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国家、任何体制下,好工作的标准都是“钱多事少离家近”。
就算是放到市场经济下,一份家门口年薪50万、每天上三个小时班的工作,和一个郊区通勤两小时、年薪10万还得996的工作,傻子也知道该选哪个。
你们家去年累死累活、拼命劳作,耗费无数心血,终于让你们侍弄的一亩三分地获得了大丰收,打出来的粮食比去年翻了一番。还没等你们高兴,生产队的车就来了,把你们家的余粮通通拉走。
你家隔壁的老李一家好吃懒做、不学无术,整天游手好闲,一年下来,自己的口粮都不够。结果生产队拿你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补给他,让他免费吃你的。
你气个半死,去找村干部理论。村干部乐乐呵呵地和你说:“现在是社会主义公有啦,分配要公平嘛!”说完给你发了个劳动模范奖章。
你心里暗骂:我不要奖章,我要粮食,奖章还能当饭吃不成!
于是第二年,你也开始糊弄,田地里的活随便干干,天天心安理得地吃大锅饭。反正产出不好,也会有人补给你,何必累死累活呢?
1913年沙俄首相卡卡柯采夫首次正式提出五年计划这个概念以来,这个争论就没断过。
苏联的实践表明一个道理,科技没有爆炸性突破的情况下,以旧经济制度为基础形成的无产阶级,很难产生革命导师们预言的那些先进性,他们和历史上资产阶层一样,无法摆脱人类固有的特点,无论是优点还是缺点都一样。
随着工业化加深,计划经济日趋复杂,对各级干部的数量和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当然薪资也要更好。
1937年3月到1939年9 月工业化期间企业机构中官员数量从增加了26.6%。其中,苏联和各共和国的中央机构以至区级的下级机构的官员数量增加了50%。
越来越多的干部本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并没有先进性,唯一能降低干部成本的,就是使用超级计算机和互联网。
以铁路为例,无论是沙俄还是苏联时代,铁路都是一大头疼事情,而俄铁上一任领导雅库宁,被称为俄铁有史以来最大的贪污犯和无能者,但是在此人的领导下,俄铁货物以及客车准点率达到了有史以来最高水平。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互联网和计算机的应用特别能弥补俄国体制的弱点。
正是在这个情况下,苏联计委实际上在内部搞出来了遍布全国的计算机控制网络《全联盟经济计划自动核算系统》,对控制论的研究和人才培养也没有被中断,只是拿不到最顶层的资源支持而已。
毕竟技术爆炸这样的理论,对于赫鲁晓夫这个放猪的,实在是太深奥了……
1957年赫鲁晓夫派系上台,带来的最大问题还不是在经济领域因为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而导致的各种胡作非为,而是因为无法理解而拒绝了当时苏联已经成型的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同时又大大加强了中央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导致众多问题堵塞在文山会海中。
不过好在苏联解体后,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苏联计委培养的最后一批控制论人才终于登上了政治前台,就是现总理米舒斯京。
另外多说一句,苏联的粮食短缺纯粹是一个良心问题,如果他们能像英国一样多多的往香肠里面加食品添加剂和淀粉,不生产博士香肠那种100%纯肉香肠,会好很多。
从1972年冬到1973年下半年,全苏生产粮食1.676亿吨,当年约需口粮5000万吨小麦。种子粮3000多万吨粮食。全苏料用粮约7000多万吨。所以才进口粮食近3000万吨。
不过食品添加剂也需要技术爆炸,毕竟即使现在的俄罗斯也要长期向朝鲜进口食品添加剂。普京很好解决了这个问题,2011年俄罗斯立法允许在“医生”牌香肠中添加面粉、淀粉、亚硝酸钠、奶粉,代替鸡蛋和牛奶。
首先,计划经济这个概念,至少在讨论之中有三种意思,但是讨论者把他们混淆在一起。
第一个意思,是马克思意义上设想出来的东西
第二个意思,是苏联和中国具体实践的产物,而具体一点,苏联和中国是不一样的,简单来说,苏联的计划经济是基于近代科学理性的产物(这种东西符合哈耶克所批判的内容),但是中国的计划经济不是这种类型,而是一种非常粗陋的命令型经济,这种东西不是近代理性的产物,而是农业文明遗留下来的产物,实际上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统制经济是前三十年弱化版的模式。
第三个意思是,局部的计划策略。比如说一个公司内部形成的局部计划。
这三个意思是被人混在一起谈论。
比如说,某些人声称,西方国家也有计划经济,他是在第三个意义上谈论,认为公司内部是有计划的,或者说凯恩斯主义的调控。
我们可以给出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来说明基本的计划经济。
我们把废除货币和商品交换视为计划经济最典型的特征。
尽管说没有货币,也有商品交换。但是一旦废除货币,整个市场经济就一定是萎缩到最原始的物物交换的状态。
而计划经济第二个特点,就是政府控制生产和消费,这种控制是一种微观的控制,以至于到个体能够生产什么,到这个个体能够消费什么都是严格控制的。
所以,究其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来说,他本质上的区别只有一种,就是计划经济之中本身缺乏自发的能力,去促动整个社会经济的自发变动。而是以官僚集团的控制来促动经济的变动。
换言之,计划经济在这个层面上,并没有比市场经济有着更好的作用。
那么计划经济会出现什么问题
第一个是,资源的错配。这个很显然。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的风险更高,计划经济的风险更低,于是风险就无法作为一个激励机制,来改造产品,于是产品的发展的动力是是不存在的。
所以计划经济的国家,往往会出现生产过剩的情况,并且难以弥补。市场经济也会出现局部的生产过剩,但是通过经济危机,他会促动社会经济完成总均衡。但是计划经济没有这样动力,因为生产多少完全是计划导致。
这一点,非常奇怪,因为计划经济的初衷,恰恰是试图弥补市场经济这种无政府状态,但是在实践之中,计划经济的生产过剩和短缺更为明显,这是因为他缺乏自发的弥补策略。
第二个是,挫伤劳动积极性。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信徒是反对的。他们会认为资本主义才挫伤了积极性,因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是一个异化的结构,由于劳动者不是为了自主的创造力而生产,而是为了商品交换而生产,所以他被纳入到大分工结构之中,劳动者的劳动对象与它的劳动本身是分离,所以挫伤了劳动积极性。
但是,在计划经济的实践之中,可以看到,由于生产多少和生产什么都是官僚集团的计划,所以他根本无法弥补市场经济的异化现象,反而是新的异化。劳动者异化于整个官僚结构。
其次,他不仅仅是异化于官僚机构,由于官僚机构是一个分配财富的结构,而不是创造财富的结构。
换言之,他不仅仅无法弥补市场经济的缺憾,反而比市场经济的缺憾还要糟糕,因为官僚机构的官僚本身是给定的量,不能扩大,或者说扩大的量是不足的。因为他本身无法创造财富,蛋糕无法做大,而计划经济的分配丝毫不比市场经济更为公平,于是更多的财富被特权阶级瓜分,留给民众比市场经济更为贫困,于是计划经济必然造成短缺。
而如果说,官僚机构的人员在增加,这会更为糟糕,因为这相当于剥削阶级的人数在不断增加,而财富的增长速度越无法上升,于是剥削会进一步加剧。
因此计划经济必然挫伤劳动者。
相反,市场经济并不完美,市场经济的发展,会导致蛋糕在不断做大,所以相对的劳动者所分配的内容也在做大。
公有制最大的问题就是领导掌握了不属于他自己的财产分配权,必然会导致腐败,而工作积极性下降也是腐败的副作用。所谓公有制实际上是领导所有制。
计划经济下的公有制,分配是由领导分配的,而分配的东西并不属于领导,是属于大家的,领导并没有义务做到公平分配,而不公平分配也不会有任何惩罚。他为什么要把钱分配给认真工作的人而不是亲近自己的人?
就和现在的国企公务员一样,所有的国企本质上不是作为一个企业在市场中盈利赚钱,所有国企领导和员工的赚钱对象其实不是客户,而是国家本身,赚的是国企自己的钱。我认真做产品多赚的钱也是上交国家,我还不如做成亏损,想尽办法的提高成本,因为成本就是给大家的钱,国家会出,也就是从国家手里赚钱,而不是从市场赚钱。如果家里有亲戚是国企领导就很清楚了,故意把公司做亏损倒闭,然后瓜分财产的都很多。
这点私有制就完美的利用市场解决了,资本家分配的是自己的钱,自然没有意义腐败,如果做不好分配的资本家,底下员工就会跑路,企业就会倒闭,市场自然就会淘汰那些做不好分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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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很多人提出私有制公司大了一样会腐败,但是腐败也是有程度区别的。
第一私有制公司无论多大,实际所有人都是股东,你在公司里贪污腐败,股东有天然的原动力去整治腐败,毕竟你贪的是股东们的钱。而公有制下,并没有所谓实际所有者,监管人员和最高领导是没有实际动力去整治腐败的,你贪的是公家的钱,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查处你我没赚到钱,还得罪人。需要所有人都有圣人的制度是无法实际执行的。
第二私有制下市场有自动调节机制,一个公司如果腐败严重就会被市场淘汰,而倒闭损失的就是资本家的利益了,资本家想要更多的利益就必须做好企业的每一步,分配反腐一个都不能少。相反完全公有制下没有市场调节,永远不会倒闭,贪再多也是集体利益受损,而不完全公有制的国有制企业,虽然也会倒闭,但是倒闭亏损和国有企业领导没关系,甚至很多领导通过倒闭获得大量利益。这样把企业做好并不是国企领导获得自身最大利益的道路。
最终的结果就是腐败程度完全不是一个级别,最大的几个私企,阿里巴巴腐败算多的,上千万的也不多,这个数放到公家这边简直是毛毛雨,前段时间刚抓的开平支行行长,90年代能贪几十亿,超过亿的数都数不过来
一个体系如果建立在人必须是圣人的条件下,一定会失败的,公有制就是这个问题。人性就是那样,必然会有坏人。而良好的体制必须先假设每个人都是坏人,都想破坏规则,这样才能在执行的时候不会出太多问题,所以人类历史到现在都是私有制
这个问题能顶到两百多条回答也是神奇,计划经济怎么会挫伤劳动积极性,两个根本不是一回事。
劳动积极性一般情况下只和分配制度有关,如果觉得劳动积极性不高,一般就是分配不合理导致。
计划和市场都是生产要素的配置机制,和分配没有因果关系。
问题在于掌握生产要素配置权的一方也掌握分配优先权,会自觉不自觉地设置一个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分配制度,进而影响按劳分配制度。
计划经济优势在于全社会组织一体化高度集权,一是掌握可支配全部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极高。二是一体化组织使支配生产要素的成本极低,积累效率极高。
如果计划经济阻碍劳动积极性,那不应该问计划经济,而是应该问提留积累的人是不是拿的太多了。如今市场经济不也是有躺平,也是劳动积极性被挫伤的表现。
至于计划经济的弊端其实就是市场经济的优势,一般来说就是折旧创新和政府僵腐难题。所以现在才有“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说法,或许它不是完美答案,但也是现阶段唯一有可能实现的方案。
工人阶级不背这个锅!
计划经济不会挫伤任何人的劳动积极性,但会挫伤一小部分人动歪心思的胆量。
他们今天可以使工厂亏损,明天就能让工厂盈利,只要把工厂送给他就行了。
我记得我在上中学时的教材就提到过这一点:
“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
现在的中学都不教这些了?
深圳不也就是个经济特区嘛?
那么多人喜欢回到计划经济,太简单了,在深圳的对偶点,画出一块地方,也从小村子干起,全部实行计划经济,谁怀念、谁拥护,就把谁家全部迁进去,搞啊,去搞出个天堂啊。
我绝对相信他们这伙人劳动积极性,那家伙,杠起来热火朝天的劲儿,星际旅行与热核聚变都跟放个屁那么简单。
冷知识,其实很多公司内部都是计划的,尤其是一些日产制造业,甚至有一个岗位就直接叫planning,日本的很多工业企业,讲究的是零库存,啥时零库存?就是计划生产、计划销售、一切都计划起来……
然后,你有没有积极性,你自己不知道吗?
“如果分公司效益低下,那分公司领导就可以把分公司变成自己的”
任何一家大企业实行这种制度,结果都会是分公司领导积极性不高。
这个问题嘛,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得正本清源一下。目前我们所说的“计划经济”至少有这么几个版本——
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里描述的计划经济(然而他们对此着墨不多,并未描绘什么具体的蓝图,更多地只是强调要消灭资本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生产方式);
1.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意志帝国的战时经济体制,和马克思主义没什么关系,是莱茵兰资本主义的自然延伸;
2.弗·伊·列宁根据前者设想的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是对经典理论、德国经验和俄罗斯传统的一种结合;
3.新经济政策结束后由斯大林一手建立的中央计划—集体企业自治混合经济体制(被现代俄罗斯经济学界称为“超前模式”,但国内几乎没人了解这个阶段的具体内容和细节);
4.伟大的卫国战争结束后的苏联经济体制,基本继承了“超前模式”,并对其进行了完善;
5.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党委集权下的“一大二公”版计划经济体制,某种程度上是“计划经济”刻板印象的来源之一;
6.中国批条子加鞍钢宪法的经济体制,读作“计划经济”写作“指令经济”,之所以这样是由于中国特色的算力不足,也是“计划经济”刻板印象的来源之一;
7.利别尔曼改革期间的计划经济体制,具有一定的市场化倾向,但国内也没多少人研究;
8.利别尔曼改革被“冷处理”后的勃列日涅夫式计划经济体制,显著特点为“整体健康,中枢瘫痪,局部病变”,同样是“计划经济”刻板印象的来源之一;
9.勃列日涅夫时代结束后的苏联计划经济体制,虽然仍然管用还有希望,离被戈地图整个拆掉已经没几天了,许多知乎er“计划经济短缺横行”这一观点的论据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这一阶段,但他们并不愿意细致地了解戈地图是怎么整个地拆毁苏联经济的;
10.绝大多数知乎er口中的“计划经济”,坦率地说,没什么学术价值,只是个拿来扣帽子的名词。
在现实存在过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劳动激励制度很容易被人忽视,相当一部分用新中国史前三十年生搬硬套计划经济史的知乎er尤其容易犯这个错误。哪怕是把斯达汉诺夫运动的资料砸在他们脸上,也很难有几个人改变固有的偏见。总之,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劳动积极性问题,请鞭尸玉米轰炸机、勋章陈列墙和不明地图头,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劳动积极性问题,请仔细想想是谁把这种四不像说成是“计划经济”的。
那为什么,如今在市场经济里,很多年轻人要躺平!
资产阶级学者总是很双标的
它们谈到计划经济可能会不知道民众需要什么而无法满足个性化的需求时,却从不说对于市场经济来说穷人从来连人都不算,没有钱那就是没有需求,与你饿不饿冷不冷无关。
女儿:爸爸天气这么冷,为什么不烧煤?
父亲:因为爸爸没有工作了,买不起煤
女儿:爸爸为什么没有工作了?
父亲:因为煤太多了
它们谈到计划经济可能会无法计划高新技术时,却从不说市场经济下资本大多都流到金融领域把穷人的钱吸干,甚至让穷人背上几十年的负债,造成实业凋敝和经济危机。资本家从来都是赚快钱,赚大钱,
为了赚钱,资本家愿意出售绞死自己的绳子。 ——列宁
它们谈到公有制让人没有“自由”,“每个人必须放弃自己的计划……被迫服从政府指定的计划和目标”时,却从不说私有制下广大无产阶级从来都是没有“自由”的,无产阶级从来都是被迫服从资产阶级的计划和目标,还不能得到应有的劳动果实。
社会主义认可了穷人对衣食住行的需求,社会主义认为是人就应该有衣食住行的需求,这和钱无关。社会主义认可劳动者的劳动,反对“吸血鬼们”通过占有生产资料进而占有剩余价值。社会主义消灭了剥削,消灭了经济危机。它们却说我们失去了“自由”
各位先生,你们可太会开玩笑了,那是你们的“自由”,而我们从来就没有“自由”,我们有的只是枷锁,如今我们要打破这枷锁。你们却一本正经的说给我们戴上枷锁是为了我们好。
——《狂人日记》鲁迅
有些人认为是改革开放才产生了996,实际上正好相反,双休都是改革开放之后才慢慢产生的,改革开放之前996,甚至比996更严重的事情都是司空见惯的。
改革开放后,我们批判996,是因为我们小时候读书都见识过双休的幸福。
而改革开放之前,压根就没听说过双休,也就不会觉得996是多严重的事。
绝大部分回答都是在说计划经济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不挫伤积极性
更加坚定了我认为左派是国家最大隐患的看法。
国家在不断强调市场的作用,左派们却还在不断为棺材里的计划经济招魂。
我国的政策已经是:让市场在资源分配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了。
还在这里反对市场经济,支持计划经济的人,说白了,就是反对改革开放,渴望阶级斗争。
多图
什么样的增长率才算是不挫伤积极性?
内核是产权问题。
产权制度是高度复杂的社会学技术问题。既有纯粹技术性上的复杂,又有现实社会性上的复杂。
从技术上来看,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只是一种工具。
工具无所谓优劣,只看特性是否适合拿来一用。
放到历史语境里看,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分别对应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产权制度。
从结果上看,起码当时的计划经济牌产权制度蕴含着更多的社会矛盾与摩擦。
时移世异,产权制度如果长期僵化不前,新矛盾完全可以取代旧矛盾并且摩擦出更亮的火花。
???
题主知道什么是工业革命吗?
工业革命本质就是为了“懒惰”。
我们搞工业为什么?就是为了提高效率,从而减少劳动。
大部分人对劳动本身就没什么积极性,除非是有什么伟大理想。
事实上,有劳动积极性是指社会结构重组初期阶级跃升变得容易。
人类能接受的实际上是短期超负荷劳动所带来的阶级跨越,以换取未来长时间的不劳动,或者少量劳动。
不信,你可以看看如今的躺平,办公室划水。
什么积极性?我看你是对工业化的不信任。
又看到了一个讨论积极性的问题。
经常听到很多人说,私有制市场经济里人的劳动积极性高,公有制计划经济里人的劳动积极性不高,所以公有制计划经济不好。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
可是,没有几个人知道,积极性这个问题,绝大多数人都是没有资格谈的,只有老板、主人才有资格谈人的积极性问题,而绝大多数人都不是老板、主人,只是雇工。
农民最害怕他的牛马懒惰,光吃料不干活,农民准备的皮鞭就是对付懒惰的牛马的。所以农民最喜欢讨论的话题就是怎么样提高牛马的干活积极性。而牛马如果也热情参与这个话题讨论,替主人出谋划策,就是与自己为敌了。对牛马最有利,牛马最喜欢的事是,光吃料不干活,能歇就歇,能闲着就闲着。
奴隶主最害怕他的奴隶懒惰,最喜欢研究提高奴隶干活积极性的办法。而奴隶们则是觉得越清闲越好。
资本家最害怕他的工人懒惰,磨洋工,最喜欢研究提高工人干活积极性的办法。而工人总是想干活越少越好。一百多年前,美国工人起来要求8小时工作制,提高工资,就是想少干活还多拿钱,为自己争取利益。那个时候的美国工人不傻。
可是现在傻子越来越多,受教育程度也越来越高。
很多人,就是打工仔的命,却整天替资本家担心工人积极性不高,担心工人偷懒,给老板出谋划策,怎么样提高工人劳动积极性。还说什么公有制养懒汉,私有制能提高工人积极性,私有制比公有制好之类的。这都说的啥是啥,你知道你是谁吗?
有些人在读书的时候说私有制能提高工人的积极性,私有制好,可是当他们工作后开始996了,开始5+2,白加黑了,就开始抱怨老板黑心了,也一点积极性都没有了,上班就巴望下班,下班就巴望时间停止。为什么会前后矛盾?
就是因为他们在读书时说的那些都是坐在老板的位置上,用课本学到的知识来说的,而他们工作时却坐在了老板的对面,成了老板手下的打工仔。这就是木匠戴枷,自作自受。资本家才叫请君入瓮呢。
可是这样的人很多。
张三和李四紧邻而居,张三家的牛马干活懒散,两头牛干一头牛的活,李四家的牛马勤快,给李四创造了很高的效益,可是牛马都喜欢朝张三家跑。行人问它们:你们为什么都朝张三家跑,而不往效益高的李四家跑啊?牛马们回答:因为我们是牛马啊。行人感叹说:可见认清自己是多么重要。世界上杀人放火不是最大的罪恶,最大的罪恶是愚蠢。
而蠢人很多。真不是什么样的人都配讨论积极性问题的,只要一讨论这个问题就掉进了人家挖的坑里。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不说假话,只揭露真相。
现在的人,受教育越来越高了,虽然整天高喊人性自私,却连自私都不会了,不知道为自己谋利益,反而替老板谋利益。我怀疑是课本出了问题,这样的课本,读得越多就越傻。
下面来回答本问题。
在知乎里搜“积极性”,出现了很多问题,其中就有私企老板或者领班焦急地询问如何提高员工积极性的,可见私企里员工的积极性也不高。说私企里员工的积极性高,公有制里积极性不高,就是欺骗了世界人和中国人半个世纪的谎言。
为什么私企里的员工积极性也不高呢?
从理论上来说,一些人宣扬,为自己干活积极性就高,不为自己干活积极性就不高。这句话好像很有道理。接着他们又说,私有制就是为自己干活,公有制就不是为自己干活,所以私有制里积极性高,公有制里积极性不高。乍一听这句话也很有道理。
可是,这里面有猫腻,逻辑错误。私有制里,员工是给老板干活的,不是给自己干活的,按照他们的逻辑,私企里的员工也不应该有积极性。凭什么他们要说私企里员工有积极性呢?明显地骗人。
所以,从理论上来说,私企里员工有积极性是不成立的。
从实际上来看呢,私企里的员工真没有积极性,混时间的,混工资的大有人在。老板即使装了监控,派了监工,效果也不大。就是监工,也想偷懒,一个劲地监视人也是很累的,抽个空就躲起来休息休息。
这时候有人会说,私有制里员工没有积极性,老板肯定有积极性,因为老板是给自己干活的,而公有制里的厂长,企业不是他自己的,必然没有积极性。这句话也好像很有道理。但是实际上也是错的。
在推翻帝制的时候,保皇派为了保护住帝制,他们曾经说出了这样的理由:
国家是皇帝私人的国家,所以皇帝必然兢兢业业,积极工作,为自己的国家负责,而国家不是总统私人的国家,所以总统必然不负责,没有积极性。这句话听起来有没有道理?很有道理。
可是实际上呢,有几个皇帝认真工作的,有几个不歌舞升平,吃喝玩乐的?万历皇帝二十八年不上朝,这叫积极工作,为国家负责?但是总统敢一天不上班吗?总统敢天天歌舞升平,吃喝玩乐吗?
再说企业,私企老板有几个不吃喝玩乐的,有几个准时上下班的?
有人可能要说,私企老板自己不干,可以聘请职业经理啊。这就矛盾了。职业经理也不是为自己干活的,他凭什么就有积极性呢?如果说他不敢没有积极性,那么公有制里的厂长就敢没有积极性吗?
为自己干活就有积极性,这句话看起来很有道理,其实就是谎言。很多人,自己的房间从来都不打扫,自己的衣服从来都不洗,这叫为自己干活就有积极性?学习是为自己学的,可是认真学习的有几个?班级的教室,是公有的教室,每个人都不是为自己打扫的,可是为什么每天都很干净?因为有纪律。很多人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懒得做饭,能挨一顿就挨一顿,能凑乎一顿就凑乎一顿,可是如果他们当了厨师给别人做饭,还能这么懒吗?所以为自己干活就积极,为别人干活就不积极,这句话是完全错误的。
公有制企业,虽然不是每个人的私有企业,但是有集体纪律约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都负责一块,所以每个人都必须完成自己的任务。说公有制计划经济没有积极性,人浮于事,是骗人的。
现在还有人拿国企说事,说国企里人浮于事,没有积极性。这就对了。因为国企不是公企,国企的本质是私有性质的。国企领导往国企里安插自己的亲戚,国企员工谁敢说话?但是公企不一样,公企是全国人公有的,相当于一人一股的股份制,公企里的厂长没有权力安插自己的亲戚,他也不敢,每个员工都有权力说话。
因为老百姓不喜欢。就这么简单。
人在绝大多数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需求什么。
在移动电话发明之前,街访美国人民,是否需要移动电话。几乎所有的人都不需要。理由很多啦,现有书信电话体系足以支持社交圈啊,需要更多的私密空间啊,认为移动电话有害啊之类的。
如果是计划经济,广泛的听取了民众意见后,移动电话就不会问世。 毕竟这东西老百姓不需要。
然后就是生活条件长时间的没有进步,你再怎么努力,也不会获得比躺平更多更吸引你的消费品,自然就没有积极性了。
人类所有的进步基础,都是基于要过更好的生活,对美好事物的向往。
当奴隶一门心思妄想自由的时候,他们只会要自由。 但当奴隶制度瓦解,所有人都成了自由民以后,他们发现自由很珍贵,但自由过不上好日子,只有去地主家里耕地才能过上好日子,于是他们纷纷去地主家里放佃农。
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愿景呢,就变成了拥有土地。于是千百年来农民起义的口号全是分土地。从孟子的“耕者有其田”到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离不开土地。
但当农民真的有用土地之后呢? 我们国家农业税都取消了,农民公粮都不要缴纳了。但是今天每年有1400万农民放弃土地进入城市打工。因为农村种地过不上城里人的好日子。
这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可以横行世界。无数的念头迸发,老百姓会自发的选择自己认为更舒适的生活方式。资本家在不停的创造需求,让人有选择丰富多彩生活的条件。
100个资本家,哪怕只有5个人创造了我们想要的需求,那他们就活下来了。剩下95个破产不影响我们生活进步。
计划经济就是缺少这100个创造需求的念头。计划经济不会去试错。
屎不能吃还需要论证,实在是一件挺让人伤感的事。
看来坐而论道的答主很多,这里讲一个案例吧。
我老妈之前就业的单位,是一家电器设备生产厂家,集体所有制。改革开放后不久,就倒闭了。
虽然是集体所有制,但是厂家有以下特点:
1、生产什么产品国家规定
2、生产多少产品国家规定
3、原材料国家统一调拨
4、产品成品国家统一调拨
5、年度利润/亏损统一归国家
厂内收入也非常平均,厂长、书记的工资和同工龄工人差不多。
只要不犯法判刑,按工作年限调工资。除非有特大贡献(比如因公死亡重度残疾)也没有额外涨工资的可能。
在各种运动一茬接着一茬的时候,大部分人还神经紧张,尽量不被其他人找到不积极劳动的证据(一旦被举报,家破人亡)。
随着某大运动,文攻武卫甚至停产闹革命,一直勤勤恳恳工作的人被以各种理由打倒批斗,平时偷奸耍懒游手好闲的人趁机抢班夺权。
这种混乱的情况下,埋头苦干不如会喊口号,勤勤恳恳不如及时站队。只要家庭出身好(三代贫农、工人),谁也不敢管。以免运动风向变了,引火烧身(真的会挂路灯)。
家庭出身好的,部分懈怠了, 部分搞明白了规则干脆游手好闲。
再加上干多干少一个样,甚至干和不干一个样(长期休病假,工厂也不敢惩罚,人家出身好,万一被扣个打压革命群众的帽子那全家遭殃)。
逐渐就只剩下那些觉悟特别高(傻)和积极想立功(出身不好或想当领导)的人努力干活了。
上面也说了,工厂只要按计划生产就行。十年间大学也基本停办,高中也只录取出身好的人。甚至推动技术升级都可能被扣一个反革命的帽子(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天天讲时时讲,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必须让极其革命的人领导。)。
所以技术升级既缺乏内驱动力,也缺乏人才资源。
最终变成年复一年技术水平一成不变(相对),工人越来越懈怠(拼死拼活不如爹妈爷奶三代贫农工人出身)。
顺便说一句:
文革是执政党已有定论的,各位有兴趣可以多了解一点。要明白一点就是,任何不以执政党的结论为依据,试图美化它的人和行为,都是缺乏基本人性和极其可耻的。
计划经济浪费之惊人不是今天的人们所能想象的。
举国内的例子不合适,说说苏联吧。
苏联20世纪70年代-20世纪80年代每年账面生产100亿米纺织品。
但是苏联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每年必须从印度进口上亿米纺织品才能勉强保证苏联国内纺织品勉强够用。
到了1984年,苏联每年至少要从印度进口2亿米纺织品才能保证国内基本需求。
苏联每年生产的100亿米纺织品里差不多只有10%勉强合格,甚至这个比例还在逐年下降。(因为苏联从印度进口纺织品逐年增多)
换言之,苏联每年浪费的纺织品差不多80-90亿米不合格。
这个浪费惊人不惊人?
这还算好的,还有更惊悚的。
华约阵营技术最高的东德,生产的128k内存芯片的良品率低于1%。
每片芯片的成本接近售价的10倍。
最后还是吐槽一下红旗轿车吧。
根据“一汽”副厂长、红旗轿车厂负责人范恒光接受媒体采访时披露,在20世纪60年代,红旗轿车生产成本就是8万人民币。
要知道,这可是1960年代。
当时人民币与美元外汇牌价是2.462:1。
一辆红旗轿车的成本足以购买两辆红旗原型车克莱斯勒帝国了。
因为计划经济,在实施的时候,非常容易变成顶级私有制……
什么意思呢
计划经济重点在于分配
那么不管你做了多少
总要有人来分配吧
如果分配的这个人他存了私心
自己多分,别人少分,那怎么办呢?
公有制讲究的是一个公平
多干活的分的多,少干活的分的少
但问题在于,这个标准的界定可能会集中于少部分人的手上
就是你干多少活,他可以说了算
你说能不能找到制衡的?
那又是制衡的人,他有私心,然后和分配的人一起苟合,那怎么办呢?
所以计划经济看起来美好
但实践起来,在分配方面一定会出问题
为什么私有制没有这种情况呢?
因为私有制是明着告诉你,分配就是不公平的
你让老板高兴,老板满意,老板赏你根骨头,分你多点,天经地义
如果你分的少,只能说明你让老板不高兴了
公然搞私有制会形成垄断
但至少这是透明的
比如你知道马云有可能会垄断
马化腾可能会垄断
只要老百姓知道这些
他们就会产生一种想法
如果我也有钱,我也有我自己的生产资料。
就算我无法做到他们这个境界
我也会比现在过得更好
这就出现了竞争本能
但如果是个人垄断私有制
还跟你说这是公有制,这是计划给你,这是公平。
那就麻烦大了
他自己垄断
剥削你。
你还觉得自己过得很幸福很公平
这就吓人了
真正的计划经济不会出现私有制
但是真正的计划经济很难实现
因为很难保证分配者的绝对公平
有人说能不能发明一款人工智能
用人工智能来判断公平的高低呢
但问题是人工智能也需要按钮吧
他总需要电吧
那么掌握按钮的人说这个人工智能没电了,或者废了坏掉了,暂时不能用了
怎么办?
说白了,计划经济如果真的按照书上面说的那些东西来搞的话
确实可以
但根本搞不成
倒是很容易搞成绝对的垄断私有制
就是披着计划经济的皮,搞成个人垄断私有制
但如果完全放开私有制
至少让你死个明白……
现在是市场经济吧?
各位打工人你劳动“积极性”高吗?你每天加班工作是因为积极性还是没办法?
说到“积极性”,你就要知道“积极性”到底是什么?说到底,积极性应该是一种“内在驱动力”,是劳动者自发的去努力工作,为的是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当劳动者的目标和手段能匹配的时候,自然就有积极性。反之,自然没有积极性。
所以,有没有积极性,最大的问题在于分配问题,当劳动和分配能匹配的时候,就能激发劳动积极性,和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没有什么关系。
不要被人忽悠,中国也并不是建国后就始终是计划经济,感兴趣的可以去听听温铁军老师的讲座。
言归正传,很多年轻人,太习惯孤立的静止的看问题了,这是典型的机械唯物主义。仿佛建国七十年,中国就两种建设方式——改开前和改开后。改开前一模一样,改开后一模一样。怎么可能呢?1950年和1980年的生产方式一样?1980年和2020年的社会制度一样?
计划经济里,当劳动者都是工厂的主人的时候,多么热情高涨啊!没有这么高的劳动积极性,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哪儿来的两弹一星?哪儿来的工业化?只是几十年过去,既得利益阶层形成,当领导干部什么事都不做而劳动者再努力都得不到分配、生活贫困的时候,自然没有积极性。
改开后,劳动者有机会拿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原有的制度被打破,就有了积极性。
而改开40年,新的食利阶层形成,哪怕都不算什么权贵的房东都能坐享其成剥夺大厂高素质码农的时候,劳动者再怎么努力也得不到公平分配的时候,积极性自然就又没了。连生娃这种天性的积极性都没有了。
所以,我们开始起来做共同富裕了。
制度是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有效制度。
计划经济有个大问题,
新建的厂设备是比较先进的,十年以后就落后,国际市场没有竞争力了。
再新建,计委不会批的。你说落后就落后了??
而且科研不靠企业,靠事业体制的大学,大学考核全是看期刊论文。谁会吃饱了打个报告买条生产线回来研究如何升级生产线去发paper??
二十年以后,生产线的技术就全靠进口了。
计划经济时代只是没有资本家不代表没有权贵!现在某些二极管天天喷资本家,屁事都怪在资本家头上,仿佛回到40年前他就能当人上人一样!
并不是计划经济挫伤劳动积极性,而是工业社会福利体系下,发展过了上行期以后,都会挫伤劳动积极性。
阅文合同就是个典型的下行期市场负和博弈竞争策略,挫伤不挫伤人劳动积极性?
再假设一下,如果在隔壁南韩大学毕业卖鸡腿当主播的一样失业环境里,你没脸没才华读文科又专业不对口,不吃网文低保就只能申请低保,不写扑街文就会物理扑街,这时候阅文再来个这类合同,你怎么想?恐怕你“劳动”积极性高的恨不得去给人家装修大楼了。
拿更少的劳动赚更多的生活资源是人的共性,读过书的人看到你比父辈更努力,生活质量反而下降,肯定是不能接受的,尤其是在一个承受了全部的责任和批评的苏联。
苏联不变成苏修,甚至活不过80年代。
人总是爱对另一个世界抱有绯色的幻想。高薪高内卷高收入行业,可能以为计划经济就是大家一起955拿975的工资,而不会考虑到 —— 计划经济.exe,可能变成你总发表暴论就被塞进重体劳行业996,同时你的孩子预定上大专,而你嘴甜会来事的亲戚如愿以偿的被分配到坐办公室955,孩子预定上清华北大,而你们都拿差不多的工资。
当然,这不意味着市场经济玩到美式金融,一地风景线的地步也“不烂”,只要人性如此,世界上就不存在完美的模式。
计划经济时代大量使用临时工(亦工亦农、合同工、轮换工、季节工、家属工、外包工、零散工)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 临时工主要包括面向城镇劳动力的临时工和面向农村青年的亦农亦工, 同时也分为计划内临时工和计划外临时工。
在固定工制度出现之前, 临时工就是一种常见的用工形式。固定工制度被确立的同时, 才意味着临时工的含义发生了变化, 主要体现在对劳动者身份的制度性分割, 前者是正式的、固定的、能享受各种劳动保障福利的劳动者, 后者是临时的、没有各种福利保障力、预期被解雇的劳动者。这种基于劳动者的入职身份而不是劳动能力的分割所造成的就业不平等, 也意味着劳动者社会流动机会的不平等。
本文打算从制度分割的角度来分析临时工就业形式的特征及其对青年群体的社会流动带来的影响。
三、临时工制度的形成
1956年后, 国家对职工数量的增加以控制为主。对劳动力的增减调配进行有计划的调控有很多优点, 比如可以集中劳动力从事基础建设工作、可以控制区域劳动力流动、可以调整城乡人口数量、提高社会控制程度等, 但同时也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无法及时平衡劳动力的供需。劳动力计划分配指标是控制劳动力的具体办法, 但计划性指标与企业单位用人的灵活性需求之间存在着矛盾, 临时工正是这种矛盾下的产物。
(一) 政策层面上临时工制度的形成
1958年4月国家提出在工业企业招用工人时除保留一部分有技术的长期固定工人外, 大部分工人应以招用长期合同工和短期合同工的办法来解决 (中央档案馆, 2011) 。随后, 国家以两种劳动制度为核心进行劳动制度改革, 提出“有工做工、无工务农”的“亦工亦农”制度。亦工亦农被作为正式的用工形式之一, 对农村来的劳动力实行亦工亦农制度, 对城镇劳动力实行临时工制度 (马文瑞, 2005)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 国家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临时工制度, 倡导多用临时工、合同工, 少用固定工 (何光, 1990) 。1964年劳动部提出了亦工亦农劳动制度的具体形式, 主要有临时工、季节工、包工制、义务工役制等。1965年3月发布的《关于改进对临时工使用和管理的暂行规定》中提出只控制临时工的工资总额, 用人单位有权减少固定工, 改用临时工。随后的几年中临时工在职工总数中的比例稳定增长。直到1971年, 出现临时工大规模转正, 临时工比例下降。随着县办集体工业和社队企业逐渐兴起, 国家劳动总局在1977年的劳动计划座谈会上, 确定在这些企业中实行亦工亦农制度, 同年底, 全国亦工亦农(临时工)人员达到2000万人
制度层面上临时工制度的形成
临时工制度的兴起不仅和固定工制度、劳动力管理制度有关, 也和粮食统购统销制度、计划经济单位制度等紧密联系, 实际上是制度制定的路径依赖后果。
1.“包下来”与“不能辞退”:固定工制度的形成与缺陷
1949~1956年国家对旧政府党政军人员、官僚资本主义企业职工、大中专毕业生、公私合营时的私营企业职工、复员退伍军人等群体实行了全部“包下来”的政策, 进行保障性就业安置, 随后又规定各个经济单位不得对职工任意辞退, 固定用工为主的劳动制度占据主导地位 (姚润田, 2012) 。劳动者一旦被安排录用到国营企、事业单位, 便长期成为国家的固定职工。对于固定工, 用人单位不能解雇, 也不能随意招收。除了统一调动外, 各单位劳动力几乎不会发生自主流动, 固定工人数越来越多。
2. 用人单位劳动力人数计划的“最大化”
计划经济体制下全民所有制单位的“人、财、权力”被高度集中于中央或劳动力管理部门:劳动力分配需要上报用人计划, 等待分配增加劳动力的指标;劳动工资上, 全国采用统一的劳动工资制度。可是, 对于以完成生产任务为最大目标的全民所有制单位来讲, 职工越多就越能保证完成各项任务, 所以上报劳动计划时, 会尽可能多报人数 (林超超, 2014) 。
3. 粮食供应制度与劳动力指标控制
粮食供应制度影响着城市可容纳人口的数量。以粮食为主的国家物资统购统销制度的实施, 促使户籍制度的出现, 农业人口和非农人口在粮食供给上采用两种标准, 非农人口靠供给制, 农业人口靠挣工分。每增加一个固定工, 就会相应增加城镇人口粮食的供给量。为了控制固定工人数的过快增长, 对各单位劳动力实行指标管理, 用人单位的劳动力需求受到劳动力分配指标的限制。而实际上, 各单位对劳动力的需求是灵活多变的, 为了满足这种需求, 只好在固定用工制度之外想办法。
由于以上三种制度的影响, 为临时工制度的存在提供了空间, 而使临时工制度持续存在的支撑力量是青年劳动力的大量剩余和日益扩大的城乡差别。建国后人口急剧增加, 在升学、参军、招工之外, 仍然存在很多无法就业的各类青年人口, 而1958年后各类非公有制经济单位数量所剩甚微, 加上城乡发展水平的差别, 在没有其他选择余地的情况下, 只好大量涌向城镇各公有制经济单位。国家对临时工招用的控制程度远低于固定工, 而地方政府和用人单位有着一定程度的自由招收临时工的权力, 临时工制度应运而生。
四、制度分割下临时工的主要特征
(一) 临时工身份分割
虽然1962年《国营企业使用临时工的暂行规定》中明确了临时工的使用范围, 除搬运、修建、货物临时加工、临时增加生产任务和基本建设中的壮工活等临时性工作外, 诸如晒盐、制糖、烧锅炉等季节性的工作也可以使用临时工, 但根据工作性质和生产需要来确定是否需要临时工的这个标准, 却很难有明晰的界限。在后来的临时工招用过程中, 往往随着国家对劳动力控制的严格程度而变化, 临时工和固定工在工作内容上的差别也越来越小, 剩下的只有入职身份上的差别 (杨云霞、黄亚利, 2012) 。身份分割导致了临时工与固定工在工资、劳动保险及社会地位上的不平等。即使在临时工内部, 也分为不同的层次。如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计划内临时工待遇往往高于集体所有制的临时工, 计划外的临时工待遇比计划内的临时工差距甚远。
(二) 临时工分布行业分割
临时工大多集中于重体力、矿山井下、室外、服务业等工作单位, 机关团体、金融保险、科教文卫等部门相对较少。总体上看 (见表1) , 1960~1970年建筑业与城市公用事业等部门临时工比例最高, 同时服务业 (含商业、饮食业、服务业等) 、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临时工也相对密集。1970年后, 建筑业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临时工比例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而服务业与城市公用事业反而保持较高比例的临时工。但在金融保险、机关团体、科教文卫、运输邮电等部门临时工比例一直很低。值得注意的是工业部门, 除了大跃进时期有较高比例临时工外, 1960~1970年临时工比例低于总体水平, 1972年后临时工比例反而高于总体水平, 这可能和工业部门职工绝对人数较多有关,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变化。
(三) 临时工待遇分割
1. 工资差别
临时工个体的待遇, 无论从工资额度还是劳动保障福利, 都无法与固定工相比。从表2可知, 仅从工资来看, 1963~1977年间, 除特殊年份外, 临时工年人均工资都是低于固定工的, 大约相当于固定工的76%, 最低年份尚不足固定工年人均工资的60%。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第26、27和33页内容整理
(单位:元)
表2 1963~1977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年人均工资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第26、33、122、123页内容整理。
2. 劳动保险待遇差别
国家对临时工的劳动保险待遇并无统一明确的规定, 各个地方的规定也并不相同。一般而言, 计划内的临时工、城镇户口的临时工、全民所有制的临时工劳动保险待遇相对好一些, 其他类型的临时工相对较差, 后者一般由用人单位具体负责。根据国家劳动总局1979年一份文件的规定, 1966年底前计划内的长期临时工在退休、退职、因公死亡 (伤残) 等方面与固定工一样, 但其他方面无法与固定工相比;1967年以来参加工作的临时工按本地规定执行。这个规定主要是面向计划内临时工的。计划外临时工往往无法享有任何劳动保险。亦工亦农临时工一般不转粮食关系, 仍属于社队农民, 但对于长期或稳定的亦工亦农, 若因工“病、残、亡”, 能够享受一定的医疗待遇和补助费用, 短期或临时的亦工亦农劳动保险待遇尚不及此 (叶光大, 1994) 。
(四) 临时工社会地位分割
临时工在社会地位上的制度性分割主要表现为数量增减的不确定性, 转正和下放的随意性等方面。
1. 临时工的数量变化
从表1可以看出, 该时期全民所有制单位内临时工人数呈现大起大落的趋势。1958年临时工增加迅速, 达到1178.2万人, 而1962年已经降到了250万人。显然和随后的国民经济大调整导致了这种变化。1964年到1970年增速又开始加快, 1970年底临时工人数已经超过了650万, 但在1972年底又忽然下降到345万, 随后逐年增长, 到1978年又回到了接近1200万人的高度, 但这距离1958年已经过去了20年。临时工数量的大涨大落, 虽然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政策调整相关, 但实际上也反映了临时工得不到劳动保障的事实。
2. 临时工的转正与下放
临时工和固定工人数的变化趋势基本上是一致的, 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往往意味着转正或者下放。转正是指从临时工转为固定工。1960年后, 有两次较大规模的转正, 一次发生在1963年前后, 对1960年以前进入企业的经常性工作岗位的临时工进行转正, 全民所有制单位临时工从1962年的250万降到1963年的218万。另一次是1972年临时工的大规模转正, 全民所有制临时工减少了300多万。转正, 对于临时工而言固然是好事, 但实质上强化了固定工制度, 而且从数据来看, 转正的速度远远赶不上临时工增加的速度。下放主要指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对城市人口的缩减。1960~1963年, 用人单位需要完成职工精简或者下放指标的任务时, 是首先下放临时工, 然后才是固定工 (李若建, 2009) , 被精简下放的临时工大多是来自农村的青年劳动力 (林超超, 2014) 。
由身份分割引发临时工在行业、工资待遇、社会地位方面的次级地位, 制度性分割导致了临时工和固定工在就业方面的不平等, 这种不平等又会延伸到青年群体的社会流动。
五、非稳定就业、就业不平等与青年群体的社会流动
临时工制度为该时期的青年群体提供了一种在统包统配之外的就业形式。虽然临时工的工资与劳动保险等待遇方面无法和固定工相比, 但相对失业或务农而言, 仍然不失为一个能增加就业机会的劳动制度。但如果将临时工和固定工相比, 就能看出由于制度性分割而导致的就业不公平现象。造成这种不公平的原因, 固然有时代背景的影响, 但更多的是就业资源计划性分配的后果。
(一) 非稳定就业导致就业不平等
从就业岗位的选择到工作身份的确定, 从对青年群体的划分到经济单位的单一化, 都是通过即时性的政策、指标等计划性安排来决定的。制度性分割导致同样的就业群体不具有同等的就业机会, 同样的工作内容不具有同等的劳动待遇, 但这些不公平的产生源自制度安排。以固定工为主的用工制度, 分割了就业资源, 这种保障性就业制度并不能覆盖全部青年人群, 从而导致了非稳定就业的出现。以计划分配为主的劳动力管理制度, 强制性地限制了就业群体的选择空间, 加之就业单位对任务性工作目标的追求, 为非稳定就业的持续存在提供了基础。制度性分割不仅是非稳定就业的特征, 同时也是导致就业不平等的根源, 而就业不平等又影响到了青年群体的社会流动。
(二) 就业不平等影响青年社会流动
非稳定就业并不是对稳定就业的补充, 而是和稳定就业并行的就业现象, 其生命韧性源自青年群体社会流动的期望。计划经济时期普通青年实现社会流动的常规途径很少, 除了升学、参军、招工外, 几乎不存在其他的流动渠道 (政治运动除外) 。升学和参军仅能覆盖少量青年, 大部分青年主要靠招工就业来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非稳定就业为青年群体尤其是农村青年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提供了一条重要途径, 但这条途径与稳定就业形式相比, 因为制度性分割, 显然处于劣势地位。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 制度性流动和机遇性流动是常见的社会流动模式 (李若建, 2010) , 但无论从制度上还是机遇上, 临时工都无法和固定工相比。与正式工的固定性工作身份不同, 临时工想要转正成为一名固定工已然不易, 却还有很多青年甚至没有成为临时工的机会。青年群体无法通过个人的工作努力来实现社会流动, 这种社会流动的挫败感往往使青年群体对时代和社会产生失望情绪。
六、对当前青年就业工作的启发
引自
改革开放前青年群体的非稳定就业研究
作者简介:赵庆伟,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社会学专业2014级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变迁与现代化。
工业化一直都在剥夺人的主体性。
在市场经济下,工业化将一些劳动成国进行再生产,同时通过工资来贿赂人类,让人类自体购买生存所需,并帮助它进行再生产。
但工业化想要让人类干活,其实并不需要工资。用皮鞭和子弹就可以了。
而计划经济,明显是后者。
计划经济?我愿称之为工业农奴制。
恕我直言,计划经济并没有挫伤任何劳动积极性,反而使中国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和谐的方式赶上了很多资本主义国家。
“赶英超美”这个目标并非是完全脱离实际的,因为在当时,中国的生产力已经突破了过去几千年的总和。
但是在一些沿海地区的富人,却并非像现在他们自己声称的这样是“勤劳致富”。他们口中所谓的白手起家、兢兢业业就是想方设法地坑蒙拐骗。
以不公正手段在短期内获取暴利,蒙蔽法律,然后转行投机。即便真的是“为富不仁”,也能靠“不义之财”洗白自己。
所以我认为,计划经济不论如何都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符合科学的。计划经济的“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也是公正客观的。
但西方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除了画饼,其它的也不用我多说了吧。
(图为计划经济时期的集体劳动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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