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近十年来抗战电视剧偏爱描写「纨绔少爷」「江湖大佬」参加抗日？

我的团长我的团还是不错的

两个原因，首先是为了逻辑自洽。

按照现在的官方主流史观，“国家（民族）利益”是超越一切内部阶级矛盾的存在，战争就是单纯的国家利益争斗，抗战史则是中日两国“抢钱、抢粮食、抢女人”的高级体现。编剧导演无论水平高低，只能在这个框框里打转，生怕涉嫌影射当下，甚至不可以说共产党代表的抗日力量在抗日期间主动发起阶级斗争，“破坏统一战线”。在这个限制下，编剧自然要把多数抗日骨干都安排成民国上层人士，把家仇国恨的结合点设定为既得利益的争夺（土匪的抢劫权也是一种既得利益），从而合乎逻辑地解释他们和日本人的矛盾。

贵族从军保卫自己的领地，这合情合理，但对于30-40年代的中国人民来说，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封建军阀、地主、买办资本家……这些内外强权是一回事，都是同时具备反动性（不给大多数人带来希望）和落后性（通过残暴手段聚敛财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效率比较高，打上门来要通吃，所以我们要先抗日，但这绝不意味着其他既得利益集团比日本帝国主义更好，只说明他们相对无能，害处较小。民国的统治集团，无论是白道的将军省长，还是黑道的土匪盗贼，在占有大多数财富的同时并没有做出有效投资，不能提供就业和发展，所以统统是寄生于中国人民的蛀虫。有思想的人民武装力量可以暂时容忍他们，但绝对不会因此放弃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和剿匪的既定政策，只有搞实业的民族资本家可以多合作几年。

抗日剧的主角曾经都是普通工农

实际上，正是因为共产党暴力改造了中国社会，破坏了原有的反动基层秩序，抗日游击队才能在敌后站住脚，解放军大军才能在根据地支持下打歼灭战，未来的中国才有能力自力更生搞工业建设，最终为世界第一工业国奠定基础。北伐战争、苏维埃共和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五年计划……这是一脉相承的革命改造，都中国人民的自我解放。作为其中一个环节，抗日战争绝不是一场单纯的国家战争行动，而是底层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夺回发展希望的重要步骤——这也正是当年的人民抗日武装竭力宣扬的观点。

蒋介石国民党既是法西斯主义，为什么又能抗战呢？

我们回答：毛泽东同志告诉了我们，他是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因为他带买办性，所以当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的时候，他能依靠别的帝国主义去抵抗，并利用民族救亡高潮，起着抗战的革命作用。同时，他又带封建性，所以当同盟国家渐渐重视中国民族抗战的时候，他又回到复古的排外的思想上去，起着反动的作用。并且正因为他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所以对内总是反对人民，惧怕人民，压迫人民的。他的抗战是决不会彻底的。

……于是又有人问：法西斯主义是民族侵略主义，蒋介石国民党既还抗战以抵抗日本侵略者，为什么叫他做法西斯主义呢？我们回答：正因为这样，所以毛泽东同志叫他做中国的法西斯主义了。民族侵略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一种特征，不是唯一的特征……蒋介石国民党在历史上在现在，都是向人民向劳动群众施行最残酷的进攻，以至于进行镇压革命的内战，实行疯狂猖獗的反动和反革命，成为全中国人民的死敌。只是因为中国已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环境中，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无力对外侵略。

有些敌人在一定条件下是有两面性的。在同他们结成统一战线的时候，有右倾观点的同志，只注意他们可以联合的一面，忘记了他们的反动性。比如抗战初期，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集团参加了抗战，但还保有他的反动性。右倾的错误是替他擦粉，把他的反动性抹杀了。在一九三八年第二个武汉时期，说蒋介石集团不是法西斯，不是军阀，这就错了。蒋介石确有反动性，他是军阀，是法西斯，一定时候我们不去强调这方面是可以的，但是替他擦胭脂抹粉就错了。

现在的文化部门不许谈这套逻辑了，就连别人指责共产党“不专心抗日”的时候，都不敢理直气壮地反驳“我们本来就不是只打日本”，而是羞答答的解释：“

”，和当年改造中国社会的斗争精神做全面切割。那么就得有一套替代的说辞，这套说辞是什么呢？

目前来看，他们毫无创意，直接捡起了当年蒋介石的解释，假装抗战前我们已经有一个内部矛盾相对可以忽略的国家，大家抗日就是保卫这个美好的社会。但国家毕竟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图腾，在电视情节中必须体现为具体的矛盾冲突。编剧也知道用爱情和面子解释中日矛盾太傻了，必须谈利益，那么谁会最积极地保卫自己的利益呢？谁的家族利益会和中日战争紧密绑定呢？显然是在民国已经能吃肉住大宅坐汽车的阶层。抗日剧主角的社会阶层因此越升越高，从底层工农逐渐变成了官宦富商的子弟。底层军民就算上场，也只能当无脑热血的龙套或是插科打诨的配角，绝对不会主导剧情的发展。这个转变，在台剧港片中已经出现了五六十年，在大陆影视圈现在也逐渐变成主流，可见经济基础决定文化风格。

《梅花》讲述的是地主或乡绅的抗战，毕竟两岸的阶级立场不同，台湾要讲述的地主可是很慈善优秀的那种，这一点很总要，没有这样的假设，该片就没有了理论支持了。所以开篇就是林家生了孩子大摆筵席，屠夫“张一刀”上前就夸耀：“没有林老爷给我们房子，我们哪有生意做”，所以林老爷的事就是我们下人的事。林家少爷也是平易近人（不是富二代的样子），留过洋，还与日本人池田队长做过4年同窗，所以河池也登门道喜。老爷子不喜欢日本人，但也说不上反抗。你看这关系，哪有抗日的由头？既然是抗日剧，必须要找个能让富人抗日的事由，于是编剧就设计了反对“拆迁”的情节，拆的是林家的祖坟，因为挡着日本人修电缆线的道路了。看来反抗“拆迁”早就有了，还能引发抗日的激情？老爷子阻挠拆迁被杀，这不就有了抗日的借口了吗，下面就可以“报家仇”，当然顺便也报国恨。

擦擦眼泪，故事很感人，可是仔细琢磨，这个影片的硬伤真的不少。真正抗日的却是民众“张一刀”，林家上下都是在“报家仇”，没有老爷子的死，哪轮到抗日一说。如果摊上一个恶霸地主，老百姓还不拍巴掌呀。影片把剧情设计到台湾，就是避免矛盾升级，应为台湾已经被日本统治50多年了，已经被日本同化了，影片中看不到激烈的民族矛盾对立（比如日本在大陆的烧，杀，强奸等恶习），遵循“你不惹日本人，日本人也不惹你”的原则，除了老爷子是主动挡道被杀，大嫂实际是被民众的误解“逼死”的。片中的国军更是看不出抗日有多积极，跟跑龙套的差不多，老大更像是穿着制服来泡妞的……该片真的很难说上是经典“抗日剧”，顶多“一个由拆迁引发的血案”。

以前我们熟悉的是大陆版本的抗日电影，最近在出国的飞机上我看了8部台湾拍摄的抗日电影，看完之后作了一个对照，发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差异。

第一，题材上明显不同。大陆版本的抗日电影名字很边缘，比如《小兵张嘎》、《地道战》、《地雷战》、《李向阳》。而且反映的抗战多半是乡村的抗战，非城市正面抗战，比如《敌后武工队》。而台湾版本的抗日电影起名较宏观，比如《笕桥英烈传》（空军跟日本人激战）、《八百壮士》（四行仓库保卫战），还有《英烈千秋》（讲张自忠）、《梅花》、《香火》等，多半选取城市正面抗战题材。

第二，人物身份选取不同。大陆拍的全是穷人的抗战，比如乡下老百姓、穷人参加革命抗战，地主老财是汉奸。而台湾拍的全是富人的抗战，比如《梅花》，讲的是绅士、大乡绅的抗战，家里几代同堂，生活很好，很体面，小孩都在国外留学等等。而《笕桥英烈传》里的人物角色也全出生于有钱人家。国民党在大陆代表有产阶级的政权，价痔徨系对富人是正面的，对富人是负面的。

第二个原因是影视界自身的水平不足。

“自然状态”的人类生活于一个几十人的小部落，个人和小团体的勇气和创造力是大多数成就的来源。人类在这个阶段生活了几百万年，塑造了我们的“本性”，从直觉来说，我们人类容易欣赏少数几个人的英雄主义，把自己代入侠客的传奇故事，而很难理解成千上万人动员起来的力量。

所以，无论是什么文艺作品，都是展现孤胆英雄容易，塑造群像麻烦。水浒传108将，人物形象丰满的不过是十几个人，就已经被称为经典，现在抗日战争动员了上亿民众，百万军队，要基于现实反映群体的伟大力量，还想感动观众，的确比拍一部抗战背景的武侠片要困难。中国艺术圈既没有能力克服这个客观障碍，也没有聪明到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还不肯放过抗战这个热门题材，结果就是频频编造高富帅的浪漫游戏，假装这就是抗战的真实历史。就算是拍摄监管最少的广告片，也要遵循“衙内抗日、公子救国”的逻辑：

，可以和

对比一下。

总而言之，问题出在今天的上层建筑。无论是文化官员还是影视作者，都不愿意面对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拒绝相信穷人的反抗可以带来文明的进步，潜意识中都相信道德和正义是财富的依附品。所以抗日剧宁可歪曲历史，也绝不会真实描述旧中国上层社会的腐朽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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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明确地指出，这个国家还有希望，但梦想成真的方式不是在现有的社会结构下继续努力，而是努力打破现有结构，消灭浪费希望的少数人。

为何说少数人浪费了希望？因为少数人占有了大多数剩余产品。几亿人在糊口穿衣之余，积攒起来的少数剩余财富被统治者拿走了。农村地主（不论好坏）都占有地租，城市买办垄断了大多数商业利润，这些地租和利润没有被用来投资现代经济，而是用来消费西洋商品，用来投机获利，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储存起来。所以说旧社会的统治集团既落后（通过传统方式聚敛财富）又反动（拒绝把财富投资于社会转型），只有打倒他们，中国人才有机会通过努力改变这个绝望的社会。

共产党的逻辑很简单，但很有力——阶级分析符合普通人的观感；夺回剩余财富用于全社会现代化投资的方案超越了传统农民起义的老套路，提供了20世纪视角下的希望；所以迅速得到普遍认同。在已经被近代化浪潮冲击的地区，知识分子和近代人口迅速接受了新方案；在近代化浪潮还不明显的地区，共产党努力搞教育，做科普，让封闭的农业人口认识到今夕何年，认识到自己的命运和整个国家挂钩。所以共产党获得了足够的追随者，能够从中挑选最忠诚、最能干的人搭建组织架构。

相反，国民党虽然也继承了列宁主义的架构，却始终企图在原有社会架构上搭建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基础，然后逐步提出改良方案。国民党强调自己是上千年来中国旧结构的继承者，把农村士绅和城市买办当做盟友，通过旧的税收结构和投机市场来收集军政资源，也继承了旧体制的反动。国民党的方案或许也可以收买一定的知识分子和近代人口，但考虑到旧体制的低效，大多数知识分子和近代人口无法被全部收买，也无法在这个体制下实现“做好人”的愿望，自然宁可站到共产党的一边。国共的组织基础因此出现了数量级的差异。

从20年代到40年代，共产党的控制区虽然一直比国民党小，但如果不计算那些“全省人民加入国民党”、“到操场坐2小时，大家就都是三青团成员”的荒谬事件，只比较县区党部（党委）踏踏实实发展出来的、能掌握的党员，共产党的党员数量一直要比国民党多。所以共产党有足够的力量改造农村，接管城市现代化企业，最后打翻国民党统治。国民党则遇到了死结：组织薄弱—→无法改良基层—→资源获取效率停滞—→组织发展停滞—→组织劣势进一步加强。即便中间出现了日本入侵、美国援助这些极有利于国民党蒋介石派系的事件，陷入死循环的国民党反动派还是在40年代末被彻底赶出大陆，依靠从整个大陆撤退的组织力量到台湾去搞土改了。

总而言之，解放战争的胜负，根源不在49年渡江，不在于48年发起的三大战役，甚至也不在于46年抢占东北应该快一步还是慢一步。从20年代北洋政权解体开始，共产党的胜利已经是必然趋势：正确的革命思想带来先进的组织—→先进的组织令更多高级策略和先进战术成为可能—→战场胜利保证了解放区土改成果—→最后共产党打败了买办和地主，在4亿人口面前树立了无可置疑的“解放者”和“好人”形象，自然事无不成。

问题就来了，你收关税的目的不是发展国内产业，避免进口，而是为了维持你军政的摊子。这个时候，就整个政府的趋势来说，实际上就不是希望少进口，而是多进口了。逆差越大，国内产业越萧条，但从短期来说，逆差变大，进口增加，南京政府拿到的资源反而可能更多一些。至于长期的效果，那根本顾不上。

所以，中国好不容易攒下的一点工业剩余，就在关税财政下变成了摧毁中国产业基础的毒品。国民党政府的强大，往往会意味着中国工业能力的相对下降。比如说前面提到的那个黄金十年，中国外贸数额暴增的同时，十年间国统区的钢铁产量反而始终保持在几万吨的水平。1927年中国钢铁产量是三万吨，到了1931年，汉冶萍公司倒闭跌到了1.5万吨，到1934年靠几个地方军阀恢复到5万吨，上上下下的波动，期间日本人在东北倒是轻轻松松搞了50万吨的钢铁产量。

其实是3万吨还是5万吨，对于5亿人口的中国来说，都没啥明显的意义。5万吨除以5亿，平均每人每年100克钢铁，差不多是一个苹果手机的2/3重，体积还不如一根手指，这么点钢铁大部分还得用于军事。谈什么发展制造业都是毫无意义的。之所以制造业在所谓的黄金十年发展这么慢，甚至基础工业反而相对萎缩，就是因为在整个国家范围内的制造业增长实际上和国民政府的短期利益正好相反。

国民党政府的确希望实业兴旺，但他没法和自己实际上的财政需求对抗，就像老板给你发工资，你就必须完成老板交办的任务，不喜欢也得完成，因为你不能和工资过不去。这个依赖进口关税的政府，我们过去的历史书上称之为买办性，就是靠外国商品进口代理商撑腰的本性。此外，这些外贸数字最终还是中国的农业剩余撑起来的，是地主收集起来的，所以国民党的财政基础同时也是半封建制的基层社会。再加上权贵家族的垄断性企业，我读书时历史教科书给国民党政权的定义就是：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你们上学的时候也背过这个名词吧。我觉得总结的非常好。我前面2万字在这里只是给这个历史教科书做一点名词解释而已。

总之，国民党政府的关税财政实际上毁掉了中国发展现代经济的机会，浪费了中国几亿农民、上千万手工劳动者生产的经济剩余。这样的社会不可持续，这样的政府也不可持续。这才是中国在重庆谈判以后最大的政治矛盾，就看什么时候会爆发。到了1946年，国民党为了换美援，和美国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全面开放市场，美国商品潮水一样的涌入，短期内给国民党吃了兴奋剂，维持了内战的攻势。从几年的周期来看，完全摧毁了中国工商业发展机会和国民党在城市的执政基础，引爆了前面所说的政治矛盾。

刘伯承元帅对此有一句评价，说的非常准确：

国民党的失败在在军事上是偶然的，政治上是必然的 ！

过去有人开玩笑，说中国在二战期间“押宝”三方，中共依托苏联、蒋介石依靠英美、汪精卫依靠轴心国，无论哪一方赢了中国都是战胜国。这个冷笑话虽然对历史简化过度，但的确说明了一个事实——中国国内同时存在基于不同阶级力量的多种制度，不能简单地用国籍或者国界来划分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阵营。八路军、新四军打日本人是反法西斯，打汪伪军是反法西斯，在某些情况下，打击蒋介石集团中的法西斯成分，也是反法西斯战争，也值得我们今天理直气壮的纪念。

……所谓名正言顺，纲举目张。名字用对了，政治上就不会出明显错误。本次阅兵之前，要求重组国民党军队荣誉单位受阅的说法曾喧嚷一时。但最终只邀请了国民党军老兵代表，而没有组建“国军”单位。因为按照“反法西斯”的标准来说，国民党军老兵有反法西斯战士，而“国军”整体是准法西斯政权的工具。我们决不能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的同时邀请法西斯组织参与。下次再到反法西斯战争纪念日，我们还应该这样纪念。不管欧美、俄国、台湾地区怎么拟定他们的纪念活动，中国人民应该有自己的历史观和政治正确标准。

你要不套个抗战的壳子，领导他不通过啊。

不通过大家都喝西北风啊。

都是混口饭吃，能怎么办？

编剧也很绝望啊！

因为人民群众就是想看黑社会和富二代的故事啊。但你又不让拍现实体裁，那就只有套个抗日的壳，来变个法子讲这些人群的故事。反正抗战在中国主流语境里是绝对的政治正确，拍完被枪毙导致投资付之东流的风险最小。

抗日神剧的兴起，本质就是套壳剧的兴起。为什么现在连武侠、色情元素都进入抗日剧了？还不是因为不套壳投资风险太大么。

你不给人拍真正的黑帮片，真正的武侠片，真正的三级片，最后的结果就是出现越来越多的帮会抗日，土匪抗日，神功抗日，黑丝女特务。只要有需求，就一定会有人来满足， 资本永远能找到出路。

因为编剧写抗日是为了过审，羡慕纨绔少爷和江湖大佬的身份才是真心

自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大部分的历史、思想、文学、艺术都是剥削阶级创造的，或者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因为剥削阶级有钱有闲，劳动者替他们承担了物质生产劳动的职责，他们不用种地、不用织布，但却可以有饭吃，有衣穿，可以专门去从事脑力活动。

他们所创造的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鲜明地体现了他们所属阶级的利益，为维护其统治而服务。比如在被梁启超称为帝王将相的家史的所谓《二十四史》中，基本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影子。即使有，也是作为“流寇”“等负面形象出现的在剥削社会中所产生的文艺作品，也大多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为主角，人民群众顶多是作为丫头、奴仆的形象出现。

所以熟读《二十四史》的教员，尖锐地批评《二十四史》“大半都是假的”，强调要从人民立场出发“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在文艺领域，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提出了文艺要为谁服务的问题。他指出文艺要为占人口大多数的工农兵服务，而不是为少数剥削阶级服务。在60年代，毛曾经尖锐地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就是因为文化部所主管的戏剧领域依然残存着大量的封建糟粕，依然是旧的剥削社会意识形态的体现。

在毛的努力下，那个年代的文艺作品多数都是以人民群众作为主角，把在剥削阶级的历史和文艺中被隐匿的劳动者凸显出来。

以经典电影刘三姐为例，这部剧把流传在桂林地区的刘三姐神话进行了创造性改编，从劳动人民的角度，对地主阶级及其走狗知识分子进行了辛辣的嘲讽。

比如这一句：”不种芝麻他吃油，不种桑田他穿绸。穷人血汗他喝尽，他是人间强盗头。“

再比如这一段：

还有讲述女性革命者的样板戏《红色娘子军》。我们光听听歌词就可以了：”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有娘子军扛枪为人民。“

与封建时代所宣扬的各种贞洁烈女相比，与鲁迅所批判的祥林嫂式的悲剧女性相比，与现代社会各种浓妆艳抹、沦为男性凝视对象的都市女性相比，我们新中国创造出了一种什么样的女性形象？什么样的劳动人民形象？

这些作品的艺术价值、思想价值，今天的哪一步作品能比得上？

后来的事我们都知道了。曾经一度被颠倒过来的历史，又被重新颠倒了回去。

中国革命是一场以劳动人民为主体、实现劳动人民解放的革命，但是在反映革命历程的各种革命剧、抗日剧、谍战剧中，主角基本是各种贵族公子和才子佳人。

比如这部清华大学拍的抗战片，主角基本是民国豪门贵公子。这部充满着浓浓贵族情结的影片，基本是当代清华人的精神映射。

当然，还有这些包装在抗日剧外衣下的偶像剧、武侠剧。

在古装剧中，主角永远都是皇亲国戚，都是权倾一方的权贵或富甲一方的富豪。

男女主角没有任何生存的压力，他们锦衣玉食，唯一的心愿就是谈情说爱，或者搞权谋和宫斗。

而在反映现代生活的影视剧中，穷人已经被消灭了。

我们现代剧的主人公，是矫揉造作的都市男女，是纸醉金迷的公子小姐，是各种穿着高跟鞋和名牌西装的成功人士。

他们随便就是一个几百万，几千万的大项目；一毕业就拿着几十万的年薪，开着宝马七系；每天背着不重样的名牌包包，吃着精致的下午茶。

劳动人民去哪里了呢？

法国哲学家朗西埃指出，言说是人区别于其他生物的最本质特征之一。但是在傲慢的古代贵族眼里，平民的言说并不是人话，而是某种动物发出的噪音，“一种牛哞声、一种需求的符号，而非知性的表达”。

在这样一种重新被颠倒了的社会中，劳动人民完全被资产阶级文化和意识形态所遮蔽，成为肉身存在但是本质不存在的不可见的他者。他们被剥夺了自我言说的权利，即使他们说话了，也会被当做无意义的牛哞。

他们是人，但他们不被当成人。上层和中产对于底层的了解，可能还比不上他们对于自家猫狗的了解。

不然照实写：

一群饭都吃不饱、营养不良的庄稼汉参加抗日游击队，他们的体格和物资供应不允许天天跟鬼子正面交锋，多数军事行动是天黑后在鬼子炮楼周边放鞭炮，以此消耗日军的力量，这就是所谓的“敌驻我扰”。鬼子的报复却一点都不含糊。屠村，虐杀军属。八路军几乎没有举手投降的，因为投降的下场还不如痛痛快快的战死。理想和信念是这群人的唯一优势。即便在窑洞里，大家拿着作坊生产的土制步枪学习认识航空母舰。八路虽土，却是一支科学管理的队伍。比如说干部培训手册里明文规定，师长、团长率领部队驻扎一地，必须亲自走十几里路考察周边环境。一群文盲泥腿子在恶劣条件下成长为职业军人。

抗日艰难，理想和信念靠着乡亲们对抗日武装力量的忠诚化为现实，农民自己吃不饱饭也要想办法供应八路。在比较稳定的抗日根据地，八路组织乡亲们生产，科学种田，甚至在几个省的根据地推广美国朋友援助的良种（良种也给了党国，播种面积呵呵）。八路在根据地改造社会，剿灭邪教和土匪，消除陋习，解放妇女，规劝财主们少割韭菜支持抗日；给农民选票，支持开明绅士发挥才智。根据地的乡亲们除去劳军，日子反而过的更好了。根据地建设是抗日的主要任务。在敌后，军需的募集非常困难，同胞们冒着生命危险支援八路，聚沙成塔，铸成抗日铁流。举一个栗子，抗战八年，山东敌后某金矿的矿工把十三万两黄金交给八路，穿过多条封锁线运到延安，一寸黄金一斗血。

于是这么搞了五六年，炮楼里的鬼子发现自己出不了门了，两军的力量逆转了，八路真刀真枪的攻炮楼了。以至于有的地方，日军成建制走出炮楼给农民打工换饭吃，甚至有的手上没血债的“少年兵”开小差给当地农民“倒插门”，就图一口饭吃。最终，我们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观众们愿意看一部没什么大场面，主要画面是一群土里土气的农民屡战屡败毫不低头，一群土里土气的农民盘算怎么种田、怎么藏匿粮食，怎么把粮食送给那群不怕死的农民的电视剧？历史必须牢记，但是大家看电视主要是想图个乐子啊！《地下交通站》这样既写实又有娱乐性的作品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