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好,因为学校的缘故,曾经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向葛兆光先生请教过这个问题,所以不以鄙陋,冒昧的作答。
顾颉刚的疑古思想,归根结底是一句话,那就是未经证明的文献材料都是不可信的。他并不是如同很多人认为的一样,真的不相信中国有古史的存在,他只是用一种“有罪推定”的眼光来看待历史文献,也确实被他找到很多有问题的古史的记载,大家的答案也列举了一些。传统中国的史学,大体上还是相信文献材料的,反倒是经学家们对于材料的真伪存在比较多的争议。在这个意义上说,顾颉刚这种疑古的思想,对于中国历史学学术的近代化是有相当的进步意义的。他提出的历史书写的“层垒”观点,对于后世的史料批判的历史学研究方法很有启发。因为史料批判的基础就在于去传世文献,特别是去正史的经典化。我们今天司空见惯的认为,正史不过是“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但是这种观点并不是一直都有的,而是滥觞于顾颉刚先生的疑古。
但是现在也有人说要“走出疑古时代”,这句话是李学勤先生最早说的,后来李零先生把李学勤先生一系列的类似言论整理出来发表了,题目就叫“走出疑古时代”。这篇文章也是通过考古材料来说明,古史的可信性。但是类似的思想其实很早就有了。比如当时的王国维先生就认为,传世文献是有可信性的。但是这里面很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一系列反对疑古的人,那些以考古材料证明古史真实性的人,恰恰迎合了顾颉刚先生一开始的前提,那就是文献材料是需要证明的,不然就认为不可信。其实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出土,民国末年大家就普遍的不疑古了。胡适先生就是一个先疑古,后信古的典型代表。但是历史学对于文献材料的怀疑,从此就开始了。
所以说,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怀疑的是一切的文献材料。因为涉及到上古史的部分的时候,文献材料问题最多,所以顾颉刚先生才会以这一段时间的文献作为靶子。这造成大家会认为疑古只是单纯的关于事实的问题。其实不然,疑古其实更大的影响作用于研究方法论的层面。对于传世文献是否可信这一问题,顾颉刚先生开启了“有罪推定”的先河,这才是疑古思想最核心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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