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二战是日本军政府的错误，日本人民无罪这种观点？
支持“日本军政府是罪魁祸首，日本人民无罪”的论点及其理由：
军国主义的政治结构：
天皇的象征性地位与军部的实际权力： 在二战前的日本，天皇虽然是国家元首和神圣象征，但实际权力很大程度上被内阁、特别是陆军和海军部门所掌握。军部通过控制军费、人事任免、甚至暗杀反对者等手段，逐步架空了天皇和民选政府的权力。
“昭和维新”运动与政变频发： 20世纪30年代，日本国内政治动荡不安，军部中的激进派（如皇道派）发动了一系列政变未遂和暗杀事件（如二二六事件），加速了文官政府的衰落，为军部全面掌权铺平了道路。
压制国内异见： 军政府通过《治安维持法》等法律，严厉镇压国内的民主、自由、社会主义等思潮，禁锢思想，剥夺言论自由。这使得反对战争和军国主义的声音难以传播和组织起来。
宣传与洗脑： 军政府通过学校教育、媒体宣传等方式，灌输极端民族主义、对天皇的绝对忠诚、以及“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理念。普通民众被描绘成国家和天皇的忠实战士，被要求为国牺牲。
侵略战争的决策过程：
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卢沟桥事变后，尽管部分政治家和天皇本人对战争的规模有所顾虑，但军部强硬派力主扩大战事，最终演变为全面侵华战争。
偷袭珍珠港与太平洋战争： 德国纳粹党在欧洲扩张的同时，日本军部也主导了对东南亚的侵略，并最终为了夺取资源和遏制美国而策划了偷袭珍珠港，将美国拖入战争，导致战争规模空前扩大。这些决策并非由全体日本人民通过民主程序做出。
对外交努力的漠视： 在战争的后期，日本国内并非没有和平派的声音，但军部强硬派顽固地坚持战争，拒绝接受任何可能导致日本“战败”的提议，包括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与美国的矛盾。
日本人民的处境：
信息被屏蔽和控制： 普通民众接触到的信息大多经过军政府过滤，对战争的真相、对占领区的暴行、对敌方实力的了解都存在严重扭曲。
被战争机器裹挟： 大量的年轻男性被征召入伍，成为战争的炮灰。家庭被战争拖垮，生活在物资匮乏和恐惧之中。
“玉碎”精神的毒害： 军国主义宣传鼓吹“一亿玉碎”（全民同归于尽），迫使许多普通士兵和民众在绝望中以自杀式攻击或抵抗到底。这并非是他们主动选择，而是被军政府强加的价值观和绝境。
战后对战争的反思： 许多日本人在战后才逐渐接触到更全面的历史信息，并对战争期间的经历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包括对军国主义的批判以及对受害国的道歉。
反对“日本人民无罪”论的观点以及更全面的视角：
“无罪”过于绝对，责任的界限模糊：
“愚民”不能成为完全的免罪符： 虽然军政府进行了宣传和洗脑，但将所有责任完全推给军政府，而对普通民众在战争中的角色完全忽视，也失之偏颇。在极权体制下，公民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拥有选择和抵抗的可能，即使这种可能性非常微小。
一部分民众的支持和参与： 尽管存在强迫和洗脑，但在战争初期，日本国内确实存在一部分民众对军国主义和扩张政策持支持甚至狂热态度的。这种支持，即使是被宣传引导，也构成了战争机器运转的一部分动力。
战争罪行中的个体责任： 尽管是军政府的决策导致了战争，但在战争过程中，确实存在大量由普通士兵执行的战争罪行，如南京大屠杀、慰安妇制度等。这些罪行的执行者是具体的个体，他们并非完全无辜。虽然军政府是主导者，但个体行为也需要承担法律和道义上的责任。
对战争罪行的“不知情”的程度： 在一些极端情况下，普通民众可能确实对军政府的全部罪行一无所知。但随着战争的进行，对战争苦难的感受、对侵略行为的耳闻，也应该让一部分人产生怀疑或不满。是否有人在“不知情”的掩护下，选择了沉默甚至成为了战争的帮凶，这是需要审视的。
“日本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概念的复杂性：
区分不同群体： “日本人民”并非铁板一块，其中包含了军人、政客、知识分子、农民、工人、妇女等不同阶层和群体。他们对战争的态度、参与程度以及受到的影响都不同。不能一概而论。
“人民”与“国家”的界定： 在现代国家概念下，虽然有政府代表国家，但“国家”的意志最终由“人民”所代表。当国家机器发动侵略时，作为国家的组成部分，“人民”在某种程度上也难以完全撇清责任。
历史反思的深度与广度：
战后反思的局限性： 战后日本对战争的反思虽然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有时也被批评为不够彻底，或者在某些方面存在选择性记忆。对军国主义根源的挖掘、对战争受害者的补偿以及对历史真相的呈现，都仍在不断发展和争议中。
世代责任的继承： 对于二战及其罪行，如何处理其在代际之间的传承和影响，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后代人是否需要为祖辈的错误承担责任，或者应该如何以正确的方式铭记和学习历史，这是一个持续的讨论。
结论：
“二战是日本军政府的错误，日本人民无罪”这一观点，在强调军政府对发动战争和犯下罪行负有主要责任这一点上，是基本正确的。它有助于将罪责集中在决策者和操纵者身上，避免将战争罪行笼统地归咎于全体日本人民，从而为理解日本民族的复杂性以及战后日本的重建和反思提供了重要视角。
然而，将其理解为日本人民完全没有责任，则过于片面。我们应该认识到：
1. 军政府是主导者和罪魁祸首，他们的决策和行动直接导致了战争和罪行。
2. 大多数普通日本民众是被宣传和强制裹挟的受害者，他们在战争中的个人责任相对较小，尤其是在信息被封锁和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
3. 然而，“日本人民”作为一个整体，在战争机器的运作中，也承担着一定的连带责任，因为他们是国家的主体，并且其中一部分人曾支持或参与了战争。个体层面的责任也同样存在，尤其是在执行战争罪行时。
因此，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二战的罪责主要在于日本的军政府及其领导层，而绝大多数日本人民是受害者，但也需要反思在整个历史进程中的个人角色和集体责任。 这种 nuanced（细致入微）的理解，更能帮助我们全面、客观地认识这段复杂的历史。
网友意见
这个观点不是某个现代精日发明的，而是周总理提出来的，你敢说周总理是精日吗？
所谓“一亿总忏悔”的全民皆有罪的论。恰恰是右翼势力企图模糊军国主义势力和统治阶级的罪行，把责任推向全体国民的工具。所有人有罪，其实相当于都不用承担罪责，恰好有利于军国主义残余逃脱清算和清理。
把军国主义右翼势力和普通国民分开的观点，恰好是很有威力的工具。可惜很多当代的民族主义狂热者，不知不觉跑到当年的日本昭和青年和战后右翼势力类似的观点去了，这或许就是，人类的历史总是相似，太阳之下无新事的道理吧。
具体说那个时代日本人民有没有罪，个人认为他们是有过错的，但是并不是有罪，因为他们不是战争的策划者，发动者。尽管他们可能从战争中获益，但是依然改变不了他们是统治阶级的炮灰和工具这一事实。他们得到的那点利益和统治阶级，大型财阀掠夺的资源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
他们到最后还被绑上了法西斯的战车，被一亿玉碎蛊惑，法西斯势力为了战败后自己的利益，为了和盟军争取有利条件，把所有人民都当成了陪葬品。
有罪是有法律意义的，是要受到审判和制裁的。这就相当于违法但不一定犯罪。显然，远东军事法庭不会去审判普通的日本士兵。
讽刺的是，大量士兵还在西伯利亚的严寒中做苦力，很多战时掌权的右翼分子，又摇身一变，成了美国人的小弟，自己继续过着悠哉的生活。
背上炮灰宿命的大众阶层，生生世世也就是炮灰的宿命，在坐在庙堂之上的人挑起民族主义狂热下，和其他的底层炮灰残杀，最后还要为他们的罪行背锅，这就是历史！
题主显然对日本国家没有社会分析，不明就理地认为日本政府代表日本人民的利益。而战前日本政府是封建资本主义，是财阀和军阀，没落贵族和武士的政府，这个政府和人民不相干。无论财阀输出国内经济危机，还是贵族和武士要恢复昔日荣耀和尊崇，都和日本人民利益搭不上边。日本人民是被迫卷入战争了，那是国家的行为个人无力改变。追究日本人民的责任只能减轻日本政府的罪行。放过真凶。
源自people的“人民”一词在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构筑完成后是具有具体的阶级属性的【特别是1935年后原本都较少使用人民一词的中日两国共产党都开始大量使用“人民”一词来代替此前的多用的“工农兵”、“工农兵士”、“民众”、“劳动者”等词语描述参加革命的主体】，所以厌恶共产主义的日本政府在搞日本国宪法的时候将people写成了“国民”而不是“人民”，懂了吗？
换句话说就是认为“日本人民有罪”这个观点成立的人就是跟从全世界反动者们对社会主义话语体系进行反攻倒算【也就是将“人民”一词的污名化或是将“人民”一词同“国民”一词相混同的一系列问题】。
侵略他国的“日本士兵”和“日本人民”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名词。
“日本士兵”虽然是同属被剥削阶级但是因为参与了侵略战争所以具有战争责任，不具有进步的属性，仅仅只是可争取对象，不要同“日本人民”搞混了。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外交中使用的“日本人民”这一说法并不同于日本民众。同理，区分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也不同于简单地区分政府与民众。
这种观念和中国长期的外交实践有很大的联系。我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外交在很大程度了继承了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而非中国前一任政府的外交。因而1949年后的中日关系同样也应该追溯到早期中国共产党与日本的关系，或者说是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的关系。
那么“日本人民”这种观念是怎么在中日关系中出现的呢？这就要从抗战时期中日两国共产党的合作和抗战时期中共教育改造战俘说起了。
如果看过电影《太行山上》，应该会记得影片中有一名被八路军俘虏后逃回日军却被处死的日军士兵。这名日军士兵在被俘虏后，参加的就是八路军组织的反战同盟组织。
根据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记录，1939 年后，部分被俘日本士兵在共产党、八路军的帮助下先后成立了“觉醒联盟”和“反战同盟”；1942 年，上述两个反战团体组成“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1944 年改组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旨在反对侵略战争，打倒法西斯政权，成立人民政府，建设民主日本。至 1945 年 4 月，该联盟在华中、华北共有 21 个支部，延安支部是其中之一。1945 年日本投降后，该联盟停止活动。
在中共教育改造战俘的过程中，有一个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就是具有共产国际领导人和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双重身份的野坂参三。
1940年，野坂参三代表日本共产党到达延支援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运动。他在延安开展了一系列活动，比如帮助中共建立日本研究团队，分析总结与日本相关的情报和资料，培养对日工作骨干，指导八路军的瓦解日军工作等等，他的指导也增加了日俘的数量。这对中共的日本研究和对敌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下，虽然早期中共提出了“‘日本人民’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应当团结‘日本人民’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种宣传方式，但是直到野坂参三到达延安后，代表“日本人民”的日本共产党才在中国革命中真正出现。这样，与中国人民团结的“日本人民”也就实际存在了。
由于中日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密切合作，中共关于团结“日本人民”打到日本帝国主义的理论也就真正得以实践。这种思想直接影响到了日后中国对日政策，也是“中日人民友好”的来源。
因此“日本人民”这一概念具有特殊性。在二战结束前，“日本人民”指的是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同抗战的、以日本共产党为代表的反战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在战后就是指以日共为代表的、希望认真反省历史、清算并承担战争责任、坚持中日友好的这一部分日本国民，而不是所有的日本国民。当然，当时的我们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这样的“日本人民”可能并不占日本国民的多数。
总结来说，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的区分并不是简单的区分政府与民众，也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和策略，而是中共和日共真真切切的合作后的结果。
只是随着时代变化，“日本人民”这一说法不再代表以前特指的概念，而是泛指所有日本国民。因此从现在的语境来看，确实会比较难理解这种说法。
作者：等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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