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中共在1944年国民党惨败于日寇的豫湘桂战役之前,忽然军队异常调动。这是真的吗?

回答
关于中共在1944年豫湘桂战役前军队异常调动这一说法,我们需要结合当时的史实来分析。

首先,要明确一点,1944年的豫湘桂战役(又称“一号作战”)是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遭受的惨重失败。这场战役的背景是日本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同时削弱中国正面战场的力量,对国民党控制下的河南、湖南、广西等地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国民党军队在装备、训练和指挥上都存在诸多问题,最终导致了战略要地的失守和数个军的覆灭。

那么,中共军队在此时是否有异常调动呢?

从国民党方面视角来看:

国民党中央和军事委员会在战时高度关注所有在中国境内的军事力量,包括中共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他们对中共军队的动向一直保持警惕,并且常常将中共军队的任何调动都视为一种潜在的威胁,甚至是一种“异动”。

在1944年,虽然国共合作抗日,但双方的矛盾和摩擦从未停止。国民党希望中共军队能够按照其战略部署,在正面战场牵制日军,或者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而中共方面则更倾向于发展壮大自己的武装力量,巩固和扩大其在敌后抗日根据地。

因此,从国民党高层的角度来看,只要中共军队的调动不完全符合他们的预期和指挥,都有可能被解读为“异常调动”。例如,中共军队可能是在巩固或扩大根据地,进行自卫反击,或者与日军进行游击战,而这些行动在国民党看来,可能是在“扩充实力”,是在“不听指挥”。

从中共方面视角来看:

中共军队在1944年正处于敌后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为了在日军的“扫荡”和国民党军队的挤压下生存和发展,中共军队必须不断地进行军事调整和战略部署。

巩固和扩大根据地: 日军在1944年发动豫湘桂战役的同时,也加大了对敌后根据地的“扫荡”力度。为了应对这些压力,中共军队必然需要进行兵力调动,加强对关键地区和交通线的控制,以保障根据地的安全和发展。
配合反攻与牵制日军: 虽然中共军队的主要力量在敌后,但他们也在积极寻找机会配合正面战场的反攻。通过对日军后方和占领区的骚扰、伏击,可以有效地牵制日军的兵力,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某些区域的军事调动,可能正是为了执行这样的任务。
利用国民党军队的失利: 豫湘桂战役是国民党军队的一次重大溃败。这种局势的变化,客观上为中共军队在敌后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国民党军队的溃退,意味着一些地区失去了国民党政权的控制,也可能为日军的渗透创造机会。中共军队在这种情况下进行部署,是为了维护抗日阵线,防止日军进一步扩大占领,同时也可能是在趁机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内部调整与军事训练: 任何一支军队在长期作战中都需要进行内部的整编、训练和战略思想的更新。中共军队在1944年也处于这样一个阶段,为了提高战斗力,会进行一些正常的军事调动和训练。

具体的“异常调动”表现?

如果国民党方面指责中共军队有“异常调动”,可能指的是以下一些情况:

1. 中共军队在国民党军队后方或占领区活动: 在一些国民党军队防守薄弱或撤退后留下的区域,中共军队可能会进入并建立根据地或进行活动,这在国民党看来可能是不允许的。
2. 中共军队大规模集结或向特定方向调动: 如果中共军队的调动规模较大,并且目标方向不是国民党所期望的,那么很可能被视为“异常”。例如,如果中共军队调动到靠近国民党控制区域的边缘,可能会引起国民党方面的猜疑。
3. 中共军队独立行动,未与国民党军队协调: 即使中共军队的行动符合抗日大局,但如果它们是独立执行,没有事先向国民党方面报备或进行协同,也可能被国民党方面视为“异常”。

总结:

认为中共在1944年豫湘桂战役前有“异常调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观察者的立场和视角。

国民党认为的“异常调动”,往往是指中共军队没有完全服从其指挥,或者是在其认为不应出现的区域活动,是为了巩固和扩大自身实力。
中共认为的军事调动,则更多是为了应对日军的进攻、巩固敌后根据地、以及在可能的范围内配合抗日大局。

事实上,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在军事上的协调非常有限,更多的是各自为政。中共军队在敌后开展的游击战争,虽然在牵制日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战略和战术与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的作战方式有很大不同。因此,将中共军队的军事部署简单地视为“异常调动”可能过于片面,也忽略了当时国共两党之间复杂的关系和各自的战略目标。

历史的真相往往是多方面的,在分析任何军事调动时,都需要结合具体的历史背景、双方的战略意图以及当时的军事地理情况来综合判断。关于“异常调动”的具体证据和指向,需要更详细的历史资料来支撑,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国共合作抗日的大背景下,双方军队的相互猜疑和摩擦从未停止,军事调动也总是伴随着各自的考量和盘算。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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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题主的说法,1944年日军和共军就已经知道日军1945年就会战败,然后共同商量好了1944年日军打头阵帮着共军抢地盘。好让共军以后打败国军

—————————————————我是不出所料的分割线————————————————

果不其然,有阴阳怪气的角色出来指责TG了,那我们就来看看,豫湘桂会战中,TG是不是就在那里作壁上观了。

下面这些文字均来自

日本防卫厅

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下册第五章第一节

“中共方面表面上虽未进行大规模的武装反攻,但地下活动日益活跃,使我方警备增加了很大困难。视察过京汉作战现场的参谋次长秦彦三郎中将,曾向大本营提出报告称:‘作战期间,原来占领地区的治安急剧恶化。’

山东半岛

治安恶化,对于青岛—菜阳—

栖霞

芝罘

路线的确保也很困难。10月中旬要地栖霞也放弃了。

……京汉作战一开始,共军同时开始扰乱后方,特别是西面的庞炳勋军,被压到辉县汤阴县西部,使京汉路经常受到威胁。

陇海路以南重庆军很少积极活动,张岚峰军得以确保该地治安。但京汉路以西地区,共军势力强大。日军驻林县警备队撤回后,该方面的庞炳勋、孙殿英军受到压挤,担当

濮阳

方面的

孙良诚

军也逐渐被蚕食后退。

京汉作战时,最初预定只以部分兵力参加,但为了攻占洛阳,(63)师团长急速率领第六十七旅团主力前往指挥菊兵团。在此期间留守地区治安急剧恶化,驻北京附近的分屯部队也遭袭击,并不断发生炸毁铁路,向我城内后勤诸设施投弹,以及中国方面的武装团体叛变、被绑架和逃亡等事件。
方面军占领洛阳后,鉴于该地附近治安迅速好转而北京方面治安恶化的情况,遂于5月27日,解散洛阳的菊兵团,命第六十三师团各部队返回原地

当时,中共趁京汉作战日军兵力集中和转移的空隙,企图扩大势力,其秘密活动仍极顽强,尤其是冀东、冀中地区,各种活动都很激烈。

由于精锐兵团的调出,警备更迭频繁,密度降低,太岳军区的共军大有显著扩张之势。”

这就是某人嘴里豫湘桂会战中“一片太平,铁轨都没断一根的华北后方“。

————————————我再分割一下————————————————————————

还有,某些人现在信誓旦旦的说TG该如何如何考虑民族大义,请问当时的蒋委员长愿意TG出兵占地盘么?愿意给TG的主动攻击提供支援么?

早在1943年9月,史迪威就曾经向蒋介石提出一份计划,其中有这样的内容:“第18集团军……这个军力可以有力地使用,威胁平汉铁路”“本计划的提议如下:……c.第18集团军开进五台区域,袭击平汉铁路。”但是该计划被蒋介石严辞拒绝,为此两人闹翻。(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史迪威资料》,56—59页)

请问这时候的蒋委员长考虑过”民族大义“这个问题么?

————————————————————再割一下啦,割一下又不会痛——————————

既然有人还舔着脸说国军在豫湘桂打的如何如何,那我就不得不拿点资料来说事了

“无论怎么说未受敌军多大抵抗,就攻占了桂林,继而攻占柳州,并乘敌军动摇之机,以“旭”的精锐师团(第三、第十三师团)进行果断进攻,取得了圆满的成功,缴获了大量军需品,特别是美式武器。”

“(1944年)11月21日 “旭”的追击部队在怀远(宜山西方)缴获敌人军用列车(机车11台、货车106辆、客车4辆),缴获大批军用品。据日后清点,计有反坦克炮两门、反坦克炮弹40吨、150毫米榴弹40吨、山炮弹90吨、15毫米机关炮弹17吨、20毫米机关炮弹10吨,飞机1架、飞机发动机6台、炸弹160吨、油17吨、机械20吨、粮食500吨、煤400吨。这是追击的战果,由此尚可看出美军援助桂、柳方面所用的力量。”

——《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289,290页

“由于我地面部队的迅猛前进,以及第6飞行战队池田中队超过行动半径的限度轰炸敌人列车、切断铁路等,成功地缴获了存放在桂林、柳州以西地区的大量弹药、被服、航空燃料、铁路器材、机器等军需品,为后来第11军的自战自存活动带来了很大好处,甚至出现奇异的现象——日军制式武器的弹药显著不足,前线部队几乎均以缴获的机枪等做为主要装备。”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商务印书馆出版1984年版,1359页

“日军所获得的物资中用处极大的还有当地粮库保存的500吨大米,因为都是已经脱了壳的大米,所以应该是军用大米。有了如此之多的粮食,日军无须再为部队的主食供应问题担心了。

——[日]藤原彰:《中国战线从军记》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三章“遂赣作战.从赣州到新城”

“那里有兵站医院,日军在那里还得到了大量的对于卫生所必不可少的医药材料。特别是日军得到了大量用于预防疟疾的药物奎宁(即金鸡纳霜)的糖衣片剂,对于缺医少药的日军来说,这些药品是非常有用的东西。由于补给的断绝,没有奎宁,所以疟疾对日军是很大的威胁。因为营养失调导致身体衰弱以后,就很容易感染上疟疾,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很多人就会因为体力衰竭而死亡,成为在战场病死的最大原因。在这里找到了大量奎宁,就能够挽救很多日本军人的生命。”

——[日]藤原彰:《中国战线从军记》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三章“遂赣作战.从赣州到新城”

“战争形势非常清楚地表明,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我们身处第一线的作战部队反而对新的大规模作战抱有很大的期望,那是一种对于日军尚未践踏的土地进行侵略的希望和期待。因为一旦侵入到那里,就能得到丰富的物资”

——[日]藤原彰:《中国战线从军记》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二章末尾

运输大队长的称号,真是恰如其分,呵呵呵呵。


最后,有图有JB,猜猜日军肩上扛的是啥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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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民众攻击国军,你以为“水旱蝗汤,河南四荒”里的“汤”是指谁?

国府大员害老百姓活不下去,你还不许老百姓反抗了?

水旱蝗汤中的汤指的到底是谁? - 历史

至于彭雪枫……你真以为他打的是“国军”?

共产党势单力薄,敌后抗战需要与地方武装合作。这些地方武装中,存在一些明面是由国府委任、暗中接受日伪委任的武装,用中共的话来说就是“伪化顽军”。譬如所谓的“国军”王传授部和李光明部,明面打着国军旗号,暗里接受日伪撑腰。对于这些武装,共产党采取的工作是先礼后兵。毕竟国民大革命的失败使共产党明白了“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李光明(1913—1946),夏邑县人。1937年在国民党税警团当电话兵,1938年就当了日伪“豫东道尹”的手枪队员。1940年8月,李光明出任日伪夏邑县二区区长;10月5日,李光明部纠合日伪“和平救国军”十八师特务营刘文耀部400多人攻入夏邑县抗日民主政府二区,将民运科长苏刚的尸体头颅铡下、“进献”给县城的日军;12月下旬,李光明部夜袭中共驻刘破楼二区忠恕乡联防队,枪杀农会主任韩健民和联保主任李德扬,抓捕30余名联防队员。

1942年春,国民党将领于学忠在千佛阁与日军作战,李光明部趁机捡拾400余支枪。日军一再逼迫其上缴这些枪支,李光明为保存实力,拒绝从命。随后,李光明率部投靠国民党军刘子仁部、出任苏北挺进军二十纵队八十二支队支队长,盘踞八里庄;他背靠国民党、暗结日伪军,大肆扩充实力、残害群众。

民间有谣:“土顽李光明,是个害人虫。驻在八里庄,有兵三个营。不打日本鬼,专害老百姓。要粮又要款,树木全砍净。东西任意拿,群众不敢吭。扒房盖炮楼,拉夫又抓丁。冤屈无处诉,盼望彭雪枫。铲除大恶霸,为民把冤申。”

1944年,李光明部有三个营和一个特务连,兵力1500余人,修筑壕沟和碉堡,固守八里庄、小张庄、李小楼等据点。豫湘桂会战,国军溃败;李光明见势,再次勾结日伪。

新四军反复劝说无效,不得不以武力对其进行惩戒。可以说,彭雪枫牺牲的这一仗,不仅是为人民除害,而且是为国府铲奸,维护伟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你说,彭雪枫这个“抗日烈士”,双引号该不该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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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弱就不要找杜撰外部理由了。

1950年,国内共产党同时和上海资本家、各地国民党残部、新疆及西藏地方武装、各地土匪直接战争的同时,对外的朝鲜战争,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美国也推不动38线。

1944年国军又打的什么样子?豫湘桂一泻千里,8个月就丢了1.5个朝鲜面积,6000万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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