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真的把地主和资本家逼到投共了吗？
国民党政策的演变与地主资本家的立场
国民党作为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政治力量，其经济政策并非一成不变。从早期强调“平均地权”到后来在大陆时期推行的土地改革和经济管制，这些政策的实际执行效果和对地主资本家阶层的影响，是理解他们是否“被逼投共”的关键。
早期（北伐至抗战前）： 国民党在理论上提出了“平均地权”，但实际推行力度有限，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土地兼并的问题依然严重。此时，许多大地主和官僚资本家与国民党政府联系紧密，甚至成为其重要的支持基础。他们普遍希望维持现有的社会经济秩序，对可能损害其利益的激进改革持保留甚至反对态度。然而，也有一些进步的资本家和知识分子对国民党的改革不力感到失望，开始关注其他政治力量的可能性。
抗日战争时期： 抗战爆发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被缓和。国民党政府为了团结一切力量抗日，在经济上采取了一些战时管制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族资本家的经营。同时，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推行减租减息政策，并逐步进行土地改革，吸引了一些农民支持，也对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农村产生了思想影响。一些原本对国民党不满的地主和资本家，可能会因为战争带来的不确定性而更加警惕激进的变革，但也有部分人出于民族大义或经济考量，支持国民党政府的抗战。
国共内战时期（19451949）： 这是最关键的时期，国民党的许多政策被认为是“逼走”了一部分地主资本家。
恶性通货膨胀与经济崩溃： 国民党政府在内战期间为了支撑庞大的军费开支，采取了滥发货币的政策，导致中国经济出现了灾难性的恶性通货膨胀。法币、金圆券等货币迅速贬值，使得工商业者和储存财富的地主资本家损失惨重。他们的财富瞬间化为乌有，正常的商业活动难以维系。这种经济上的绝望感是许多人转向支持共产党的重要原因之一。
土改运动的扩大与压力： 随着战局的不利，共产党在解放区和新解放的地区积极推行土地改革，将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国民党政府虽然在某些时候也试图进行土地改革，但其规模、决心和执行力都远不如共产党。在国共争夺农村支持的背景下，共产党通过土改获得了农民的广泛支持，同时也给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主阶层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一些地主担心在国民党失败后，他们的土地会被更彻底地剥夺，因此可能会寻求更安全的出路。
经济管制与对民族资本家的压榨： 为了应对经济危机和战争开销，国民党政府在后期的经济管制日益严厉，甚至出现了“国家资本”对民族资本家的挤压。例如，一些官僚资本的扩张，以及政府对重要物资的垄断，都让民族资本家感到生存艰难。他们认为国民党政府未能创造一个公平、稳定的营商环境，反而成为他们发展的阻碍。
政治上的失信与腐败： 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后的腐败问题也日益严重，官僚资本与政权紧密勾结，进一步损害了社会公正。许多地主和资本家对国民党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政治道德失去了信心。
地主和资本家的“投共”表现
这里的“投共”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可以体现在多个层面：
1. 思想转向与支持： 一些地主和资本家在目睹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崩溃和腐败后，开始转变政治立场，对共产党的“耕者有其田”、“共同富裕”的口号产生了认同感，至少在情感上倾向于共产党。
2. 暗中资助或提供便利： 一些原本与国民党有联系的地主和资本家，为了规避风险或出于对共产党政策的谨慎乐观，可能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为共产党提供一些经济上的支持或信息上的便利。
3. 人员流动与加入： 最直接的“投共”是地主和资本家阶层的一些成员，或者他们的子女，选择加入共产党，或者在新中国成立后，积极配合政府的政策，甚至主动捐献财产。例如，一些民主人士、工商界代表，在国民党统治的后期，已经认识到国民党政权的危机，转而支持中国共产党，并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需要注意的复杂性
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个过程的复杂性：
并非所有地主和资本家都“投共”： 相当一部分地主和资本家依然忠于国民党，或者选择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他们对共产党及其政策持有强烈的敌意和不信任。这些人是反对共产党的主要力量。
“被逼”程度因人而异： 即使是那些倾向于共产党的地主资本家，其“被逼”的程度也各不相同。有些人是出于对国民党彻底失望，有些人是对共产党的政策抱有幻想，有些人则是为了在新的政治格局下寻求生存和发展。
共产党政策的调整： 共产党在不同时期对地主和资本家的政策也有所调整。例如，在解放战争初期，共产党在对待被占领区地主和资本家时，采取了相对谨慎的态度，避免过早激化矛盾，而是优先争取他们中立或支持。在新中国成立后，对民族资本家采取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通过公私合营等方式将其纳入国家经济体系。
结论
总而言之，国民党政府在国共内战时期的经济政策失误，尤其是恶性通货膨胀和未能有效遏制官僚资本，以及未能成功推行有效的土地改革，确实导致了相当一部分地主和资本家对国民党政权彻底失望，甚至对其政策产生了恐惧。这种失望和恐惧，加上共产党在宣传和政策上对这些阶层的某些吸引力（例如承诺稳定和发展，以及在早期对民族资本的争取），使得一部分地主和资本家在政治上转向，甚至在行动上“投奔”了共产党或支持了共产党的事业。
因此，可以说国民党的一些政策和经济上的失控，客观上为共产党争取和分化了部分地主和资本家阶层，使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再坚定地支持国民党，甚至转而支持共产党。但这并非一个简单的“逼迫”关系，而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经济因素交织下的选择过程，并且其结果并非全盘接受，大部分地主资本家依然是国民党的坚定支持者。理解这一点，需要区分不同时期、不同群体以及不同程度的“投奔”。
网友意见
你觉得“把家里金银首饰贵重物品强制性交出换成金圆券”这个政策是在搞谁的钱？
你这个范围太大，应该是：国民党蒋介石势力把除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及有关人员以外的所有地主和资本家逼到投共。
你以为南京政府是一个资产阶级政权，所以肯定会维护资本家。
但很不幸，他是一个反动政权。
你以为江浙财团顶老蒋上了位，老蒋就会投桃报李。
但很不幸，老蒋几乎是前脚上位，后脚就开始了自己的表演。
我们的故事要从1927年说起。
这年1月，国民革命军挥师入浙，兵锋直指上海。周恩来坐镇沪上，亲自挂帅，于3月21日发动武装起义，一举拿下了这个花花世界。
一时间各方震动不已，江浙财阀如丧考妣。
吾人最怕之事，即共产——上海商业联合会宣言一稿、二稿
关键时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前上海股票经纪人 蒋公介石亲临上海，与上海商业联合会代表团做密切接触。江浙财团表示只要你肯跟TG决裂，我这边马上掏钱。粉纱大王荣宗敬更是表态：
要铜钱用，我有，做事体请洽卿、晓籁两位老哥，钱要多少，我出多少——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档案室史料，卷146
老蒋3月26日抵沪，29日会见上海商业联合会代表团。4月1日，江浙财团的钱就顶了上来。拿到钱的老蒋底气顿时足了起来，迅速发动了412政变。事成之后江浙财团大喜过望，在25号马上又打了700万过来。
然后……老蒋就不乐意了。
跟sei俩呢？
就这么点儿？不是要多少有多少么？现在我要了，你倒是给啊！
上海的这些资本家们是万万没想到，共产的事虽然不用担心了，但是敲诈勒索、绑票摊派这些事他们是一件也逃不掉。老蒋的人很快就上门开始强迫商人们掏钱捐款，你要是胆敢不给，转眼就有人把你捆走——之前表示“要铜钱用，我有”的荣宗敬被扣上了“奸商”和“资助军阀”的帽子锒铛入狱，面粉厂被老蒋亲自下令没收，不得不交钱买平安。除了老蒋当年混迹上海时交好的虞洽卿、王震等少数几人外，上海有点实力的商人几乎是人人自危。
有钱的中国人可能在他们的家里被逮捕，或者在马路上神秘地失踪……估计蒋用这种手段约共筹集到五十万美元，上海在近代任何政权下都不曾经历过这样的恐怖统治。——H.欧文·查普曼：《中国革命，1926—1927》，第232页
这种匪夷所思的土匪手段一直持续了近四个月。6月份的时候老蒋觉得这来钱还是有点慢，自己辛苦一趟，不能只挣资本家的钱，所以南京政府颁布了一项“房租济饷通知”，要求所有公共租界的房东必须上缴两个月的房租！
什么叫站着挣钱啊（战术后仰
然后老蒋8月下台了，上海资本家们弹冠相庆啊！庆祝了没几个月，28年1月7日，老蒋又卷土重来了！还是原来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这次上海的有钱人终于受不了了，干脆咱们跑了算了……美国领事对此瞠目结舌，以至于情不自禁地吐槽到：还是你们狠啊！
蒋在这一地区的部下似乎正在又一次求助于类似1927年夏天在上海盛行过的官方的敲诈勒索的阴谋诡计。——美国驻沪领事克宁翰致马慕瑞·美国国务院 893/5409 1928年2月11日
所以对民族资本家而言，他们在支持先总统 蒋公上台之后始终没能有效地将自己的经济实力转变为实实在在的政治实力。因此蒋的财政一旦吃紧，他们就会被扒皮抽筋，吐出自己口袋里的钱。在老蒋的世界里，资本家并不是什么值得他争取的对象，而只是一群人形的提款机而已……
来来来我给你讲讲“红色奴隶主”王国兴的故事，其父亲王政和，是一位海南岛黎族的一位峒长、大总管，家里在当地有点威望，有点小钱。据传王国兴本人在南京学习时曾被国民党骗去一个展览会当猴子被展示，心里就憋着一股火。
抗日战争时期，海口南渡江大铁桥上守桥的日军对通过桥下的无辜民船，经常任意抢掠和无端开枪射杀，还时不时悬挂抗日分子的头颅用来威慑他人，这座桥当时被海南老百姓称之为鬼门关，在今天被称为鬼子铁桥。而龟缩岛内的国民党也发挥了他大难临头不忘剥削民脂民膏的传统，非但加紧鱼肉黎族苗族群众，横征暴敛，掳掠奸淫，无恶不作。甚至以割黎、苗族同胞的头颅为乐，集体屠杀事件也时有发生。看看，这两拨人干的是一个鸟事。
王国兴的父亲，也就是答案上面提到黎族峒长，因为看不下去国民党对本族的迫害，带头抗税被害，还被扣上了共产党的帽子。王国兴继承峒长之后，经过深思熟虑，心里觉得既然党国都说我是共产党了，我不投共怕是不给党国面子吧。于是乎在经过秘密组织之后，于1943年7月带领黎族同胞发动了白沙起义，仅白沙县直接参加战斗的黎胞就有3万人，在战斗中歼敌800余人，缴获枪支300多支。起义之后带着队伍转进山林之中到处寻找共产党，最终在1943年冬找到了琼崖纵队。中共琼崖特委立即成立黎民工作委员会前往鹦歌岭，指导黎族人民的武装斗争。后来王国兴带队伍冲出敌人重围，来到琼崖纵队驻地，见到琼崖特委书记、纵队司令员冯白驹，随后成立了以黎族起义战士为核心的白保乐（白沙、保亭、乐东）人民解放团，王国兴任团长。而他本人正真入党那还是十年后的1953年的事。
康熙是大清国的皇帝，康德也是大清国的皇帝，于是他们康字辈儿一家亲？别闹了，真要在地府见了面，玄烨能把溥仪活吃了，孜然粉都不要沾的。
民族资本家是资本家，买办资本家也是资本家啊。
买办资本家最见不得的，就是民族资本家过得好。
因为买办资本家的财源是关税，如果国内开厂子的民族资本家把洋货给打跑了，这一大块关税收入就要没了啊。
为毛民国时期都是洋火、洋油、洋布？为什么多收了三五斗反而活不下去？
课本上经常说是因为国内工商业落后、万恶的美国搞粮食倾销。
实际上呢？深层问题在于民国压根不想去做火柴煤油纺织业，也不想支持国内农业，他们还指着“外洋大轮船”入港是给他们交的税过日子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主语不应该是国民党，而是蒋介石。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国民党在国际国内还是人望颇高的，不过，国民政府的先天病——名义上共和，实际上独裁，导致他们长远不了。
首先，查封汉奸资产，接受日军物资，很多接收大员假公济私，中饱私囊，以致舆论大哗；
其次，政治上血腥镇压民主运动，暗杀闻一多等知名人士，知识分子阶层民怨沸腾。
第三，币值改革，金银硬通货收归国有，金圆券成为废纸，恶性通胀导致城市中下层阶层民不聊生，富有阶层也因为通胀及伴随的“打老虎”运动而财富缩水。到最后，除了四大家族外，没有人不抱怨的。
所以，1948年年中，很多人都已经知道结局是什么了。
岂止，国民党向城乡居民抢钱可不管你是穷人还是富人，就连大地主、大资本家甚至虞洽卿、荣毅仁这种超级富豪都难逃国民党的魔掌
“……小蒋召集亲信密商后，决定采取打击中产阶级以争取城市贫民支持的方针。这位太子爷派特务和军队到上海各家商店，以逮捕相要挟，迫使商人按硬性规定的价格出售商品。商人的脑袋被手枪顶着，没有办法，只好屈服。上海人乘此机会疯狂地抢购，把毫无价值的钞票换成有价值的商品。店员和店主忙说自己的商品质量不好，使劲劝顾客别买。这在中国近代史上也许还是破天荒第一遭。可是他们还是白费唇舌。顾客们哪管什么式样、尺寸，什么东西都买，而且马上就要。有一个苦力从货架上抓了几盒青霉素。店员吃了一惊，问他是不是知道青霉素的用途，苦力回答说：“管他娘的，反正它比钞票值钱！”
上海商店的贷架被抢购一空。许多商人在几天之内就倾家荡产。蒋介石试图用蛊惑人心的政治手法解决经济问题，这反而使大家都看出，他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不过，商人的屈服长了蒋介石的威风，使他由惊慌失措变为一意孤行，决定要蛮干下去。中产阶级的油水已经挤干，现在该轮到上层阶级了。小蒋横了一条心，不计后果，向银行家和上海滩的地方势力开刀，这些人曾是他父亲的最坚决的支持者，蒋介石就是靠了这些人的帮助才上台统治了二十年。
为了使他的新法西斯主义纲领获得人们的支持，小蒋接连查抄有钱人的财产。货栈、店铺、市场、车辆、船只和飞机全部是他手下警察打劫的对象。抢走了人家的资产以后，小蒋又进而逮捕资本家本人。他先拿一个二流投机商王春杰开刀，把他枪毙了，杀鸡给猴看，威逼其他人乖乖交出钱来。
接着小蒋逮捕了申新纱厂、永安面粉厂和浙江系的银行钱庄老板。这些全都是他父亲的金融机器基本组成部分。小蒋以惊人的速度打掉了他父亲经济基础的支拄。
换句话说，一个垂死的政权已经到了它生命史中的关键时刻，这时旧社会的头面人物为自己安排好了自杀。可叹在这样的时刻，历史倒往往会变得富有艺术意味起来。蒋最后的一个支柱偏偏要由他自己的儿子来削弱，这真可谓是他的恶报啊。而偏偏这个儿子又曾经在苏联留过学，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小蒋行动的高潮就象是庸俗电影里的情节一样。一九二七年，上海有名的私贩鸦片大王杜月笙派出五千名地痞流氓从公共租界进攻华界的工人，才使蒋介石得以上台。现在小蒋竟整了他父亲的恩人，把这个鸦片大王的家人抓起来了。“
——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
看看，现实永远比小说更精彩，写小说还要考虑合理性，可是现实却往往要多魔幻有多魔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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