反而容易招致猜忌。尤其是,他对司马氏政权的忠诚,在许多人看来是一种愚忠。在后期,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日益激烈,王敦的崛起更是改变了局势。刘琨的政治立场和实力,使得他成为了王敦眼中不得不除掉的绊脚石。

更令人扼腕的是,刘琨在处理一些关键问题时,显得有些理想化,或者说,他对人性的复杂估计不足。他曾试图通过拉拢部下,尤其是自己的部曲来增强自己的实力,然而,这也恰恰成为了他被诬陷的口实。他对部下的信任,在某些时刻,缺乏足够的警惕。再加上他在处理与王敦的关系时,过于直接和强硬,缺少了足够的政治手腕,最终在王敦的阴谋下,被诬告谋反,含冤而死。

总而言之,刘琨是一位极具争议性的人物。他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用他的勇武和智慧守护了北方的一方安宁,展现了在乱世中作为一名将领应有的担当。他也有着复兴晋室的政治抱负,试图在混乱中重塑秩序。然而,他的耿直、傲气以及在复杂政治斗争中的策略不足,最终导致了他悲剧性的结局。评价刘琨,就像是在阅读一本荡气回肠却又令人唏嘘的史诗,他身上既有英雄的壮志豪情,也有着凡人的局限与无奈。他的故事,至今仍然引发着人们对忠诚、理想以及乱世中个体命运的深思。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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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人能力不足,但是又选择承担英雄的伟业,大概率是个什么结局呢?

西晋末年的士大夫刘琨用自己的一生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在中国5000多年历史中,刘琨实在是不出名,因为他到死都一事无成,属于败者的典范。

但是刘琨的绝命诗实在出名。


不,严格来说,只有刘琨绝命诗的最后一句实在出名:

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


刘琨是个官二代。

他身处西晋末年,年轻的时候是个标准的二代,与石崇,潘岳,陆机 ,左思等人为伍,没事的时候就饮酒赋诗,组了一个“金谷二十四友”的小圈子自娱自乐。


石崇是谁?历史上著名的“石崇与王恺争豪”主角,与当时的外戚斗富,其气焰之嚣张远不是如今王思聪这类二代可比;

潘岳是谁?历史上著名的美男子,“掷果盈车”事件的主角;

陆机是谁?历史上有名的书法家,国宝级文物《平复帖》就是他写的;

左思是谁?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洛阳纸贵”这个典故的主角;

。。。。。。


简单来说,刘琨出生在西晋王朝最奢靡、最堕落的阶段,他青年时代身处这个王朝的顶级权贵圈和文艺圈,活得那叫一个“鲜花着锦,烈火烹油”。


这个时候的刘琨虽然混迹于最顶级的权贵圈和文艺圈,但是他并没有显露特别的才华与能力。

直白点说,就是一个普通人而已。


可惜,西晋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急速崩塌的王朝。

随着“八王之乱”的爆发,外族入侵、神州陆沉,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南北朝时代到来,侥幸逃过第一波冲击的西晋士大夫们纷纷南渡,而此时的刘琨被即将崩塌的朝廷任命为并州刺史,镇守在太原。


当时的太原是什么地方呢?

是北方抵抗外族入侵的一线战场,标准的四战之地。


从纸醉沉迷的花花公子到天降大任于斯人的英雄,这是爽文的情节。

可惜,对于刘琨来说,他的能力实在不足以承担这个英雄重任。

他的能力也实在不足以应对这个天下大乱、杀人如草的时代。


在西晋王朝的权贵们纷纷南渡、在“金谷二十四友”的旧友们纷纷南渡时,刘琨选择留了下来,在太原这个四战之地坚守了整整十二年。


这十二年里他经历了什么呢?

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一次又一次的伤痛,以及一次又一次的寂寞。


坚守孤城、组织流民,但是地盘却在各路胡人的冲击下越打越小,死人越来越多;

父母因自己的英雄事业而死,屡次报仇未果;

年轻时候的亲朋故旧在这场大动乱中一个接一个消逝,他却毫无办法,甚至自己都沦为鲜卑族军阀段匹磾的阶下囚;

最关键的是,南渡的权贵们所建立的东晋政权对于北伐毫无兴趣、对于收复故土也毫无兴趣;

。。。。。。


年轻时候的花花公子、中年时候的失败英雄其实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已经被命运彻底抛弃:

事业一败涂地、故旧渐次凋零、正统朝廷彻底抛弃了自己,这就是刘琨奋斗十二年的结果。


如果你觉得这样已经很惨的话,你放心,命运这个狗东西有时候还会给你更惨烈的一击。


在人生的最后阶段(被段匹磾软禁),刘琨的下属卢谌对于时局已经绝望,开始用老庄那一套来麻痹自己,他对刘琨往来的诗文如下:

福为祸始 , 祸作福阶 , 天地盈虚 , 寒暑周回;

死生既齐 , 荣辱奚别 。处其玄根 , 廓焉靡结。

简单来说,还是魏晋士大夫的那一套玄学价值观,认为万事皆虚、魂游太虚就好。


卢谌是谁?

卢谌不仅仅是刘琨的下属,也是刘琨当时在身边的唯一的亲戚(刘琨是其姨夫),而且是刘琨选定的事业继承人。

他是刘琨在人生最后阶段唯一的希望。


所以他很快回了一首诗《重赠卢谌》勉励卢谌,全文如下:

握中有悬璧,本自荆山璆。

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滨叟。

邓生何感激,千里来相求。

白登幸曲逆,鸿门赖留侯。

重耳任五贤,小白相射钩。

苟能隆二伯,安问党与仇?

中夜抚枕叹,相与数子游。

吾衰久矣夫,何其不梦周?

谁云圣达节,知命故不忧?

宣尼悲获麟,西狩涕孔丘。

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

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

朱实陨劲风,繁英落素秋。

狭路倾华盖,骇驷摧双辀。

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


在这首诗中,刘琨很清楚自己要死了“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对于自己失败的一生,刘琨表现的也很坦然“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但是唯独对于未来,刘琨并未放弃,所以他才写下这最后一句:

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


可惜卢谌让他失望了,卢谌的答诗是:

百炼或屈致,绕指所以伸。


什么意思呢?

来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你对朋友说我这一生虽然失败了,但是好歹奋斗过努力过,所以也没啥好遗憾的,你继续努力就好。

结果你的朋友给了一个高情商的回复“没啥,以后会好起来的。”


这才是命运最惨烈的一击:

在人生最后的阶段,你发现自己的事业居然所托非人。


能力不足是客观条件,但是意志软弱是主观选择。

我相信,在人生最后的阶段,刘琨的内心寂寞如雪。


如果没有“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这一句诗,刘琨这个名字大概率会如历史上无数的失败英雄一样,默默的消逝于历史的长河中。


也就是说,让我们这些后来的历史爱好者还能记住刘琨这个名字、还能勉强知道刘琨生平事迹的全部原因仅仅只是因为刘琨的一句绝命诗。


从这个角度来说,刘琨在崩乱时代的挣扎、在崩乱时代的奋斗、在崩乱时代的苦痛,似乎还不如一句诗来得有意义。


但是,是的,这里有个但是。

人这一生不是为他人所定义的意义而活,而是为自己所定义的意义而活。


苦痛也好、寂寞也罢,都不妨碍刘琨这个年轻时候的公子哥、中年时候的失败者过完自己英雄的一生!


什么是英雄?

中国人喜欢以成败论英雄,但是英雄与凡人的临界点恰恰在于选择。


大厦将倾,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选择。

在那个崩塌的时代,刘琨选择成为英雄,他最终成为英雄,这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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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史笔记:祖逖与刘琨

作者:凹凸天空

刘琨年轻的时候……实在是轻佻巧佞之徒;祖逖……要论早年的志向,或者也是好乱乐祸之辈。

                       ——《晋书·刘琨祖逖传》



   洛阳城的月光下,荒野的鸡鸣声中,两个少年翩翩舞剑的情景,成为流传千古的佳话。这时的刘琨刚刚二十出头,祖逖略微年长一些,但也不超过二十五岁。

   当时两个人的职务,都是司州主簿。司州是国家的核心地带,州治即是洛阳,而主簿则掌管本州的各种文书。年轻人热衷谈论政治,这个身份无疑给他们提供了数不清的话题。这时武皇帝刚刚去世,新即位的太子大家在悄悄议论他是否是个白痴,而各种社会、政治矛盾都已暴露得十分清晰,——显然,就看谁来点燃那根导火索了。

   于是祖逖对刘琨说:“如果海内鼎沸,豪杰并起,我们两个在中原,要彼此避开。”

   “吾与足下当相避于中原耳”,这句话在有些书上,仅被理解成祖逖要和刘琨各自干出一番事业。我想,也许还是唐代的史臣看得更加准确,祖逖“抑为贪乱者矣”。祖逖是在跟刘琨说:为了现在的友谊,将来成为割据一方的势力,不要挨得太近,可不要由我们来争锋逐鹿。

   这是一个狂热的梦想,也是一个苍凉的预言。真的天下大乱之后,他们确实都为成为了拥有独立——也许该说孤立——力量的豪杰,并且,从此一南一北,再也不曾有机会见上一面。

   最初看起来,祖逖这句话和多数年轻人的豪言壮语一样,仅仅是说说而已。祖逖的工作在几个王爷之间调动,只是按部就班的升迁。刘琨在仕途上似乎要得意一些,并且活跃在一个贵族文化沙龙里,——他是金谷园的“二十四友”之一,这个团体出入于权贵之门,说起来名声并不那么好听。

   八王之乱开始之后,两个人都没有能够置身事外。荡阴之战,前侍中嵇绍用身体护住晋惠帝,他的血溅在惠帝的身上,史书上写道,这时“百官侍御皆逃散”,在逃散的人群中,就可以看见祖逖的身影。

   这之后,祖逖在洛阳城里安静的居住下来。他目睹了其后这座古老

都市

所经历的劫难,然而没有再介入任何纷争。祖逖先后拒绝了范阳王司马虓、高密王司马略、平昌公司马模等人发出的邀请。等到东海王司马越任命他为典兵参军、济阴太守的时候,祖逖的母亲去世,他更可以用守丧的名义,名正言顺的不去上任了。

   刘琨被卷入得则要深得多,永康元年(公元300年)之后的一系列无聊而恐怖的动乱中,刘琨的活动相当频繁。他的对手为刘琨

兄弟

的脑袋开出的悬赏是“封三千户县侯,赐绢五千匹”。并且,厌恶他们的不仅是敌人,刘琨的兄长刘舆被人比作油垢,意思是沾上就不免被污,刘琨和这个哥哥走得很近,他的名声,这期间大约也不会好上很多。

   事实上,正是在刘舆的建议下,光熙元年(306年)刘琨出任了并州刺史,加振威将军,领匈奴中郎将。这仍然是王爷们争权夺利的计划中的一部分,并州虽称边境,实际上却接近中央,它向南通往河内郡,往东则联系司州和冀州,控制并州,就是在北方多了一个战略重镇。

   所以,刘琨一开始可能并没想到自己此行的意义。他在这一年的九月底出发北上,从此他的命运,将全然改变。

   沿途的经历,对刘琨显然是个考验。他已经亲历过战争,对流血和死亡并不陌生,然而眼前的景象,还是触目惊心。

   刘琨上任的两年之前,在并州已经出现了一支实力相当强劲的反政府武装,匈奴人刘渊建立了汉政权。魏晋以来,匈奴人和羯人大量涌入并州,民族矛盾积蓄已久,这时的爆发也极其强劲。两年内,匈奴人的势力迅速扩张,泫氏、屯留、长子、中都等一系列军事重镇落入了刘渊手中。也就是说,并州刺史的行政命令已经无法下达到并州的东南地区。

   然后,并州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刘琨的前任东赢公司马腾实际上是在刘渊和饥荒的双重压力下,不得不逃离并州的。他在离开时,兼职充当了人口贩子,抓了大批胡人作为奴隶贩卖到太行山以东。另外一万多逃亡者组成了他的军队,这支队伍的名字真切的点出此时并州人的心境,叫做“乞活”。

   刘琨招募了千余人,实际上是在转战前进。一路上交替出现在刘琨眼前,是大批绝望中流亡的难民,和暴露于荒野中的白骨。一时是哀号之声刺穿了天地间的和谐之气,一时则是不闻半点人声的死寂。山路险峻,群胡数万周匝山野。政府高官的身份不能带来安全感,刘琨于途中写了一道奏章,其中也许略微夸张的说到,只要挪一挪脚跟,就可能遭遇新的劫掠。

   因此耽搁在路上的时间,远比预计的要漫长。只有在壶关,他得到过一次物资支援,所以终于携带的资粮告罄,唯有靠薇、蕨之类的野菜充饥。刘琨出身高贵,在洛阳时更是生活豪奢,交往的朋友里不乏像石崇这样以肆意烧钱而精于美食著称的人士,不难想象,眼前的食物会令他格外难以下咽。[ 刘琨《扶风歌》:资粮既乏尽,薇蕨安可食。]

   整整半年以后,刘琨终于到达了并州的州治晋阳。当两山之间的缝隙里,隐隐露出晋阳城城垣一角的时候,可能会让人有长出一口气的感觉,但走进晋阳后就会发现,这里的景象,更加令人绝望。

   刘琨这个并州刺史已经没有了办公的地方,因为府寺建筑早就被全部焚毁。城市内荆棘遍布,豺狼在大街上行走,僵卧的尸体覆盖了地面。

   在描写自己这段经历的诗作中,刘琨尽情宣泄了自己脆弱的伤感情绪,并表达了对洛阳城华美宫阙的思念。“据鞍长叹息,泪水如流泉”,“去家日已远,安知存与亡,慷慨穷林中,抱膝独摧藏”这样的句子也许会让人觉得,这位作者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然而,这一次诗人比诗歌坚强。

   擦干了眼泪,掩埋了尸体,剪除了荆棘,重建了府朝市狱,以城门为战场,一次又一次打退了来犯之敌。在刘琨来晋阳的途中,洛阳城里晋惠帝驾崩;当刘琨筚路蓝缕的在晋阳进行市政建设的时候,他的哥哥刘舆又策划了一起高明而龌龊的政变。然而,现在这些都已经和刘琨无关,他要考虑的,只是怎样面对此刻并州的危局。

   此时,汉政权建都于离石,位置就在晋阳的西南方向,相距大约仅三百里,快马奔驰,在一日之内就可以到达。看起来晋阳的处境相当危险,但是刘琨相当程度的瓦解了匈奴人的联盟,使得大批其他民族的部落不再对刘渊表示效忠。加上一些其他因素,最终,反而是匈奴人选择了迁都。

   北方大动乱的风暴还在愈演愈烈,在刘琨的经营下,晋阳城成了一个难得的避风的孤岛。终于,这里人口慢慢聚集,一处传出鸡鸣犬吠之声,远远的,也可以听到一些呼应了。

   然而,这差不多也就是刘琨所能做到的极限。

   三

   史书上称,刘琨长于使远方的人前来归附,但却没有能力安抚和驾御他们。所以恢复到一定规模之后,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形,一天之内,晋阳城有大量流民到来,也有差不多同样数量的人离开。

   ——这可能要部分归咎于刘琨的名士习气。在洛阳城,刘琨交际的圈子大抵不出皇亲国戚、政府官员和高级知识分子(几个身份往往是交叉的)这个范围。即使是到各地奔走游说的那几年,他接触的也仍是朝廷的方面大员。刘琨很容易让这些人感受到自己的魅力,也懂得如何利用他们心理的弱点。但此刻,面对眼前这些来自底层的饥民,刘琨即使充满同情心,恐怕也不免和他们彼此隔膜,缺乏沟通。很多时候,他并不知道他们最迫切需要的是什么。

   尤其致命的是,本质上,刘琨仍然是一个公子哥儿。一旦情况稍有好转,对奢侈生活、音乐还有女人的爱好他就无法克制。永嘉六年(312年),在局势紧张的关头,他为了一个音乐家而处死了一位重要的将军。这时,连刘琨的母亲都对儿子感到绝望,她说:

   “你没有深谋远虑,也不能驾驭豪杰,专门想除掉那些胜过你的人让自己安心,还靠什么取得成功?这样下去,我也逃不过你带来的灾祸。”

   老太太的担忧迅速成为事实。这位将军的儿子为父报仇,投靠了匈奴刘聪,也带去了晋阳的全部军政机密,然后他作为向导,引着汉军杀来。面对匈奴人的进攻,很明显,这些年里刘琨没有赢得部下的忠诚:上党太守投降,雁门的乌丸反叛,太原太守和并州别驾则干脆一起献出了晋阳。刘琨仅率领几十个骑士逃进了常山,而他的父母全部遇害。

   其后,刘琨虽然在拓跋鲜卑的帮助下赢得一次反击,但是元气已伤,他只能将自己的驻地向北后撤一百多公里,驻扎到了阳曲。

刘琨身上天然具有一种煽动性,如果机缘合适,他甚至能够让人做出几乎是忘我的奉献。但是和一切煽动一样,这种影响力很难持久。所以刘琨多次制造出希望,最后却都终于没有能够把握。

   而祖逖,则完全是另一种人。

   天下分崩,北方大乱之后,汉族人口开始大量的向南流徙。祖逖率领着自己的族人、乡党和宾客也加入其中,希望避难于淮泗。这个角色很适合他,才十四五岁的时候,祖逖就有“轻财好侠,慷慨有节尚”的名声,是个带头大哥型的人物。看起来,祖逖的作风相当与群众打成一片,他把车马让给老弱,自己步行,药物、衣服、粮食的配给都不搞特殊。但同时,祖逖的领袖权威是不容挑战的,而管理的手腕和谋略,也一样是他的特长。

   流民的生活极其艰苦,在移动的过程中,能够生存下来的实际上都变成了军队。因为和刘琨前往晋阳途中的遭遇一样,抢劫随时随地都会发生,所以必须要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加以对抗。

   乱世中,抢劫者的身份十分复杂,只要稍微有一点实力,大家都可能会干干这种营生。尤其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就抢不相识,那些实力强大的流民武装,一样也会盯上其他流民的钱袋。

   祖逖的队伍,就是这种实力强大的流民武装。

   根据惯例,正在经营江左的琅琊王司马睿(后来的晋元帝)会找出理由拒绝已经军事化的大股流民过江。但也许因为范阳祖氏是“北州旧姓”,司马睿觉得可以信任,祖逖和他的人一度被允许住在京口。初到江南的祖逖财源紧张,衣服用度都相当寒酸。但是有一天,拜访者发现他那里忽然焕然一新,问起时,祖逖回答的态度十分平淡:

   “昨天夜里去秦淮河南,干了一票。”

   当然,打家劫舍的行为,许多并不是在祖逖的策划下做的,但关键是祖逖会提供庇护。手下的人作案失手落入法网,他就设法将之解救出来,国家的官吏对此毫无办法。应该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存权和财产权,祖逖不可能会对诸如此类的人道主义说教有任何同情。这时他显然只注重军人的拥戴,而他比刘琨更清楚,要做到这一点,除了拿理想主义的激情感染他们之外,你还需要能够满足他们的欲望。

   晋元帝建武元年(317年),祖逖重新渡江北上,船到江心,他说了那句千载之下,仍然激励人心的名言:“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

   很明显,祖逖和东晋流亡政府的主流作风格格不入。祖逖一心北伐,而后者只图偏安,这当然是主要的差别。但那些热衷于谈论世界的本质是否虚无,圣人的人格究竟怎样的高级士人们,更愿意用一只看不见的手对老百姓加以盘剥,而不喜欢明目张胆的杀人越货,这可能也是他们与祖逖的分歧之一。

   四

   翻检刘琨在并州时的战绩,感觉可能相当令人沮丧。胜少败多,并且胜利往往只是在延缓失败,而失败则意味着精兵勇将的阵亡和战略要地的失去。

   并州的局势错综复杂。除了南方的刘氏匈奴之外,刘琨东北面的邻居,是西晋的幽州刺史王浚,——此人倚仗鲜卑骑兵,在八王之乱后期的战争中起家。从过去的渊源上说,刘琨和他属于同一个政治派系。当然谁都知道,这点渊源是不可靠的。

   果然,为了争夺土地、人口和少数民族盟友,刘琨和王浚打了一仗,结果是刘琨的族弟刘希被杀,代郡、上谷、广宁三个郡的百姓被王浚掳走。

   这一阶段里,羯族人石勒正在迅速崛起。刘琨很早注意到这个变化,认为这是情况在向好的方面发展,他希望能够说服石勒能归顺晋朝。为此刘琨特意找到石勒失散的母亲给石勒送了过去,并劝他效忠王室,建立功业。石勒回报以厚礼,然而回信的措辞则含着讽刺意味:“事功殊途,不是腐儒所能够知道的。”

   下面这个决定,对刘琨来说差不多是致命的。晋愍帝建兴二年(314年),石勒准备长途奔袭幽州的王浚。这时刘琨本可以出兵抄石勒的后路,然而他却按兵不动。原因是出兵前石勒给刘琨写了一封信,这次没有再说什么“非腐儒所知”,而是深刻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并称消灭王浚是为了报效刘琨。于是刘琨大喜过望,他向各州郡公告了这条新闻,以展示自己多年来积蓄的诚灵所取得的成果。

   可能这条新闻还在传播途中,王浚就已经为石勒所吞并,并掉转枪口指向了刘琨。至此西晋东北地区的八个州,已经有七个在石勒的统治之下,刘琨不得不承认,被夹在匈奴人和石勒之间,自己已经“进退唯谷,首尾狼狈”了。但事实也许更糟,因为两股势力的其中任意一个,这时都不是刘琨对付得了的。

   315年八月,刘琨的军队在襄垣战败,如果不是匈奴人急于集中力量拿下长安,因而主动撤退的话,实在看不出刘琨有什么扭转局势的希望。

   316年,刘琨被朝廷任命为都督并、冀、幽三州诸军事,名义上该管的地盘越来越大,以致听起来很像是一个讽刺。一度,他收编了一支从鲜卑拓跋部流亡出来的军队,看来是恢复了一些实力,但这只是回光返照,十一月,石勒的伏击战术让这支军队全军覆没。

   从此刘琨只有依附鲜卑人段匹磾,已经不再是一支独立的力量了。好在,就像中国近现代史上某位文人气质浓郁的政治家一样,刘琨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即能够伴随着失败,不断提高自己的声望。这一点的精神意义仍是至关重要的,他成为了一个留在北方,精忠报国的象征性存在。

   晋元帝太兴二年(319年),祖逖的军队和和石勒手下的将军桃豹在蓬陂坞对峙。两军驻扎在同一个大城的两个堡垒里,相持四十多天,双方都已经筋疲力尽,并且,粮食都快吃完了。

   于是祖逖用布囊盛土,调集一千多人往高台上运送,就好像是运米的样子。另外,单独有几个人停在道边休息,只有他们的担子里,装的是真正的白米。

   不出所料,桃豹的士兵袭击了落单者。那几担白米让他们误以为祖逖军粮充足,所以失去了战斗下去的勇气。然后,祖逖又成功劫获了对方补给上来的粮食,于是桃豹只有带人在夜幕掩护下逃走。

   这可能是祖逖北伐的故事中最著名的片段,以其戏剧性而为人所津津乐道。然而这种胜利并不是关键性的,祖逖面对的形势仍然严峻而错综复杂。

   被阻不得过江的流民,当然还有豫州境内原来的居民,都在这一带建立坞堡以自守。依据形势,坞堡组织的领袖一时接受晋政府的册封,一时又依附于石勒。他们彼此之间是结盟还是攻战,也变化无常。除了石勒的后赵政权这个最大对手外,稍有不慎,这些大大小小的坞堡,也都完全可能变成敌人。

   北方刚刚开始的时候,看来祖逖并不太善于和这些坞堡主打交道。由于交际不善引发的战斗持续了几乎两年,还有一个本来倾向于东晋的坞主因此倒向了石勒。这时祖逖调整了策略。尽管无法确切的知道他使用了什么方法,但他确实使几股颇具实力的半割据力量愿意接受他的指挥。对于黄河南岸那些较弱小的坞主,祖逖则显得态度开明。由于他们往往已经把儿子送到石勒那里作为人质,所以祖逖听任他们同时归附晋赵双方,又不时派出游击部队伪装抄掠他们,以向后赵方面表示他们和自己没什么交情。

   这种富于人情味的做法让这些坞主感恩戴德,从此,他们就成了祖逖在石勒那里的眼线。情报战上的先手,使祖逖在战场上可以接连获胜,他几乎收复了黄河下游南岸的全部地区。出于慎重,石勒停止了在河南的军事活动,于是这里的生产,终于得到了一点恢复。

   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头,这一点点恢复足以使人感念无已。一次军民联欢的酒会上,豫州耆老把祖逖比作父亲,又把当前的形势描述为“三辰既朗”,——大意即祖将军庇佑下的天,是明朗朗的天。

   石勒开始向祖逖示好。他派人修缮了后赵境内的祖逖先人的坟墓,又请求祖逖开放边境的贸易。这一次,祖逖的回应具有典型的中国式智慧,即不予回应。

   但这绝不意味着祖逖不同意石勒的建议,事实上,祖逖的做法是“听(任)互市”,结果也相当理想,“收利十倍,于是公私丰赡,士马日滋”。

   《祖逖传》中描述祖逖北伐的胜利,不无夸大的成分。[ 如不提对张平、樊雅之战的艰苦;又如太兴二年对石虎的一战,在《祖逖传》与《石勒载记》中,对胜负记录完全相反。]祖逖去世后不到二十年,东晋一位大臣回顾他屯田的收益,结论也相当悲观。[ 晋成帝咸康四年,太常蔡谟的议论:“昔祖士稚在谯,佃于城北界,胡来攻,豫置军屯以御其外。谷将熟,胡果至,丁夫战于外,老弱获于内,多持炬火,急则烧谷而走。如此数年,竟不得其利。”]所以,此时的局势很可能是,祖逖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战果,但此时也无力再打下去,暂时的和平,对双方都是最好的选择。至于互市,获益是显而易见的,更没有理由拒绝。

   宋代明代的士大夫们,对和谈有一种神经质似的敌意。东晋时还不至于如此,但反感一样是存在的。[ 比如咸和八年(333年),石勒遣使到建康修好,晋政府就焚烧了他的礼物。]公开接受石勒的要求很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不满情绪,所以祖逖没有这样做,而宁可选择睁一眼闭一眼的方式。这样即使被追究起来,也无非就是渎职,——而对晋的官员来说,恐怕很少有比渎职更普遍和微不足道的罪过了。

   六

   刘琨一直看好祖逖行政、用兵的才能,听说祖逖被任用时,曾经写信给自己亲朋故旧说:“我枕戈待旦,立志枭平逆虏,常担心祖逖抢在我的前面。”

   但刘琨没有机会跟祖逖竞争了。甚至于,刘琨没有能够看到太兴三年(320年)祖逖所取得的北伐以来最大胜利。在此两年之前,刘琨已经遇害。

   刘琨一直和鲜卑部落关系良好,在战场上多次的得到他们的支持。所以失去阳曲之后,他远走幽州蓟城,投奔了鲜卑人段匹磾。刘琨仍然没有失去信心,仍然热烈的设想着怎样在河朔地区为朝廷立功,怎样用晋元帝赠送的名刀,亲手割下刘聪、石勒的头颅。但是鲜卑部落内部从来都不是稳定的,最糟糕的是,刘琨的儿子卷入了他们的内乱。

   段匹磾很尊敬刘琨,应该说,这个鲜卑人大体上该算一个正直的好人,但是他不是圣徒,他不能不顾虑别人利用刘琨的号召力来生事。

   刘琨预感到自己非死不可,于是写下了这样诗句:

   握中有悬璧,本是荆山球。

   惟彼太公望,昔是渭滨叟。

   邓生何感激,千里来相求。

   白登幸曲逆,鸿门赖留侯。

   重耳凭五贤,小白相射钩。

   能隆二伯主,安问党与仇!

   中夜抚枕叹,想与数子游。

   吾衰久矣夫,何其不梦周?

   谁云圣达节,知命故无忧。

   宣尼悲获麟,西狩泣孔丘。

   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

   时哉不我与,去矣如云浮。

   朱实陨劲风,繁英落素秋。

   狭路颂华盖,骇驷摧双辀。

   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

   诗的题目是《赠卢谌》。以后一千多年里这首诗令许多读者

感动

不已,尤其是最后几句更被反复传唱,然而当时它却并没有打动获赠者。卢谌诚惶诚恐的回答说:“这诗里有帝王的大志(挖按:指其中所用的一些典故),不是做臣子的所该说的话。”

   卢谌是个庸人,刘琨应该也是知道的。大概是这个时候他太想找人倾诉,但却实在找不到人了吧。

   反复犹豫之后,段匹磾终于还是动手了。刘琨是被绞死的,根据汉人要留个全尸的观念,这是一种很厚道的杀人方式。

  不厚道的是晋政府。段匹磾的实力还很强大,他之所以效忠朝廷,完全是出于个人的道德感,朝廷没有任何手段可以控制得了他。所以东晋方面害怕因为纪念刘琨而得罪了段匹磾。最终,经研究决定,东晋政府顾全大局,没有为刘琨发丧。

   三年后的某个夜晚,祖逖仰望天空,他看见豫州的分野上,突然多了一颗妖异的星星。祖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说:“这是为我出现的吧。”

   这一年七月,朝廷任命尚书仆射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也就是说,是祖逖的顶头上司。河南地已经恢复,现在要有人来过江摘桃子了。

   何况,戴渊是江南本地人。在北方,他没有故土,没有先人的坟茔,也没有失散或死难的亲人和朋友。这样的人对光复中原历来最不热衷,安排戴渊来担任上面这个职务,朝廷的政策意图,也可说是太明显了。

   祖逖已经病重,糟糕的消息还在不断传来,荆州的王敦和晋政府的矛盾正在不断激化。一旦发生内乱,要对外进兵那就更不可能。祖逖不太瞧得起王敦,但现在他已经没有力气像当年那样对王敦的人瞋目厉声大喝了。他的最后一点精力,只能留到营缮武牢城的壁垒上,他知道,一旦自己不在,后赵的军队就会杀来,豫州百姓平静的生活,将就此结束。

   很多人都看见了那颗奇怪的星星,对朝政的不安使他们得出了同一个结论:今年西北大将当死。

   九月,祖逖去世,豫州的百姓哭之如丧父母。谯、梁两地,更是为之立祠祭拜。自然,那些当年遭他劫掠的流民的冤魂,已经无人过问。

   当祖逖最初冀图北伐时,晋政府只给了他一千个人的口粮,三千匹布,没有士兵,没有兵器盔甲。没有那肮脏的第一桶金,祖逖只能一事无成。他转型得非常及时,局势稍微安定,他就变成了一个勤政、廉洁而又公平的地方官员。或者不得不承认,当时那种情况下,道德上也许有人可以比他更高,但事情,却几乎不可能做得比他更好。

   有时,想到这一点,不免使人心头发堵,或者对

历史

产生更悲观的感想。所以,我还是宁可把下面这个场景放到文章的最后。

   晋阳城被重重包围,城中窘迫无计,于是,刘琨乘月登楼清啸,城外的人听见,都不禁凄然长叹。月过中天,刘琨吹奏胡笳,悲凉激越的音乐中,胡人骑士们开始流泪,乃至低声啜泣,每个人心头,都泛起故乡大漠的风光。等到天将黎明,刘琨再次吹起胡笳时,他们都忘了战争,纷纷拨转马头,绝尘而去。

   这一段出现在《晋书·刘琨传》中,却没有被收入《资治通鉴》。司马温公是一个平实严谨的

历史

学家,大概,他不能想象会有如此传奇性的事件。

   但如果这是事实,倒也并不难以解释。战争和仇恨使人变成野兽,变成杀戮机器,然而总是这样,当兽化达到顶点的时候,人也会变得无比脆弱。灵魂深处有某个点,在那里,他将一触即溃。

   清啸吹茄,并不是为了退敌刻意制定的一个策略。刘琨只是累了,感到厌倦,他需要一个空旷的地方,用自己最熟悉的方式去宣泄一下情绪。他走上城楼,这时他的心里没有敌人,也没有听众。

   于是,刘琨吹奏出的旋律,就轻轻敲打在这个点上。

   晨光熹微,胡骑的身影,在烟尘中渐渐隐去,刘琨缓缓放下手中的胡笳,他还沉浸在自己的状态里,没有发觉城外的变化,只觉得心里柔软到了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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